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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内容源自建国初期国内知名佛教学者(赵朴初、吕澂等)研究成果,英文卷系首次整理面世
全面介绍中国佛教概况的普及通识性著作,以百科词条体例编写。内容涵盖中国佛教发展史、宗派、人物、经籍、教理、仪轨制度、佛教胜迹、佛教文化、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增补项目,中国佛教协会成立70周年献礼项目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演觉 作序
內容簡介:
该系列含中文卷五辑、英文卷五辑,总计十册。该系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增补项目。同时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成立70周年献礼项目。
《中国佛教》是一套全面介绍中国佛教概况的通识性著作,采用主题词条目的体例编写,旨在从中国佛教发展史、宗派、人物、经籍、教理、仪轨制度、佛教胜迹、佛教文化、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一个世界佛教的大图景。
书稿内容源自建国初期国内知名佛教学者的宝贵思想成果。1955年,斯里兰卡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两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版的佛教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受斯里兰卡总理之托,由中国佛教协会组织编写、翻译。时任会长赵朴初居士担任主任委员,吕澂担任副主任委员,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担任撰述、编辑和英译工作。
英译稿的一些条目寄往斯里兰卡,部分被摘录、打散之后编入斯里兰卡版的《佛教百科全书》,分布于整个全书之中。百万字的英文稿至今尚未完整面世。
2018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编委会,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担任出版委员会主任。编委会组建整理校订委员会,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圣凯担任整理校订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范文丽担任副主任,组织了国内外40余位专业人员对当年的编译手稿进行整理、修订。至今日中英文卷得以首次完整呈现。
作为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两大文明传统相遇、碰撞之后形成的文明成果,中国佛教在思想、信仰、文学、艺术、制度、戒律、礼仪、习俗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一代代优秀的佛教人物和经典著述,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佛教胜迹、佛教文化。
今日,中国佛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文明融合的示范与表率,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友好交流具有重 要借鉴意义。
《中国佛教》(中文卷)第一辑,内容分为中国佛教史略、中外佛教关系史略、中国佛教宗派三个部分。其中,佛教史略部分按历史沿革顺序,从后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开始,经历朝历代到明清时期;中外佛教关系史略,主要涉及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等国家的关系;中国佛教宗派,涉及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各个宗派。
《中国佛教》(中文卷)第二辑,主要内容为中国佛教人物与仪轨制度两个部分。其中,佛教人物部分按照历史沿革顺序,涵盖从公元二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佛教人物,如安世高、朱士行、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弘忍、神秀、慧能等;仪轨制度部分按照佛教礼仪、节日、日常等,包含如度牒、课诵、浴佛、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等主题条目。
《中国佛教》(中文卷)第三辑,内容为中国佛教经籍,泛指佛教全部经典,包括经、律、论等。
《中国佛教》(中文卷)第四辑,内容为中国佛教经籍、中国佛教教理。中国佛教经籍泛指佛教全部经典,包括经、律、论等。中国佛教教理指佛教之教相义理。教理,又作教义、宗义、宗旨、宗乘。即佛陀之教示或由教示显现出来之真理,经由理论、客观性之整理所呈现出之义理教说。
《中国佛教》(中文卷)第五辑,主要内容为佛教与中国文化、藏经、石窟、佛塔等,并附《中国佛教》系列作者小传。其中,佛教与中国文化部分包含佛教与中国哲学、文学、绘画、造像、建筑、音乐、医药等篇目;藏经部分先概述中国佛经翻译概况,再按照历史沿革顺序,介绍历代重要藏经;石窟部分涉及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等;佛塔部分介绍了佛牙舍利塔、妙应寺白塔、临济寺青塔、应县释迦木塔、苏州虎丘塔、大雁塔等历代佛塔。
關於作者:
本书由中国佛教协会编写。
中国佛教协会(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由虚云、喜饶嘉措、圆瑛、赵朴初等二十多位全国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于1953年在北京成立。会址设于北京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各省市均设有地方性佛教协会。
