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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诺斯用全球视角写就的开创性通史杰作。
为何人类创造出的这个世界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答案就在这本世界史入门经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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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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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视角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重点关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问世后受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巴勒克拉夫的高度评价，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影响甚广。第7版融入时新的研究成果．新增数百幅图片，使这部名著在内容和体系上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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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国】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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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奖。他一生学术成果斐然，出版了《全球史纲》《全球分裂》等18部颇具影响的著作，其中本书可谓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实践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
王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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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皖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思想文化史。著有《现代英国大众文化》等。代表译著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郭小凌、刘北成合译）和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与刘北成合译）。
刘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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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长期从事世界近代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评介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译介国外史学及世界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著有《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等。代表译著有《论历史》（布罗代尔）《疯癫与文明》（福柯）《规训与惩罚》（福柯）《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历史研究》（汤因比）《启蒙时代》（彼得?盖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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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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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刘德斌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高毅
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致谢
上册
第一编 史前时代
第一章 食物采集者
第二章 食物生产者
历史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第二编 亚欧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前）
第三章 最初的亚欧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前1000年）
第四章 开启亚欧大陆整体化的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第五章 希腊一罗马文明
第六章 印度文明
第七章 中国文明
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历史的启示 文明：灾殃还是福祉？
第三编 亚欧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公元500—1500年）
第九章 实现亚欧大陆整体化的中世纪文明
第十章 伊斯兰文明的兴起
第十一章 突厥化蒙古人的入侵
第十二章 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第十三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第十四章 突破性的西方文明
历史的启示 发展中社会与“领先者陷阱”
第四编 亚欧大陆之外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
第十五章 非洲
第十六章 美洲和澳洲
第十七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历史的启示 历史上的人种
第五编 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公元1500年前）
第十八章 西方扩张之际的穆斯林世界
第十九章 西方扩张之际的儒家文化圈
第二十章 西方闻名的成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明的成长：经济增长与国家建构
历史的启示 历史与风尚
第六编 西方兴起的世界（公元1500—1763年）
第二十二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国家（公元1500—1600年）
第二十三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公元1600—1763年）
第二十四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二十五章 全球整体化的开端
历史的启示 地区自主性与全球整体化
第七编 西方主宰的世界（公元1763—1914年）
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二十七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第二十八章 俄国
第二十九章 中东
第三十章 印度
第三十一章 中国与日本
第三十二章 非洲
第三十三章 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三十四章 波利尼西亚
第三十五章 全球整体化的巩固
历史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言与现实的反差
第八编 西方衰退与繁荣的世界（公元1914年至今）
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全球影响
第三十七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起义
第三十八章 欧洲的革命与和解（公元1929年前）
第三十九章 五年计划与大萧条
第四十章 走向战争（公元1929—1939年）
第四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全球影响
第四十二章 帝国的终结
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战及其后果
第四十四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全球影响
历史的启示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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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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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读者：为什么要写一部 21 世纪的全球史？
每一个时代都要重新书写历史。这不是因为之前的历史撰述有多少错误，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挑战，提出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当今世界正在以指数级速度发生变化，迫切需要有新的历史来提出新问题、提供新答案。
例如，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是西方中心的历史，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西方主宰的世界。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乃是西方掌握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殖民地革命很快终结了这种霸权，欧洲人的大帝国从世界地图上的消失便是证明。跟以前相比，地图上的国名和颜色有了天壤之别，反映了迄20世纪中叶出现的新世界。
虽然无奈，我们慢慢认识到，西方中心的传统历史观不仅与这个世界脱节，而且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环境，需要有一种崭新的全球视角。历经精神求索和唇枪舌剑，终于完成了历史观的革旧鼎新。20世纪60年代，美国“世界历史学会”的成立、《世界历史杂志》的创办以及本书第一版的问世，表明这种历史观的转变成为了现实。
这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第一版问世才几十年，为什么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理由与第一版出版时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新的世界需要相应的历史新视角。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需要一部新的全球史。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需要用新的历史视角来审视。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诚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说，是“科技魔力影响”的产物。科技的影响无远弗届，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重大的问题”。例如，20世纪晚期的学生们想必都有过钻到课桌下的演习经历，他们大概颇为困惑，并不结实的木头桌子如何能抵挡得了原子弹的袭击。
那一代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孕育这种生命的地球母亲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危险。海洋学家雅克·库斯托警告说：“人类在20世纪对地球造成的破坏，也许要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总和。”同样，1989年，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研究所”断言：“到下一个十年结束时，大局将尘埃落定。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社会如果不能携手扭转危机，全球将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
