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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美国最大出版集团兰登书屋创始人回忆录，既是一部生动反映美国二十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充满趣味、幽默、智慧的文学回忆录。
出版人必看的励志书，“每一个与图书世界有关的人都应该感激他的恩惠”。
贝内特·瑟夫的出版生涯就是一部浓缩的美国出版史。
内含100幅相关图片，完整展现该书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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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美国兰登书屋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团，其创始人贝内特·瑟夫（1898-1971）是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是一部生动反映美国二十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充满趣味、幽默、智慧的文学回忆录。
性格幽默开朗、为人诚恳善良的贝内特·瑟夫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从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到青年时代的创业，乃至投身出版业四十年的人生体验。一九二五年，他与唐纳德·克劳弗尔合伙收购“现代文库”丛书，奠定了他们于一九二七年创立兰登书屋的基础。在随后的四十多年中，他们将兰登书屋逐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作者讲述了他创业经营过程中无数幽默、有趣的轶事，其中涉及他与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约翰·斯坦贝克、杜鲁门·卡波特、德莱塞等很多作家的交往，也有关于他和美国其他出版家的交往，还谈到了他经营出版社的过程中碰到的各种趣事与经验谈。
贝内特·瑟夫用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他是怎样经营出版社、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如何与作者、同行、媒体打交道，如何运作图书的……读者可以从一个成功出版人的成长轨迹看到兰登书屋这个美国最大出版集团的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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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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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瑟夫（1898-1971），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美国乃至世界最大出版集团兰登书屋的创始人之一。他从一家小出版社销售业务员做起，到收购“现代文库”，创立兰登书屋，并逐步使之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出版过的作家有：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约翰·斯坦贝克、杜鲁门·卡波特、德莱塞……他一个人的出版生涯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美国出版史。除了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大出版家，他同时还是一位文笔犀利的专栏作家、目光独具的文选编纂者、妙趣横生的演说家和幽默风趣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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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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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原版出版说明
我与兰登书屋
译后记
