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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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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疾病、治疗与文化：医学人类学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有春撰写的一部医学人类学研究论著，围绕医学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把疾病放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作考察，研究不同时空下人们对疾病的认知、行为，及借用相关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全书分为“人类学视角下的疾病与健康”“疾病、文化与求医行为”“公共卫生作为一个文化体系”这三个部分，在理论方面探讨了人类学对于疾病的不同视角、对民族医学的理解，实践方面则有人们求医行为的文化意义、人类学观点和理论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应用等，是一部较好的人类学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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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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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作品集成，分为书斋与理论篇、田野与实践篇，围绕医学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把疾病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作考察，研究不同时空下人们对疾病的认知、行为，及借用相关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理论方面探讨了不同的医学人类学视角、对民族医学的理解、公共卫生措施等，实践方面则有场所与求医行为的关联、对于乡村医疗的田野考察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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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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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赴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精神医学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单位访学。研究涉及发展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主攻农村贫困与发展、艾滋病等主题。有译著《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专著《贫困、发展与文化》、随笔《田野四辑》等，在各类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编写《医学人类学》教材，并参与编写庄孔韶教授主编的《人类学通论》《人类学概论》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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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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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上编 疾病与健康：人类学视角
疾病的文化界定与文化建构
疾病、健康与环境适应
福柯的权力观对医学人类学的启发
污名与艾滋病话语在中国
中编 疾病、文化与求医行为
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医学疗效评价
一个乡村治病过程的人类学解读
基于场所差异的健康实践与求医行为——以广西L市女性性工作者为例
“灶连炕”、儿童烧烫伤与风险文化
居住方式、家庭策略与老人的主体性——基于广西一个贫困村落的调查
下编 作为文化体系的公共卫生
人类学与公共卫生：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艾滋病歧视的根源与反歧视策略研究
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的文化适宜性——以广西L市的评估研究为例
禁毒执法对降低危害工作影响的快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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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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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21年4月中旬，应巫达兄和中西书局之邀，我参与了《人类学新视野丛书》的组稿。在搜罗文稿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涉足医学人类学领域竟已有十多年之久了！十多年的光阴在指缝间溜走，只剩下手头这十数篇散落各处的文章，像一个个彼此从未谋面的兄弟。
虽然对这些文章我并不满意，而且自从发表后很少想起它们，更没有产生过结集出版的念头，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疾病与健康问题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赫然凸显在人们面前之后，也许我曾经的思考并非完全没有现实意义。怀揣这样的希冀，我在过往的期刊中翻出这些满面尘灰的文章，凑成了手头的这部集子，也算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与回顾。
***
林耀华先生认为，大凡学术研究多始于个人兴趣，而成于不计得失成败与能否学以致用的长期实践。然而，我的医学人类学生涯却全靠机缘——不是我目标明确，审时度势，知道自己的旨趣所在，而是在我完成学业进入社会之际，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2年我人类学博士毕业，正赶上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国际社会也在积极推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参与，在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的引荐下，我得以进入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成了一名公共卫生工作者。
这样的进入方式决定了我的医学人类学生涯一开始就是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而非学术议题（academic issue）导向的。理论研究以深化对学术议题的理解与认识为要务，而社会问题导向则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的。尽管对于人类学而言，正确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与关键，但更多时候，对问题的透彻认识并不意味着能够帮助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潘绥铭等学者的研究就表明，艾滋病是更大范围内社会问题与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艾滋病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公共卫生部门能够利用这一研究发现解决艾滋病问题吗？正因如此，在2008年5月召开的“促进艾滋病性病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的合作国际研讨会”上，一位有着较强人文社会科学倾向的公共卫生专家在总结社会科学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经验时尖锐地指出：社会科学参与艾滋病防治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添乱”，提出了很多公共卫生领域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确，公共卫生专家对此无能为力。身处公共卫生体制之内，我的实践又何尝不是如此？除因项目经费激增而无休止的会议、培训、交流外，我只能走马观花地作短暂的田野调查，然后就艾滋病防治中的社区参与、艾滋病政策决策过程、健康教育材料的制作及艾滋病项目的伦理审查等议题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观点，提一些缝缝补补的意见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变成了公共卫生体制的“局内人”（insider），直到2006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我才从田野回到书斋，正式开启学术生涯。
