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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翁同龢是同光时期两朝帝师，政治地位重要，是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这批翁氏朋僚的书信生动、鲜活，呈现出大量的历史细节，很少见于正史资料、档案或文集，属于难得的原始文献。
2.马忠文、谢冬荣长期从事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熟悉清代典章制度，能够辨别字迹、考订书信时间，对文中人物、事件、职官进行准确注解。
3.此次出版这批书信，不仅内容收集齐全，补充了以往刊本遗漏的25通函札，还对所有93封书信涉及的人名字号、代号、隐语做了释读，实现了对史料的深层研究。
4.本书将释文和图片对应出版，图文并茂，史料价值与美学欣赏，相辅相成，凸显了学术读物的多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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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光绪二十年（1894）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是影响中日两国历史、改变东亚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也是晚清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岭。由翁同龢本人保留下来的《倭韩新事》《倭韩近事》则是反映甲午战争期间朝野动态和内幕的珍贵资料。
《倭韩新事》收录张荫桓、李鸿藻、孙毓汶、孙家鼐、许应骙等人的73封信函，尤其以张荫桓的书信为多；《倭韩近事》收录张謇写给翁氏的19封信以及丁立钧致翁氏的1封信。内容涉及战争中清朝对日决策问题、北洋海军的作战情况及朝局人事关系，充分反映了清流人士的思想和心理，对研究士大夫阶层与甲午政局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此次整理，除影印原信外，同时进行释文注解，对相关人物、事件作出简要说明和考证，将书札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完美呈现，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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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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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清政治史、近代史料文献学研究，代表著作：《晚清人物与史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合作整理《张荫桓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同光之际的地方社会与政治——张荫桓致赵新、刘传桢书札释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8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等。谢冬荣，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文献学，代表著作：《李慈铭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文津识小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近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图书馆藏未刊稿整理与研究”（批号13&ZD107）未刊书札子项目负责人，整理有《艺风堂同人尺牍》《曾国荃致李用清尺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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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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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凡例
倭韩新事
〖〇一〗王懿荣函（五月初十日）
〖〇二〗张荫桓函（五月十一日）
〖〇三〗张荫桓函（五月廿二日）
〖〇四〗张荫桓函（五月廿三日）
〖〇五〗张荫桓函（五月廿四日）
〖〇六〗张荫桓函（五月廿六日）
〖〇七〗张荫桓函一（五月廿七日）
〖〇八〗张荫桓函二（五月廿七日）
〖〇九〗张荫桓函（五月廿八日）
〖一〇〗张荫桓函（六月初二日）
〖一一〗张荫桓函（六月初五日）
〖一二〗张荫桓函（六月初六日）
〖一三〗张荫桓函（六月初七日）
〖一四〗张荫桓函（六月初九日）
〖一五〗张荫桓函（六月十一日）
〖一六〗李鸿藻函（六月十一日）
〖一七〗张荫桓函并附抄件（六月十二日）
〖一八〗李鸿藻函（六月十六日）
〖一九〗李鸿藻函（六月十七日）
〖二〇〗李鸿藻函（六月二十日）
〖二一〗俞锺颖函（六月廿四日）
〖二二〗张荫桓函一（六月廿四日）
〖二三〗张荫桓函二（六月廿四日）
〖二四〗张荫桓函（六月廿五日）
〖二五〗张荫桓函（六月廿六日）
〖二六〗张荫桓函（六月廿八日）
〖二七〗徐 桐函（六月廿八日）
〖二八〗李鸿藻函（六月廿九日）
〖二九〗徐 桐函（七月初□日）
〖三〇〗张荫桓函（七月朔旦）
