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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全2册）通过访谈，记录几代专注于夏文化探索与研究的学者求证夏王朝的思想、路径与成就，总体反映了迄今为止夏文化研究的历史、成果及共识。可以这样说，夏文化研究在立场、材料、方法等诸多方面，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为考古修史，为学者立传。这套书记录了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和学者的心路历程，让夏王朝的踪迹逐渐清晰，对认识中国文明历史的关键阶段和中华文明核心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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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I》访谈对象为24位出生于20—4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他们分别是安金槐、黄石林、邹衡、张彦煌、许顺湛、赵芝荃、张光直 、李学勤、李民、方酉生、王克林、殷玮璋、郑杰祥、李伯谦 、李经汉 、杨育彬、高天麟 、高炜、李先登、陈旭、方孝廉、徐殿魁、郑光、饭岛武次。通过他们对夏文化相关问题的解答，中国夏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跃然纸上。本书首版于20年前，无论是编写体例，还是内容涉及均有发凡起例之功，一直备受考古学界推崇。本次修订，原貌呈现当时的学界状态，保持学术观点的原真性，体现夏文化探索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II》对18位出生于30—6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进行了访谈，他们分别是李伯谦、刘绪、张松林、董琦、宋豫秦、郭引强、王巍、方燕明、李维明、杜金鹏、王震中、孙华、袁广阔、许宏、张国硕、秦照芬、方辉、赵春青。访谈主要集中于他们探索夏文化的具体过程，弥补一般发掘报告、研究著作的不足。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目的是以科学发掘的实物史料为基础，印证文献记载，证明夏王朝的存在，复原夏代社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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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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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东，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二里头夏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及其与历史学、美术史、文献学、思想史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著有《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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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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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目录：
安金槐——————————1
黄石林—————————25
邹 衡 —————————45
张彦煌—————————69
许顺湛—————————79
赵芝荃—————————99
张光直 ————————117
李学勤 ————————131
李 民 ————————147
方酉生 ————————163
王克林 ————————187
殷玮璋 ————————207
郑杰祥 ————————233
李伯谦 ————————251
李经汉 ————————267
杨育彬 ————————281
高天麟 ————————311
高 炜 ————————333
李先登 ————————363
陈 旭 ————————383
方孝廉 ————————403
徐殿魁 ————————427
郑 光 ————————443
饭岛武次 ———————471
后 记 ————————483
修订版后记 ——————487
第二本目录：
李伯谦 —————————1
刘 绪 ———————— 19
张松林 ———————— 69
董 琦 ————————115
宋豫秦 ————————131
郭引强 ————————157
王 巍 ————————179
方燕明 ————————191
李维明 ————————223
杜金鹏 ————————245
王震中 ————————257
孙 华 ————————273
袁广阔 ————————291
许 宏 ————————301
张国硕 ————————323
秦照芬 ————————351
方 辉 ————————363
赵春青 ————————381
后 记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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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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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Ⅰ》
一种新学科的出现，一般讲，需要两种基本条件：一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新的方法、手段和视野；二是有了改变当今社会的迫切要求，人们需要用新的人文关怀来观察、解释当今社会和已逝历史。考古学的出现也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
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地在欧洲。17—18 世纪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直接诱发出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地质学和生物学在迅速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迈进，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上帝造人的神话，仍笼罩人间。为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进步，必须冲破传统观念，扫清思想障碍，重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于是，考古学就应运而生。
