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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 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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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其文学成就表现在散文和辞赋两个方面。《贾谊集》所选文章,注意照顾内容的代表性,同时考虑赋也是广义的散文,所以在附录中选入三 篇。注释参考前贤、今人的优秀成果,力图使读者在阅读时充分理解文意,并进一步了解贾谊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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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徐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学者。
王洲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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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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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1
文
过秦(上)
过秦(中)
过秦(下)
数宁
藩强
大都
五美
制不定
审微
阶级
瑰玮铜布
无蓄
连语
礼
春秋
先醒
谕诚
退让
大政(上)
大政(下)
修政语(上)
修政语(下)
赋
吊屈原赋
鸟赋
旱云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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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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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贾谊(前200—前168),是汉初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年青时就以才气闻名乡里。十八岁那年,因为能诵《诗》《书》和撰写文章扬名于郡中,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至门下,做了郡守的门客。大约在贾谊二十二岁时,汉文帝刘恒继皇帝位,下诏征吴公作廷尉,吴公向文帝荐举贾谊,于是文帝召贾谊为博士。
汉初的博士,掌管文献典籍,属于咨询性质的官职。在博士任上,年青的贾谊表现出优异的才能。据说,每当文帝下诏令交付议论,诸位老博士还未来得及发言,而年纪轻的贾谊,却“尽为之对”,且能道出其他人的意见。这自然要得到文帝的赏识,破格提升。一年之中当上了太中大夫,成为文帝身旁的一名高级顾问官。贾谊的才华、文帝的惜才偏爱以及事实上的官职的骤然升迁,引起了朝中群臣的不满和忌恨。当文帝打算进一步擢升贾谊“任公卿之位”时,朝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以及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宿臣老将,群起攻讦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所谓“专欲擅权”,当然是指贾谊官职的步步高升;所谓“纷乱诸事”,是指贾谊企图对政治制度进行的一些改革。由于群臣的一致反对,汉文帝也渐渐疏远了贾谊。贾谊终未被重用的原因很复杂:奸佞小人的拨弄是非,可能有之《文选·吊屈原赋》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曾受到佞臣邓通的谗毁。;绛、灌等老臣对洛阳才子的所作所为看不惯、想不通,可能有之;而贾谊有些主张不大切合时宜,也是重要的方面。但无论如何,这次政治上的挫折,对于贾谊一生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文帝疏远了贾谊后不久,就任命他为长沙王吴差的太傅,实际上是从王朝中央贬谪到地方上去了。贾谊在朝中任职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被贬的那一年,他大约二十四岁。
长沙王吴差是当时仅存的一家异姓王,贾谊被任命做他的太傅,这不能说是一种被信任的做法。再加之地方僻远,低洼潮湿,生活的不适应更加重了贾谊的抑郁之感。贬谪长沙的三年中,贾谊的生活一直非常苦闷。他有着屈原那样的因不被理解、不受重用而产生的一腔愤懑;他甚至用道家“无贵无贱”、“无智无愚”的人生观,来慰藉苦闷的灵魂。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他的政治生涯又一次出现了转机。文帝在宫中会见贾谊。可能是君臣久未会面,晤谈十分融洽,一直继续到深夜。因为文帝刚刚参加过祭祀天地的仪式,所以只问一些有关鬼神的本源问题,治国安邦大计却未能涉及。就在这次召见后不久,文帝令贾谊任其少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贾谊从异姓藩王的太傅变成为皇帝所钟爱的小儿子的太傅,其地位的转化是明显的。