赵朴初,中国佛教学者、居士。安徽太湖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等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在国内外宗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佛教徒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主要著作有《滴水集》《片石集》《佛教常识答问》等,其中《佛教常识答问》等著述深受推崇,流传广泛。
吕澂,现代佛学家,早年研究美学,后热衷研学禅理,在佛学园地里辛勤耕耘70个春秋,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专著,是公认的具有卓越成就的当代佛学大师。曾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主要著作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佛典泛论》《佛教研究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等。
目錄 :
《中国佛教》第一辑
中国佛教史略
一 后汉佛教 / 003
二 三国佛教 / 010
三 西晋佛教 / 013
四 东晋佛教 / 017
五 南朝佛教 / 027
六 北朝佛教 / 039
七 隋代佛教 / 052
八 唐代佛教 / 060
九 五代佛教 / 071
十 宋代佛教 / 076
十一 辽代佛教 / 085
十二 金代佛教 / 091
十三 元代佛教 / 098
十四 明代佛教 / 107
十五 清代佛教 / 117
十六 西藏前弘期佛教 / 129
十七 西藏后弘期佛教 / 139
中外佛教关系史略
一 中印佛教关系 / 155
二 中斯佛教关系 / 171
三 中尼佛教关系 / 175
四 中日佛教关系 / 178
五 中朝佛教关系 / 192
六 中越佛教关系 / 201
七 中柬佛教关系 / 204
八 中缅佛教关系 / 207
九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关系 / 209
十 中泰佛教关系 / 213
中国佛教宗派源流
一 成实师 / 217
二 涅槃师 / 227
三 毗昙师 / 234
四 地论师 / 240
五 摄论师 / 245
六 俱舍师 / 250
七 净土宗 / 255
八 天台宗 / 262
九 三论宗 / 268
十 律宗 / 274
十一 慈恩宗 / 280
十二 贤首宗 / 292
十三 密宗 / 300
十四 禅宗 / 306
十五 沩仰宗 / 313
十六 临济宗 / 316
十七 曹洞宗 / 321
十八 云门宗 / 329
十九 法眼宗 / 334
二十 杨岐派 / 337
二十一 黄龙派 / 340
二十二 三阶教 / 342
二十三 格鲁派 / 350
二十四 响巴迦举派 / 355
二十五 萨迦派 / 357
二十六 宁玛派 / 362
二十七 迦当派 / 371
二十八 迦举派 / 375
《中国佛教》第二辑
中国佛教人物
一 安世高(约二世纪) / 003
二 支娄迦谶(约二世纪) / 006
三 支谦(约三世纪) / 009
四 朱士行(约三世纪) / 012
五 竺法护(约三、四世纪间) / 014
六 竺佛图澄(232—348) / 017
七 道安(312,一说314—385) / 020
八 支遁(314—366) / 026
九 僧伽提婆(约四世纪) / 029
十 慧远(334—416) / 032
十一 鸠摩罗什(344—413) / 037
十二 法显(?—约422) / 043
十三 道生(355—434) / 047
十四 僧肇(384,一说374—414) / 051
十五 昙无谶(385—433) / 054
十六 求那跋陀罗(394—468) / 057
十七 佛驮跋陀罗(359—429) / 060
一八 菩提达摩(?—536,一说528) / 063
十九 僧祐(445—518) / 067
二十 慧光(约六世纪) / 071
二十一 昙鸾(476—542) / 073
二十二 菩提留支(约五、六世纪间) / 077
二十三 慧可(487—593) / 080
二十四 慧皎(497—554) / 083
二十五 真谛(499—569) / 084
二十六 慧文(约六世纪) / 089
二十七 慧思(515—577) / 091
二十八 智顗(538—597) / 094
二十九 信行(540—594) / 097
三十 吉藏(549—623) / 100
三十一 法顺(557—640) / 103
三十二 道绰(562—645) / 105
三十三 法琳(572—640) / 108
三十四 法融(594—657) / 111
三十五 道宣(596—667) / 114
三十六 玄奘(600—664) / 119
三十七 智俨(602—668) / 126
三十八 弘忍(602—675) / 129
三十九 神秀(606—706) / 132
四十 善导(613—681) / 135
四十一 圆测(613—696) / 139
四十二 阿地瞿多(约七世纪) / 143
四十三 怀素(625—698) / 146
四十四 窥基(632—682) / 149
四十五 普光(约七世纪) / 153
四十六 义净(635—713) / 155
四十七 李通玄(635—730) / 159
四十八 善无畏(637—735) / 163
四十九 慧能(638—713) / 166
五十 法藏(643—712) / 170
五十一 慧苑(约七、八世纪间) / 173
五十二 慧沼(650—714) / 175
五十三 实叉难陀(652—710) / 178
五十四 智周(678—733) / 181
五十五 菩提流志(?—727) / 183
五十六 神会(668,一说686—760) / 185
五十七 慧日(680—748) / 189
五十八 一行(683,一说673—727) / 191
五十九 鉴真(688—763) / 196
六十 希迁(700—790) / 203
六十一 莲华生(约八世纪) / 206
六十二 不空(705—774) / 208