〖三一〗张荫桓函（七月朔）
〖三二〗李鸿藻函（七月初一日）
〖三三〗李鸿藻函（七月初四日）
〖三四〗张荫桓函（七月初五日）
〖三五〗傅嘉年函（七月初六日）
〖三六〗李鸿藻函（七月初六日）
〖三七〗李鸿藻函（七月初八日）
〖三八〗李鸿藻函（七月□□日）
〖三九〗张荫桓函（七月初八日）
〖四〇〗张荫桓函（七月初九日）
〖四一〗张荫桓函（七月初十日）
〖四二〗张荫桓函（七月初十日酉刻）
〖四三〗张荫桓函（七月十三日）
〖四四〗李鸿藻函（七月中旬）
〖四五〗李鸿藻函（七月十五日）
〖四六〗曾广钧函（七月十六日）
〖四七〗张荫桓函（七月廿三日）
〖四八〗李鸿藻函（七月廿六日）
〖四九〗孙毓汶函（七月廿八日）
〖五〇〗孙毓汶函（七月三十日）
〖五一〗张荫桓函（八月朔）
〖五二〗张荫桓函（八月朔夕）
〖五三〗孙毓汶函（八月初三日）
〖五四〗孙毓汶函（八月初六日）
〖五五〗李鸿藻函（八月初九日）
〖五六〗张荫桓函（八月十二日）
〖五七〗张荫桓函（八月十三日）
〖五八〗李鸿藻函（八月十四日）
〖五九〗许应骙函（八月廿一日）
〖六〇〗许应骙函（八月廿二日）
〖六一〗张荫桓函（八月廿二日）
〖六二〗张荫桓函（八月廿三日）
〖六三〗孙家鼐函（八月廿三日）
〖六四〗孙家鼐函（八月廿四日）
〖六五〗张荫桓函（八月廿四日）
〖六六〗张荫桓函（八月廿五日）
〖六七〗孙家鼐函（八月廿五日）
〖六八〗许应骙函（八月廿七日）
〖六九〗汪鸣鸾函（九月初八日）
〖七〇〗张荫桓函（九月十二日）
〖七一〗张荫桓函（九月十三日）
〖七二〗孙毓汶函（无日期）
〖七三〗张荫桓抄覆津海关电（无日期）
倭韩近事
〖〇一〗张謇函（六月初六日）
〖〇二〗张謇函（六月十三日）
〖〇三〗张謇函（六月十九日）
〖〇四〗张謇函（六月二十二日）
〖〇五〗张謇函（六月廿三日）
〖〇六〗张謇函（六月廿六日）
〖〇七〗张謇函（六月廿七日）
〖〇八〗张謇函（七月初二日）
〖〇九〗张謇函（七月初三日）
〖一〇〗张謇函（七月初四日）
〖一一〗张謇函（七月初四日未刻）
〖一二〗张謇函（七月初四日戌刻）
〖一三〗张謇函（七月初十日）
〖一四〗张謇函（七月十二日二更）
〖一五〗张謇函（七月十二日申刻）
〖一六〗张謇函（七月十四日）
〖一七〗丁立钧函（七月十四日）
〖一八〗张謇函（七月十五日）
〖一九〗张謇函（七月廿一日）
〖二〇〗张謇函（七月廿三日）
附录
主要人名索引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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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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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图书馆保存了两种晚清重臣翁同龢的朋僚、门生往来书札粘贴册——《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封面皆翁氏亲笔题写。前者收入张荫桓、李鸿藻、孙毓汶、孙家鼐等官员写给翁氏的书札73通（件）；后者收入状元张謇写给翁氏的书信19通、丁立钧致翁氏函1通。这近百通书札均写于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至九月期间，即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内容多反映当时的军事、外交和朝局情况。时人称日本为“倭”，称朝鲜为“韩”，故有此称。本书即是对这批尺牍文献的系统整理和考释。
一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均斋主人，晚年自署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幼子。咸丰六年（1856）状元，授修撰。同治四年（1865），奉命在弘德殿授读，成为同治皇帝的老师。光绪元年（1875），官至户部右侍郎，奉两宫太后懿旨，在毓庆宫授读皇帝，再度成为帝师。因慈眷甚隆，历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甲申易枢后退出）。光绪十二年（1886）改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礼部尚书李鸿藻在清议官员的推动下，积极主战，六月十三日奉旨会议“韩事”，参与对日交涉决策。同年十月，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重返枢垣；后兼总理衙门大臣，升协办大学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中因与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支持变法，举荐康有为，以及办理借款、外交事宜“失职”，受到言路屡屡纠参，百日维新前开缺回籍，八月政变发生后再遭革职，光绪三十年卒于乡。宣统元年（1909）开复原官。逊帝溥仪时予谥“文恭”。
翁同龢出身簪缨世家，以正途入仕，官至协办大学士，两次入枢，身兼帝师，与京城权贵和地方督抚联络广泛，是清季深刻影响朝局变迁的重要人物。此次整理的《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集中保存了甲午战争时期京城同僚给翁氏的书札，是研究甲午战争史和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文献。从种种情况推断，这两本书札册应系20世纪50年代翁氏后裔翁之熹（号克斋）先生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家藏文献中的一部分。当时克斋先生捐赠了几代翁氏先辈的日记、家书和友朋存札等，近年李红英女士据其中各类信札整理、出版了《常熟翁氏友朋书札》（凤凰出版社，2020年）一书。《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虽因某种缘故未能与其他翁氏文献集中存放，应属翁氏友朋存札的一部分。
