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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极简中国史》
史学泰斗吕思勉写给大众的国史入门书。
一本书读懂中国上下五千年。
易中天、顾颉刚、钱穆、严耕望、谭其骧、章立凡等推崇备至。
以民国廿三年初始定版为底本，全新精编精校。
读史使人明智。
《历史的镜子》
中国史学大家吴晗话说中国历史，借古代的事，讲今天的理！
全本无删节！跨度一千余年，讲述中华文明的蜕变与转型。
见微知著，考镜源流，深入探讨历史的兴衰更替。
撷取奇人轶事，品评忠臣名将，畅谈才子佳人，探寻复杂幽微之人性。
有趣，有洞见，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浮出水面！
明善恶，辨是非，照人心——一部再现历史真相的磅礴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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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极简中国史》
本书是史学泰斗吕思勉所著《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再版，全书分绪论、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结论六篇，书中吕思勉先生用简洁流畅的文字对上古至近代中国的政治、地理、社会、文化等做了全面、简明的叙述。文字平实易懂，条理清晰，见解新颖独到。本书是第Y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也是一部能让人快速了解中国历史的划时代巨作，被海内外读者誉为“一本书让你读懂五千年中国史”。
《历史的镜子》
《历史的镜子》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从先秦到晚清的历史长河中，撷取或奇人，或轶事，娓娓道来，也或者品评忠臣名将，畅谈才子佳人，纵论社会现象，文字洒脱，态度严谨，内蕴深刻，异彩纷呈，让人读来赏心悦目，又回味无穷，尽窥塑造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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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极简中国史》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 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卷帙浩繁的史学札记，在史学界享有盛誉。
代表作品有《先秦史》《秦汉史》《中国通史》等。
《历史的镜子》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开拓者和奠基者。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攻明史，有“太史公”之称。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后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历史的镜子》《朱元璋传》《明史简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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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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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Y编绪论
第Y章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第二章我国民族的形成
第三章中国疆域的沿革
第四章本国史时期的划分
第二编上古史
第Y章我国民族的起源
第二章太古的文化和社会
第三章唐虞的政治
第四章夏代的政教
第五章商代的政教
第六章周初的政治
第七章古代的封建制度
第八章我国民族的滋大
第九章春秋的霸业
第十章战国的七雄
第十一章中原文化的广播和疆域的拓展
第十二章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第十三章春秋战国的政制改革
第十四章上古的社会
第三编中古史
第Y章秦之统一及其政策
第二章秦汉之际
第三章前汉的政治
第四章新莽的改制
第五章后汉的政治
第六章两汉的制度
第七章秦汉的武功
第八章两汉对外的交通
第九章两汉的学术
第十章佛教和道教
第十一章两汉的社会
第十二章三国的鼎立
第十三章晋的统一和内乱
第十四章边徼民族和汉族的同化
第十五章南北朝的对峙
第十六章魏晋南北朝的制度
第十七章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的社会