六十三 道一(709—788) / 213
六十四 湛然(711—782) / 2154
六十五 怀海(720—814) / 218
六十六 澄观(737—838,一说738—839) / 220
六十七 宗密(780—841) / 223
六十八 希运(约八、九世纪间) / 227
六十九 天息灾(?—1000)、法天(?—1001)、 施护(?—1017) / 229
七十 延寿(904—975) / 233
七十一 知礼(960—1028) / 236
七十二 智圆(976—1022) / 239
七十三 阿底峡(982—1054) / 241
七十四 净源(1011—1088) / 247
七十五 元照(1048—1116) / 250
七十六 胆巴(1230—1303) / 255
七十七 帕思巴(1235—1280) / 257
七十八 布敦(1290—1364) / 260
七十九 宗喀巴(1357—1419) / 264
八十 嘉曹杰(1364-1432) / 270
八十一 克主杰(1385—1438) / 272
八十二 僧成(1391—1474) / 275
八十三 袾宏(1535—1615) / 278
八十四 真可(1543—1603) / 281
八十五 德清(1546—1623) / 284
八十六 善慧法幢(四世班禅,1570—1662) / 289
八十七 智旭(1599—1655) / 294
八十八 读体(1601—1679) / 299
八十九 善慧海(1617—1682) / 302
九十 彭际清(1740—1796) / 305
九十一 杨文会(1837—1911) / 308
九十二 敬安(1851—1912) / 311
中国佛教仪轨制度
一 丛林 / 317
二 殿堂 / 321
三 传戒 / 330
四 度牒 / 337
五 清规 / 341
六 课诵 / 346
七 国师 / 353
八 俗讲 / 360
九 浴佛 / 363
十 行像 / 368
十一 赞呗 / 371
十二 水陆法会 / 376
十三 忏法 / 381
十四 盂兰盆会 / 386
十五 焰口 / 390
《中国佛教》第三辑
中国佛教经籍
华严经 / 003
普贤行愿品 / 018
圆觉经 / 026
大宝积经 / 031
大宝积经无边庄严会 / 040
大宝积经不动如来会 / 042
胜鬘经 / 043
无量寿经 / 045
阿弥陀经 / 049
观无量寿佛经 / 052
佛说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 / 056
大方等大集经 / 058
八吉祥经 / 065
维摩诘所说经 / 066
解深密经 / 071
金光明经 / 0742
央掘魔罗经 / 077
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经 / 079
楞严经 / 080
大日经 / 086
八大菩萨曼荼罗经 / 089
甘露陀罗尼 / 090
不空 索神变真言经 / 091
不空 索神咒心经 / 094
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 095
不空 索陀罗尼经 / 096
大般若经 / 097
大品般若经 / 124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 / 131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 135
妙法莲华经 / 137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 142
大般涅槃经 / 144
中阴经 / 154
阿含经 / 156
增一阿含经 / 162
中阿含经 / 170
长阿含经 / 179
杂阿含经 / 183
贤愚经 / 198
梵网经 / 204
菩萨戒本 / 208
四分律 / 214
僧祇律 / 220
十诵律 / 226
律经 / 231
十地经论 / 235
佛地经论 / 238
大智度论 / 241
现观庄严论 / 246
华严经疏钞 / 250
观无量寿佛经疏 / 254
法华经玄义 / 257
法华经文句 / 262
瑜伽师地论 / 265
阿毗达摩集论 / 271
因明正理门论 / 274
因明入正理论 / 278
大乘百法明门论 / 281
大乘起信论 / 284
中论 / 288
十八空论 / 293
菩萨本生鬘论 / 295
入菩萨行论 / 298
摩诃止观 / 303
菩提道灯论 / 310
菩提道次第论 / 314
密乘道次第广论章节略录 / 321
成唯识论 / 325
三论玄义 / 331
因明入正理论疏 / 333
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 / 337
阿毗达摩俱舍论 / 52
杂阿毗昙心论 / 357
成实论 / 362
异部宗轮论 / 369······
內容試閱 :
序? 言
佛教起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经过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共生、合流,最终以“释”之名,与“儒”“道”并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既体现出佛教本身的世界性特征,也显示出中国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包容性特质。作为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两大文明传统相遇、碰撞之后形成的文明成果,中国佛教在思想、信仰、文学、艺术、制度、戒律、礼仪、习俗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一代代优秀的佛教人物和经典著述,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佛教胜迹、佛教文化。今日,中国佛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文明融合的示范与表率,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友好交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向世界提供一部全面介绍中国佛教概况的通识性著作,中国佛教协会特编辑出版《中国佛教》(中英文卷)。
