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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聚焦外资企业再投资,深入剖析了其在东道国企业海外融入、技术溢出及资本累积中的关键作用。作者以中国经验为例,提供了丰富的微观层面证据,为读者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海外拓展与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本书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也为政策制定者及企业家们提供了实用的参考,是理解外商投资与企业发展关系的bi读之作。
內容簡介:
本书以外资进入、入境后的模式选择,以及外资企业再投资为视角,在微观层面为东道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融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资本累积效应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本书为理解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促进国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促进技术溢出,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關於作者:
杨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2019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工作,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一带一路”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在The World Economy、《国际贸易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目錄 :
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背景、概念与研究意义3
二、 文献综述12
三、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25
第二章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贡献
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历程33
二、 外资开放、竞争与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51
三、 外资开放背景下民营企业生产率60
四、 本章小结74
第三章 外资并购与目标企业海外市场扩张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81
二、 实证设计与变量选取84
三、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92
四、 本章小结101
第四章 外资并购与目标企业经营绩效
一、 研究背景105
二、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107
三、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108
四、 本章小结115
第五章 跨国公司资本追加的生产率效应
一、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119
二、 研究假设122
三、 数据、变量和实证策略124
四、 实证结果分析130
五、 影响机制检验136
六、 本章小结139
第六章 外资撤离是否降低企业经营绩效
一、 文献综述144
二、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146
三、 回归结果分析151
四、 本章小结159
第七章 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技术扩散与中国企业生产率
一、 引进外资的政策背景166
二、 实证方法、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168
三、 实证结果分析173
四、 本章小结186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主要结论191
二、 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192
內容試閱 :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促进东道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还加强了东道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本书以外资进入、入境后的模式选择、外资企业再投资为视角,从微观层面为东道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资本累积效应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首先,本书分析了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后,对目标企业的进出口行为、进出口产品种类、海外市场选择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其次,本书探讨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如何被不同外资进入模式引起的所有权结构差异影响,特别关注中外合资与外商独资对国内企业是否产生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最后,本书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再投资行为进行了识别,分析资本追加和撤离如何影响外资在华分支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而为资本追加促进东道国资本累积效应的形成,以及外资技术溢出的可持续性提供新的微观证据。本书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吸引更多外资具有重要意义。
在利用匹配结合双重差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有效控制内生性的方法下,本书的研究得出了以下重要发现: 首先,外资通过并购进入市场后,目标企业与海外市场联系明显加强,这表现为目标企业的进口和出口概率显著增加,进出口产品种类、进出口市场的数目显著增多。此外,目标企业与海外市场的地理距离也显著增加。这些变化使得目标企业的生产率、销售额和出口收入等经营绩效显著改善。其次,跨国公司在华分支企业的模式选择和所有权结构对于技术溢出的影响显著,研究发现,中外合资模式对中国企业产生了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独资模式则表现为负向的竞争效应。通过工具变量回归进一步确认外商投资与国内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再次,跨国母公司资本追加行为促进了在华资本累积效应的形成,受资本追加的分支企业展现出更高的生产率、销售收入和创新能力。这些企业的无形资产规模、研发支出、培训支出和财务流动性均显著增加。最后,当外资撤离时,分支企业的生产率、销售收入和出口额显著恶化,这种负面影响不仅在撤离当年就已显现,而且持续影响后续年份。
本书的创新点和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书为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企业融入全球市场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尽管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但关于东道国企业从跨国母公司主导的价值链中受益程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本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企业的合并数据,以跨国并购为视角,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其次,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证据并不明确,以往研究往往忽视了外资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本书在考虑这一因素后发现,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和负向竞争效应均存在,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再次,东道国政府往往鼓励跨国公再次,东道国政府往往鼓励跨国公司进行长期投资,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是东道国吸引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跨国公司的再投资行为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再投资如何促进资本累积效应提供了证据。最后,本书从外资撤离的视角探讨外资技术溢出的持续性问题,发现外资分支企业相对于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依赖于跨国公司的股权持有。