考虑到翁同龢曾将中法战争期间醇亲王奕譞与他讨论越南问题的信札汇编为《朴园越议》，并保存下来（原由翁万戈先生保存，后捐赠上海图书馆），将甲午时期的朋僚函札做专门辑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翁氏用意甚是明显，对日和战之争，当时就大有争议，作为参与过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显然希望留下原始资料，让后人能明了当年的真情。这十分符合浸润于儒家传统、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一代名臣的行为理念。
《倭韩新事》粘贴、收录了十一位同僚官员的信札。写信者都是与翁氏往来密切的同僚、门生或下属，他们是：
张荫桓（1837—1900），号樵野，广东南海人。时任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
李鸿藻（1820—1897），字兰荪，直隶高阳人，时任礼部尚书。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号蜇生，安徽寿州人，时任工部尚书，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师傅。
孙毓汶（1833—1899），字莱山，号迟庵，山东济宁人，时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
徐桐（1820—1900），字荫轩，隶汉军八旗，时任吏部尚书。
许应骙（1825—1903），字筠庵，号素文，广东番禺人，时任仓场侍郎。
汪鸣銮（1839—1907），字柳门，浙江钱塘人，时任工部右侍郎。
王懿荣（1845—1900），字廉生，山东福山人，时任国子监祭酒。
俞锺颖（1847—1924），字君实，号佑莱，江苏昭文人，时为吏部员外郎、总理衙门总办章京。
傅嘉年（1848—1915），字莲峰，福建建瓯人，时为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
曾广钧（1866—1929），字重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孙，时任翰林院编修。
《倭韩近事》则集中汇存了张謇和丁立钧的书札。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蔷庵，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年（1876）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佐文案，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后，随吴长庆率军援朝，参与决策。光绪二十年参加甲午恩科会试，中状元，成为翁同龢门生。是年六月中日衅发，张謇和其他清流官员一起，严参李鸿章，反对议和，与翁颇通声气。翁氏将张謇的来信单独汇为一编，足以说明对清议人士的倚重和对张氏的格外赏识。另一位写信人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江苏丹徒人，时官翰林院编修，也是翁氏门生，与张謇交密，均为积极主战的清议人士。
这两册书札册由翁氏亲手编订，大致依据时间顺序编排、粘贴（偶尔也有错乱者）。《倭韩新事》中最早的函札是五月初十日王懿荣写给翁同龢的，最晚是九月十三日张荫桓写给翁氏的；《倭韩近事》中张謇最早一封信写于六月初六日，最晚一封是七月二十三日所写。这个时期正是日本挑起战争、清廷内部和战出现纷争之时，所以这些书信十分鲜活地反映出当时的内政、外交动态，实属珍贵的文献史料。
二
不过，虽未使用《倭韩新事》《倭韩近事》的名称，这两种书札册中的书信作为珍稀史料，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就被整理和公布过，并为史界所熟知和利用。
1962年11月，由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总28号（1962年第3期）刊发了陆壮游辑《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很快被甲午战争史研究者所关注。这批书札是根据陆氏抄本整理、发表的，只是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它们是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倭韩新事》中的一部分。
陆壮游（1891—1982），本名陆世益，又名史一，也作史逸。江苏嘉定外冈镇人，民国初年任江苏督军府参谋，1917年曾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回乡为各报撰写文字，以笔墨为生，尤留心乡邦文献。晚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据《近代史资料》的整理说明，这批书信是1924年秋陆壮游为避兵祸暂居常熟（虞山）时，“无意中发现的”，均为致翁同龢者，因事关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朝局动态，陆氏遂对这批翁氏友朋书札进行了抄录，计录张荫桓函38通，李鸿藻函4通，孙家鼐函2通，孙毓汶函3通，曾广钧函1通，总计48通。陆氏发现195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日战争》中收录不少甲午战争时期的名人书信，却无他当年抄录过的这批书札，遂交由《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以《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为题发表出来，供学界研究使用。因为部分信札或不具名，或未写日期，陆氏抄录时曾根据笔迹、所用笺纸及上下文内容的联系，确定了大部分书信的写信者和时间，并对信中人名、字号、职官等做了简明注释。可见，这批书信从抄录到发表，历经三十多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甲午战争史研究专家戚其章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日战争》时，对1956年后新披露出的有关甲午战争的史料进行整合、汇编，便将陆壮游辑《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收入该资料丛刊第六册（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中。考虑到体例的统一，收入丛刊时将原来的注释全部删去，只将注释中考订出的写信时间单提出来，标识在每书札的序号后，至于信札内容则原封不动，全部予以照录。
