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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通过大英图书馆及其他知名馆藏机构的百余件藏品，直观呈现人类从古典时期到当下的书写历史。
通过书写，人类得以将思想、经验和知识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承给后代。这种传承不仅使得人类能够不断积累和学习前人的智慧，也促进了文化、科技和社会的进步。
2.从书写、字体、手写工具的角度看世界。
书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信息传播和知识共享的重要工具，人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笔一划搭建起来的。通过书写，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经历，留下个人的印记。同时，书写也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文字资料，我们可以了解过去的事件、人物和社会变迁，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
3.书写对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书写要求人们将思想转化为文字，这种过程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通过阅读书写作品，人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文化，从而拓宽视野、丰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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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大英图书馆及国际知名馆藏机构百余件藏品讲述人类书写的故事。
约5000年来，书写活动一直是人类存在的一大特征，毫无疑问也是人类的伟大成就之一。书写如何发展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系统？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书写又会有怎样的未来呢？
本书借由大英图书馆等机构的珍贵藏品，探讨了书写的起源、人们如何学习书写、书写工具，以及书写需要的技巧和创造力等话题。从古老的石刻铭文到欧洲中世纪抄本，从早期印刷品到数字输入系统，本书是关于人们为何书写、如何书写的言之有据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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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英]尤安?克莱顿（Ewan Clayton）
现任英国桑德兰大学设计学教授，也是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核心教师。著有关于书写史的图书《笔下流金》（2013年出版）。他在著名字体设计师爱德华?约翰斯顿的家乡英国苏塞克斯郡迪奇林村附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2014年，尤安?克莱顿被授予员佐勋章（MBE），以表彰他在慈善机构的工作。同年，他成为卡尔乔治?霍费尔奖（Karlgeorg Hoefer Award）首位获奖者，此奖专为表彰在国际书法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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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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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尤安·克莱顿
1 书写的起源 安德鲁·鲁宾逊
2 罗马字母系统 斯坦·奈特
焦点1 卡克斯顿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印刷本 阿德里安·S. 爱德华兹
3 书写工具与材料 尤安·克莱顿
焦点2 双鸽牌中文打字机 艾玛·哈里森
4 书写者的社群 尤安·克莱顿
焦点3 灵巧与多元：一封来自摩苏尔的双语信件 迈克尔·詹姆斯·埃尔德曼
5 书写的未来 尤安·克莱顿
6 手写：现在与未来 安吉拉·韦布
焦点4 一份2000岁的家庭作业 彼得·托特
后记 书写与大英图书馆馆藏
阿德里安·S. 爱德华兹
注释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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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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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尤安·克莱顿
