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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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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以及案例分析法，从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内外部治理角度出发，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阿联酋建设高等教育枢纽的宏观路径和微观路径做比较分析，同时也对印度、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态势做了梳理。最后，借鉴这些国家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枢纽建设进行了剖析，提出要加强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顶层设计，优化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这些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加快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提供经验借鉴，为促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建设以及教育交流机制的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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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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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焕芝，华侨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福建省泉州市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台湾中山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其中《抗争与坚守——马来西亚华文教师队伍历史演进研究》获福建省第十二届社科成果奖三等奖。2020年获华侨大学“师德模范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主讲的《管理学原理》课程获评2023年福建省一流线下本科课程。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教育、侨务政策与管理、高等教育国际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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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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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绪 论…………………………………………………………………………… 6
第一章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学生枢纽建设研究……………………… 21
第一节 马来西亚高校国际学生流动态势研究…………………………… 21
第二节 马来西亚对非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特点及挑战……………… 36
第三节 马来西亚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的现状与挑战………………… 54
第二章 新加坡高等教育知识/创新枢纽建设研究………………… 74
第一节 新加坡构建亚洲高等教育枢纽的路径与挑战…………………… 74
第二节 新加坡跨境高等教育治理态势研究……………………………… 89
第三章 阿联酋高等教育高技能人才枢纽建设研究……………… 105
第一节 阿联酋构建区域高等教育枢纽的路径与挑战………………… 105
第二节 阿联酋跨国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研究…………………………… 121
第三节 跨国高等教育国际人才治理的经验…………………………… 135
第四章 印度和越南高等教育国际化态势研究……………………… 146
第一节 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化态势研究………………………………… 146
第二节 越南高等教育国际化态势研究………………………………… 159
第五章 中国建设亚洲高等教育枢纽研究…………………………… 176
第一节 政策工具视角下中外合作办学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176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的路径与挑战…………… 191
第三节 “一带一路” 视阈下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策略…… 199
第四节 我国建设亚洲高等教育枢纽的路径与挑战…………………… 209
参考文献………………………………………………………………………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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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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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教育枢纽作为跨境教育的第三代类型以及其所包含的学生枢纽、高技能人才枢纽和知识/创新枢纽的广泛内涵，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当前，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阿联酋纷纷采取行动打造不同类型的区域高等教育枢纽，以加速本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提高其在本地区的战略地位。
一、马来西亚谋求亚洲地区“学生枢纽”的地位
当前，马来西亚国际学生外向流动集中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内向流动集中于亚洲和中东地区。为了建设学生枢纽，马来西亚高校主要通过东盟国际学生流动项目（AIMS），吸引国外著名大学创办分校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等路径促进国际学生流动。虽然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以及打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马来西亚高校招收了来自160个国家的151，979名国际留学生，其对来自同源宗教和地缘相近地区的国际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留学大国相比，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依旧逊色很多，其在推进亚洲高等教育枢纽建设过程中仍面临着新兴国际教育市场对马来西亚学生枢纽建设造成稀释、过度依赖国外人力资源潜藏风险、高等教育本土化与国际化均衡发展等诸多考验与挑战。
二、新加坡打造亚洲地区“知识与创新枢纽”的地位
当前，新加坡拥有来自澳大利亚、印度、中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13所国际分校。这些国际分校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国际学生。新加坡政府通过完善外来人才与创新创业政策、搭建研发框架体系积累创新资本等举措营造构建学生枢纽、高技能人才枢纽和知识/创新枢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该国通过全球校园计划（Global Schoolhouse）、生物医学科学计划、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学园计划（CREATE）、与著名大学合作组建大学联盟等路径打造以知识与创新为特色的亚洲高等教育枢纽地位。