我国的考古学亦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中产生的。当辛亥革命胜利，最末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后，人们要求重新审视已往的历史。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的 20 世纪 20 年代，我国就在好几个地点进行考古发掘，洋人和国人都拿起了锄头，土法、洋法一起上马，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深刻地反映出了人们（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希望重新认识历史的很强的愿望。但中国和欧洲古史的历史过程及思想文化传统却大不相同。就欧洲本土来说，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较晚，以后除了罗马时期，并没有大片区域统为一国的情况，所以欧洲考古学研究初期的重点在于寻找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活动情况及其进步过程的阶段性。20 世纪较早阶段英国资深考古学家赛思就认为，1859 年英国由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联合组成的考察队肯定了法国北部的阿布维利为数十万年前的人类遗址，对近代考古学的真正发生具有转折意义。可以说，肯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存在以及寻找其进步过程的阶段性，是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叶欧洲考古学的一个中心。两河流域、古埃及、克里特、迈锡尼以及古典时代等考古，虽然都陆续成为欧洲考古学家关注的重点，但真正做出大规模且又是科学的发掘，要到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起才逐渐实现，况且大多数地点是在欧洲以外。从一开始就重视人类技术和文化进步过程的阶段性，是由欧洲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在中国，则至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表现出，自传说中的五帝经三代至秦汉，主要是一个单线变化过程。这种认识深入人心，包括学问很多的知识界人士也这样认为，所以当我国考古工作刚刚开始的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尽管对刚发现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细石器，仰韶、龙山、良渚等文化也很重视，但还是把主要力量投向探索商、周文明。例如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连续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和墓葬等，其中尤以殷墟发掘所投力量为多。
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都，更早发现的商文化，在抗战以前的殷墟发掘中并不认识。这是在 1952 年开始发掘郑州二里冈遗址后才确定下来的。当把二里冈上、下层的分期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以后，尽管最初多数人还以为这是中商时期的遗存，但寻找夏文化的需要已开始凸显出来。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至 60 年代初，已经有人怀疑甚至提出过早于二里冈下层的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等遗存属于夏文化。1959 年时，由徐旭生先生率领的考察队，根据古史传说中所示迹象，踏查了豫西和晋南的若干地点，随后便选定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长期发掘，亦在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进行过发掘，确定了二里头文化的存在，并认识到东下冯同时期的遗存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区域性类型。从此，由少到多地有一批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但也有一批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遗存，特别是在战国时阳城附近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发掘后，进一步认为已找到了一个夏都遗址。依此认识，二里头文化就只能是一种早商文化。直到后来发现并发掘了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后，由于史籍中有尸乡是商汤亳都的记载，而尸乡沟古城中又是二里冈文化的堆积，这就使大家只能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于商代的夏文化遗存。但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四期，究竟是全部都属夏文化，还是早期是夏文化、晚期是早商文化的争论，仍然继续不断。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关于夏文化，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认识：
河南龙山是夏文化，二里头是早商文化，二里冈是中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河南龙山晚期至二里头前半段是夏文化，二里头后半段以后是商文化；二里头是夏文化，二里冈是早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中间不要安排中商文化。