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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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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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的父亲贝内特·瑟夫是公认的二十世纪出版业巨子，他以融才华、激情与奉献精神为一身的独特风格，和他的合伙人唐纳德·克劳弗尔一起创办了兰登书屋，将一家每年只是“偶尔”出版几种精装珍藏版图书的出版社，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媒体集团之一。
不幸的是，父亲于一九七一年因心脏病突发而意外去世，使他再也没有机会整理、润色他一九六〇年代末开始写作的回忆录。多亏我的母亲菲丽丝·瑟夫·瓦格纳和长期担任兰登书屋总编辑的阿尔伯特·厄斯金，他将我父亲的笔记、日记、剪贴本和父亲为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口述史精心汇编成书，使父亲丰富多样的性格中的每一个侧面在《我与兰登书屋》这本书中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现。
完美无瑕的文学趣味；不可思议的商业本能；用之不尽的精力与激情；天才的公关与销售技巧；坚定而又兴致勃勃地把握每一次机遇的决断；充满孩子气的魅力；令人信赖的诚实；在逆境中不失风趣幽默的惊人才智；不偏不倚的公正与慷慨；迫切受人欣赏、喜欢的强烈愿望；不让自己板起面孔做事的坚持；对自己的好运总是感到高兴的满足——我父亲用他那充满趣味的文笔，在《我与兰登书屋》中展现了他如何将这些有时相互矛盾的特点，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实现他渴望的成功，并由此感到由衷的快乐。
比方说，除了贝内特·瑟夫，当年谁还有那种勇气和魄力胆敢在美国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以淫秽为名被禁止引进的书，谁有他那种敏锐的商业头脑，居然安排自己出版社的人员故意走私该书进口被抓，以此在法庭上挑战禁令？（对该书的另外一种选择是：过早推出可能会被定性为非法出版物的美国版，导致的代价对于像兰登这样规模的出版社来说是极其高昂的。）还有哪个出版家像他那么聪明，居然想到在美国海关查缴之前，把英国、法国重要评论家赞扬《尤利西斯》的评论贴在走私的书里面？（他解释说：“只有把这些文章贴在书里，我们才能在法庭上当庭引用这些评论。”）在我父亲的竞争者中，有谁具备他那样的胆量和魅力，去说服大律师莫里斯·恩斯特免费为他打官司（父亲说：“他跟我一样喜欢出风头！”），还给他从未谋面的乔伊斯一笔预付金，承诺就算兰登的官司最终败诉，这笔钱也不用还，从而获得乔伊斯本人的支持？（父亲写道，由于在美国出版过乔伊斯其他小说的维京出版社“不敢”出版《尤利西斯》，乔伊斯因为能从这本书上赚到美金而过于兴奋，在去和他见面的路上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到的时候“头上缠着绷带坐着，一只眼睛戴着眼罩，一只胳膊挂在吊带上，还有一条腿裹得严严实实，伸直了摊在椅子上”。“我后来才知道，那只眼罩他是一直戴着的。”他又说。）
同样，也很难想象别人会有他那样的品位和远见出版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品，居然还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看不懂，正如他在斯泰因的《美国地理史》勒口上写的那样：“我不知道斯泰因小姐在说什么。我连书名都看不懂。……格特鲁德小姐告诉我，那是因为我是个笨蛋。”格特鲁德·斯泰因很欣赏我父亲率直的幽默。《出版人周刊》封面上登了作家凯瑟琳·温瑟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后，兰登书屋也做了一个广告，选用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逊色几分的照片，照片下的广告语却说：“嗨，我们也有美女作家！”斯泰因看到以后乐坏了。
由于W．H．赫逊的《绿色公寓》在美国没有版权问题，从法律角度，任何出版社再版这本书都不用向首先引进该书的阿尔弗雷德·A．克瑙夫的出版社付费。但部分因为克瑙夫是我父亲的“出版偶像”，父亲和唐纳德·克劳弗尔在一九二五年收购“现代文库”后不久就去拜访克瑙夫，同意按照每本六分钱的条件支付版税，而此前，“现代文库”丛书的前老板贺拉斯·利弗莱特一直拒绝支付这笔钱。这一异常公道、慷慨的举动，从此成为他们友谊的开端，这也导致几十年以后，阿尔弗雷德·A．克瑙夫最终作出将其出版社并入兰登书屋的决定。
又有哪位“严肃的出版家”会像我父亲那样，在兰登书屋出版《性心理学研究》不久会见作者霭理斯博士之后，直率地表示对他的失望之情？（“他和蔼可亲，风度迷人，”我父亲写道，“但是，他不想和一个年轻出版人谈什么性。”）有谁会像他那样，在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参加威廉·福克纳葬礼时，因为在福克纳床头柜上发现一本他编的文集《为快乐而阅读》，而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得意之情？（“［威廉］斯泰伦找到一本他写的《在黑暗中躺下》，”我父亲写道，“也很高兴。”）