书写是人类一大了不起的成就。本书旨在帮助我们思考书写在整个生活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更深入地了解全世界不同的书写系统，从功能性和美学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去欣赏书写之美，进而让我们可以投入关乎书写未来的思辨当中。
全世界至少有四种文明发展出了完整的书写系统，它们彼此独立，区别显著。最早的证据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在隔了一个多世纪后，埃及也诞生了书写系统。在中国，完全成体系的书写系统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出现；中美洲则始于公元前900年。这些书写系统令上述社会开启了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个体无法企及的。书写由此帮助建立了口头传统无法实现的社会与协作组织、经济制度、文学和概念体系。
到20世纪末，书写已经成了许多人几乎每天都会不经意地行使的一项技能。如今，我们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上写入电子信息；我们在书本、屏幕和杂志上阅读印刷出来的信息；我们亲手写下“待办事项”、问候卡片、考试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街上，在家中，在工作地，都能看到文字。
实际上，正因文字无处不在，我们很少会留意到身边环绕着大量书面材料。然而，曾几何时，书写在一些社会中是一项仅限于精英阶层掌握的技能。古埃及古王国时期（约为公元前2575年至公元前2150年），全国人口在100万徘徊。据估计，仅有1%的人会读或写。这一比例一直持续到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332年之后）才开始上升。
如今在英国，成年人口中拥有功能性读写素养者的比例在85%上下。这一数字代表了一种理想中的范式转移；我们相信，在可能的情况下，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素养。“功能性的”（functional）意味着拥有书写、阅读、交谈和使用简单算术的能力，其水平足以让一个人参与群体的日常文学生活。在欧洲，如此之高的识读率是几个世纪以来普及教育的奋斗成果。就在距今并不遥远的19世纪，在欧洲，女性若被教导得具备与男性相当的书写水平还会受到歧视。
书写的格局继续转变。越来越多的文字以电子形式呈现。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保守估计，有大约50亿个移动电话账户。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可以访问万维网，2017年新增用户就达2.5亿。这一变革的规模如此之巨，有人不禁要问，书写的未来在何方？难道视频与音频已经准备好接管书写曾经拥有的大部分功能吗？2018年，在网络世界中，平均每分钟有 1870万封电子邮件、1800万条短信和3800万条 WhatsApp（一款用于智能手机之间通信的应用程序）信息被发送，还有370万个谷歌搜索词条被查询。在书写史上的这一刻，如此多的习惯瞬息万变，向我们自己发出叩问；进一步思考我们希望书写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可能是有益的。
几个世纪以来，在每个存在书写的社会中，书写都响应人类的需求而进化。其最早的用途体现在命名和物品计数、声明所有权、将声音传递到来世并记住些什么上。随着族群将书写推向法律世界、贸易市场、学习、宗教、政治和故事讲述之中，书写传播到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每一项用途都微妙地重新塑造了人类生产造物的形态与性质。这种情况今天仍在继续，大型跨国企业将书写及其产物配置为可供挖掘的大数据。书写的发展之路也牵涉人体工程学、人体动觉和美学因素。在某些时期和地区，书写的功能性可能显得弱一些，因为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需要写得更快一些。所以，手、硬笔和软毛笔开始从形态上找寻捷径（这就是罗马大写字母如何衍生出罗马小写字母的过程）。或者在形态上，字母开始合并，两两相连从而诞生出连字（ligature，举个例子，&符号衍生自e和t的连写，et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和”）。这类因素在背后推动了许多手写系统的发展。在中国，到4世纪末所用的几大书体—篆书、楷书、隶书、行书和草书，每种都反映出形态与手写体的平衡。
有时，更快捷的形式会被取用为新的标准。它们会再次成为更规整、更美观的结构：或许是以垂直取代倾斜，或许是先前粘连的草书重新被拆分为三个独立的字母 [ 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斜体（italic）字母由手写体向印刷体转变 ]。
10世纪，阿拉伯的书写系统中也发生过这一转变。伊本·穆格莱，阿拔斯王朝三任哈里发的维齐尔，设想出一种围绕菱形点系统建立的新比例手写体。当时，相当松散随意的字体有可能形成系统性设计。
新技术与新材料的引入也会导致书写形态与用途发生改变。书写见证了多少技术的沉浮，我们用来书写的材料（基质）就发生过几次重大转变。在中国，书写材料包括骨头、铜、竹片与木头，一直到公元 1 世纪改进了造纸术。在罗马文化中，基督教时代早期曾发生过一次重大转变。从莎草纸卷轴形态变为书本形态，书页由莎草、薄木片和经过特殊处理的动物皮（犊皮纸）加工而成。这些书簿最终发展为装饰华丽的手抄本。后来到了中世纪晚期，犊皮纸让位给传统纸张。每种基质及其制作媒介都携带着一种不同范畴的潜在特质：有些相较于他者更耐久（石头和青铜），有些更易于运输（纸张和电子设备），有些更易于复制（数字化显示屏和印刷）。它们携带的文本类型和设计与这些可能性相呼应。