贾谊被召回长安后四年,即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又一次政治变故落到了贾谊头上。梁怀王刘揖因不慎坠马而死,贾谊作为太傅,觉得自己未能尽到职责。无穷无尽的自责,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得他日夜啼哭。再加上政治上的彻底失望,就在梁怀王死后的第二年,贾谊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只活了三十三岁。
贾谊一生写了许多文章。他的文章在汉代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司马迁著《史记》,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全文收录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在《秦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的篇后,又引录了《过秦论》。班固写作《汉书》,在《贾谊传》中也全文收录了《吊屈原赋》和《鸟赋》,并将《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等奏疏列于文中。此外,《贾谊传》中还有一篇洋洋大观的《治安策》,这是班固在贾谊平时论著的基础上,“取其要切者”(颜师古语)集缀而成。在《汉书·礼乐志》中,还收有贾谊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食货志》中收《论积贮疏》《谏铸钱疏》等。
除了《史》《汉》载录的文章外,在汉代很可能有贾谊作品集子流传。集子的名称或称《贾谊》,或称《贾谊集》。到隋、唐,又有了《贾子》和《贾谊新书》的不同名称。称《贾子》,是因为把贾谊的作品视为子书的缘故。称《新书》,很可能与西汉后期刘向父子的校书有关。他们把尚未校理过的图书称为“旧书”,把已经校理过的称为“新书”,于是,已经校理过的贾谊作品集子自然叫作“新书”了。可是,久而久之,《新书》逐渐演变成贾谊集子的专名了,时间大约在北宋时代。
目前流传的《新书》,包括十卷五十八篇,其中两篇有目无辞,实际只有五十六篇。由于不少篇文字讹错较多,在内容上又与《汉书》(特别是《治安策》)所录多有重复,所以自宋代起就有人怀疑其真伪。我们认为,这种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倒是有更多的理由证明《新书》不是一部伪书详见王洲明《〈新书〉非伪书考》,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诚然,今本《新书》未必是贾谊亲手编定,且多残阙失次,但所辑录的文章是基本可信的;编辑者的时代也当与贾谊相去不远。
总之,贾谊传世的作品,除《史》《汉》所载录外,尚有《新书》十卷。《古文苑》所载《旱云赋》一篇,也可以肯定是贾谊的作品。它们是我们研究贾谊的依据。至于《楚辞》中的《惜誓》是否为贾谊作品,已经难以分辨了《楚辞》王逸注:“《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
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总脱离不开他所处的历史时代。贾谊的政治主张、思想无一不是时代的产物。
汉文帝时期,巩固封建政权仍然是十分严峻的任务。为此,贾谊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鉴于诸侯王的“尾大不掉”、反叛迭起,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新书·藩强》,以下只注篇名)的削藩政策,这样就能通过缓慢的、以大化小的方式,逐渐削减诸侯王的势力,减轻他们对中央王朝的威胁。汉文帝时虽然未采纳贾谊的建议,但到武帝时实行主父偃的“推恩策”,其实正是贾谊的主张。匈奴的崛起及数次边患,是汉初又一政治难题。贾谊坚决反对向匈奴投降,也不同意和亲的做法,而是主张以德怀服,即多给予物质利益以引诱匈奴臣民,使其背叛单于而归服汉朝。贾谊的主张明显含有理想化的成分,所以被后人讥为疏阔;但他强调与单于争民、主张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重农务本是贾谊的又一项重要政治主张。他充分认识到了商业经济的空前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使更多的人“背本趋末”,“生之者甚少而食之者甚众”(《无蓄》);另一方面,又造成社会风俗的淫佚、侈靡。他还把重农积粟与抵御匈奴、防止诸侯王反叛和人民铤而走险紧密联系在一起。贾谊的重农思想引起了文帝的重视,对于巩固西汉初期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贾谊还提出了一项具体经济政策,即把“铸钱”大权收归中央。原来,汉文帝执政的第五年,下令允许私人铸钱。其结果,豪商大贾几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并带来一系列的弊病。贾谊分析说:令民自铸,其一,“伪钱不止”,“钱用不信”;其二,诱使农人“弃其田畴”,“损其农事”;其三,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令民自铸,必杂以铅铁,从中牟利,朝廷必惩以黥罪。然后禁铸,禁铸又必然使钱还重。“钱重则盗铸者”又起,“死罪又复积矣”。而如果由中央掌握铸钱大权,就能做到:其一,通过对货币的发放或回笼来稳定物价;其二,用中央掌握的货币大权与商人争利;其三,有利于劝农务本。贾谊认识到货币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这是很深刻的经济思想。