第十九章隋之统一与政治
第二十章唐的开国及其盛世
第二十一章隋唐的武功
第二十二章隋唐的对外交通
第二十三章隋唐的制度
第二十四章隋唐的学术和文艺
第二十五章佛教的分宗和新教的输入
第二十六章中外文化的接触
第二十七章唐中叶以后的政局
第二十八章隋唐的社会
第二十九章五代的混乱
第三十章宋的统一及其初年的政治
第三十一章变法和党争
第三十二章辽夏金的兴起
第三十三章宋和辽夏的关系
第三十四章宋和金的关系
第三十五章宋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三十六章宋的制度和社会
第三十七章元的勃兴和各汗国的创建
第三十八章中西文化的交通
第三十九章元的制度
第四十章元帝国的瓦解
第四十一章明初的政局
第四十二章明和北族的关系
第四十三章明朝的殖民事业和外患
第四十四章明末的政局
第四十五章明的制度
第四十六章元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第四十七章元明的宗教和社会
第四编近代史
第Y章明清之际
第二章欧人的东略
第三章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
第四章清初的内政
第五章清初的外交
第六章清代的武功
第七章清中叶的内乱
第八章鸦片战争
第九章太平天国和捻党之役
第十章英法联军之役
第十一章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第十二章西北事变和中俄交涉
第十三章晚清的政局
第十四章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
第十五章中日战争
第十六章中俄密约和沿海港湾的租借
第十七章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
第十八章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
第十九章远东国际形势
第二十章日俄战争和东三省
第二十一章清末的宪政运动
第二十二章清代的制度
第二十三章清代的学术
第二十四章清代的社会
第五编现代史
第Y章革命思想的勃兴和孙中山先生
第二章清季的革命运动
第三章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第四章二次革命的经过
第五章民国初年的外交和蒙藏问题
第六章帝制运动和护国军
第七章“二十一条”的交涉
第八章复辟之役和护法之战
第九章参战的经过和山东问题
第十章华盛顿会议和中国
第十一章军阀的混战
第十二章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政府的成立
第十三章五卅惨案和中国民族运动的进展
第十四章国民革命的经过
第十五章五三惨案和对日之交涉
第十六章关税自主的交涉经过
第十七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经过
第十八章中俄的龃龉
第十九章日本的侵略东北
第二十章国民政府的政治
第二十一章现代的经济和社会
第二十二章现代的教育和学术
第六编结论
第Y章我国民族发展的回顾
第二章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历史的镜子》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
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
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宋代的两次均产运动——人民的历史之一章
论社会风气
论贪污
贪污史的一章
治人与法治
报纸与舆论
论图籍之厄
论五四
说士
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明代的奴隶和奴变
论晚明“流寇”
谈甲午海战
古代的战争
阵图和宋辽战争
论夷陵之战
论赤壁之战里的鲁肃
论赤壁之战里的周瑜、诸葛亮、张昭
诈降和质子
谈曹操
谈武则天
赵括和马谡
卧薪尝胆的故事
文天祥的骨气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杰出的学者玄奘
爱国学者顾炎武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海瑞的故事
关于魏忠贤
《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
夫人城
生活与思想
文字与形式
古人读书不易
古人的业余学习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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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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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Y编绪论
