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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人平山周将对中国华南社会的考察报告出版，名为《中国秘密社会史》，这是最早把两大秘密团体——秘密教门和会党置于一起的著作。后来中国学术界引进“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把教门和会党合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
从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来看，中国秘密社会可分为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两大系统。秘密教门是带有宗教性的秘密结社，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弥勒救世”、“末劫说”和“无生老母”崇拜融合而成的“天盘三副”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和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以入教可以消灾获福或避劫免厄来吸引信众，要求徒众茹素食斋，诵经礼佛，但不要求信众脱离家庭，服饰同常人无异，故自称为“在家出家”。秘密会党是由历史上的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演化而来。这类组织最初仅仅是为了抱团取暖而结拜弟兄，并没有名称，雍正年间才开始“立有会名”，如父母会、铁尺会、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边钱会、兄弟会、忠义会、哥老会、江湖会等。清朝廷将其界定为“结会树党”的违法行为而加以打击，后来被简称为“会党”。会党是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以江湖义气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要求会众服从首领，忠于誓言，恪守规约，严守会内机密，以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吸引会众。晚清时期，青帮、丐帮等出现后，人们便习惯性地把帮与会统称为“帮会”。
本套书共四卷。卷一、卷二从秘密教门的源头开始讲述，对秘密教门的发展、演化、蜕变的历史变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秘密教门的性质进行了客观分析。作者尤其注意尽量全面讲述东汉、南北朝、宋、元、明、清时期不同教派建立的情形，为当今读者充分了解中国古代下层社会提供了一个窗口。卷三、卷四剖析会党的产生、发展和覆亡的过程，详细讲述晚清时期三大帮会——哥老会、青帮、天地会雄踞江湖的历史，同时讲述了清末，天地会和哥老会在革命党人引导下，参与了推翻清政权的革命活动，在特殊历史阶段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一部全面、详尽的中国帮会发展史。
本套书以翔实的文献和档案史料、缜密的分析，展示了中国地下社会两大体系的产生、发展和覆亡的过程，对年轻学者了解、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可以帮助读者客观了解神秘的中国古代地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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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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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宝琦，1937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校内为研究生讲授“清代通史”、“中国秘密社会史”等课程。在校外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澳门大学及日本学习院大学做学术演讲和学术交流。著有《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洪门真史》、《中国地下社会》（全三册）、《江湖三百年》、《帮会与革命》、《中国洪门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杜月笙》等十余部专著和近百篇学术论文，编辑《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全八卷），承担国家《清史·典志·会党篇》的撰写任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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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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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一
异端教派时期
第一章 秘密教门的源头
第二章 隋唐五代时期“末劫说”及其载体
第三章 宋元时期异端教派的流传与融合
第四章 朱元璋的明帝国：要世俗政权，不要神权统治
秘密教门时期
第五章 罗教
第六章 黄天教
第七章 弘阳教
第八章 闻香教
第九章 明清之际的浙江无为教与姚门教
第十章 清初秘密教门的抗清斗争和清廷的治理对策
第十一章 康熙年间秘密教门的发展
第十二章 雍正年间秘密教门的发展和朝廷的治理
第十三章 雍乾年间教门向武力反抗的倾斜
第十四章 雍乾年间的八卦教
第十五章 山东清水教
第十六章 乾隆年间福建的老官斋教
第十七章 清代的红（弘）阳教
第十八章 混元教与收元教
第十九章 乾嘉之际的五省教门起义
第二十章 甘肃和陕西的悄悄会
第二十一章 天理教与老理会
第二十二章 清茶门与收圆教
第二十三章 青莲教
第二十四章 清后期的离卦教
第二十五章 同光年间的斋教
第二十六章 同治年间的真空教
第二十七章 光绪年间热河金丹道、在理教与武圣教
第二十八章 清代诸小秘密教门
结 语
参考文献
卷 二
第一章 民国初年秘密教门向会道门蜕变的社会环境
第二章 民国初年的一贯道
第三章 一贯道内部的权力之争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一贯道的恶性发展和政治图谋
第五章 一贯道的分裂
第六章 一贯道在大陆的覆亡
第七章 同善社
第八章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
第九章 红枪会
第十章 民国年间的其他会道门
结 语
参考文献
卷 三
第一章 清初的异姓结拜组织
第二章 雍正年间的异姓结拜组织及其向秘密会党的转化
第三章 乾隆前半期的秘密会党与清廷的治理
第四章 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第五章 天地会的阶级结构、 价值观念与社会功能
第六章 天地会的创立及初期活动
第七章 天地会发动的林爽文起义
第八章 乾隆末年天地会的反抗活动和清廷惩处天地会条款的出台
