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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以小视域见大世界，以山西省寿阳县为例，探寻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之貌。
2.史料翔实，论证层次清晰。
3.对当前农村党组织的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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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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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于历史学的实证研究，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在挖掘整理原始档案、报刊文献等资料的基础上，以山西省寿阳县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 （1949—1956）农村的社会生态和组织生态、农村党组织的吸纳工作、党员的社会构成、党员的训练教育、党组织的整顿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本书角度新颖，将研究视角聚焦到基层支部和党员身上，揭示了其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发展轨迹和组织实态，进而在更深层次上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党组织建设实践之复杂性和曲折性，亦可为当前农村党组织的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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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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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正春，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建研究。独著《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土地改革研究（1948—1950）》，合著《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山西经济社会损失研究》，参编《新时代农村党支部工作手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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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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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一、探究累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研究 3
二、宏微互洽:中共组织史研究的一种实践趋向 9
三、设身处地:中共组织史研究之资料收集与方法融合 18
四、谋篇布局:本研究的研究理路与叙述架构 24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寿阳县农村的社会生态和组织形态 27
一、农村党组织发展的社会生态 27
二、党组织发展轨迹及基本形态 32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寿阳县农村党组织建设的社会生态 56
一、农村基层政权体系的建立 57
二、农村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 62
三、农村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困境 64
四、农村党组织建设的顶层规划 68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寿阳县农村党组织的吸纳实践 86
一、农村党员吸纳的地方规划 87
二、农村党员吸纳的具体举措 96
三、农村党员吸纳的实践趋向 110
四、农村党员吸纳的工作缺陷 118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寿阳县农村党员的训练教育 126
一、农村党员思想行为的总体境况 127
二、农村党员训练教育的地方规划 131
三、农村党员训练教育的基本内容 136
四、农村党员训练教育的实践模式 146
五、农村党员训练教育的实际成效 152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寿阳县农村党组织的整顿实践 170
一、农村党组织整顿的地方规划 171
二、农村党组织整顿的实践运作 186
三、农村党组织整顿的实际成效 219
结 语 231
主要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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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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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的吸纳与整训，然而无论从地理空间还是人口分布来看，均无面面俱到、进行“地毯式”研究之可能。为此，笔者则以微观性的区域视角进行个案研究。当然，区域的选取绝非率性而为。正如有学者所言:“‘区域’可大可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开展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研究者可以选择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的相对区域开展研究。这样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基本条件，又有切身体会和领悟的实践。”选取特定时段的特定区域，特别是选取自己熟悉的区域，更容易获取“地方性知识”，从而对相关问题能进行更恰如其分之深入探究。笔者生于山西、长于山西，对山西既有地域感情，又有现实感悟。但是，选取山西并非单纯的“家乡情结”，作此研究亦不是书写简单的“家乡史”，更多的是缘于山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社会影响。山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建设历程中不断涌现出闻名全国的各种典型，是其时大家颇为注目的一个“明星”省份，亦为学界研究格外关照的重要省份之一。就其组织建设而言，山西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较早建立党组织的省份之一，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始建于1924年。②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确定山西为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山西党组织依托八路军迅猛发展，曾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各抗日根据地中局部执政。在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成为支援全中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各解放区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党、政、军、群各系统组织。1949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通令调整华北地区行政区域，以旧山西省界为基础，东、西、南沿旧界不变，北以内长城为新界，组成山西省建制。同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组建中共山西省委，结束了战争年代按根据地设置党组织的状况。1949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后，按照国家确定的行政区划，设置山西省各级地方党组织。其时全省面积12.89万平方公里，人口1083.3万人，其中，有中共党员25.64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4%。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原属察哈尔省管辖的雁北13县和大同市划归山西，山西省版图至此划定。其时全省面积15.71万平方公里，人口1395.2万人，其中，有中共党员34.54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5%。② 山西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省份，农村党员数量占比极大。据统计，1949年9月，山西省有共产党员25.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37%，基层党委14个，党总支268个，党支部1.3万个;其中，农村党支部1.09万个，占全省党支部总数的83.89%。全省农民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86.98%。③ 到1951年8月，全省党员发展到28.69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2.41%;农村党员24.06万人，占总人数的8.39%;全省党的支部发展到1.32万个，建立农村党组织的行政村占到行政村总数的90%以上。到1956年底，全省共产党员发展到48.09万余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6倍，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1%，农民党员占全省党员总数的比例为63%。 因而，以山西为个案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党组织研究有典型意义和独特价值。
关注农村基层党组织需不断下沉，以县为单位较为可行。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一个县可以说就是一个基本完整的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县级及以下的组织生态和组织形态当更为学界关注。山西所属县在新中国成立前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与政权交错控制之下，社会生态异常复杂，各个县的实际境况亦不尽一致。以寿阳县为例并非因其具有特殊的典型特点，凡列为典型并广为传播者则难免笼罩着被塑造的光环，非典型区域的考察更能彰显其一般形态和历史本相。寿阳县即为如此。寿阳县建置悠久，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该县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生态。如，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各方政权各有行政区划，且随着形势变化，屡有更易。新中国成立前后，该地区亦划分为老区、恢复区、新区，不同区域施政策略不同。党组织的发展演进与社会生态密切相关，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但受当时各种条件制约，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并不均衡。寿阳县直到1936年才成立了地方党组织，且因党组织建立后在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社会生态异常复杂而经历了诸多曲折，其组织生态随之不断变化，党组织亦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形态。新中国成立后，该县实行了统一的行政区划和政权体制，党组织的建设同向并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中共意识形态逐渐深入民心，组织体系一步步扎根农村，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得以显现。诚然，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成效与缺陷均客观存在，因而关注如此境况下的组织形态更能彰显其时中共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实态，同时亦能深刻体味隐伏于其中的农村党组织之演进逻辑和成长规律。
概而言之，以一定历史阶段的区域个案为中心展开研究，是整体史研究论证之基础累积，对特定区域内党组织进行“解剖”可对整个党组织在基层的发展状况有更直观细致的观察，为精准研究分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演进及其组织生态、组织形态提供了参考样本，同时亦能极大地丰富和充实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乡村社会变革的整体性或普遍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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