贾谊还主张进一步确立严格而又十分明确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个制度中,皇帝居地位,其次是群臣,下是众庶百姓。他将其比作“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阶级》)。这是对封建制度深刻、形象的说明。贾谊重视民的作用,认为“君者,民之父母也”,甚至应该“亲民如子”(《大政》上)。贾谊的重民、爱民、富民、教民等主张,其目的都是为了封建制度的巩固长存。所以,他在主张重民、爱民时,又流露出了一定的愚民思想,这与他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基调是一致的。在意识形态方面,贾谊把“礼、义、廉、耻”作为处理君、臣、民各方面关系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他认为礼教、制度应该相辅相成,制度是一种规定,而礼教则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西汉初期,正是我国封建制度全面确立并要求进一步完善的历史阶段。嬴秦未遇到或虽遇到却未能解决的问题,一下子摆在了汉统治者面前。因此,贾谊探求和回答的这些问题,其中就有不少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根本意义。比如,尊君统一、重农务本、仁政爱民、御侮抚边等,几乎成了此后封建王朝的既定国策。贾谊思想的根本意义,在于顺应历史发展方向,对我国封建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
贾谊的文学成就表现在散文和辞赋两方面。贾谊的散文主要是议论文,其突出特点,是有一股强烈气势,明人方孝孺用“深笃有谋,悲壮矫讦”见《逊志斋集·张彦辉文集序》。概括贾谊散文的气势,是比较恰当的。贾谊散文具有气势的原因,与贾谊本人感情丰富密不可分;而多用夸饰铺陈、排比对偶的表达手法,对形成雄骏闳肆的气势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贾谊注重在对比中论说事理,注意多方论说,层层推演,使文章具有既明晰又缜密翔实的特点。在《春秋》《先醒》《谕诚》等篇中,引用历史故事说理,多有形象的叙述和描写,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贾谊散文形成了素朴浑厚而含悲壮之情,明朗犀利而不乏富赡之气的创作风格。一般说,从战国到西汉再到东汉,文风凡三变:战国文雄奇,西汉文醇厚,东汉文排丽。贾谊散文既有战国文的雄奇,又有西汉文的醇厚,同时也显露出排丽的端倪,开一代创作的先河。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贾谊和晁错的散文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这是很有见地的评价。
贾谊的赋也表现出从“楚辞”向汉赋演化的痕迹。它们明显具备“楚辞”的特点,比如,时时抒发着真情实感,语言上多用“兮”字,且更多地使用“楚辞”的句式等。但同时,它们又已经具备铺陈描写的因素。如《吊屈原赋》中众多的比喻,特别是《旱云赋》以细腻的笔触,从多方面具体而形象地刻画云的特征,更多地具备“体物写志”的成分。其次,在整蔚的四字句式中,又往往夹带散文式的不押韵的句子,这正是汉赋句式的特点。至于《鸟赋》中与鸟的对话,影响了汉赋的问答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沈约说:“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见《宋书·谢灵运传论》。正确指出了贾谊赋承先启后的作用。
贾谊属于那种在历史转折关头应运而生的历史人物。由于多种原因,他未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但他思考问题的广泛程度和深刻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水平。贾谊在文学上的建树,则使他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学家。
后,简单谈一下关于本书的编写体例。
1) 本书是贾谊集的选译本,选篇注意照顾了内容的代表性,主要包括文、赋两种。对于《道德说》等几篇哲学论文,由于贾谊使用的概念本身不很明确,翻译起来不好把握,只得忍痛割爱了。
2) 贾谊作品讹错甚多,因此校勘的任务较重。我们的做法是:凡讹错之处在正文中径直改正,有的情况在相应的注中说明正文原貌及改正的依据。注文或先校后注,或先注后校,灵活掌握,视不同情况而定。
3) 所选散文以卢文弨抱经堂本(《四部备要》本)为底本;所选辞赋《吊屈原赋》依据《汉书》,《旱云赋》依据《古文苑》(《四部丛刊》本),《鸟赋》依据《文选》本。用以校勘的主要版本有:
宋淳祐长沙刻本,简称潭本(此本作者未亲见,均据卢本注)。
明成化乔缙刻本,简称乔本。
明弘治沈颉刻本,简称沈本。
明正德吉府刻本,简称吉本。
明正德何梦春刻本,简称何本。
明万历周子义辑《子汇》本,简称周本。
明万历程荣刻本,简称程本。
明崇祯张溥集刊《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本,简称百三本。
《史记》《汉书》以及有关类书也是我们校勘时的重要依据。此外,还参考了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札迻》、刘师培《贾子新书斠补》、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以及章太炎《春秋左传读》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
对于贾谊,我们虽然写过一些研究文章,但译注他的作品却深感不易。诚恳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的写作,得到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治安先生的直接帮助,在此致以谢意。
徐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洲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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