本书的编撰有着殊胜因缘。1955年,斯里兰卡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年,发起编纂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受斯里兰卡总理约翰·莱昂内尔·科特拉瓦拉之请托,应承由我国来撰写其中有关中国部分的佛教条目,并委托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人力编写、翻译。中国佛教协会接受任务后,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担任撰述、编辑和英译工作,时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居士担任主任委员,著名佛教学者吕澂担任副主任委员。编纂委员会以南京金陵刻经处为据点,约请了一批当时国内知名佛教学者撰写相关条目,内容分为教史、宗派、人物、经籍、教理、仪轨制度、佛教胜迹、佛教文化、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等九类。为了适应百科全书的体例,各篇条目着重资料性的叙述,要求全面性与概括性相结合,并做到言必有据。中文条目原稿前后共写成400多篇,约200多万字,英文条目原稿也有100多万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中文条目稿件陆续被整理出版为五卷本的《中国佛教》。英译稿寄往斯里兰卡后,部分被编入《佛教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中国佛教的内容被打散之后编入不同的词条,散见于全书之中。当时形成的百万字的英文稿至今尚未完整面世,殊为憾事!
2018年,中国佛教协会安排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开展“《中国佛教》英译出版项目”,对当时留存的全部词条稿件进行整理和出版,期望借前贤之功德,为当下的世界增添一份精神资粮。《中国佛教》(中英文卷)的出版,得到了华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此次出版不仅使尘封之黄卷得以面世,也使前贤之佳作再次流通,更使当年编纂团队智慧成果得以整体呈现,可谓因缘殊胜,令人欢喜。
由于本书稿件多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撰,当时的编纂委员会成员大多已离世。此次出版,基本保留稿件原貌,兼以少量内容修订。审校团队水平所限,在整理校订方面若有疏漏,祈请各位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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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
于北京广济寺丈室
(作者系现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内文节选
《中国佛教》第一辑
一?后汉佛教
后汉佛教,是佛教流行于中国最早的一个阶段。佛教最初传入汉土,确实年代已难稽考。但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同时也传说汉明之前佛教即已传入,两说各自发展。最后,汉明求法说颇为一般佛教徒所乐道,而汉明以前传来说也愈推愈远。现在分别述之如次:
(1)汉明帝以前佛教传来说,依据文献流行的次第,可举出十种:
其一,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魏书·释老志》等也引用此文,而略有出入。如《魏书》作“博士秦景宪”。唐法琳《辩正论》又作“秦景至月氏,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屠经”,有类赵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二所引《晋中经》之说。
其二,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习凿齿与道安书说:“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矣。”其后,王谧答桓玄书也说:“大法宣流为日谅久,年逾四百,历代有三。”又刘宋宗炳《明佛论》说:“刘向《列仙(传)叙》七十四人在佛经。”《世说新语·文学篇》刘注也依据《列仙传》说:“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前32—后1)已有经矣。”这些皆是泛指西汉末年而言。
其三,宗炳又说“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好像汉武时(前140—前87)已经知道和佛教有关的劫灰说。
其四,宗炳又说,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竺)偎人而爱人一语,当于如来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闻于三五(三皇五帝)之世。
其五,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除引用伊存授经一说外,还依《汉武故事》(刘宋王俭托名班固撰)说,汉武元狩中(前122—前117),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为佛道流通之渐。
其六,上述《释老志》还依《史记·大宛传》说,张骞使大夏还(前126),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其七,梁萧绮辑本王嘉《拾遗记》说,战国燕昭王七年(前317),沐胥国(即身毒)有道人尸罗来朝,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达燕都。
