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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阅读天津·群星”丛书之《曹禺：雷雨涤旧世》，从泛着一点点咸腥味道的海河水、意式风情区的小洋楼、热闹的商业区，看见曹禺《雷雨》《日出》《原野》里瑰丽的天津。
文艺界有这样一句话：“说不尽的曹禺，演不完的《雷雨》。”曹禺是当之无愧的戏剧之子。天津是曹禺的精神原乡，从他的戏中，我们得以拨海河迷雾，见津沽众生。
是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奠基者之一，也是南开新剧团的天才演员，书中珍贵的南开新剧团史料，不仅承载着曹禺与话剧相遇的少年时代，更是天津话剧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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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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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曹禺的人生经历为核心，讲述了这位驰名中外的杰出戏剧家与天津的渊源。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在天津生活求学的经历促使他走上了戏剧的道路，天津的海河和小洋楼构成的童年记忆，终其一生影响着他的创作个性和文学想象。本书讲述了曹禺从热爱戏剧的懵懂孩童，到南开新剧团的天才演员，再到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奠基者之一的不同时期的人生剪影，以曹禺的个人经历以点代面地反映大时代的变迁、天津历史的沧桑变化，并配珍贵剧照进一步展现中国戏剧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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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一丹，青年评论家。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副教授，天津市青联委员，天津市写作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由美国芝加哥大学、肯塔基大学公派联合培养。主持完成教 育部人文、天津市社科项目多项，发表中英文论文40余篇，著有《红与黑的变奏——1928—1930年的革命文艺》等。
李扬，本名李锡龙，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艺副刊文献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现代性视野中的曹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沈从文的家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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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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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天津，曹禺的戏剧原乡
01 漫步天津卫 聆听时光的故事
02 文学即人学 人生即舞台
03 中学时光 从天才演员到戏剧大师
04 渤海之滨 曹禺戏剧中的天津
05 寻根圆梦 海河哺育的精神原乡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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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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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天津，曹禺的戏剧原乡
曹禺是戏剧之子，海河之子，天津之子。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在天津这座充满戏剧氛围的五光十色的大都会中，他从热爱戏剧的懵懂孩童，成长为蜚声全国的南开新剧团天才演员，最终成为一代戏剧大师、一座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绕不开的最高峰。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也让中国现代话剧“出道即巅峰”。他在南开中学开始了他的戏剧之路，他的戏剧里有南开求学时期看到的其人其事，也有启蒙导师张彭春和母校现实主义戏剧教育带给他的所思所想。曹禺的戏剧传承着他南开新剧团的学长周恩来以戏剧“重整河山，复兴祖国”“开民智，进民德”的理想，因此他的戏剧是现实主义的。但曹禺的戏剧更是诗性的，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人，更是生命的内在维度和作为整体的“复杂多变的人生深沉理解”，达到对现实生活更深邃的诗性哲学概括。曹禺的复杂、深邃和悲悯，为中国话剧艺术开辟了一条兼具现实性和现代性审美张力的发展路径。