作为大批量复制生产文字制品的一种方式，印刷不啻为一项重要的革新。在远东，最早可追溯至公元 8 世纪，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木板上雕刻整页的文字，有些也与插图紧密结合。这一技术被证实为一种可以大批量复制书籍和其他文件的可靠方法，且成本低廉。500 年前，欧洲使用的活字印刷术为饥肠辘辘的读者开启了不同际遇，他们都将之牢牢把握。书面文本的出现又与欧洲国家许多人自我认识的转变同步，进而影响了他们对周边世界的探索。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经历着“文字世界秩序”领域又一次地震般的巨变，犹如身处一个革命时代。触发因素之一便是一项新技术的发展，当然这还远没有结束。使用键盘与显示屏的电子书写，让另一种书写形式成为可能。现在的书写能够更快地进行，也更易于复制与分发，这一分发系统也没有阻碍。因为书写是一种“社交生活”，换言之，书写与行动有关，它创造了人类社会，并将它们捆绑在一起，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与文字相关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多多少少遭遇了身份危机，包括图书馆、出版、版权、广告、世界金融，以及我们对于隐私与真实性的理解—你可以“相信某人的话”。这些挑战影响了全球各地的书写系统。这些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进一步造成我们目前面临的转型是前所未有的。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如果只是简单地将书写的故事与单个字母或文字系统联系起来，或是将讨论简化为到底用钢笔还是键盘的二元化辩论，甚至试着将情况归结为一种图腾式对象（如印刷的书籍或社交媒体网站，或我们所接触的新闻的可靠性）的命运，那我们绝对低估了书写的意义。将书写视为一种生态，可能更为务实。这一浑然一体的生态糅合了形态、关系、工具与技术，以及为迫切想要交流的人带来秩序的社会组织。所有这些因素有助于形成当前的秩序。
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不断变化的时代做出的分析，并没有全面覆盖手头任务的规模或对我们所见周遭巨大变化的理解。有些人哀悼这一体系的消亡，书写已经死了。有些人的反应则包裹在一种对“消逝的墨水”以及由精美的书写工具和信笺组成的闪闪发亮的日子的浪漫幻想中。不过，也有人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应该尽快、尽情地投入崭新的数字化未来。
然而，书写是一门如此庞大的学问，不仅囊括诸多文字系统，还有许多额外的内容，要把大约一百件藏品用一本书或一个展览说尽，限制范围就很有必要了。
英语的 writing 一词有着数种含义。它可以指使用传统标记记录语言的系统，为这些标记带来意义的实际过程，书写层面上这些标记本身，创造性写作（一本书、一篇博客）或一种具有专业性的职业。如果我们再深挖一下语言，就会发现 shipwright（造船工）中的 wright（制造者）含有“制造”的意思，而 rite 意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仪式或典礼。这些巧合给了那些具有想象力的头脑以暗示，书写是一种创造，具有改变事物的力量。我们正置身于咒语与强大宣言的领域中。
本书的首要关注点是与制造标记这一活动本身有关的一切—字母和字符的形成，它们如何形成现在的形态，它们如何在一个书写系统中发挥作用，以及支持这些活动的工具和材料。说到这里，这些东西本身可以被看作一个窗口。通过这一窗口，我们可以观察到人性的方方面面，实际上也可以观察到我们身处的不同社会背后的悠久历史。
在欧洲，对于书写的通识性定义是它与记录语音相关，但是很难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定义。在中东，许多早期的书写形态囊括了我们今天所称的“辅音”，而没有一个“元音”。在今天的一些系统中，这一情况依然存在。它们实际上描述了我们如何利用舌头、牙齿和嘴巴的结构，通过部分收缩或停止空气流动来中断喉咙发出的声音。当人们将这些符号朗读出声后，朗读者会提供一个额外的元音，从而形成一个口语音节，但是这类元音往往没有书面记录留存下来。所以这类书写系统哪怕“记录”了语音，让一个非母语的说话者正确读出相关文字也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无从知晓古埃及语听起来是什么样。希腊人发明了一种将元音也能写下来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书写与言语获得了同等的意义—所有声音都能被记录，而文字本身也可以被大声朗读出来，并且与言语一样能完美地表达意义。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率先将这种与言语的联系作为他对写作定义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希腊人，这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然而，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字母文字也可能包含许多与语音完全无关的符号，例如数字，以及一些同样带有含义的美学见地，如颜色，或字体风格的变化，从罗马体到意大利斜体或哥特体。
