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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对于美国的公司革命，经济学有过效率论的解释，钱德勒则给出了规模经济论的解释。这些均存在一定局限。罗伊结合公司发展历史，把产权、制度和权力结合起来建构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对公司革命中资本社会化给出了更贴切实际的解释。这是一项政治社会学的解释。
內容簡介：
这是一部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威廉·G.罗伊（William G.Roy）所著的社会经济学专著。本书对美国大型工业公司的兴起进行了历史性的调查，关注大型公司影响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发展过程。本书共分为九章。在本书前半部分，作者探讨了公司的公共性质，实施公共服务的方式，以及公司在股票市场、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的体系中萌芽和发展其组织形式的过程。在本书后半部分，作者分析了20世纪初大型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蓬勃发展对美国经济版图产生的重要影响，论证了钱德勒效率理论的局限性。该著作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解读，并且开放性地吸收了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长期以来的相关讨论提供了新思路，对该领域研究有重要贡献。
關於作者：
威廉·G.罗伊（William G. Roy）1977年于密歇根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76年至今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致力于研究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在其社会学研究中，罗伊对美国大型公司的兴起进行了历史性的调查，关注相关的政治、社会和制度演变过程。黄勤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和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和武汉市翻译协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典籍翻译研究和离散译者研究。在Babel等SSCI期刊和《中国翻译》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部，主编和参编教材5部、词典1部；主持完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项和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多次荣获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以及武汉市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等。
目錄
第一章 引言//1
內容試閱
前言 历史社会学阐释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构建方式。正如不了解一个人的童年，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他（她）那样，不了解一个社会的历史，我们就很难真正参透它。在当代美国社会的种种特征中，大型工业公司的影响*为深远、*令人惊叹，其中最大的工业公司掌握的资源甚至多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雇用的人数比许多城市的人口还多，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比主流制度还深远。本书探讨了美国大型工业公司的兴起时间、过程及分布地区。许多学科的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反映出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些基本争论。主流解读，我称之为效率理论，假设理性决策、市场交换过程和技术发展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认为大型工业公司能够崛起，是因为它们比其他形式效率更高。与将效率视为基本决定因素的理论相反，我的观点聚焦于权力。该“权力”并非一种行为动机——我并非要重新引发关于第一代公司员工是强盗大亨还是行业领袖的争论，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解释性概念。这两类概念始于不同的问题。效率理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像大公司这样的组织形式，比它所取代的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效率更高。权力理论的问题始于“是谁采取行动转变产权制度”，并研究资本如何从个人再分配到社会层面。我并不是说效率理论是绝对错误的，也不是说采用效率理论框架的学者一无是处。相反，效率理论可以解释一种组织形式能够取代另一种组织形式的条件是：较为罕见；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并不存在。我的论点基本上遵从历史观：市场、组织变革的选择过程、技术发展、掠夺性垄断、经济统治，以及资源浪费和历史兴衰，都需要历史性的解释。 这项研究源于我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关注，希望了解是何种制度巨变，将一个在1890年只有不到10家大型公有制造企业的社会，转变为到1905年被许多持续掌权的公司巨头所主导的社会。大多数先前的研究致力于解释采用什么样的公司形式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更关注公司的优势特征，如有限责任制或永久存在性。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种公司形式从何而起，为什么会具有这些特征？在展开我的分析前，得先回答这个问题。正如其他人所强调的那样，公司并非在公司革命期间以一种特定的形式而创建的；起初，美国各州创建了一系列准公共机构，主要负责建设道路或运河等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各州会赋予这些机构一系列特殊权力（如有限责任制）。因此，对于公司而言，第一个历史难题便是如何将国家权力带来的福利转变为私有财产，使公司成为远离政府权威的庇护所。我们不仅仅要从经济上去解释这一现象，更要从其历史转变中理解现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边界是如何形成的。 其中，我主要关注以“华尔街”公司为主的制度变化的政治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又带来了第二个历史难题。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公司机构的组成已经与如今并无差异，同样包含投资银行、经纪公司、商业新闻等各个部分，但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仍然主要局限于运输和通信领域。为什么制造业在制度和机构上长时间与公司系统分离开来？为什么公司革命会在最终爆发式增长呢？我的分析会涉及社会学中的其他流派。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那些在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比如范围、结构和假设，都是有其历史发展规律的；他们并不认为种族、性别、市场，甚至时间、空间的本质是永远固定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解释。“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主义”将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用到对公司本质的研究上。我将与这些观点的内核保持一致，同时将加入政治社会学来展开研究。事实上，如果必须用某一术语来总结我的观点，我会称这项研究为“公司发展的政治社会学”。 但*根本的是，我的观点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展开的。虽然*近有观点将经济学中的功利主义假设、演绎逻辑和进化功能主义引入其他社会科学中，但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会学家更主张可以用社会学概念来分析政治和经济概念，比如互动、权力、合作、组织、分工等。换句话说，社会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主题的不同上，而不再是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和逻辑推理的不同上。这本书旨在为“美国的公司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提供一个更为生动的社会学解释。 只有写完一本书，才能完全了解书中所提到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一本书的作者所具有的社会性。学者团体也不仅仅只是交换成品。这部完成的作品是我们共同收获的果实。我有幸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但它是由一大批不可或缺的优秀人才共同栽种和培育而成长起来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慷慨地资助了本书第二章定量数据的收集工作（SES 86 17679）。各个不同阶段的研究助理包括Jody Borrelli、Leslie Dwyer、Gail Livings、Rachel Parker-Gwin、Blake Rummel和Teri Shu-mate。Nabil-El Ghourney自愿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研究项目，Cathrine Y.Lee 参加了暑期少数民族研究项目。虽然Rachel Parker-Gwin被聘为项目的研究助理，但是她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研究助理这个职位的工作范围。从*初的构思到语法的整理以及中间的一切工作，她是一位“真正的”同事，改善了项目的方方面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借阅计划的工作人员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耐心查找和获取晦涩难懂的历史资料，同时社会科学计算机设备的工作人员让数据分析变得更加容易。我慷慨大方、才华横溢的同事们，他们阅读了部分或全部的手稿。Peter Carstensen、William Forbath、Patricia Harrington和Frank Munger就法律章节提出了专家性意见。Craig Calhoun允许我在他的《比较社会研究年度读本》上发表文章，阐述我早期的一些想法。多年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宏观社会学研究研讨会提供的反馈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Peter Dougherty从一开始就热情地支持这个项目。好的编辑能出版更好的书，所以我很幸运能拥有一位最好的编辑。Elizabeth Gretz 的校对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Frank Dobbin、Neil Fligstein、Mark Mizruchi、Karen O’Neill、Charles Perrow、Michael Schwartz和匿名审稿人给出了最好的反馈意见，这些意见细致入微、一丝不苟、深刻独到且始终具有建设性。有了他们的努力，这本书才变得更好。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两位学者的印记。Maurice Zeitlin是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他一直是我的鼓励者、支持者、启发者、批评者和好朋友。Chuck Tilly是我在密歇根大学的论文指导老师，他一直为这个项目提供他的智慧、才华和榜样性作用。同时，即使是细心的读者也无法察觉到，其实书的每一页都展现了我和我妻子Alice志趣相投的影子。她不是突然出现在致谢中长期忍耐的支持者，而是作者所期望的学者和合作伙伴。读者可能会发现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无疑都是由我的固执或无知造成的，而不是所有这些杰出的同事和朋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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