曹禺的剧作至今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话剧舞台上最活跃的经典之一，不断上演、复排，却仍常演常新，感人至深。究其原因，曹禺对于人性维度的开掘、对于人的存在处境和存在价值的深度叩问，使得其剧作能够超越特定的时代和具体的矛盾，穿越进现实和当下，获得进入每一个人生命体验的可能性。历久弥新，这就是文学经典的意义。
天津的海河和小洋楼构成的童年记忆，终其一生始终深刻地影响着曹禺的创作个性和文学想象。此后，无论离乡千里万里，他对精神原乡的魂牵梦萦始终未曾停止。无论是《雷雨》中以“万公馆”为中心的童年记忆，《日出》中呈现的天津城市底层浮华与腐朽并存，还是1917年海河流域那场大洪水留在《原野》中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和诗性精神，曹禺在这里获得了一双能够深刻洞察人生奥秘和人性困境的眼睛，用戏剧表现人性，用诗性抚慰人生……
对曹禺而言，旧时代的天津仿佛一个瑰丽而苦闷的梦。曹禺作品中的悲悯情怀和诗性精神都能够在他从天津度过的少年时代中找到影子。从弗洛伊德关于“童年创伤”的理论来看，曹禺的文学与戏剧终其一生都在书写其少年时代的苦闷，并试图与之和解。曹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非用书写强化苦闷，而是用戏剧治愈人生。他的精神原乡天津在他的笔下成为更瑰丽的梦，一个关于“日出”的梦，一个关于“黄金子铺地的地方”的梦……天津成就了曹禺，戏剧治愈了童年。那么，就让我们随着笔者，进入曹禺的天津，了解天津的曹禺。
杨一丹 李扬
2023年11月
后记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
天津拥有618年的历史，既有辉煌的历史，又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百年中国看天津，近代天津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对天津乃至中国影响深远。
“阅读天津·群星”汇集了十册天津历史上的前辈大师的传记——严复、梁启超、张伯苓、李叔同、曹禺、周叔弢、杨石先、陈省身、孙犁、马三立，他们在思想、教育、艺术、实业、科技、文学等不同领域，反映了天津城市精神的高度和深度。
当梁启超在饮冰室伏案疾书，笔毫轻柔，却策动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当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始业式上提出“爱国三问”，话语平实，却激荡全国学子自强图存的爱国情怀；当陈省身坐在轮椅上为本科生讲授微积分，满头银发，却思维敏锐地点拨着中国数学的未来人才；当马三立上台三两句话就引得众人捧腹大笑，轻声细语，却道出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精髓……
“阅读天津”系列丛书的策划、创作、出版过程，凝结着众多关心热爱天津这座城市的人的心血，此前发布的“津渡”一辑以海河为切入点，让读者犹如乘舟顺水而下，遍览一部流动的城市史诗。“群星”一辑则是为十位大先生立传，也是为这座城市立传。他们在各自领域成就斐然，是天津精神的集中体现。讲述大先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也是在讲述大先生之于当代人的意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编辑出版“群星”的过程是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通俗化阐释的一次尝试，旨在进一步突出天津这座城市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朋友再次发现天津的城市魅力，通过阅读天津，进一步认识天津、热爱天津。为了延续“津渡”一辑的热度，高质量出版“群星”小辑，我们约请了多位颇具创作实力的撰写者参与创作，韩石山、岳南、张莉、赵白生、张国、李扬、杨一丹、康蚂、徐凤文、马六甲、于霁丹 ，这些创作者中既有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也有文采卓然的专业作家，还有传主的家属，各位作者从不从角度对十位大先生的人生经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通过对人物的挖掘，彰显了近现代天津独具风韵的人文精神。
最后，感谢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为本书出版进行的谋划指导，帮助鼓励我们打造文化品牌，出版津版好书；感谢罗澍伟、谭汝为等专家学者为我们提供学术支持，修正内容细节；感谢“群星”的作者、设计师、摄影师以及每一位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努力的人。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读者，正因有这些天津故事的阅读者、传播者，才有了天津文化的不竭源流。期待能够以书籍为桥梁，与广大读者一起领略“群星”闪耀的天津风采，共同见证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在新的历史坐标上绽放光华。
“阅读天津”系列口袋书出版项目组
2023年11月
改译《争强》，《雷雨》构思初现