就艾滋病防治而言，虽则数年的“局内人”实践使我对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向性工作者传授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方法，以及在静脉注射吸毒者中开展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发放清洁针具的做法存疑——这不仅在于这些行为本身显得幼稚乃至荒诞，而且它们在不同部门的政策法规与实践之间造成了冲突与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更认同人类学圈子的研究取向。回到学校当年，适逢“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召开，会上有青年学者抱怨：自己想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生存状况，无奈当地疾控中心不配合，不肯提供感染者的相关信息，使自己的研究无法展开。对此，她表达了自己对疾控系统的不满。还有个别学者慷慨陈词，历数人类学的优势，引起在座的强烈共鸣与附和。他们或为人类学的“无所不能”添砖加瓦、添油加醋，或因人类学为会场外的“外行”忽视而愤愤不平、顾影自怜。对这种关起门来“自嗨”的做法，我相当反感。在会议后期的圆桌会议上，我直接对人类学圈子内的两种倾向进行了批评：一个是人类学中心主义，另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
首先是人类学中心主义。人类学以整体上认识人及其文化为己任，覆盖领域广，分支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可以包打天下。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人类学实际只是提供了看待问题的一种视角，而在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方面，人类学并不一定具有优势。就拿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研究来说，无论对感染者还是艾滋病防治而言，人类学研究都是一种干涉，其潜在的社会价值是未知的，而它给感染者带来的隐私暴露、心理伤害等负面影响却更为切实。因此，人类学研究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疾控部门也没有义务配合。对此，人类学家应该有清醒的定位与认识，不能关起门来夜郎自大。
其次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发言中我谈到，无论公共卫生领域、人类学家还是一般公众，人们一谈到疾病就好像它是人类的敌人，必须消灭之而后快，这就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自从人类逐渐从动物界中脱离出来，居住在村落、城市，通过各种文化发明适应外部环境，人类就站在了其他物种的对立面，社会与自然脱离了。其他生物物种被认为从属于人类，它们是否应该继续存活取决于其对人类的价值，而自然也成了人类攫取各种资源的对象，或者是都市人厌倦日常生活时去旅游休闲的场所。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象，人类仍然是生态链上的一个环节，如何适应包括社会与自然在内的外部环境，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关键。由于人类过多的干预与无节制的攫取，自然生态变得极其脆弱，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人类非理性行为的结果，是生态环境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将包括病毒、细菌等在内的物种放在人类的对立面，而是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最终达到与其他物种和谐共处的状态。作为以整体上认识人类及其文化为学术旨趣的学科，人类学更应该摆脱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一个更宏大的时空场景中认识疾病与健康。
第一个批评只是由于对人类学圈子中自娱自乐又自大的现状不满。很难理解，受过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熏陶的人类学者怎么会形成人类学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此外，在工业资本主义横扫全球、技术力量极大塑造乃至有控制人类趋势的当下，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与多样性倡导已气若游丝，其实践更是举步维艰。这时候，人类学家需要的是定力、耐力与毅力，而不是口号与喧嚣，更不是关起门来的自大。
第二个批评有着更为深刻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由于生物医学的物质还原与唯物主义的盛行，人们普遍地排斥疾病，拒绝直面死亡，使得在健康与医疗领域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短视与非理性，人们甚至愿意花数十万元只是为了稍微地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而这却使患者与家人承受了更大的苦痛！我的批评旨在推动人们对以下问题的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并处理与包括病毒、细菌在内的其他物种及非生命体的关系？如何认识疾病与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如何认识与面对死亡，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后来在医学人类学的教学与阅读过程中，我才发现实际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医学人类学内部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反思，一些人类学家试图通过整合人类学的生物与文化研究，用生态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疾病与健康议题。在这种视角下，病毒、细菌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健康表明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状态，而不是生活在消除了病毒、细菌等有害物的无菌空间的状态。生态学视角下的健康与疾病观是生动的一课，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在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演讲中，费孝通先生则从沙尘暴侵扰中国的现实出发，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东西方文化区别的要点，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西方文化强调征服与利用自然，从而产生了促进技术发展的自然科学，而东方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共情共生关系。在2020年6月初一次题为“面对疫情，人类学可以做什么”的线上演讲中，景军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呼吁人类学应该作出重大转变，把生物世界拉回到人类学的学术领域，将对文化多样性的探讨建立在对生物多样性的观照之上。
人类学的生态学视角、费孝通对东方哲学的强调，景军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以及我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在学理上暗合并呼应了近十几年来人类学消除自我与他者、人与物/非人、自然与文化的界线，将自然环境重新纳入学术视野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这种转向要求我们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重新认识生物物种、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追求三者之间的和谐互动，实现地球而非仅仅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是无法一边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一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梦想的。此外，我们还应该对人类理性及生命限度进行反思，停止无限制地从自然中攫取，单纯追求寿命长度而忽视生命质量的做法。无疑，这种转变将重新塑造人类学的知识图景，有助于建立新的人—物—自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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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学校任教后远离公共卫生场景，使我摆脱了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紧迫感与工作压力。而书斋阅读经历使我认识到，认识问题也许比解决问题更为关键——当我们对一个议题有了透彻的认识后，一些问题就会变得无关紧要，甚至不再是什么问题。
当然，一个问题是不是成其为问题主要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如果你是一名医疗卫生工作者，那么预防与治疗疾病是你的职责所在；而如果你只是一名科研人员，那么从学科角度深化人们对疾病、健康与治疗的认识就更为重要。行动与思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归根结底也是两份不同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才是我们的应做之事。
本书是我在田野与书斋之间穿梭生涯的结果，其中的文章大多已公开发表过。在归拢过程中，我对部分文字作了一些修改补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中有四篇文章为合作成果，在此向富晓星、和文臻、和柳、杜婷婷四位合作者致谢，并感谢《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思想战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的首发。最后，非常感谢中西书局提供了将拙文结集出版的机会，感谢诸位编辑的热情和付出。
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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