同样，现在看到的《倭韩近事》中收存的张謇、丁立钧致翁同龢所有信札也是戚其章先生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日战争》第六册中首次向学界披露的，用的题目是《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对这份资料的价值和来源，戚先生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日战争》第一册《前言》中言道：“有些资料是在一些热心同志的帮助下才找到的”，“例如《张謇致翁同龢密信》透露了许多帝党内部活动，堪称重要史料，但仅有油印本，一般难以看到，是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同志寄来了该本的影本”（见该书第5页）。据此，这里是依据章开沅教授提供的一个抄本（油印本复印件）完成整理的。另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日战争》第十二册《本书征引书目题解》称：“张謇致翁同龢密函，一册，张謇撰，陆史一辑，油印本。”（见该书第484）陆史一，即陆壮游，显然，由章先生提供给戚先生的这个油印本复印件，所据也是陆壮游所抄者。无有独偶，对于陆氏的这个抄本，前辈学者祁龙威先生也曾有所提及。他在《张謇日记笺注选存·后记》中说：“1963年初，在北京中华书局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看到了陆史一抄《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内容都涉及中日战事。”（见该书，第154页）说的正是陆氏的这个抄本。联系到《近代史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一直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可能《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与这份《张謇致翁同龢密函》都是给《近代史资料》的投稿，只是前者被刊发了，后者因故未发，才使祁龙威先生得以获见。我们推测，章开沅先生很可能是后来从祁先生处获得该抄本的。两位先生交谊笃厚，章先生专门研究张謇事迹，祁先生举以相赠，也在意料之中（当然，这还只是推断）。可以说，陆壮游先生对抄录、公布翁氏存札确实功不可没，而祁、章、戚三位先生围绕这批书札资料的交流、刊布发生的故事，也足以让今人感受到前辈学人高尚的学术情怀与感人风谊。
三
尽管《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从内容上看，大部分已经整理、公布了，史料价值也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但是，此次将者两种尺牍册全部影印、整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此次将根据原件进行系统整理，不仅可以将原来抄本略去部分补齐，而且可矫正当年抄写时形成的讹误，为学界提供一个内容最完备的文本。《倭韩新事》总计73封（件）信函，而陆壮游辑《张荫桓等致翁同龢信》（以下简称“陆本”）只抄录了48通，尚有25封书信（多短笺）从未公布过。
具体而言，按照本次整理的编排顺序，陆本未收的张荫桓函札有第三十一、七十三函（电报抄件）及第十七函所附照会抄件；未收的孙家鼐函有第六十七函；孙毓汶函有第五十、七十二两函。李鸿藻函则有11通未收入（详见释文按语）。此外，《倭韩新事》中存王懿荣1通、俞锺颖函1通、徐桐函2通、傅嘉年函1通、许应骙函3通、汪鸣鸾函1通，陆壮游均未抄录。此次我们将25通未刊书信一并予以整理，形成完璧。至于《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内容虽与《倭韩近事》完全符合，但是抄写时仍留下不少讹误，整理时在注释中均做了校订和改正。
诸如《倭韩新事》第二函中“合肥已电叶提督暂屯牙山”一句，陆本作“合肥之电叶提督暂屯牙山”，将“已”误识为“之”；第三函中“两赤愿访倭使作撮合云”一句，陆本误为“两赤愿访倭使作撮合山”；第四函提及英、俄、法、美四国驻韩领事联衔“贻袁、鸟书”，陆本误为“贻袁、马书”；第五十四函中“顷递北洋摺”一句，陆本误为“昨递北洋摺”，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张謇致翁同龢密信》第二函，实为第一函的附函，内容不宜分开，此次整理时合并为一函，故《倭韩近事的》书札总数就由陆本的21通减少为20通。
（二）对书札进行研究式的整理，最大限度发掘史料价值。因内容涉及中枢对日决策、北洋海军的作战情况及朝局人事关系，《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中有些书信不具名，还有落款“名心”“两宥”的密信；而且信中常用隐语、代号等，非了解朝局内情者每每很难理解。这次整理时，我们结合各种文献，以按语和注释的形式，对每封书信的作者、写信时间重新进行考订，同时对信中涉及人物的字号、代称、隐语、官职、事件等也做了简要介绍，释文、标点也有所调整。