亚洲高等教育枢纽建设——基于“一带一路”视阈的跨国比较研究导言在跨国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新加坡通过各部门协作形成以“新加坡教育”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主体、甄选优秀合作伙伴并提供贷款和补助金、颁布《私立教育法案》监管私立及跨国高等教育、为国际学生提供财政援助以及就业机会等举措加强跨国高等教育的治理。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与跨国分校都倾向于高估未来的招生数量，低估办学成本，导致双方签订的协议过于理想化，加之监管不力造成质量与信任危机等问题，其当前面临着国际学生招生数量不断萎缩的窘境。此外，国内高涨的反移民情绪与国民融合的矛盾以及如何处理国家高度干预与学术自由、基础研究与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关系等也是新加坡构建亚洲高等教育枢纽需要面对的挑战。当前，新加坡正在通过适度扩大高校规模结构，提高本土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建立移民融合机制，加强国家整合与社会凝聚力、为高等教育及研究与实验发展领域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打造“领导力、网络和知识开发”为主旨的尼泊尔山计划（Nepal Hill）以及建设“亚洲地区的世界知识产权枢纽”等策略来应对区域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挑战。
三、阿联酋（UAE）吸引国际分校，打造高技能人才和知识创新枢纽
满足国内大量外籍人员的高等教育多样化需求、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本国在科学、技术、创新层面的能力，建立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最终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成为阿联酋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的主要动力。阿联酋积极制定、完善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如，颁布“愿景2021国家议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布国家创新战略，实现“愿景2021国家议程”；制定详细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STI）；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阿联酋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区，吸引国际分校，打造高等教育发展新引擎；构建知识与创新型枢纽；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与完善就业政策等路径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
当前，阿联酋共有42所国际分校，主要分布在阿布扎比、迪拜和哈伊马角三个酋长国。这些国际分校大多设置在阿联酋的自由贸易区内，自由区内的“完全外资控股、资本和利润自由汇回以及免除进出口税”的优惠政策以及政府在基础设施及运营方面提供的慷慨资助，不仅降低了国际分校的前期资本投入，而且也为国际分校带来了较高的利润。阿联酋的公共融资主要来自政府投资机构，如迪拜酋长家族企业——信息科技和通讯投资公司（TECOM investments）为迪拜国际学术城、迪拜知识村等自由区提供基础设施和教育场所。在创新与知识枢纽建设方面，阿联酋主要打造以迪拜网络城、迪拜外包城和迪拜硅谷为主的信息技术枢纽以及生物科技枢纽。生物科技枢纽以能源与环境园为主，作为全球首个生命科学自由区，该科技园主要聚焦于“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和废弃物管理”等领域。但是，阿联酋也面临着从知识消费国转变为知识生产国、市场与利益驱动导致供大于需的无序发展、质量保障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与质量不高以及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研究能力和投入不足、高等教育由外在移植转变为本土化内生发展等重大挑战。
四、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一）宏观层面——优化政策制度环境
在亚洲，教育枢纽逐渐成为全球化和国际化背景下，各国和地区保持高等教育竞争力的一种策略。所以，教育枢纽建设是一项以吸引大量的当地或外国参与者来实现国家层面的特定目标“国家计划”。从宏观层面看，各国或地区都为本地区教育枢纽制定了详细的发展战略。如，新加坡2002年推出全球校园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吸引外国机构和国际学生带动经济发展以及获取人力资本，通过研发工作、专利生产等助推新加坡建设知识经济社会等。2015年，马来西亚颁布《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大蓝图（2015-2025年）》（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5-2025）(Higher Education)，开始自上而下地推动高等教育枢纽建设。该蓝图提出构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枢纽的原则和基本策略。2010年，阿联酋政府颁布《愿景2021国家议程》（UAE Vision 2021 National Agenda），该计划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建设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经济社会。通过发展多样化、灵活性的知识经济，将国家对石油的依赖降低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
（二）中观层面——推动教育活动主体的治理改革
教育枢纽建设本身是一个包括“本地或国外的学生、学者、机构、公司、组织、研究中心、知识产业”等多中心的教育形态，为促进他们通过深入的互动和合作，参与教育、培训和知识生产与创新活动，不仅要加强互动和合作机制建设，而且也要推动教育活动主体自身转变治理理念。如，为增加国际生源，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在操作层面与基础构建方面完善自身。操作层面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学生流动、教师流动、学术课程、研究与开发、治理与自治、社会整合与社区参与。基础构建方面主要包括：优质学术课程的提供、国际学生的支持服务、国际学生的社会与社区参与。为了促进工程学和物理科学方面的研发，2006年，新加坡政府开启“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学园计划”，旨在通过国际顶级研究机构、大学与企业的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互动，研究和探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在阿联酋，各个自由区内的国际分校可以免除联邦层面的监管，每个酋长国各自为自由区制定监管措施。如，迪拜2007年成立的迪拜知识与人力发展局（KHDA）以及其2009年成立的下属机构——大学质量保证国际委员会（UQAIB）负责对迪拜国际学术城和迪拜知识村的国际分校进行教育服务许可，该委员会有权撤销没有达到质量标准的国际分校的办学资格。
总体而言，在建设区域高等教育枢纽过程中，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阿联酋三国吸引国际分校、招收国际学生建设高等教育枢纽的经验，为有条件地允许国外教育机构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办学提供了重要参考。这种“原汁原味”跨境教育模式形成的“鲶鱼效应”将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优化办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质量保障体系。此外，随着远程教育技术手段的日臻完善以及“新区域主义”的兴起，利用跨境远程教育“完成留学”的方式将会越来越受到青睐。建设跨境远程教育项目、完善包括图书数字资源在内的各种支持性服务将成为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重要跨境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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