在这一段时间，曹禺又参演了很多剧目，比如陈大悲的《爱国贼》、未来派戏剧《换个丈夫吧》、爱情喜剧《亲爱的丈夫》等。虽然曹禺的演技一如既往地受到认可，但他却深深地感受到，演员固然重要，但剧本的立意高下、艺术水准、创作境界才更是作品能否受到观众喜爱、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参演了这么多剧目后他才真正明白了“观众喜欢看什么，不喜欢看什么，需要看什么，不需要看什么”。譬如陈大悲的《爱国贼》，讲的是青年的救国抗争，立意虽好，但戏剧技巧和艺术水准都不高，显示出生搬硬套的拙劣感，虽然因其内容顺应时宜而能一时风行，但终究会在艺术史的大浪淘沙中湮灭无闻。而《少奶奶的扇子》《娜拉》这类作品则不然，它们不仅呈现现实的社会问题，更观照到生命的永恒命题和哲理思考，同时戏剧结构缜密而精巧，艺术上隽永而意味深长。“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永留史册，或许有一天我也能自己写出这样的好戏！”于是，曹禺的心中暗暗地种下了一颗渴望写出一部真正的好剧的种子……
不久，机会就来了。张彭春找到曹禺，希望与他共同改编一部西方经典剧作——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斗争》。虽然这个剧本此前郭沫若翻译过，但并不适合中国戏剧的演出方式，张彭春希望按照洪深改译《少奶奶的扇子》的做法，将剧本中国化、本土化，不仅将背景、人名、地名本土化，更要将情节改编得利于中国观众理解和产生共情。曹禺在戏剧方面的造诣和文学功底都深得张彭春赏识，自然放心地将改译重任交于他。经过一个月废寝忘食地研究原著、郭沫若译本以及讨论、揣摩，曹禺最终交出了一份令张彭春刮目相看的答卷。他们最终将这个译本定名为《争强》，一方面有别于郭沫若译本，另一方面也更符合原剧的精神。
高尔斯华绥是二十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虽然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但他却深刻地感受到资产阶级的自私、残暴与虚伪，产生了犀利的批判意识和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刻画了典型人物索米斯父子、老乔里恩父子等，以福尔赛家族几代人的生活呈现了资产阶级由发展到没落的编年史，福尔赛家族的人们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将所有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的人。如在收集名画和古玩时，索米斯考虑的不是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其能在拍卖行获取多少利润。甚至在他眼里，妻子没有人格和情感，只是以她独一无二的美貌成为他“一件收藏的玩物”。高尔斯华绥笔下这些自私自利、利欲熏心的“福尔赛们”典型地展现出资产阶级的本性和缺陷，深刻揭露和讽刺了虚伪的“福尔赛精神”。也因此作品，高尔斯华绥在193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曹禺笔下周朴园对待妻子蘩漪如私人玩物的残暴态度、工人与资本家的针锋相对，这些都与高尔斯华绥的描绘如出一辙，而曹禺接触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便是从改译其写于1909年的《斗争》开始的，这为曹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灵感。《斗争》的故事以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对资本家展开坚决斗争为中心展开，这既是二十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的真实展现，也与当时曹禺所生活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十分相似。曹禺对整个戏剧进行了本土化改编，故事的背景设置为中国的大成铁矿，工人们在领袖罗大为的带领下组织了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轻劳动负担。他们坚决的斗争让矿业公司蒙受了巨额损失，董事局开始动摇，主张向工人让步，而董事长安敦一却坚决拒绝，他说：“让工人一步，工人就会要求十步。”对工人有怯弱的退让，在他看来只能是“毁坏大家”，并且“毁坏工人们自己”。工人领袖罗大为即便妻子因其罢工冻饿而死，也绝不接受妥协的让步，而要求完全的胜利。罗、安二人坚决的态度让谈判陷入僵局，于是其他董事悄悄派工会代表韩士安绕开罗大为与其他工人代表鲁家治等接触，两方各让一步，达成了互相妥协的决议，于是他们甩掉了工人领袖罗大为和矿场董事长安敦一，签订了复工合同。当罗、安二人赶到时，一切已成定局。他们二人站在舞台中央，安敦一说：“我你两个都是受伤的人。可是做人，应当有骨头的，朋友！”于是二人诧异对视了一会儿，紧紧地握紧了手……
这部剧作既有力地鞭挞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血腥罪恶，也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改良主义的弱点和局限，那就是工人阶级以改善工作条件、争取个人权益为目标的斗争都始终无法真正实现工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同时，在曹禺改编的加持下，这部剧作不仅呈现了阶级命题，剧中人物也获得了超越其阶级属性的复杂性格和多元面貌，丰满的人物使剧作获得了超越当下、触及人性永恒命题的审美意蕴。
曹禺在《争强·序》中写道：
这篇剧内他用极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劳资间的冲突，不偏袒，不夸张，不染一丝个人的色彩，老老实实把双方争点叙述出来，绝没有近世所谓的“宣传剧”的气味。全篇由首至尾寻不出一点摇旗呐喊，生生地把“剧”卖给“宣传政见”的地方。我们不能拿剧中某人的议论当作著者个人的见解，也不应以全剧收尾的结构——工人复工、劳资妥协看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作者写的是“戏”，他在剧内尽管对现代社会的制度不满，对下层阶级表深切的同情，他在观众面前并不负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责任的。