（三）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彩色影印方式，可以全息保存和展现这批尺牍手迹的风格，在呈现史料价值的同时，也彰显出尺牍文献的艺术价值。通过品味和赏阅尺牍，见字如面，加深对历史人物的感性认知和了解。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是影响中日两国历史、改变东亚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也是晚清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岭。这场战争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刺激国人猛醒，奋发图强，掀起戊戌变法运动，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史上新的一页。新史料的发掘是史学研究不断进步的前提，相信《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的整理出版，将会对推进甲午战争史的相关研有所助益。常熟翁同龢纪念馆老馆长朱育礼先生，不顾体弱多病，精心为本书题签，令我们十分感动，在此特别表示感谢。限于水平，本书难免有所舛误，诚恳学界朋友予以批评指正。
整理者
2022年12月8日
前言
国家图书馆保存了两种晚清重臣翁同龢的朋僚、门生往来书札粘贴册——《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封面皆翁氏亲笔题写。前者收入张荫桓、李鸿藻、孙毓汶、孙家鼐等官员写给翁氏的书札73通（件）；后者收入状元张謇写给翁氏的书信19通、丁立钧致翁氏函1通。这近百通书札均写于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至九月期间，即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内容多反映当时的军事、外交和朝局情况。时人称日本为“倭”，称朝鲜为“韩”，故有此称。本书即是对这批尺牍文献的系统整理和考释。
一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均斋主人，晚年自署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幼子。咸丰六年（1856）状元，授修撰。同治四年（1865），奉命在弘德殿授读，成为同治皇帝的老师。光绪元年（1875），官至户部右侍郎，奉两宫太后懿旨，在毓庆宫授读皇帝，再度成为帝师。因慈眷甚隆，历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甲申易枢后退出）。光绪十二年（1886）改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礼部尚书李鸿藻在清议官员的推动下，积极主战，六月十三日奉旨会议“韩事”，参与对日交涉决策。同年十月，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重返枢垣；后兼总理衙门大臣，升协办大学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中因与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支持变法，举荐康有为，以及办理借款、外交事宜“失职”，受到言路屡屡纠参，百日维新前开缺回籍，八月政变发生后再遭革职，光绪三十年卒于乡。宣统元年（1909）开复原官。逊帝溥仪时予谥“文恭”。
翁同龢出身簪缨世家，以正途入仕，官至协办大学士，两次入枢，身兼帝师，与京城权贵和地方督抚联络广泛，是清季深刻影响朝局变迁的重要人物。此次整理的《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集中保存了甲午战争时期京城同僚给翁氏的书札，是研究甲午战争史和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文献。从种种情况推断，这两本书札册应系20世纪50年代翁氏后裔翁之熹（号克斋）先生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家藏文献中的一部分。当时克斋先生捐赠了几代翁氏先辈的日记、家书和友朋存札等，近年李红英女士据其中各类信札整理、出版了《常熟翁氏友朋书札》（凤凰出版社，2020年）一书。《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虽因某种缘故未能与其他翁氏文献集中存放，应属翁氏友朋存札的一部分。
考虑到翁同龢曾将中法战争期间醇亲王奕譞与他讨论越南问题的信札汇编为《朴园越议》，并保存下来（原由翁万戈先生保存，后捐赠上海图书馆），将甲午时期的朋僚函札做专门辑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翁氏用意甚是明显，对日和战之争，当时就大有争议，作为参与过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显然希望留下原始资料，让后人能明了当年的真情。这十分符合浸润于儒家传统、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一代名臣的行为理念。
《倭韩新事》粘贴、收录了十一位同僚官员的信札。写信者都是与翁氏往来密切的同僚、门生或下属，他们是：
张荫桓（1837—1900），号樵野，广东南海人。时任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
李鸿藻（1820—1897），字兰荪，直隶高阳人，时任礼部尚书。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号蜇生，安徽寿州人，时任工部尚书，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师傅。