当然，我爸爸绝不仅仅是作为出版家而为人所知的。他的身份还有：专栏作家，文选编纂者，演说家，电台节目主持人，笑话、轶闻、绝妙双关语的收集者，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固定评委，收视率很高的电视综艺节目《我是干哪行的？》嘉宾。有些人批评他一心多用到处露脸，或者指责他在电视上哗众取宠，“有失一个体面出版人的身份”。他会纠正说，他的这些社会活动为兰登书屋带来了很多好处。
比如，通过演讲，他就可以周游全国各地，“到一些出版人——我指的是大出版社的老板——过去从未涉足的城镇”。每到这种地方，贯穿他一生的顽皮个性和进取心就显露无遗。“我总是去当地的书店见见店主，跟他们聊聊，也看看他们把‘现代文库’的书放在什么位置。”他写道，“我会说，‘你把现代文库放在书店那么靠里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说还没想到要挪挪它们的位置，我就帮他们挪。趁他们不注意，我从‘现代文库’的书架上抽出几种新出的书，放到书店前头的展示架上。”
更重要的是，每周一次在电视上露面的现场直播讨论节目，给了他宣传兰登书屋、兰登作者和图书的一个绝佳机会。对此，他一直乐此不疲地强调。有一次父亲在每周一次的《我是干哪行的？》节目中不失时机地介绍威廉·福克纳而不是约翰·奥哈拉的最新小说，约翰·奥哈拉看到节目后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他兴师问罪，从而证明父亲用意之有效，父亲流露出的那种高兴劲儿，我永远也忘不了。
父亲的朋友和同事杰生·爱泼斯坦（父亲称之为“我佩戴的十字架”，而他以“贝内特是我遇到的一只熊”反唇相讥。）曾评价，正是父亲，和贺拉斯·利弗莱特、阿尔弗雷德·克瑙夫，以及其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年轻的犹太裔出版人，一起掀起了书业的革命。爱泼斯坦在《书业》一书中写道，他们“在被上个世纪的偏见统治的出版社里”与“他们绅士派头十足的前辈决裂”，并“甘冒个人财富流失、得罪前辈的风险，大胆推广文学和现代主义理念”。兰登书屋当初植根于那套名为“现代文库”的再版书系的做法是何等英明！
但是，正如爱泼斯坦本人指出，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出版业，依然是一个“家庭作坊”式的产业。的确，一九六〇年代初我去兰登书屋工作的时候，社里每个人的电话分机都是两位数，整个出版社的人名录打在一张跟明信片差不多大的纸上就足够了。（今天，这样一份人名录仍然挂在兰登书屋的传奇编辑鲍勃·卢米斯办公室的墙上。）也许没有被充分注意到的是，我父亲还推动引导兰登书屋——乃至整个出版业——经历“第二次”革命：他比任何同时代的人都更早、更透彻地意识到了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电视出现为发轫的大众文化、技术、商业和媒体惊天动地的变革，这些变革改变了书业形态，因此终其一生，他使局势以更快的速度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有人会好奇：将来有一天，是否会出现一种“后现代文库”丛书不用归功于他的影响？
我父亲始终将他的一部分成功归功于幸运，他在《我与兰登书屋》的最后几页总结自己一生时说：“我的运气再好也没有了！”确实，在他最成功的几件大事中，运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拿他从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收购“现代文库”的交易过程来说吧，就在这家出版社的发行经理朱立安·梅斯纳即将说服贺拉斯·利弗莱特拒绝我父亲的收购条件之际，一个文学经纪人因为怀疑利弗莱特勾引他老婆，挥舞着一把手枪冲进出版社的门厅。利弗莱特吓坏了，派梅斯纳去应付这个经纪人——这种事显然得到附近的地下酒吧去解决——我父亲这才少掉谈判中态度最强硬的反对者。他写道：“对我来说运气真是好难以置信呀！”
父亲还非常幸运地碰到了当时默默无闻的詹姆斯·米契纳。就在此前几天，麦克米伦出版社总裁乔治·布雷特建议这位颇有抱负的小说家，“还是专心做他的编辑工作，别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写作上了”。当时米契纳还是布雷特手下的教材编辑，刚刚出了一本几乎没人注意的短篇小说集。“我们一拍即合。”父亲写道。他立刻和米契纳签了兰登书屋的出版合同。不到两星期，米契纳在麦克米伦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南太平洋的故事》就获得了普利策奖。用我父亲的话说，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
每当别人问他一九五九年兰登书屋怎么会公开发行股票时，我父亲总是归因于一次令人高兴的巧合：我父亲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短暂受雇于萨托里乌斯-史密斯-洛维证券公司时，坐在他隔壁柜台的年轻收银员查尔斯·艾伦，后来成为美国顶尖的投资银行家。“一天，我就找我这位老朋友查理咨询，”父亲写道，就好像每个出版人都有在华尔街的工作经历，因而上市时机成熟时随随便便就能找一个老同事咨询似的，“他说：‘当然行，我们帮你发行股票吧。’”