第九章 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发展和反抗清廷的活动
第十章 嘉道年间天地会在各地的流传、 反抗及清廷的对策
第十一章 道咸年间广西的天地会武装集团
第十二章 晚清天地会的传会活动
第十三章 两广天地会起义
第十四章 上海小刀会起义
第十五章 闽南小刀会与闽中红钱会
第十六章 同治初年的八卦会与戴潮春起义
结 语
参考文献
卷 四
从秘密会党到帮会
第一章 哥老会
第二章 青帮
第三章 晚清三大帮会之外的秘密会党
第四章 光绪末年的广西天地会起义
第五章 晚清时期清廷对帮会的治理
帮会与辛亥革命
第六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两广天地会
第七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与福建会党
第八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帮会
第九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陕西哥老会
第十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两湖会党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
第十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哥老会
第十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云南会党
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山西和绥远会党
第十五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河南会党
第十六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甘肃会党
第十七章 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和西藏哥老会
第十八章 清代海外洪门
第十九章 民国年间的洪门
帮会的蜕变
第二十章 民国初期的帮会
第二十一章 民国年间的四川袍哥
第二十二章 民国年间的青帮
第二十三章 上海青帮的崛起与演变
第二十四章 上海青帮向黑社会的蜕变
结 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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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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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秘密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也是历代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秘密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均有过重要影响，因而一直受到中外史学家、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的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发展，秘密社会的历史更为人们所瞩目。
一、何谓秘密社会?
中国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最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一般是把主流社会称为“庙堂”，非主流社会称为“江湖”。在清代，朝廷把民间流传的会党和教门视为叛逆组织，称会党为“会匪”、“土匪”；称教门为“邪教”或“邪匪”。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人平山周来到中国考察华南秘密社会的情况，后来把考察报告作为专著出版，名曰《中国秘密社会史》，这是最早把中国的两大秘密团体——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置于一起的著作。后来中国学术界便引进了“秘密社会”这个概念，把教门和会党合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那么，应该如何界定和解读“秘密社会”这个概念呢？
秘密社会这个概念，对一般民众来说，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意味，不了解秘密社会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其实，秘密社会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因为它有秘密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与隐语暗号，有神秘而独特的礼仪、教义和严格的规约，从事历代政权所禁止的政治、经济或宗教活动，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因而被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
中国秘密社会，从其组织形式与活动内容来看，可以分为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两大系统。
秘密教门是带有宗教性的秘密结社，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弥勒救世”、“末劫说”和“无生老母”崇拜融合而成的“天盘三副”信仰，作为精神支柱和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以入教可以消灾获福或避劫免厄来吸引信众，要求徒众茹素食斋，诵经礼佛，但不要求信众脱离家庭，服饰同常人无异，故自称为“在家出家”。秘密教门表面上与佛教和道教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也被人们界定为宗教团体，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像明清时期的白莲教、罗教、闻香教、八卦教等，皆属秘密教门。
秘密会党是由历史上的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演化而来。异姓结拜弟兄的具体情况，在元明时期流行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里有生动的描绘。这类组织最初仅仅是为了抱团取暖而结拜弟兄，并没有名称，雍正年间才开始“立有会名”，如父母会、铁尺会、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边钱会、兄弟会、忠义会、哥老会、江湖会等。清朝廷将其界定为“结会树党”的违法行为而加以打击，后来被简称为“会党”。会党是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以江湖义气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要求会众服从首领，忠于誓言，恪守规约，严守会内机密，以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吸引会众。由于受到清廷的打压而奋起反抗。由于清代满汉民族矛盾比较突出，故多以“反清复明”相标榜，借以获得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晚清时期，青帮、丐帮等出现后，人们便习惯性地把帮与会统称为“帮会”。