第Y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绝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唯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有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绝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以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吧？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唯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历史的镜子》
三百年前的教训
今年，假如我们不太健忘的话，正好是明代亡于外族的三百周年纪念。
历史是一面镜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追念。
三百年前，当明思宗殉国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借吴三桂的向导，占领北平分兵南下的时候，南京小朝廷领袖弘光帝，正在粉饰升平，兴建宫室，大备百官，征歌选舞，夜以继日。他的父亲死于非命，原配离散不知下落，国君殉国，国土一部分沦于“流寇”，一部分被异族兵威所蹂躏，人民流亡离散，被战争所毁灭，被饥饿瘟疫所威胁，覆巢之中无完卵，即使是禽兽也该明白当前危机的严重。然而这位皇帝还是满不在乎，人生行乐耳，对酒当歌，南京沦陷的前夕，他还在排演当代有名的歌剧《燕子笺》！
三百年前，当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流寇纵横晋陕，民穷财尽，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宰相马士英凭了一点拥立的私恩，独擅朝权，排斥异己，摈史可法于江北，斥刘宗周、黄道周于田野，迎合弘光帝的私欲，滥费国帑，搜括金帛，卖官鬻爵，闹得“职方多似狗，都督满街走”！左良玉举兵东下，以清君侧为名，他才着了急，尽撤防江的军队来堵住西兵，给清军以长驱深入的机会，他宁可亡国于外族，不肯屈意于私争。到南京沦陷以后，他却满载金帛，拥兵到浙江，准备再找一个傀儡皇帝，又富又贵，消遣他的余年。
三百年前，当国家民族存亡系在一发的严重关头，过去名列阉党，做魏忠贤干儿子，倒行逆施，为士大夫所不齿的阮大铖勾结了马士英，奉承好了弘光帝，居然做了新朝廷的兵部尚书，综全国军政，负江防全责，在大权在握的当儿，他的作为不是厉兵秣马，激励士气，也不是构筑工事，协和将帅，相反地，他提出分别邪正的政策，他是多年来被摈斥的阉党，素来和清流对立的，趁时机把所有在朝的东林党人一一摈斥，代以相反的过去名在逆案的阉党。他造出十八罗汉五十三参的黑名单，把素所不快的士大夫留在北都不能出来的，和已经逃亡南下的，都依次顺列，定以罪名。对付一般读书人，他也不肯放松，咬定他们与东林和左良玉有关，开了名单，依次搜捕。天不如人意，这些计划都因南都倾覆而搁浅。他只好狼狈逃到浙江，清军赶到，叩马乞降，不久又为清军所杀，结束了他不光明的一生。
三百年前，当外族铁蹄纵横河朔，“流寇”主力恣张晋豫，国破民散，人不聊生的时候，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坐观兴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乱，只要自己能保全实力，舍出一点贿赂当局，自然会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在这个看法之下，他不肯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却用全力来扩充队伍。政府也仰仗他全力对付“流寇”，不肯调出来对付外敌。驻防在江北的四镇，又是一种看法，一面用全副精神勾结权要，一面用全副力量来争夺防区，扬州是东南最繁荣的都会，也就是这些军阀眼红的目标。敌人发动攻势了，他们自己还发动内战，杀得惊天动地。好容易和解了，指定了任务，北伐的一个被部下暗杀了，全师降敌，其他两个，清兵一到，不战而降，只有一个战死。左良玉的部队东下，中途良玉病死，全军都投降了清朝，做征服两浙闽广的先头部队。
三百年前，当前方战区的民众，在被敌人残杀奴役，焚掠抢劫，辗转于枪刀之下，流离于沟壑之中的时候，后方的都市，后方的乡村，却像另一个世界，和战争无关，依然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南京的秦淮河畔，盛极一时，豪商富贾，文人墨士，衣香鬓影，一掷千金，画舫笙歌，穷奢极欲。杭州的西湖，苏州的阊门，扬州的平山堂，都是集会的胜地，文人们结文社，谈八股，玩古董，捧戏子，品评妓女，研究食谱，奔走公堂，鱼肉乡里。人民也在欢天喜地，到处迎神赛佛，踏青赏月，过节过年，戏班开演，万人空巷。商人依旧在计较锱铢，拿斤拈两。在战区和围城中的，更会居奇囤积，要取厚利。大家似乎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当前是什么日子，会发生什么变局。他们不但是神经麻木，而且患着更严重的痿痹症。敌人一到，财产被占夺了，妻女被糟蹋了，伸颈受戮，似乎是很应该的事情。《扬州十日记》和《嘉定三屠记》所描写的正是这些人物的归宿，糊里糊涂过活的结局。