孙毓汶（1833—1899），字莱山，号迟庵，山东济宁人，时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
徐桐（1820—1900），字荫轩，隶汉军八旗，时任吏部尚书。
许应骙（1825—1903），字筠庵，号素文，广东番禺人，时任仓场侍郎。
汪鸣銮（1839—1907），字柳门，浙江钱塘人，时任工部右侍郎。
王懿荣（1845—1900），字廉生，山东福山人，时任国子监祭酒。
俞锺颖（1847—1924），字君实，号佑莱，江苏昭文人，时为吏部员外郎、总理衙门总办章京。
傅嘉年（1848—1915），字莲峰，福建建瓯人，时为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
曾广钧（1866—1929），字重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孙，时任翰林院编修。
《倭韩近事》则集中汇存了张謇和丁立钧的书札。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蔷庵，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年（1876）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佐文案，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后，随吴长庆率军援朝，参与决策。光绪二十年参加甲午恩科会试，中状元，成为翁同龢门生。是年六月中日衅发，张謇和其他清流官员一起，严参李鸿章，反对议和，与翁颇通声气。翁氏将张謇的来信单独汇为一编，足以说明对清议人士的倚重和对张氏的格外赏识。另一位写信人丁立钧（1854—1902），字叔衡，江苏丹徒人，时官翰林院编修，也是翁氏门生，与张謇交密，均为积极主战的清议人士。
这两册书札册由翁氏亲手编订，大致依据时间顺序编排、粘贴（偶尔也有错乱者）。《倭韩新事》中最早的函札是五月初十日王懿荣写给翁同龢的，最晚是九月十三日张荫桓写给翁氏的；《倭韩近事》中张謇最早一封信写于六月初六日，最晚一封是七月二十三日所写。这个时期正是日本挑起战争、清廷内部和战出现纷争之时，所以这些书信十分鲜活地反映出当时的内政、外交动态，实属珍贵的文献史料。
二
不过，虽未使用《倭韩新事》《倭韩近事》的名称，这两种书札册中的书信作为珍稀史料，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就被整理和公布过，并为史界所熟知和利用。
1962年11月，由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总28号（1962年第3期）刊发了陆壮游辑《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很快被甲午战争史研究者所关注。这批书札是根据陆氏抄本整理、发表的，只是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它们是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倭韩新事》中的一部分。
陆壮游（1891—1982），本名陆世益，又名史一，也作史逸。江苏嘉定外冈镇人，民国初年任江苏督军府参谋，1917年曾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回乡为各报撰写文字，以笔墨为生，尤留心乡邦文献。晚年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据《近代史资料》的整理说明，这批书信是1924年秋陆壮游为避兵祸暂居常熟（虞山）时，“无意中发现的”，均为致翁同龢者，因事关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朝局动态，陆氏遂对这批翁氏友朋书札进行了抄录，计录张荫桓函38通，李鸿藻函4通，孙家鼐函2通，孙毓汶函3通，曾广钧函1通，总计48通。陆氏发现195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日战争》中收录不少甲午战争时期的名人书信，却无他当年抄录过的这批书札，遂交由《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以《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为题发表出来，供学界研究使用。因为部分信札或不具名，或未写日期，陆氏抄录时曾根据笔迹、所用笺纸及上下文内容的联系，确定了大部分书信的写信者和时间，并对信中人名、字号、职官等做了简明注释。可见，这批书信从抄录到发表，历经三十多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甲午战争史研究专家戚其章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日战争》时，对1956年后新披露出的有关甲午战争的史料进行整合、汇编，便将陆壮游辑《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收入该资料丛刊第六册（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中。考虑到体例的统一，收入丛刊时将原来的注释全部删去，只将注释中考订出的写信时间单提出来，标识在每书札的序号后，至于信札内容则原封不动，全部予以照录。