二、秘密社会产生的社会根源
秘密社会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产物，阶级压迫是其产生的根源，而小农经济则是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基础，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和其他下层民众不仅身受官府的压迫、胥吏的勒索，还遭受地主、富商及高利贷者的剥削。终岁辛勤劳动，却仍然难获温饱。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使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难以团结起来为某一政治和经济目标而奋斗。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面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艰难的处境，只是抱着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默然处之，把一切苦难与不幸归之于命运的安排。也有少数人不甘于此，他们试图同这种命运抗争，因而自发地结成各种秘密结社，来维护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所以，秘密社会乃是作为朝廷的对立面存在的。
秘密教门的出现同在自然经济状况下的个体农民密切相联。个体小农在经济上是脆弱的，经不起天灾人祸的冲击，总是担心失去自己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微薄的财产，缺乏安全感。秘密教门便利用个体农民这种心态，向人们宣传世界将面临“劫难”，只有入教才能消灾免厄。入教之后，不但今生可以获福，死后不堕轮回，来世可托生好人。当劫难降临时，还可获得无生老母的拯救，回归“真空家乡”，得到“永生”。秘密教门的这种宣传，对广大个体小农和城镇下层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而获得长足发展。到了晚清，小农经济日益萎缩，秘密教门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破坏，因而也随之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清末民初，秘密教门蜕变为会道门，成为军阀、官僚的工具，得到政府的庇护，秘密教门又发展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大多数会道门同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得到恶性膨胀。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会道门的人数竟超过了当时国内所有正宗宗教信徒的总和，并且不断挑战人民政权的权威。人民政府为保护新生的政权、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一贯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活动，予以严厉打击，对一般会道门也依法予以取缔。
秘密会党的产生和发展，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清代前期，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虽然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南方有些地方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个体农民内部阶级分化的加剧，许多人由于经营不善或家庭成员发生变故等因素，被从农村中排挤出来，涌入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成为小商小贩、雇佣劳动者、兵丁差役，甚至投身寺庙，成为僧侣、道人，有的干脆靠乞讨为生，成为乞丐。他们来到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要想立足，并非易事，因而亟须互相帮助，以求得生存。秘密会党宣传的入会之后可以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等内容，这对于离家在外、谋生艰难的下层民众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尽管会党不断遭到清廷的禁止和打击，但仍然不断有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加入其中。所以，有清一代，秘密会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清政权潜在或公开的威胁。
三、秘密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功能
中国秘密社会或称为秘密结社，按照其活动内容与行为方式，可以分为宗教性的秘密教门、会道门和世俗性的秘密会党、帮会及黑社会。
如何看待中国秘密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值得深入探讨。
在秘密教门的性质问题上，以往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持“宗教说”，认定白莲教等教门属于宗教团体，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另一种意见则持“秘密结社说”，认为白莲教等教门，属于宗教性秘密结社。经过长期探讨、沟通，两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共识，即将白莲教等教门组织，界定为宗教性秘密结社，称为“秘密教门”，简称“教门”。在新修《清史》的“典志”部分，设立的“教门会党志“，就是介绍清代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新修《清史》并未把白莲教等教门视为宗教团体而归入“宗教志”，而是将其归入新设立的“教门会党志”，从而拉近了两种学术观点的距离。当然，仍有不少学者仍坚持把秘密教门视为宗教团体。