事实上，对我这个永远乐观的父亲来说，就算是坏运气也会变成好机会。一九二〇年代初他还在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工作，有一次出版社的仓库着火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把火大概可以烧掉《圣经的故事》这本由于对销售前景过于乐观而造成的大量库存书。可他的希望破灭了：消防队及时赶到，在“快烧到《圣经的故事》那庞大书堆”的那一刻把火扑灭了。“所幸，”他写道，“还是有几千本被水冲得报废了。”
再来看兰登书屋一次更令人尴尬的挫折——昆丁·雷诺兹在他的畅销书《不肯说话的人》中描写主人公在二战期间为法国地下抵抗运动英勇地完成了许多艰巨使命，被德国人逮捕后坚决不招供。有人揭发说这完全是编造的故事。“我明天会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我父亲对雷诺兹说，“我们将宣布这本书不是纪实作品，而是小说。而且书名也马上改掉，不叫《不肯说话的人》，改成《话说得太多的人》。”这个安排极其奏效，我父亲写道：“媒体只是拿这事儿当作一个无伤大雅的骗局把戏来报道，结果好玩的是，这本书的销量比真相曝光前翻了四倍。”
当然，重要之处在于，我父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事，能“创造”机遇——或者发现别人不太注意的机遇——然后带着他那种几乎永不衰竭的高兴劲儿抓住它。在他的好朋友莫斯·哈特的一次悼念仪式上，我父亲特地说起，要是有人把他的成功归因于幸运，莫斯就反驳说：“没有人会成天坐在那里说，‘今天我们能为莫斯·哈特做些什么？’幸运都是你创造的。”如果贝内特·瑟夫不妄自菲薄，或许他也会这样说自己。
我记忆中的爸爸是一个出色的老师，他每天都习惯性地说出他对生活和工作的想法；他清楚、生动而幽默地解释为何他想做的事情基本上都能做到；他诚恳地要求我们像他一样，反省每一次错误，让自己进步。你可以想象他把大段时间投入工作，可他总是能想出法子让哥哥乔纳森和我感觉很受他重视。他甚至有办法一边写两个每周一期的报纸专栏一边陪我，而平时他一般都是周末下午在那栋有花式圆柱的乡间别墅里写文章的，他用业余时间为报纸写文章，也是以此来贴补买这栋房子的（它也被酷爱双关语的爸爸称作“柱子”）。嗯，更准确地说，是他给我设计了一桩差事，造成了他尽其所能陪我更多时间的“假象”：他封我为“扬基队比赛指定观看员”。我的任务是一旦电视里的球赛有什么值得他一看的内容，就马上通知他；然后，他会笑嘻嘻地跟我讨论我打断他的时机是对还是错。（结果证明，我永远是错的，除非是扬基队得分，或者扬基队的投手在满垒无人出局的情况下成功逃脱。）爸爸向我保证，他搞这个游戏的唯一目的，就是“训练我学会判断”。要是我敢说他在看扬基队比赛的一些关键时刻也流露出一点小小的兴趣，他就会像受了很严重的冒犯，然后就给我机会，让我到他自己发明的组织“家庭委员会”上申诉。我和我哥哥每人有一票投票权，妈妈三票，爸爸有六票，所以他的观点永远胜出。
最近重读《我与兰登书屋》，我想起爸爸在和我拉家常的时候教给我的人生智慧，许多都能在书中找到。诚然，他说的故事非常有趣；换别的风格他也不会写。不过，这本书也可以作为自传性的行业手册来读：一本“如何成功”的入门读物，可以颠覆下面这些普遍观点：用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句式说，经理人就是经理人就是经理人；一个其他行业的资深经理人来到一家公司，经营得和一个花了一辈子心血掌握他公司所在行业方方面面知识的人一样好甚至更好；每一次交易都得是一方获益一方吃亏的局面，输赢非常重要；商场如战场，没有精神价值，没有幽默，对了，还没有乐趣。“人们过得体面的时候，谁的事情都好办。”爸爸教导我们，“那是我一辈子都遵循的理论。如果你赚钱，要让别人也赚……如果你做的事情能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那才是理想的生意。”如果这种理念能被广泛接受，现在的许多企业一定会经营得更顺利！
对我来说，爸爸最让我感到亲切的特点是他永远的乐观——他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乐子，（“他是我见过最快乐的人。”他的好朋友莱昂诺拉·霍恩布娄赞道。）而且他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力，能把这种快乐带给他周围的每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父亲追悼会上，威廉·斯泰伦的话让我热泪盈眶，他称我父亲是“提升生命价值的人”。贝内特·瑟夫可能没有想过自己会获得这么深刻的赞誉。“一点点幽默就能让我们活得有滋味。”他在《我与兰登书屋》中告诉我们，“那一直是我的信条。有人曾经问我，‘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什么？’我总是说，我希望这样写，‘当他离开房间时，屋里的人们会因为刚才与他共度的这段时间而更加快乐。’”
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离贝内特·瑟夫去世差不多已经三十年了。与许多其他名人、成功人士的子女不同的是，我深深热爱我的父亲，几乎毫不保留地崇拜他。我永远都怀念他。
克里斯托弗·瑟夫
二〇〇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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