其八,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载,秦始皇时(即前218)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也有此说,并谓出于道安、朱士行等《经录》。
其九,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中又据《周书异记》说,周昭王二十四年(前1029)甲寅,发生水泛、地动、天色变异等象,太史苏由说有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而以此为佛诞年代。北齐僧统法上曾沿此说以答高丽使者,后来更为一般佛徒所习用。
其十,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等语,断言“孔子(前551—前479)深知佛为大圣”。
以上诸说,基本上是以佛教初传于汉代为主;但除伊存授经一说外,大多数由于和道教对抗,互竞教兴的先后,遂乃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大都是虚构和臆测的。
(2)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传来说。一般略谓: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67),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共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传说,从西晋以来就流传于佛教徒间(石赵时王度疏中就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话),但关于它的具体情况随时有不同的说法。其一,关于汉明求法的年代,西晋惠帝时(290—300)道士王浮所伪作的《老子化胡经》作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75)使还(文见《广弘明集》所载《笑道篇》转引)。《广弘明集》所载的伪作《汉法本内传》作三年(60)感梦遣使。此外各家大都不记年代。又隋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作七年感梦遣使。唐靖迈的《古今译经图纪》更调整作三年感梦,七年遣使,十年使还。最后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又改作四年感梦,七年使还。其二,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化胡经》作张骞等,《出
三藏记集》所载《四十二章经序》及《弘明集》所收《理惑论》作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理惑论》作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法苑珠林》所引南齐王琰的《冥祥记》作使者蔡愔。此外或无使者名字,或作张骞、秦景,或作蔡愔、秦景,或作秦景、王遵。其三,关于佛典的传译,《化胡经》说“写经六十万五千言”,《四十二章经序》及《理惑论》只说
明帝遣使到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译事及译人都没有说到。《冥祥记》也只说写致经像。《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才说“于月氏国遇沙门摄摩腾,译写此经(《四十二章经》)”,未说到竺法兰。《高僧传》说有摩腾译《四十二章经》,又说此经是竺法兰所译。《魏书·释老志》虽然把腾、兰结合起来成同时来汉地,然而只说“得《四十二章》”,未说到译事。到《历代三宝记》才具体说腾、兰共译《四十二章经》,为后来传说的张本。关于汉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种种异说,所以现代佛教史家怀疑到汉明是不是有求法一事,摩腾、法兰是不是实有其人?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未能决定。
其次,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又以《理惑论》为中土佛家最初的论著。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译,是译本还是抄本?《理惑论》是不是汉代所撰,撰者是不是牟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讼之中,没有得到定论。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后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来华的年代,后于明帝永平年间大约九十年。他从桓帝建和二年(148)到灵帝建宁四年(171)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
世高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根据《安录》作三十五部,《高僧传》作三十九部。后来《历代三宝记》把世高所译增加到一百七十六部,《开元释教录》加以删削仍然有九十五部,而且《三宝记》著录菩萨乘的经典很多,均不足置信。
世高是精通阿毗昙学和禅经的学者,因此,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如《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五十校计》,都是禅经(《五十校计》因一名《明度五十校计》,后人误编入《大集经》中,实与《大集》无关),而《大、小安般守意》尤其是中土最初盛传的禅法。关于阿毗昙学的译籍,《出三藏记集》著录《五法经》《阿毗昙五法经》,其实是一种,说明声闻乘五位即色、意(心)、所念(心所)、别离意行(不相应行)及无为的。又著录《阿毗昙九十八结经》,是解释见惑十使、思惑八十八使的(依道安说,此书还不能确定是世高所译或所撰)。其他典籍大都是《四阿含》中一部分的异译。
