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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山大学《诗经》课，读懂《诗经》常备书。
国学大师傅斯年先生为学生讲授《诗经》的课堂讲义；国学底蕴深厚，考证注疏兼备，西学素养极高，见解新鲜独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
傅斯年的讲解通俗易懂，语言简洁明了，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和学习。
书中不仅对《诗经》进行了解读，还对《诗经》中的每一篇进行了详细讲解，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诗经的内涵和意义。
《傅斯年讲诗经》对于想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籍。
版式设计美观大气，特种纸双封平精装，内文进口纯质纸，小开本方便携带、阅读舒适；装帧精美，可读可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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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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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讲诗经》是傅斯年先生在1928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时，为学生讲授《诗经》所写的讲义，也是近现代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本书考证、注疏兼备，多有新解，作者系统梳理了历代《诗经》研究的成果，进而提出研究《诗经》既要欣赏其文辞，更要注重其作为历史材料和古代言语学材料的价值。书中以叙录《诗经》诸篇为主，共分为《周颂》《大雅》《小雅》等几部分，涵盖了诗经研究史、诗经研究方法、诗经的艺术性等多方面内容，显示出一个具有深厚国学积淀和系统西学思想素养的学者的学术眼光。本书涉及《诗经》相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放在今天的《诗经》研究著作中也并不过时，堪称《诗经》讲义类著作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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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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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他开拓了考古学、清宫档案的收集和研究等很多领域，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著作有《诗经讲义稿》《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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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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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叙 语
004 泛论诗经学
028 《周颂》
075 《大雅》
085 《小雅》
094 《鲁颂》《商颂》述
111 《国风》
124 《国风》分叙
151 《诗》时代
157 《诗》地理图
158 《诗》之影响
161 论所谓“讽”
174 《诗三百》之文辞
216 附录 诗部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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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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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语
下列关涉《诗经》之讲义十二篇，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颂》一篇，十一月所写，论文辞之一节，次年一月所补也。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断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此为论经之上卷，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诗经》而设，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下卷则谈《诗经》旁涉所及之问题，均非今年所能写就。若所写就者，幸同学匡其失正其误也。
“诗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辞之盛，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扬之者以为超越李杜，皆非其实。文学无所谓进步，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故一诗之美，可以超脱时间，并非后来居上；而一体之成，由少而壮，既壮则老，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诗经》之辞，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诗经》之体，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则亦时代为之耳。欣赏之盛，尽随主观，鸠摩罗什有言，嚼饭与人，乃令呕哕。故讲习《诗经》最宜致力者，为文字语言之事，兹编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若论文辞一节，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恐去讲章无几，删之亦可也。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稿》拟目中三节涉及《诗经》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论为叙录《诗经》，文学史中所应述说，理非二事，故不别作。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写记
泛论诗经学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
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的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
《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功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 传》 中 引《诗》 之 用 已 和《论 语》 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
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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