与言语相比，书写的功能既多也少。多的方面在于，书写能够囊括范围广泛的文本，远比一名说话者能够承受与产生的多得多。书写能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提供言语无法企及的信息，如表格与对比图表、图示与索引。它能够与说话者脱离，传播的时间与空间范围远非我们的寿数可企及。就距离而言，它如今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人们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座城市里瞬间下载到一页文本，甚至一本书。另一方面，我们在书写中缺乏的便是与说话者实际存在相关的一切—语气与手势、语速，还有声音与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都为我们提供了人们所说话语的背景。对文本的书法渲染是弥补这一损失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标记本身就具有表现力，可以传达额外的“声音”或情感的强弱，但它仍然无力替代活生生的存在。
书写随着时间的推移承载了不同的文化意义，这也给下定义留下了又一个难题。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社会中，演说术（oratory）被赋予的尊重远比书写文字要多。默读很不寻常，所有人都出声朗读。所以阅读书面文本涉及你将自己的发声器官借给另一个人（作者），你允许这个人通过你来说话。在这个社会中，这被视作一件不体面的事。当你的精神被认为是寄居在你的呼吸中时，这就好比你让其他人占据了这一重要元素一样。在一些古希腊与古罗马语境下，对阅读的比喻和对卖淫的比喻是一样的。书写不仅与声音联系在一起，更与呼吸相连。阅读与书写是去雇用那些受过教育的奴隶来做的事情。自由民的领域在于口头的言语。
在中国，文字由不同的根源发展而来：由占卜行为开始。自商朝晚期（约公元前1300—约公元前1050年）起，甲骨文就已包含了6000个符号，大多数可以被确认为当今中文汉字的祖先。卜骨曾被用于仪式。最早的卜师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他们通过研读牛骨或龟甲炙烤后的裂痕来洞察事件的走向，而且心中往往有一些特定的问题：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这次突袭附近蛮族是否会成功？到了商朝晚期，问题与答案都写于卜骨之上。尽管卜师读到的是卜骨上的裂痕，上面的刻画只是简单地记录了这一交流，但是文字与类似的裂痕都被认为源于自然现象。它们不是随意的标记，而是萌芽中的现实符号，它们是一种自然力量在宇宙中运行的鲜活痕迹。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书法家落笔时都把自己理解为参与了自发运“气”的活动，即“生命的运动”。在构建汉字时，书法家应当与自然中的种种协同一致，并让字在书写者体内以类似的力量移动、生长并融合在一起。想要写字，想要成为一名书法家，就要在源源不绝的现实流动中畅游。人们相信书法家都会很长寿，因为他们培养并引导着生命本身的能量。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可以收获至上的敬意。
从公元1世纪开始，书写在中国就被明确地视为一种艺术。从8世纪开始，中国发展出一种书法批评，对不同墨的质量、毛笔和纸张的优劣，以及个人情志在书写中的作用做出思辨。在古代中国，文字不仅代表声音，符号本身就是自然之力。对于古希腊与古罗马世界的书写者来说，个人的表达看上去并非一项重要的考量。甚至当古典时代被基督教欧洲所取代时，这一点也无足轻重。因为大多数书写者是无名的抄写员，他们在宗教社团中为上帝更伟大的荣光而工作。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语言学家弗洛里安·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写道：“任何对书写下单一普遍定义的企图都有可能是刻意的或不合时宜的，或是受到了文化偏见的影响。”
对于一个完整书写系统所取得的成就，最宽泛的定义或许是由汉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提出的。他将书写描述为“一个可以用来传达任一或所有思想的图形符号系统”。抑或是伊尼亚斯·J. 盖尔布（Ignace J. Gelb）提出的“以传统标记为手段的一种内在沟通系统”。在本书中，我们认为书写最初是与言语联系在一起的，但并非完全如此。安德鲁·鲁宾逊在第1篇中对这个问题有更多论述。戴维·利维（David Levy）在第5篇中补充了他的评论，指出每个定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政治选择，多多少少顺应了我们行为的某个方面。
其他图形符号系统有些是基于人类创造力的方方面面发展起来的，但这些方面与语言或言语毫无关系。舞蹈符号是其中之一，有的系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音乐符号是另一种，这一系统可以追溯到 1000 多年前。虽然得承认这些符号系统的存在，但这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它们是各自独立的主题，就像代码和密码、速记（虽然我们在讨论记事的时候会涉及），以及数学和代数的书写习惯一样。