三百年前，从当局到人民，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虽然有史可法、黄道周、刘宗周、张煌言、瞿式耜、李定国、郑成功，一些代表民族正气的人物，却都无救于国家的沦亡，民族的被奴化！
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
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
近四十年来，坊间流行的教科书和其他书籍，普遍的有一种误解，以为在民国成立以前，几千年来的政体全是君主专制的，甚至全是苛暴的、独裁的、黑暗的，这话显然有错误。在革命前后持这论调以攻击君主政体，固然是一个合宜的策略，但在现在，君主政体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现在，我们不应厚诬古人，应该平心静气地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过去两千年的政体，以君主（皇帝）为领袖，用现代话说是君主政体，固然不错，说全是君主专制却不尽然。至少除开最后明清两代的六百年，以前的君主在常态上并不全是专制。苛暴的、独裁的、黑暗的时代，历史上虽不尽无，但都可说是变态的、非正常的现象。就政体来说，除开少数非常态的君主个人的行为，大体上说，一千四百年的君主政体，君权是有限制的，能受限制的君主被人民所爱戴。反之，他必然会被倾覆，破家亡国，人民也陪着遭殃。
就个人所了解的历史上的政体，至少有五点可以说明过去的君权的限制，第Y是议的制度，第二是封驳制度，第三是守法的传统，第四是台谏制度，第五是敬天法祖的信仰。
国有大业，取决于群议，是几千年来一贯的制度。春秋时子产为郑国执政，办了好多事，老百姓不了解，大家在乡校里纷纷议论，有人劝子产毁乡校，子产说，不必，让他们在那里议论吧，他们的批评可以作我施政的参考。秦汉以来，议成为政府解决大事的主要方法，在国有大事的时候，君主并不先有成见，却把这事交给廷议。廷议的人员包括政府的高级当局如丞相、御史大夫及公卿列侯二千石以至下级官如议郎博士以及贤良文学。谁都可以发表意见，这意见即使是恰好和政府当局相反，可以反复辩论不厌其详，即使所说的话是攻击政府当局。辩论终了时理由最充分的得了全体或大多数的赞成（甚至包括反对者），成为决议，政府照例采用作为施政的方针。例如汉武帝以来的盐铁榷酤政策，政府当局如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等官都主张继续专卖，民间纷纷反对，昭帝时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曰，愿罢盐铁榷酤均输官，无与天下争利。于是政府当局以桑弘羊为主和贤良文学互相诘难，词辩云涌，当局几为贤良文学所屈，于是诏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宣帝时桓宽推衍其议为《盐铁论》十六篇。又如汉元帝时珠崖郡数反，元帝和当局已议定，发大军征讨，待诏贾捐之上疏独以为当罢郡，不必发军。奏上后，帝以问丞相御史大夫，丞相以为当罢，御史大夫以为当击，帝卒用捐之议，罢珠崖郡。又如宋代每有大事，必令两制侍从诸臣集议，明代之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六科诸臣集议，清代之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与议的人选和资格的限制，各朝不尽相同，但君主不以私见或成见独断国家大政，却是历朝一贯相承的。
封驳制度概括地说，可以分作两部分。汉武帝以前，丞相专决国事，权力极大，在丞相职权以内所应做的事，虽君主也不能任意干涉。武帝以后，丞相名存职废，光武帝委政尚书，政归台阁，魏以中书典机密，六朝则侍中掌禁令，逐渐衍变为隋唐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三省的职权是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施行，中书省有中书舍人掌起草命令，中书省在得到君主同意或命令后，就让舍人起草，舍人在接到词头（命令大意）以后，认为不合法的便可以缴还词头，不给起草。在这局面下，君主就得改换主意。如坚持不改，也还可以第二次第三次发下，但舍人仍可第二次第三次退回，除非君主罢免他的职务，否则，还是拒绝起草。著例如宋仁宗时，富弼为中书舍人封还刘从愿妻封遂国夫人词头。门下省有给事中专掌封驳，凡百司奏钞，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其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著例是唐李藩迁给事中，制有不便，就制尾批却之，吏惊请联他纸，藩曰，联纸是牒，岂得云批敕耶。这制度规定君主所发命令，得经过两次审查，第Y次是中书省专主起草的中书舍人，他认为不合的可以拒绝起草，舍人把命令草成后，必须经过门下省的审读，审读通过，由给事中签名副署，才行下到尚书省施行。如被封驳，则此事便当作为罢论。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审查。如两省官都能称职，坚定地执行他们的职权，便可防止君主的过失和政治上的不合法行为。从唐到明这种制度始终为政府及君主所尊重，在这个时期内君权不但有限制，而且其限制的形式，也似乎不能为现代法西斯国家所接受。