同样，现在看到的《倭韩近事》中收存的张謇、丁立钧致翁同龢所有信札也是戚其章先生所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日战争》第六册中首次向学界披露的，用的题目是《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对这份资料的价值和来源，戚先生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日战争》第一册《前言》中言道：“有些资料是在一些热心同志的帮助下才找到的”，“例如《张謇致翁同龢密信》透露了许多帝党内部活动，堪称重要史料，但仅有油印本，一般难以看到，是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同志寄来了该本的影本”（见该书第5页）。据此，这里是依据章开沅教授提供的一个抄本（油印本复印件）完成整理的。另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中日战争》第十二册《本书征引书目题解》称：“张謇致翁同龢密函，一册，张謇撰，陆史一辑，油印本。”（见该书第484）陆史一，即陆壮游，显然，由章先生提供给戚先生的这个油印本复印件，所据也是陆壮游所抄者。无有独偶，对于陆氏的这个抄本，前辈学者祁龙威先生也曾有所提及。他在《张謇日记笺注选存·后记》中说：“1963年初，在北京中华书局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看到了陆史一抄《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内容都涉及中日战事。”（见该书，第154页）说的正是陆氏的这个抄本。联系到《近代史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一直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可能《张荫桓等致翁同龢函》与这份《张謇致翁同龢密函》都是给《近代史资料》的投稿，只是前者被刊发了，后者因故未发，才使祁龙威先生得以获见。我们推测，章开沅先生很可能是后来从祁先生处获得该抄本的。两位先生交谊笃厚，章先生专门研究张謇事迹，祁先生举以相赠，也在意料之中（当然，这还只是推断）。可以说，陆壮游先生对抄录、公布翁氏存札确实功不可没，而祁、章、戚三位先生围绕这批书札资料的交流、刊布发生的故事，也足以让今人感受到前辈学人高尚的学术情怀与感人风谊。
三
尽管《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从内容上看，大部分已经整理、公布了，史料价值也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但是，此次将者两种尺牍册全部影印、整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此次将根据原件进行系统整理，不仅可以将原来抄本略去部分补齐，而且可矫正当年抄写时形成的讹误，为学界提供一个内容最完备的文本。《倭韩新事》总计73封（件）信函，而陆壮游辑《张荫桓等致翁同龢信》（以下简称“陆本”）只抄录了48通，尚有25封书信（多短笺）从未公布过。
具体而言，按照本次整理的编排顺序，陆本未收的张荫桓函札有第三十一、七十三函（电报抄件）及第十七函所附照会抄件；未收的孙家鼐函有第六十七函；孙毓汶函有第五十、七十二两函。李鸿藻函则有11通未收入（详见释文按语）。此外，《倭韩新事》中存王懿荣1通、俞锺颖函1通、徐桐函2通、傅嘉年函1通、许应骙函3通、汪鸣鸾函1通，陆壮游均未抄录。此次我们将25通未刊书信一并予以整理，形成完璧。至于《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内容虽与《倭韩近事》完全符合，但是抄写时仍留下不少讹误，整理时在注释中均做了校订和改正。
诸如《倭韩新事》第二函中“合肥已电叶提督暂屯牙山”一句，陆本作“合肥之电叶提督暂屯牙山”，将“已”误识为“之”；第三函中“两赤愿访倭使作撮合云”一句，陆本误为“两赤愿访倭使作撮合山”；第四函提及英、俄、法、美四国驻韩领事联衔“贻袁、鸟书”，陆本误为“贻袁、马书”；第五十四函中“顷递北洋摺”一句，陆本误为“昨递北洋摺”，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张謇致翁同龢密信》第二函，实为第一函的附函，内容不宜分开，此次整理时合并为一函，故《倭韩近事的》书札总数就由陆本的21通减少为20通。
（二）对书札进行研究式的整理，最大限度发掘史料价值。因内容涉及中枢对日决策、北洋海军的作战情况及朝局人事关系，《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中有些书信不具名，还有落款“名心”“两宥”的密信；而且信中常用隐语、代号等，非了解朝局内情者每每很难理解。这次整理时，我们结合各种文献，以按语和注释的形式，对每封书信的作者、写信时间重新进行考订，同时对信中涉及人物的字号、代称、隐语、官职、事件等也做了简要介绍，释文、标点也有所调整。
（三）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彩色影印方式，可以全息保存和展现这批尺牍手迹的风格，在呈现史料价值的同时，也彰显出尺牍文献的艺术价值。通过品味和赏阅尺牍，见字如面，加深对历史人物的感性认知和了解。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是影响中日两国历史、改变东亚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也是晚清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岭。这场战争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刺激国人猛醒，奋发图强，掀起戊戌变法运动，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史上新的一页。新史料的发掘是史学研究不断进步的前提，相信《倭韩新事》与《倭韩近事》的整理出版，将会对推进甲午战争史的相关研有所助益。常熟翁同龢纪念馆老馆长朱育礼先生，不顾体弱多病，精心为本书题签，令我们十分感动，在此特别表示感谢。限于水平，本书难免有所舛误，诚恳学界朋友予以批评指正。
整理者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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