***
不同文化中与书写起源相关的神话故事都支持着一种对书写的认知，这一认知可以追溯到很远的人类历史。哪怕是4000年前—依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书写尚是“年轻”的时候，多数文明都已经和它的起源失去了联系。在中国，文字的发明归功于仓颉—上古神话中黄帝的占卜者，此人双瞳四目，可同时上观天象，俯瞰凡间。在来自公元 8 世纪前半叶的一个神话版本中，仓颉视觉敏锐，能观察星宿运动的轨迹，察觉鸟兽的踪迹乃至自然界的整个动态。他将其中的基本运动提炼出来，创造了可以书写的汉字。在对页的插图中，他的形象被描绘为一名官员，不具神通，更为世俗。
在埃及，文字被看作诸神的发明。尤其是在古埃及，人们相信文字是由长着朱鹮首的神祇托特发明的。他的女儿（也有可能是他的王妃）是塞莎特，专门守护书写、记录与测量的女神。在美索不达米亚，最早与书写有关联的神祇也是一位女性，她就是掌管谷物的农业女神尼萨巴，她成了书写与记录的女神，并充当“诸神的抄写员”。在玛雅文明中，神话《波波尔乌》告诉我们，掌管抄写员的两位神祇半人半猴，他们是天堂之子的对手。还有帕瓦图恩（Pawahtuun），是一名主持历代纪年、掌管天地的古神。围绕着美索不达米亚谷物女神的传说确实暗示了“两河流域”的记录制度最初是由农业记账系统催生出来的，而希腊的故事或许才最接近书写体系起源的真相。希腊人将文字的到来归功于一位英雄人物—卡德摩斯，正是他将文字的种子从埃及经由腓尼基传入希腊。
显然，书写源于久远之前，其根源深埋在史前时代。某种程度上，书写与我们物种的一项能力息息相关，那就是运用视觉作为人类交流与表达的途径，并以相似的方式来运用手势。据我们所知，最早的装饰性标记创作来自印度尼西亚，可以追溯到 50 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最早的装饰性作品由 10 万年前的智人创造，发现于南非的布隆伯斯洞窟。法国拉斯科洞窟群的艺术作品比前者还晚了两万年。这类纹样创作中的所有标记集合了几何图形与动物生活的描绘，与早期书写的图形词汇相似。
***
许多个体欣然接受挑战，发明出属于自己的书写系统用于虚拟作品。托马斯·莫尔（亨利八世的大法官）为其著作《乌托邦》（1516年）中的社会创造了一套字母。在更近的时代中，J. R. R. 托尔金围绕着他设计的多个字母系统创造出神话故事。其中最知名的要数用来书写精灵语的腾格瓦（Tengwar）。其冒险史诗《魔戒》（1954 年）中，出现在魔戒上的文字便是腾格瓦字母。在《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始于1977年）中，衣服与书本上的书法题词均以奥利贝什文（Aurebesh）写成。这种棱角分明的方块形字体用于转录银河标准语（Galactic Basic），是银河系中最常用的语言之一。
不过，也有一些社会在没有书写存在的情况下发展繁荣，甚至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基础上发明出一种记录系统。举例来说，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使用了一种结绳系统。奇普（quipu）是一种高效的工具。这些绳结不仅记录包括税收欠款之类的财务信息，还作为圣诗与编年史的记忆工具。一捆捆绳结由专门的奇普师解读，大型的聚落地区往往都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观察绳结相连的方式、沿线的绳结、绳结的顺序和类型、线束本身的缠绕方式，以及线的颜色。每捆线束最高可能重达3千克。印加帝国拥有3200公里的道路，每隔 40 公里就有一座驿站，里面驻扎着几名送信人，以便迅速地将线束和信息送往各个地方。书写，据我们所知，即使在一个复杂的大型社会中，也并非一定能够存在。
***
现代世界，书写包围了我们。它是如何发展成我们如今使用的系统的？另外，鉴于21世纪的发展，它的未来会如何？当我们将本书与这个聚焦书写的展览结合到一起时，以上便成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此次的展品主要来自大英图书馆本身的馆藏。通过一百多件藏品，我们将追溯书写的故事—就从5000多年前它首次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开始。我们要赞颂世界文字系统的多样性，从古埃及的圣书字到现代加拿大北部的因纽特文。当今全球三分之二的地区有字母书写系统。例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与西里尔语，甚至还有梵文、藏文与泰文，这些多样化的系统，最初都起源于地中海东南沿岸诞生的书写系统。我们从2800年前埃及圣书字的发展开始追根溯源。我们还将研究英国如今采用的罗马字母，以及它过去发生的诸多风格变化。在这些变化繁多的形态中，产生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字母的模板。
本书并非一本讲述世界书写系统的通史。如果想要了解完整历史，我们推荐读者去看由大英图书馆出版、艾伯丁·高尔（Albertine Gauer）撰写的《书写的历史》（1992年）。不过，本书检视了服务于书写的工具与技术。我们审视着钢笔和羽毛笔、平板电脑与触控笔、古代与现代。目前，我们掌握了一大关键信息—尽管新兴书写技术在飞速发展，但这并非剥夺了我们的选择，而是扩大了我们的选择范围。
我们选择的藏品来自一个策展小组一年多来的讨论成果：首席策展人阿德里安·S. 爱德华兹，西方印刷馆藏部门（藏品范围从1450年至2000年）主管；迈克尔·詹姆斯·埃尔德曼，策展人，来自土耳其语和突厥语馆藏部门；艾玛·哈里森，策展人，来自中国馆藏部门；彼得·托特，策展人，来自古代和中世纪手稿馆藏部门；以及尤安·克莱顿，历史学家、书法家和桑德兰大学设计系教授，项目学术顾问和本书编者。每位策展人都会在篇章之间的空当详细阐述一件令他们特别着迷的藏品。