在物种灭绝和地球毁灭的悲惨前景刺激下，坊间相继出现了《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末日》《未来的尽头》《历史的终结》之类的书籍。倘若我们把人类视为地球物种长链中的一环，这些悲观的书名听上去似乎不无道理。如今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种动植物。除此之外，地球上还曾经存在过大约50亿～ 400亿个物种。换言之，每一千个物种里面只有一个存活了下来，其余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似乎为当下流行的“末日”书系提供了统计学上的证据。
然而，这些统计数据容易产生误解，因为人类与灭绝的物种之间有一个根本差异。那些物种之所以灭绝，主要是未能适应环境变化，例如冰河时代的环境变化。反之，人类凭借聪明才智，懂得取火用火、织布做衣、建房造屋，用各种手段来适应环境，满足自身的需求。人类脱颖而出，成为唯一能够适应环境，是命运的主宰而不是奴仆的物种。
人类与天花病毒之间关系的变化，戏剧性地揭示了命运之主与命运之仆最重要的区别。天花是所有疾病中传播最广的一种可怕疾病，至少2000年前它就出现在远东，公元8世纪时传播到欧洲，哥伦布航行之后又流传到美洲。随着欧洲人扩散到其他大陆，天花病毒造成没有免疫力的海外人口大批死亡。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原住民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的岛民都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在欧洲，天花病毒反复肆虐，造成的危害不亚于鼠疫，最终夺走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人口。
人类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接种和感染了牛痘的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储存有少量天花病毒样本。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最后一例天花病例，1980年，人类宣布根除天花。
科学家们一直提议销毁存储的天花病毒样本，以防止其泄漏扩散，但最终的裁定一再延期，人们担心销毁这些样本可能不利于将来的研究。之后，这种担忧有所缓解，因为科学家们已经合成出无害的天花病毒基因片段，在拥有完整的天花病毒基因蓝图的情况下，即便销毁病毒样本，也能进行科学研究。1996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商定，1999年6月30日为销毁剩余的天花病毒的最后期限。至此，这种长期为祸人间的致命病毒已被锁定，等待昔日的受害者择日销毁（灭绝）。由此可见，人类是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最高主宰。
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断言：“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球上的人类孑然独立，再也没有任何伙伴或天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最讽刺的是，人类的至高地位恰恰成为当今全球性隐忧和恐慌的根源。在淘汰了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后，人类再也没有任何天敌。我们面对的只有人类自身。
与人类的内在自我而不是外部世界对抗，这是一项艰巨的新任务。它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人类在这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它还需要用伦理规范为这种知识指明方向和目标，使之臻于完善。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指出了知识的潜能，提醒人们提防其危险。他真诚地赞同用科学来追求“知识和技艺”，同时也告诫人们要秉持“谦逊和仁慈”，这种追求不应是“为了自得其乐、逞强好胜、出人头地，以及谋求利益、名望、权力和其他低级趣味；而是为了造福人类生活”。
培根告诫要远离“低级趣味”，我们却置若罔闻，从日常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汉姆大学发布的《社会健康指数》年度报告，不难看出这一令人痛心的事情。该报告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青少年自杀、失业、吸毒、高中辍学率以及保障性住房支付能力的统计数据，监测美国社会的幸福指数。这一指数从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年度报告的主持人称，情况“糟透了”。
社会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并不仅限于美国。海洋学家雅克·库斯托在巴黎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漫步在巴黎街头，随身带一个计数器，“每当遇到五花八门的广告向我推销我根本用不着的东西，我就按一下计数器。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
库斯托的经历绝非个案。这已是一种常态，无论巴黎、雅典、洛杉矶，还是墨西哥城，莫不如此。作为善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开始探究自己的个人经历具有何种社会意义。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要遏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关键不在个人，而在于全社会。我不赞成搞什么生态国家主义。绝不。但是，你开车时遇上红灯就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限制了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为什么经济学中不是这样呢？……履行义务靠的是社会制度而不是个人品德。”
库斯托在《消费社会是罪魁祸首》一文中阐述的这个观点意义重大，因为消费社会正在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例如，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和缝纫机）。后来，消费者的期望升级成“八大件”，多了彩电、冰箱和摩托车等物品。这个单子越来越长，私人轿车是近来新增的一个“大件”，它正在成为第三世界亿万“穷人”心目中的身份象征。1990—2000年，印尼的汽车保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大约67.5万辆，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万辆，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万辆。
环保人士担心，新增的数以百万计的汽车会造成全球大气污染。然而，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指出，是西欧人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并随之造成了空气污染，现在他们不能把“穷国”钉在“永远贫穷”的地位上。
面对新的形势，个人和社会都要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事关当下，也涉及不久的将来。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必须正视根本性问题的关头。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类又究竟是为何而存在？弗朗西斯·培根直面了这个问题，他呼吁新兴的科学应当用于“造福人类生活”，而不是用来追逐“利益、名望和权力”等“低级趣味”。可以说，培根提出了一个一针见血的问题：难道“智人”最终一定会变成“经济人”，一门心思只想着酒足饭饱和发财致富吗？
任何一个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然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房、医疗和教育，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必须优先考虑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是否还要不惜付出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一味追求经济生产？这个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如库斯托在巴黎所发现的那样，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成灾。
推诿搪塞绝非长久之计。大势所趋之下，人类必须设法避免沦为“经济人”，确切地说，人类应当用一个伦理罗盘来指引野蛮生长的科技。这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青云直上的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挑战。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驾驭了环境，获得了在地球这颗行星上的至尊地位。但是，人类在登顶的同时，又急速堕入目前全球性的社会退化和环境恶化，人类由此面临新的挑战，即如何从聪明的灵长类进化成明智的人类，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从本书的讲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过去一再成功地应对了挑战，如今依然在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21世纪的前夜，世界各地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它们的范围和意义从近年来全球性变革浪潮中可见一斑。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呼吁同胞不要害怕丧失“意识形态的纯洁”；即使在那些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既有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也有重视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式资本主义，还有迅速发展的亚洲资本主义，后者混合了程度不一的国家经济计划、有着盘根错节关系的大型企业集团、终身雇佣的大公司以及政府对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扶持。
这番沸腾景象表明，21世纪既危机重重，也潜力无限。历史学家并没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不可能未卜先知。但是，历史学家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21世纪既不会是乌托邦、也不会是反乌托邦的世纪，而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哪些可能性将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读者诸君在未来几十年里能否做出正确的命运抉择并且起而行之。
有鉴于此，当前不应沉溺于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幻想中难以自拔，也不要因为杞人忧天的悲观预感而止步不前，而是应当冷静地重新评估现行的惯例和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这正是当下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本书推出新版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促进这个重新评价的过程，投身于弗朗西斯·培根所提倡的“造福人类”，远离他所鄙视的“低级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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