在如何看待秘密教门的社会功能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主张“宗教说”的学者，大多对教门的社会功能持正面看法，认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在教理、教义方面，“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呼声”，其武装反抗活动，属于农民起义的范畴，应该充分肯定。有的学者甚至把教门誉为“革命的宗教”、“人民的宗教”。认为秘密教门发动的武装反抗活动，打击了历代封建统治，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元末白莲教起义，最终颠覆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清中叶的五省教门起义，纵横五省，历时九年，导致了大清帝国由盛转衰。而历史上教门连绵不断的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而持“秘密结社说”的学者，则对教门的教理、教义及其武装反抗活动，多持负面评价。认为秘密教门在其肇始之初，就具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企图干预世俗社会的政治运作。早在东汉末年，以张角为首的天师道发动的黄巾起义，几乎将东汉政权颠覆。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道，还在汉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维持了三十年之久。在天师道和五斗米道之后，佛教的各种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也继承了挑战世俗政权的传统，不断发动暴动。
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的教理、教义，乃是其挑战世俗政权暴力活动的神学依据。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异端教派——弥勒教，利用“弥勒救世”说进行造反，其载体乃是《佛说法灭尽经》。隋唐五代时期弥勒教又利用“末劫说”反抗世俗政权，其载体便是《转天图经》。《转天图经》又名《五公经》、《五公末劫经》，内容是宣扬劫难将至，将要改朝换代。明代中叶秘密教门兴起后，在罗教、黄天道教、闻香教等教门的经卷里，又将民间流传的“无生老母”信仰，融入“弥勒救世”、“末劫说”，形成完整的“天盘三副”教义。宣扬人类将面临最大和最后的劫难，届时无生老母将派遣弥勒佛降临尘世，成为教门的教主。他将在尘世建立一个“人间天国”——银城或云城。在这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里，由弥勒佛转世的教主，将成为人民的主宰，而教门的教理教义，则是臣民的唯一信仰和必须遵循从的行为准则。
异端教派、秘密教门到会道门的全部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挑战世俗政权、企图建立神权体制的历史。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世俗国家，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思想，倡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高于教权，各种宗教均服从于世俗政权。儒家思想在我国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可能被异端教派和秘密教门的暴力活动所撼动。元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元末农民起义是由白莲教所发动和领导的，起义军首领朱元璋本人不仅是白莲教世家，而且是通过白莲教造反起家的。他深悉白莲教的教义和政治诉求，对世俗政权的威胁，于是在起义胜利的关键时刻，毅然放弃白莲教的“弥勒救世”信仰，改奉儒家思想。他在众多儒生的帮助下，最终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世俗的大明王朝。此后，中国的历代政权，均沿着世俗化的道路前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和社会生活。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依法取缔了一贯道、同善社等会道门，之后，又在法律、法规上明令禁止会道门和邪教的活动，彻底粉碎了教门、会道门企图取代世俗政权、建立神权体制的迷梦。
历史学界在如何看待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性质上的研究和探讨，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对于秘密会党的性质，学者最初大多沿袭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说法，认定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会党，乃是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是为了反对清朝统治而结成的“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如何看待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性质方面，出现了新的看法。学者们依据清代档案和《大清律》等史料，发现在康熙年间仅存在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真正意义上的秘密会党，是在雍正年间才出现的。雍正四年（1726）开始出现父母会、铁尺会、铁鞭会、桃园会、一钱会等秘密会党。在雍正年间修订的《大清律》里，将这些组织界定为“结会树党”的“会党”。乾隆前半期，在闽南一带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在下层民众中出现了更多的会党，如子龙会、小刀会、边钱会等，其他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不同名目的会党，如湖北的箩筐会、江西的关帝会、江苏的顺刀会等，在秘密会党大量涌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天地会。所以，以天地会为代表的秘密会党，乃是清中叶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分化的产物，是下层民众为了生存而结成的互助性组织，并不是因为满汉民族矛盾而产生的反满“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
关于秘密会党的社会功能，秘密会党作为下层民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既具有正面功能，也有负面功能。其正面功能主要表现为：在下层民众之间施行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进行抗争。如乾隆年间的林爽文起义、陈周全起义；嘉庆年间广东的陈烂屐四起义、江西的廖干周起义等；咸丰、同治年间的闽南小刀会起义、闽中红钱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两广地区的天地会起义，还建立了大成国、升平天国以及多个天地会政权。在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在革命党人引导下，积极参与了反清革命。革命党人在两广和云南先后发动十次反清起义，起义军的队伍里多为天地会的成员。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海外洪门也在财力、物力方面给予革命党人以强有力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几乎遍地开花，除了东北三省和直隶、山东外，其他各省，甚至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辛亥武装起义，均有哥老会的身影。总之，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秘密会党作为下层民众的结社组织，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也很明显。清代会党在发动反清起义的同时，也有过抢劫夺财和杀人越货等反社会活动。会党的局限性和消极方面，在辛亥革命中更充分暴露出来。一些会党首领，不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以为革命无非是“打天下，坐天下”。辛亥起义成功后，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是“洪家天下”，同革命党人争夺领导权，从而走上歧途，最终被革命党人所抛弃。