为本书做出贡献的作者包括安德鲁·鲁宾逊，他是一位古代文字方面的作者和学者。安德鲁描述了人类历史上书写系统演变的重要时间和地点，这些系统的本质以及如今主要采用的系统。斯坦·奈特是一位书法家，也是研究罗马字母系统与文字的历史学家，他介绍了罗马字母书面和印刷的不同风格变化。尤安·克莱顿研究了书写的物质基础及其社会维度。第 5篇讨论书写的未来，克莱顿采访了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戴维·利维和居住在比利时的文字艺术家与书法家布罗迪·诺伊施万德。
作为本书主体内容的总结，教育家兼研究员安吉拉·韦布博士将书写当作一项认知和肌肉任务来研究，并讨论了关于我们如何学习书写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书写的最新证据。这些可资当今教师和书写学习者参考，包括那些在书写方面遭遇困难的人。大英图书馆本项目首席策展
人阿德里安·S. 爱德华兹在后记中概述了大英图书馆为该领域研究人员所做的工作。
书写工具与材料
一开始，人类在洞穴岩壁上留下标记，或是在骨片上刻画痕迹，这样一套简单的形式究竟是怎样变成我们今日熟知的那些复杂精妙的书写系统的呢？这一篇将通过审视四种制作印记的不同策略来探讨这个问题：在表面刻画或刮擦，用墨水书写，印刷以及数字化的印记制作。本篇从理论角度对工具和材料发挥的作用做了讨论总结。
刻画或刮擦
虽然许多文化中最古老的书写形式起始于刻画或刮擦，我们并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因为它们留存下来了。在同时期，人们是否使用过一些不那么耐久的材料？我们还在上埃及地区的陶器上发现了用软毛笔与彩陶绘制的象形文字，与之前同时代埃及最古老石刻上的形态相似。在中国，有些古老的甲骨文旁还散落着带文字的残片，看上去是用毛笔蘸了墨写在骨头上的。这种使用墨水的书法能否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历史呢？
显然，我们丢失了许多材料。要是向希腊石碑上的彩绘投去一瞥，就会知道许多空白的面板和山墙上曾经有彩绘的铭文。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彩绘的罗马文字残片表明，罗马世界可能也拥有过这样的形式。在中美洲，西班牙征服者的记录显示，曾经存在大量手写和彩绘的多页书籍；现今只有四部晚期的书籍幸存。
黏土应该是人们最早用于书写的载体，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基质，使用前几乎不需要做什么调整。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河流域”，冲击淤泥形成了肥沃的平原，黏土很容易获取。人们可以徒手把潮湿的黏土捏成平板，再用尖笔在上面写字。泥板经过烘烤就能长久保存。人们普遍认定第一支书写尖笔很有可能是一支削尖了的芦苇。在对某些刻痕表面进行仔细检查后，这一说法似乎站得住脚—一面光滑（或许是芦苇的外缘形成了这一面），另一面则呈现出粗糙的条状纹（应该是芦苇秆内部的纹路露出来了）。此外，某些符号圆润（比如数字10）或是勺子般的形状能通过弯曲一支芦苇，并将它圆形的截面压进泥板中轻松达成。
公元前2900年前后，象形文字开始变得不那么写实。这得益于采用了一种略微不同的书写技术。抄写员不再用芦苇尖的边缘在黏土上划出刻痕，而是启用了一套更快更干净的流程，直接把长长的芦苇压进黏土中，呈现出楔子一样的符号，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楔形文字（cuneiform，该词源自拉丁语 cuneus，也就是楔子）。在接下来的600年里，曲线被淘汰，符号的外观和它们最初参照的对象之间失去了直接的联系。在这个时期的某一阶段，楔形文字开始以水平线角度、从左到右阅读。为了与此相适应，这些符号被逆时针旋转了90度。这一变化似乎使符号被压入泥板变得更容易。两只手得以连续工作，随着字符的组合，芦苇和泥板被旋转到不同方向。泥板并非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从远处看，这个动作就像是在练习摆弄魔方。
这个时期的文字获得了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美感，在端正庄严的石刻碑上延续到了第二个千年，比如约公元前 1754 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其中，使用对比鲜明的线条长度来构成字符，这将文字从简单的实用意义升华为一种艺术实践，带有的节奏式样兼顾了视觉和触觉。
这一逐步抽象的过程经历了几个世纪。这种现象是许多书写系统都有的，使得符号具有更简单的图示意义，也变得更为紧凑。在制作多面体书写表面的尝试中，诞生了几乎称得上雕塑艺术的文字制品，如高大的八边形棱柱，能够容纳更多的文字量。到了后世，在亚述国王阿舒尔帕纳希尔二世统治期间（公元前883—公元前859年在位），楔形文字被用于大型建筑，在皇宫壁画中的浅浮雕上可以看到文字。这种做法至少延续到了250年后亚述帝国的末期。其中保存最完好的要数来自尼尼微（今伊拉克摩苏尔）的那些壁画，现在被保管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楔形文字曾为中东的数种语言所采用，从公元前6世纪起，在当地重大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日渐式微。无论如何，泥板提供了耐久的记录：火能烧毁纸张，却能轻易地将黏土烘硬，至今仍有成千上万的泥板得以留存。
从公元前3200年开始，埃及的圣书字就以镌刻的形式作为墓葬品的标签，出现在阿拜多斯的前王朝蝎子王的陵墓中。它们还以浅浮雕的形式出现在如纳尔迈调色盘这样的祭礼化妆调色盘上。耶鲁大学考古学家约翰·达内尔最近在埃及的艾尔?卡维（El-Khawy）岩画艺术遗址中发现的大型仪式场景雕刻可追溯到公元前 3250 年前后。它们与这些早期圣书字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岩石雕刻的符号有近半米高。