之所以将剧名改为《争强》也是因为剧中这一对“强项的人物”，即“傲悍的董事长和顽抗的技师”，虽然他们处于不同阶级阵营，但都是有骨气、光明磊落的人物，然而最终两个人都因为过于倔强，他们的意志都没有实现。对此，曹禺概括道：“大概弱者的悲剧都归咎于他太怯弱，受不住环境的折磨或内心的纠纷，强者的悲剧多归咎在过于倔强，不能顺应境遇的变迁。两个都是一场凄惨的结果，却后者更来得庄严，更引起观众崇高的情感……这一对强项的人物对他们所遭环境的宰割也只得俯首。”从这段序言中不难看出，曹禺此后创作的经典剧作《雷雨》中最典型的人生观和哲思已经跃然纸上。
曹禺后来写出的不朽经典《雷雨》，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反映阶级斗争的力作。鲁大海领导工人群体与周朴园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其斗争的背景和《争强》一样，也是在矿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阶级视角几乎成为理解《雷雨》的核心，周萍与继母蘩漪的乱伦也被视为对革命意识形态、对推翻封建阶级统治的隐喻。然而，《雷雨》之所以能够成为不朽的经典，正是因为其超越阶级问题的丰富性。其中体现出的对于人性维度的开掘，对于人的存在处境和存在价值的叩问，对于阶级解放、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三位一体的思考，使得这部剧作能够超越特定的时代、超越具体的矛盾，穿越进当下，获得进入每一个人生命当下呈现多义阐释的可能，这也正是文学经典的题中之义，是其拥有经久不衰文学魅力的根本原因。
在《雷雨》中，不难看出《争强》的影响。曹禺不仅承担《争强》改译、编剧的重任，还饰演了重要人物、大成铁矿董事长安敦一。这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老态龙钟，但眼睛里闪烁着骄傲坚毅的光，还透着一丝狡黠。曹禺将他傲悍的性格特征呈现得惟妙惟肖，而工人领袖罗大为则由张平群扮演，尤其是他不顾生死地向工人发表猛火一般的大段演说的片段，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罗大为火一般的性格。另外非常值得铭记的是，《争强》是南开新剧团第一次男女同台演出，南开大学女学生王守瑗、张家印、张英元等共同参与演出。王守瑗扮演的安敦一的女儿（也是矿长夫人）虽然是上流社会出身，却十分同情工人，然而工人并不买账，反而对她百般羞辱。这次演出首开男女同台演出的先河，也在中国戏剧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争强》的演出引来好评如潮，大有万人空巷之势，剧团不得不临时加演。后来曹禺的译本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向全国发行。《大公报》赞扬此剧：“堪称珠联璧合，开该校剧团男女合演之新纪元。”一时间曹禺接受着铺天盖地的夸赞，只有张彭春提醒他，不能光听好听的，也要接受批评——他指的是时任南开大学英语系教师的黄作霖（即黄佐临）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南开公演〈争强〉与原著之比较》。张彭春说是“批评”，其实是中肯的文艺评论，黄作霖通过与原著的比较，对改译本的优长与不足之处都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分析。曹禺如获至宝，一字一句吸收着这精彩而中肯的评论。他了解到黄作霖刚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学成归国，对戏剧方面见解颇深，于是他不满足于仅阅读其文字，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登门拜访。黄作霖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畅谈对戏剧的见解，直到夜幕降临仍意犹未尽……
曹禺与黄作霖的友谊便从这一次谈戏拉开了序幕。通过黄作霖，他还结识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作家李霁野以及《大公报》《庸报》的文艺编辑，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纵论文艺问题，一起探讨萧伯纳、奥尼尔、易卜生、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还相邀观看了天津中西女子中学表演的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此版译名为《如愿》），因此又结识了一批热爱戏剧的新朋友。与他们的交往也让曹禺真正开始用理论化的眼光看待此前读过、演过的剧本，认识到剧本艺术水平的高下不仅取决于题材，语言、结构、人物刻画等也都影响着剧本的艺术性。曹禺暗下决心，要从表演转向创作。改译《争强》让曹禺意识到他距离戏剧创作更近了一步，他又先后改译了诺斯·博伊（Neith Boye）的《冬夜》和李·迪克逊（Lee Dickson）与莱斯利（Leslie M.Hiekson）合著的《太太！》。通过改译，他收获了颇多观察人生、刻画人物、结构情节、运用语言方面的技巧和本领，清楚地体会到改译比阅读、演出剧本更能深刻地学习戏剧艺术的规律，达成戏剧对人生的阐释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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