民国年间，西南地区的哥老会，蜕变为军阀和官僚争夺的势力范围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有的袍哥组织干脆成为土匪；上海青帮蜕变为典型的黑社会，在政府的庇护下，从事大规模烟赌娼及走私活动。洪门天地会组织，则成了政客们角逐政坛的工具。
近年来，由于黑恶势力的猖獗，人们往往把历史上的会党同后世的黑社会混为一谈，只看到会党和黑社会的相似之处，而忽视二者间的严格区别。
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虽然也进行过诸如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赎以及走私贩毒等反社会活动，但其规模远非后世黑社会可比拟。据清档记载，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在进行上述反社会活动中，一般规模有限，大多为数人或数十人，使用的武器，无非是刀矛棍棒；抢劫的数额也不大，无非是几千文铜钱，或几两、几十两白银，几件衣服或农具，牵走几只牲畜。而后世的黑社会在打架斗殴方面，动辄就有几十人或数百人参与，往往使用枪械等致命武器，抢劫的数额则多达数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在走私贩毒方面，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等秘密会党的数额也远非后世黑社会可比，前者无非为了维持生计或取得活动经费，后者则往往暴富，甚至“富可敌国”。在残害民众方面，秘密会党一般是把对方打伤、打残，而黑社会则往往将受害者杀害，甚至灭门。在清代会党的活动中，尽管也有少数差役和兵丁参与，但会党并没有得到过官府的庇护。而后世的黑社会，则由当权者充其当“保护伞”，上海青帮得到上海行政当局和英、法租界当局的保护，其走私贩毒活动，往往由法租界的军警提供保护。
总之，清代会党和后世黑社会，二者在性质上有严格的区别，不应混为一谈。
四、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秘密社会史，作为人民群众历史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当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在清代，官方往往把一般秘密教门称为“邪教”，把参加反武装反抗活动者称为“邪匪”；把会党的结会组织，称为“会匪”或“土匪”。旧时代的史学家们沿袭了官方的立场，对历史上秘密社会的历史或者加以污蔑，或者不屑一顾。在旧史学领域的论著里，把帝王将相作为历史的主人，根本没有广大民众的地位，更遑论秘密社会的历史。在他们的笔下，仅仅在打击、镇压其反抗活动时，顺便提及。新中国建立后，历史学界改变了旧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始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秘密社会作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受到了历史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更成了研究的热点之一。近些年来，国外历史学界也在大力倡导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而加强对中国的秘密社会历史的研究，也适应了国外这种学术潮流。
其次，秘密社会（教门和会党）的反抗斗争，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秘密社会的成员大多为农民、手工业者或小商贩以及江湖流浪者。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遭受到官府及地主、富商的剥削与压迫，被逼无奈之下，被迫铤而走险，举行武装反抗斗争，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反抗斗争，尽管也有局限性，但毕竟打击了封建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秘密社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受到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视。
研究秘密社会的历史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秘密社会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它所遗留下来的遗毒和消极影响，却不容忽视，应该予以清除。
首先，在我国的干部队伍里，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拉帮结伙，搞小圈子，无疑是受到了历史上帮会的影响。为了反腐斗争的顺利进行，必须深入研究秘密会党和帮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做到“以史为鉴”。
其次，在青年人当中，颇为流行“哥们义气”，遇事不分是非曲直，只要是自己的“哥们”，就加以袒护。一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哥们义气”进行犯罪活动。所以，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对这些帮会的遗毒加以清除。
第三，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猖獗，也是帮会的遗毒之一，必须予以打击和肃清。黑恶势力利用拉帮结伙勾结在一起，形成黑社会组织。一些不法分子，模仿历史上帮会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进行有组织犯罪活动，为害一方，残害平民百姓。人民政府虽然对之多次采取专项打击行动，但黑恶势力和黑社会组织，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对于黑恶势力和黑社会组织，必须不断揭露其反社会的本质，坚持不懈地进行打击，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把打击惩治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作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内容，将其彻底根除，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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