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圣书字将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镌刻文字系统。它们被刻在浅浮雕上；被铸成石膏模；被制成石刻凹雕，这些字往往会被注入蓝色或绿色的颜料；或是以剪影形式绘制，被结实地涂抹上褐色或蓝色；或是和精工细刻的内部装饰一起被深深地刻在表面上。
雕刻在图坦卡蒙软金内棺（约公元前1342—公元前1327年）中的文字随着雕刻师工具的移动轻微起伏。人们可以由此看出一个字的形态（笔画数、笔顺和方向）是如何被刻出来的。从中可以了解到，即使是最讲究形态的圣书字，不仅在视觉上具有吸引力，而且对制作者来说，也具有触觉和舞蹈般的流动感。
可能因为文字经常出现在雕刻和绘制的叙事画面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圣书字的绘画和着色变得更加细致。在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公元前1295 年）的拉美西斯一世、二世和三世的墓葬中，可以发现精美的多色彩绘。同王朝的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二世的维齐尔列赫米留位于底比斯的墓葬中，存在着一些世界文字系统史上最精美的彩色铭文。在这些工匠的手中，书写俨然已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字母文字最早的实证也是以镌刻形式出现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50年前后埃及恐怖峡谷的涂鸦。大约200年后，相似的文字出现在西奈半岛，它们看上去为腓尼基字母系统提供了基本的形态。而在今天我们还能在镌刻的铭文上看到，它们被铸成陶范或金属模。到了公元前1100年，这一字母系统的其中一个版本迁移至塞浦路斯，取代了当地更早的系统，随后传到希腊。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它又从希腊传到了意大利半岛。
在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文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50年。大多数符号反映了取自自然世界的事物。公元前1100年前后，一种新的文字形式—金文出现了，它们被镌刻并浇铸在青铜器皿与青铜兵器上。其灵动的线条似乎更能反映使用毛笔的自由度，相较之下，镌刻则显得拘束。公元前500年前后，随着篆书的发展，这一端正庄严的文字风格使镌刻的影响再度回归。之所以称为“篆”书，是因为它被广泛用于印章，其特点是整体文字的空间分部比较均匀。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小篆被统一采用为标准文字。
蜡版是压印与镌刻书写方式中的又一种应用。这种方式经由埃及传至希腊和罗马世界，并成为一大常见的书写材料，最后的使用记录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法国。这种书写板先由木头（或象牙这样的珍贵材料）塑形，雕刻出凹陷的表面，注满蜂蜡，并混合少许植物原料（10%的橄榄油就能起效），使得表面更加柔韧。如果你试着在100% 的蜂蜡表面写字，你很快便会发现被尖笔挑起的发硬发白的蜡屑会影响你的阅读。这种形态的蜡版便是古代与中世纪时期的笔记本。它们可用于绘制草稿、记录口述信息、记账、列清单，同时也是用来习字的练习簿。这些信息的性质和易于留下痕迹的书写表面似乎助长了一种并不那么正式的书写行为。写过的蜡版再封以印章，便可以作为法律文件之用，但是它们也可以反复利用。由金属或骨头制成的尖笔不能写字的那一端往往呈开阔扁平的形状，这一头被加热后，就可以将蜡刮平，把字抹去。书籍的形态概念极有可能最先源自这种蜡版。它们往往由细窄的皮带铰接在一块，一组页面就这样紧密地贴合到一起。在庞贝遗址的壁画中，人们手持蜡版，向世人展现出一个讲述了持笔姿态的失落世界，人们或是把这些尖笔握在手中，或是贴在嘴唇上，凉凉的。
学者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绝大多数刻写的希腊文和罗马文最先是用软毛笔写在石头上，然后再进行镌刻。大多数镌刻作品靠着光线引入的阴影使文字清晰可辨，有时切口处还会施上颜料（看上去像印度亚热带地区尖锐的书写笔在棕榈叶上写出来的字）。字母也可以在刻完后上色，比如罗马的刻字。
一直到20世纪中叶钨尖头的凿子被发明之前，用木槌和凿子在石头上雕刻很大程度上会磨损凿子的锐面，使凿子很容易被磨钝。今天，石刻碑文仍很盛行，它们被用于奠基石、建筑，铭牌、花园和室内装潢的装饰板，以及单个纪念碑。石头作为一种永久耐用的书写表面，已被世界上大多数书写系统所采用。
中美洲的石刻铭文是四大起源文字中唯一的镌刻文字，往往以浅浮雕的形式出现，字符犹如一根玉米上的玉米粒一样紧紧地堆叠在一起。虽然在像花岗岩这种坚硬的石头上，凸起的立体刻字（当使用字母衍生出的形态时）往往比凹雕的形式更容易阅读，但石刻文字中很少出现像玛雅传统文字这样的立体形态。还有一种以浅浮雕字形出现的重要立体传统文字则来自伊斯兰世界。