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外资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本书通过深入探讨,为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促进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跨国母公司不同的投资行为如何提高或降低分支企业的经营绩效,以及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外资如何促进或阻碍国内企业获得技术溢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政府制定有效地引进外资、利用外资政策,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第一,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海外市场参与、海外市场选择和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第二,跨国公司的再投资行为与在华分支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三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如何影响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其中前两点涉及技术和知识的跨境转移,接受资本的企业获得直接的技术溢出,以及跨国公司商业网络带来的海外市场信息溢出,第三点关系到技术和知识的跨所有权转移,即中国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是否学习到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
本书为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促进国内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微观证据。在利用匹配和双重差分控制内生性的前提下,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目标企业的贸易行为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扩大了目标企业进出口市场的数目和进出口目的国(或地区)的地理距离,这是目标企业市场扩张的具体表现。其次,对跨国公司资本追加的生产率效应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资本追加有助于促进中国资本累积效应的形成,接受资本再投资的分支企业相比资本规模不变的企业,多个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显著提高,并具有更高的研发、培训支出,以及无形资产规模。从外资撤离的角度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当跨国母公司将资本从中国撤出时,目标企业经营绩效显著恶化,企业的出口、销售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降低,说明外国资本撤离不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持续提高,在华外资企业所有权优势依赖于外资的股权持有。从影响机制看,外资撤离伴随着无形资产的规模的显著降低,研发和培训支出显著减少,以及财务流动状况的恶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引进外资是否促进内资企业获得持续性的生产率增长。以上研究并没有涉及技术跨所有权转移的问题,也就是说,外资进入和外资再投资是跨国母公司向海外子公司转移资本和无形资产的过程,内资企业是否获得技术溢出仍不得而知。本书最后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即分支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外资进入模式不同引起的所有权结构差异,是影响内资企业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中外合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表现为净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外商独资对内资企业表现为净的竞争效应,整体而言不利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本书利用中国加入WTO时的外资政策改革作为自然试验,构造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表明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的商业存在与国内企业生产率之间构成因果联系。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此只讨论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对于第三方的影响,也就是说,本书没有讨论合资企业中,中方投资者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获益于外国投资者的技术或其他无形资产。
一、政策启示
本书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第一,在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应当突破资本、技术和创造就业层面的认识,本章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商业网络,有利于促进东道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在华出口、进口企业数目的增加,进而对于优化国内、国内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引进外资和评估外资的作用时,应将外资在华分支企业和跨国母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综合判断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除了带来了资本、技术,还减缓了国内企业对于海外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比较成功,内陆和西部省份相对而言,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政府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鼓励与当地经济发展契合度高的跨国公司进入中、西部地区,进而促进当地企业融入全球经济发展。
第二,本书第五章结论显示,如果跨国公司选择将利润用于继续扩大对分支企业投资,分支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研发、培训支出,和更高的无形资产规模,这凸显了鼓励跨国公司对在华分支企业资本追加的意义。由于研发和培训支出对于促进中国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继续循序渐进地放开部分行业的外资管制,鼓励外国企业扩大在华投资。
第三,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的“股比限制政策”为国内企业带来了学习机会,但同时应注意到,“股比限制政策”是国际经贸谈判的焦点,甚至会引发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加,强制或鼓励组建合资企业是否还能够帮助国内企业获得技术溢出,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差异逐步缩小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学习空间随之减小,因此,在现阶段,放松对外资的股比限制,一方面可以鼓励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另一方面促进市场竞争,可能更加有利于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二、研究展望
首先,本书在判断外资并购、资本追加和外资撤离的时候,依赖于企业的登记注册信息、吸收外国资本和港澳台资本的共同变化。比如,当一个内资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从内资变为外资,与此同时,外国实收资本占实收资本达到25%,认定为外资并购企业,这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对于外资撤离而言,如果登记注册类型从外资变为内资,同时外资实收资本为0时,很难判断跨国母公司是否将资本撤离东道国,也许仅仅是母公司将资本从国内地区一迁移到国内地位二,属于中国不同区域的局部调整。当然,在没有母公司的资本调整信息的情况下,无法判断这类情况。因此,如果有更加细化的数据,比如跨国母公司和在华分支企业的资本分布信息,则在识别过程会更加合理和科学。
其次,关于外资进入模式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研究中,下一步可以向股比限制对中国整体福利的影响入手。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容量巨大,跨国公司若想在全球站稳脚跟,必定无法忽视中国市场,说明即使股比政策在一些行业继续存在,跨国公司仍需将资本和技术带入中国,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另一方面,需要看到的是,股比限制可能也会阻碍优质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进而降低产品种类,降低了市场竞争,消费者的可选范围缩小,福利受到损失,因此,股比政策对中国的综合影响是正是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后,随着中国外资市场准入的不断放开,部分行业的中外合资的外资方有资格成立新外商独资企业。然而,这些行业的跨国公司是否会这么做,以及影响中外合资转变(或拒绝转变)成外商独资的因素有哪些?转变后是否会获得绩效的提升?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如何?这些是今后可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