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多蒂（Carol Dougherty），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古典学系教授，比较文学系主任，主要研究希腊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历史、文学与文化的交汇。著有《外邦殖民的诗学》（The Poetics of Colon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奥德修斯的木筏》（The Raft of Odysse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荷马与当代文学中的行旅与居家》（Travel and Home in Homer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注视着这场革命最初所怀抱的希望，看到它们化作拿破仑缀有雄鹰标志的罗马骑装，接下来见它们撞上了圣赫勒拿岛（ST.Henelan）的岩石，而后灰飞烟灭，仿佛是端详着普罗米修斯并在他的形象里发现朱庇特的幻影。（柯伦，1986: 446）
浪漫主义诗人唤起了不同形象的拿破仑，这构成了他们狂热参与当时政治文化议题的重要经历。他们极力追捧拿破仑，将他当作权力的象征，把他神魔化——所有这些 ， 都是为了表明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也是为了阐明他们的自我概念以及诗人应承担的角色。因为在那个时代，拿破仑是英雄的至高化身，而艺术家也越来越被视为英雄。拿破仑的某些天赋品质——精力充沛，敢于想象，英勇无畏——也是当时的诗人和作家喜欢赋予自己的品质。于是，拿破仑的人物形象被卷入到浪漫主义时期一场关于诗意与政治力量的相对价值的关键辩论。拿破仑这位充满活力的公众人物既复杂又矛盾，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中设法处理这些问题时，会求助于大量的历史和神话类比，包括意料之中的普罗米修斯。
例如，拜伦的《拿破仑颂》（Ode to Napoleon Bonaparte），这首诗写于1814年 ， 正值这位统治者退位之时，它援引了普罗米修斯的形象，试图恢复诗人自己对拿破仑的信心。这首颂歌弥漫着紧张和冲突的意象，拜伦对拿破仑的吹捧和贬低轮流上演。他借用了吉本（Gibbon）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Ris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的一句警言，把拿破仑失去权位的过程写成了史诗；但他又试图挽回这位皇帝的一些神力，把被囚禁在厄尔巴岛（Elba）的这位战败指挥官描述成那位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的强大泰坦神。这首诗以诗人痛苦幻灭的严词控诉开篇，但在颂诗的最后一节，拜伦抒发了他对这位堕落统治者的钦佩之情，将拿破仑比作顽抗到底的普罗米修斯：
有些人认为，这首颂诗是对拿破仑的批判，因为他背弃了普罗米修斯的精神——为了寻求个人权力和荣耀，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信条（liberty and freedom）。另一些人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拜伦在这里为拿破仑勾勒出一个新的英雄角色——并延伸到诗人自己。通过把拿破仑塑造成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拜伦将这位跌下王位的统治者与自由和反抗联系起来，并暗示了他的最终胜利。拜伦将拿破仑的投降行为改写为反抗行动，为其赢得普罗米修斯的地位提供了可能。由此可以看出，拜伦试图挽回拿破仑的形象并视其为力量的象征，这也是他重新定义自我的策略。活在一个让他深感疏离隔膜的社会，当拜伦审视深处其中的个人定位时，他求助于退出世界舞台的拿破仑来帮助自己厘清诗人身份。
1821 年拿破仑去世后，诗人兼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在《拿破仑的精神世界》（The Spiritual Form of Napo-leon）中，将这位帝王画成普罗米修斯的模样。虽然这幅画已不复存在，但 1876 年的某段描述显示，在这幅作品中，拿破仑“体魄雄健，一手抓向太阳，一手抓向月亮，而他的一只脚却被锁于地面，眼前的满地尸骸一直铺到他的身边”。布莱克的史诗也将拿破仑的命运汇聚到历史寓言的层面：布莱克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是兽人奥克（Orc），他奋起反抗天神乌里森（Urizen），然后像拿破仑那般变成了另一位暴君。尽管拿破仑废除了德国的旧制度让大帝国（the Empire）最终解体，但歌德自始至终都是拿破仑的仰慕者，其部分原因在于他迷恋天才的强烈个性。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话题广度和隐含深意，与浪漫主义诗人及艺术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尤其契合。拿破仑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他带来了希望以及苦难，从一个革命者转变为一位皇帝——而公众幻想中的拿破仑，拥有许多不同的面貌，而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人物形象，是其中一个重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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