阿拉伯、奥斯曼以及波斯的建筑铭文频频被打造为缎带状结构，傲然呈现在凹陷的壁龛中。阿拉伯文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例反映在开罗的盖拉温纳（Qula’un）墓葬群（1283—1285 年）中。犹如花叶缠枝的库法体文字呈现在浮雕铭文和精美的灰泥装饰压条中，蓬勃发展，常见于葬礼碑文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如现藏于德黑兰伊朗古代博物馆（又名伊朗巴斯坦博物馆）的哈格尔吉尔的尼扎米亚宗教学校（1072—1077 年）的库法体铭文边饰，以及已知最早的波斯铭文，发现于乌兹别克斯坦萨菲德·布兰德（1055—1060年）的墓中。要论与铭文相关的文物，伊斯兰世界拥有的丰富度是其他文化无法企及的。
墨水、钢笔、毛笔与书写表面
用墨水书写最早出现在埃及，几乎和镌刻形式的圣书字（公元前3200年）诞生得一样早。有人曾说这两种书写介质是同时代发展的：在石头上刻写，蘸上墨水在象牙、织物以及莎草纸卷轴这样的材料上写字。墨水将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方式，并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
基本上有两种墨水。第一种是具有着色力的墨水，它能够渗透书写表面并染色，如靛蓝、核桃墨、基于苯胺染料的墨水，还包括许多现代自来水笔的墨水以及纤维笔尖使用的墨水。第二种则是用色料制成的墨水，换言之就是留在“纸张”表面上的有色颗粒，它们并不会渗入表面或是给纤维染色。这些有色颗粒在书写表面干燥后一抹就掉，除非它们与某种胶水混合，才能被固定在原处，这也是艺术家所称的媒介。传统上说，大多数文明中的墨水往往与兽皮制成的胶水（明胶）混合在一起。后来又采用了其他的树胶，如阿拉伯胶。鸡蛋是另一种用于彩色书写的媒介：蛋黄用在暖色的书写剂中，如朱砂，而蛋白（经过打发放置一夜后重新液化，形成了“釉光”）用于冷色。盎格鲁 ? 撒克逊时期英国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环绕字母的红点仍然熠熠生辉，是因为朱砂中加入了蛋黄而变得有光泽。
铁胆墨水是欧洲最古老的一种墨水。它们是通过用鞣酸对铁盐发生作用制成的；其效果是析出小颗粒的铁。鞣酸的来源各种各样，最常见的是橡树瘿，这是钻进橡树枝里的寄生虫结成的树瘿，像圆圆的浆果。来自阿勒颇的橡树瘿一度最为珍贵，其鞣酸含量接近80%（英国橡树瘿的鞣酸含量不到40%）。意大利书法家乔瓦尼·巴蒂斯塔·帕拉蒂诺（Giovanni Battista Palatino，约1515—1575年）1540年的配方能够制作出一种品质绝佳的深色墨水：
将3盎司碾碎的树瘿泡在1品脱的雨水中。在阳光下放置1至2天。加入2盎司水绿矾（即硫酸铁），细细磨碎，用无花果枝条搅拌均匀。在阳光下放置1至2天。加入1盎司阿拉伯胶，在阳光下放置1天。
虽然铁胆墨水可以写出一种非常精细的线条，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颜色会褪成浅褐。而且因为它是酸性的，还会侵蚀纸张。
而在亚洲，比如印度、中国和日本，能够找到更可靠的墨水，这种墨水基于碳和少许树胶或明胶混合而成。黑色的碳颗粒提取自灯芯燃烧后漂浮在灯油上的烟尘，或是通过燃烧含有树脂的松木。使用时往往是固体的团块状。这些墨条和以水，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研磨后又变为液体。在古代世界与中世纪欧洲也存在类似来源的碳墨。碳是宇宙中最稳定的元素，因此这些墨水从来不会褪色。
有些最纯正的碳墨源自日本。目前仍在制造的碳墨 90% 依然来自古都奈良。最早从7世纪开始，那里便是碳墨的生产地。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还在继续以手工方式生产干墨条。要取得碳颗粒，多是通过燃烧植物油：菜籽油、亚麻籽油，或是更为珍贵的山茶油。红松在成为稀有树种前，其富含树脂的根部也是碳墨的珍贵原料。这些墨汁能够表现椋鸟翅膀可以看到的黑色的所有色调，从泛着紫调的棕色到冷冷的蓝。烟尘常常会和一味香料混合在一起—一般是樟脑，来自仍然生长在许多寺庙中的古树—还有一种用兽皮制成的胶水。这一阶段的墨像一坨面团，用脚揉踩。墨球被扯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经过称重，被压入带雕花的梨木模具中。墨条一经脱模，为了防止开裂，要放在稻壳灰里慢慢收干，存上一年后才能投入市场。
书写者会与他们的书写材料产生强烈的依恋。出生于1913年的日本书法艺术家筱田桃红正步入她人生的第二个世纪，她对自己的墨表达了深深的眷恋：
再一次想到水与墨，我用来创作的材料，我将它们视为两个极端：水与火……墨诞生于火焰燃烧后的残余，在我看来即精神，是化身，是火的升华。我认为墨就是生命与物质的终极境界。实际上，当我默默地在砚台上研磨一块被称为“极品烟”的古墨时，我生出一股奇异的、难以名状的感性印象。仿佛燃烧殆尽的火焰将生命的高潮传递给了我。我感受到了实质上的力量、精细的颗粒、典雅的秩序。与此同时，我还感受到某些超越物质的存在。墨，这种火焰的最后表现形态，却被水，这一相反的极端重新赋予了生命。或许我的这种感性意识有些夸张。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们这些与水和墨打交道的人应该更敬畏它们。
从崇高到平凡，对于现代钢笔墨水的研究一直在开展。拉斯洛·比罗（László Bíró）在20世纪 30 年代末和40年代的钢笔设计中对黏性墨水的开
发，为钢笔制造业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造就了今天各种各样的一次性钢笔。墨水，它的颜色和质地（想想凝胶和闪光），是每个制造商都渴望的
独特卖点之一。钢笔和墨水技术还远没有衰退，近几十年来，已经如滚雪球般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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