法有两种，一种是成文法，即历朝所制定的法典；一种是不成文法，即习惯法，普通政治上的相沿传统属之。两者都可以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君主的特赦权或特权来补救。著例如汉文帝的幸臣邓通，在帝旁有怠慢之礼，丞相申屠嘉因言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罢朝坐府中檄召通到丞相府，不来且斩，通求救于帝，帝令诣嘉，免冠顿首徒跣谢，嘉谓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文帝预料丞相已把他困辱够了，才遣使向丞相说情，说这是我的弄臣，请你特赦他，邓通回去见皇帝，哭着说丞相几杀臣。又如宋太祖时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宰相赵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口，久久不去，太祖卒从之。又如明太祖时定制，凡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驸马都尉欧阳伦以贩私茶依法赐死（伦妻安庆公主为马皇后所生）。类此的传统的守法精神，因历代君主的个性和教养不同，或由于自觉，或由于被动，都认为守法是做君主的应有的德性，君主如不守法则政治即失常轨，臣下无所准绳，亡国之祸，跷足可待。
为了使君主不做错事，能够守法，历朝又有台谏制度。一是御史台，主要的职务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但在有的时代，御史亦得言事。谏是谏官，有谏议大夫左右拾遗、补阙及司谏正言等官，分属中书门下两省（元废门下，谏职并入中书，明废中书，以谏职归给事中兼领）。台谏以直陈主失，尽言直谏为职业，批龙鳞，捋虎须，如沉默不言，便为失职，史记唐太宗爱子吴王恪好畋猎损居人田苗，侍御史柳范奏弹之，太宗因谓侍臣曰，权万纪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范进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正畋猎，岂可独坐万纪乎？又如魏徵事太宗，直言无所避。若谏取已受聘女，谏作层观望昭陵，谏怠于受谏，谏作飞仙宫，太宗无不曲意听从，肇成贞观之治。宋代言官气焰最盛，大至国家政事，小至君主私事无不过问。包拯论事仁宗前，说得高兴，唾沫四飞，仁宗回宫告诉妃嫔说，被包拯唾了一面。言官以进言纠箴为尽职，人君以受言改过为美德，这制度对于君主政体的贡献可说很大。
两汉以来，政治上又形成了敬天法祖的信条，敬天是适应自然界的规律，在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学观点上，敬天的所以育人治国。法祖是法祖宗成宪，大抵开国君主的施为，因时制宜，着重在安全秩序保持和平生活。后世君主，如不能有新的发展，便应该保守祖宗成业，不使失坠；这一信条，在积极方面说，固然是近千年来我民族颓弱落后的主因，但在消极方面说，过去的台谏官却利用以劝告非常态的君主，使其安分，使其不做意外的过举。因为在理论上君主是最高的主宰，只能抬出祖宗，抬出比人君更高的天来教训他，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此类的例子不可胜举，例如某地闹水灾或旱灾，言官便说据五行水是什么，火是什么，其灾之所以成是因为女谒太盛，或土木太侈，或奸臣害政，君主应该积极采取相对的办法斥去女谒，罢营土木，驱诛奸臣，发赈救民。消极的应该避殿减膳停乐素服，下诏引咎求直言以应天变。好在大大小小的灾异，每年各地总有一些，言官总不愁无材料利用，来批评君主和政府，再不然便引用祖宗成宪或教训，某事非祖宗时所曾行，某事则曾行于祖宗时，要求君主之改正或奉行。君主的意志在这信条下，多多少少为天与祖宗所束缚，不敢做逆天或破坏祖宗成宪的事。两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他敢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除他以外，谁都不敢说这话。
就上文所说，国有大事，君主无适无莫，虚心取决于群议。其命令有中书舍人审核于前，有给事中封驳于后，如不经门下副署，便不能行下尚书省。其所施为必须合于法度，如有违失，又有台谏官以近臣之地位，从中救正，或谏止于事前，或追论于事后，人为之机构以外，又有敬天法祖之观念，天与祖宗同时为君权之约束器。在这样的君主政体下，说是专制固然不尽然，说是独裁，尤其不对，说是黑暗或苛暴，以政治史上偶然的畸形状态，加上于全部历史，尤其不应该。就个人所了解，六百年以前的君权是有限制的，至少在君主不肯受限制的时候，还有忠于这个君主的人敢提出指责，提出批评。近六百年来，时代愈进步，限制君权的办法逐渐被取消，驯至以桀纣之行，文以禹汤文武之言，诰训典谟，连篇累牍，“朕即国家”和西史暴君同符。历史的覆辙，是值得读史的人深切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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