有人说中国南方佛教的传播益由于世高避关洛的扰乱前往江南,确否虽不容易判知,然而依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说,世高的禅学和他的译籍早已弘布于南方,却是事实。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于桓帝末年(《高僧传》作灵帝时)来到洛阳,不久就通华言,在灵帝光和、中平间(178—184)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
支谶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作十四部,但其中《伅真陀罗王经》《光明三昧经》是《安录》所无,而僧祐依《旧录》和《别录》补充的。这些译典都系菩萨乘,即后世所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中一部分的异译,其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实系《般若经》的第一译,为中土般若学的嚆矢。《般舟》《首楞严》都是菩萨乘禅经。
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有传译。竺佛朔(一作竺朔佛),以灵帝(一作桓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梵本来到洛阳,在熹平元年(172;—作光和二年,179)把它译成汉文,光和二年又译出《般舟三昧经》。佛朔执梵本宣译时,先来汉地通晓华言的支谶替他传语,所以《道行》事实上的译人是支谶;《般舟》的传译也是同样;孟福、张莲两人笔受。
安玄是优婆塞,来中国的年代比安世高稍后,在灵帝时游贾洛阳,渐通华言,常和沙门讲论道义,以光和四年(181)和中土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经》的旧本,系菩萨乘经。支曜、康孟详都在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
支曜在灵帝中平中(184—189)译出《成具光明经》(一作《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详在献帝建安中(196—222)译出《中本起经》(一作《太子中本起经》)。依《高僧传·支谶传》载,此时还有康巨、竺大力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除上述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佛调亲受教于安世高,《出三藏记集》著录他撰有《十慧》一卷,下注“或云《沙弥十慧章句序》,佛调虽然曾经参与世高的讲次,《十慧》却没有深闻,所以发愤作《十慧》章句。谢敷的《安般守意经序》有“建《十慧》以入微”一语。又《安般守意经》中有所谓“十黠”,即数息、相随、止、观、还、静、四谛,“十慧”似即“十黠”的异译,而《十慧章句》是敷陈世高安般法门之作。《历代三宝记》说他另译经七部,不可信。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后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凡译出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批评者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安世高、支谶和他们同时期的译人大率用质朴的直译,例如《出三藏记集》说世高的译本“直而不野”。道安对世高是推崇备至的,也说他“音近雅质,敦兮若朴,或变为文,或因质不饰”(《道地经序》);“世
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大十二门经序》)。其次《出三藏记集》说支谶的译本“了不加饰”;《合首楞严经记》也说他“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又说“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出三藏记集》又说竺佛朔的译本“弃文存质”,《道行经序》也说他“了不加饰”。又《高僧传·支谶传》说支曜、康巨的译本“并言直达旨,不加润饰”。然而后汉末的译业到康孟详就有了进步,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笔也颇流利,所以道安说“孟详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
后汉末期汉地对于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的奉佛。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如《后汉纪》有关于楚王英的记载说:“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
喜黄老,修浮屠祠。”明帝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可见佛教在当时只当作祠祀的一种。到了桓帝时,更在宫禁中铸黄金浮图(浮屠)、老子像,亲自在濯龙宫中设华盖的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他。如《后汉书·西域
传》说:“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又延熹七年(164),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等语。这都可说明后汉末宫廷奉佛的情况。
其次,一般社会的奉佛,有文献可证的: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
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
“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