随着新发现的增多，尤其是对偃师尸乡沟商城的肯定，第一种认识慢慢淡出了。从 1996 年 5 月至 2000 年 9 月，在综合了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测年技术这五个学科而进行的人力甚众、资金投入较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中，关于夏代年代学的项目，首要确定的就是夏文化遗存究竟是何种考古学文化。在 1997 年的偃师研讨会上，肯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意见已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会议以后，对于夏文化的起端问题，还是表现出了很不相同的认识。在 2000 年 10 月发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就是夏文化。但是在考古学者心中，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分歧，而分歧的核心并不是时间早晚的争论，而是对考古学文化的界限、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等有关考古学文化的基本认识方面。持河南龙山晚期属夏文化者，主要是以古史记载中所见夏代积年的期限来判定夏文化应当起于某种文化的某一阶段，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非区别不同族群的界限。
不同意此论者则认为，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不一定是分属两个族群，但同一文化的前后期别，却很难承认分属两个族群。具体一点说，如果把河南龙山晚期定为夏文化，似乎就应承认河南龙山的早、中期也是夏文化，是一种尚未进入夏代积年的夏人的文化遗存。那么，作为河南龙山文化重要源头的某一类型的仰韶文化，能否就此肯定为夏人的早期先祖的遗存呢？先秦古族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能够沿着这样一种单线途径来寻找或思考吗？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探索先秦古族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具体研究，在许多地区已经陆续开展并日益深化，并且愈来愈清楚地使人感觉到若干古族的兴起，往往是综合了若干文化的因素而突然（或可称迅速）出现的。夏文化的情况，似乎也应是这样。近 20 年以来的一些新发现，甚至使人感受到陶器形态的相似，不一定是决定其文化性质（或曰文化命名）的主要根据。河南舞阳贾湖遗存中的陶器形态，同裴李岗文化的遗存很相似，但农作物却一为水稻，一为小米，随葬龟卜用物和獐牙的风格则同于时代较晚的大汶口文化而不是裴李岗文化及其后裔仰韶文化的某一类型。由上述诸情况来看，贾湖遗存和裴李岗遗存显然是农业经济内容和风俗习惯有异以及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差别很大的不同族群所留下的。在探索夏文化时，有无比仅仅根据陶器形态比较更多的方法呢？
晚近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和新的方法。这就是人体遗骸的 DNA 测定。我国的遗传学者，现在已为全人类基因谱的建立，承担了 1% 的工作，并且在前几年已经从契丹女尸等标本的DNA 测定中，判断出古代的契丹族同今天的达斡尔族的血缘最近。在三峡考古中，也正在寻找古代巴人同现存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如果能比较出河南龙山和二里头的人骨遗骸 DNA 线粒体排列的异同处，无疑将为判断这两种文化的居民的亲缘关系提供新的证据或新的思路。我虽然目睹了近 40 多年来探索夏文化的整个过程，但并未专门从事过夏文化研究。不过，我的确以为这是近数十年内我国考古学研究中大家最关心的课目，而且一些朋友又要我为这本介绍众多学者探索夏文化历程之书写一个序，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回忆一下这个历程。当我闭目静思时，一幅幅当年的情景历历浮现在眼前。有那么多的当面争论、背后议论；又有那么多人因新的发现而情绪激动，长久不能平静；也有那么多的事件，引起过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总之，至少在我国，没有另外一项考古学研究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出新的理论概念的思考。只要对比一下 40 年以前和今天通过夏文化讨论而引发出的考古学理论思考，一定会深深感到今天的认识深度的确比 40 年以前要深化得多。这应当是所有研究者总体成果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对是错，还是局部正确、局部错误，都对深化理论认识起了推动作用。得到了这个感受之后，我自然又立即联想起一句老话：真理愈辩愈明。与此同时，我也再一次想起另一句老话：任何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夏文化的探索过程，反反复复地证明这两句老话的确是全人类奋斗过程中经验教训的结晶。
但愿这个体会能得到本书各位作者的赞同，也愿夏文化的探索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更想借此机会向服膺科学真相的无私的探索者们，表示我真心的钦佩！
俞伟超
2000 年 11 月 29 日凌晨
于北京小石桥寓所
邹衡，1927年出生，湖南澧县人。1947年9月至1949年7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49年9月至1952年7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52年9月至1955年7月，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55年9月至1956年7月，在兰州大学任助教；1956年9月至1961年11月，在北京大学任助教；1961年12月至1977年11月，在北京大学任讲师；1977年12月至1983年11月，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1983年12月至1997年12月，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98年1月退休。
1959年秋季主持洛阳王湾遗址的挖掘，首次将二里头文化分为三期。自1977年登封会议开始，陆续公布关于夏文化的系统看法：二里头文化第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二里头为夏都，郑州商城为早商亳都，先商文化分布于太行山东麓。经过20年左右的讨论，到20世纪末“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时，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基本认同，成为主流观点。2005年12月27日逝世。其有关夏文化的论著基本全部收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和《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再续集》。
一、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夏文化问题的？
我加入到考古行列不到10年就接触到了夏文化问题，可以说，我大半辈子都在研究夏文化，至今已有整整40年了。
1947年初入大学之时，我就读到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一书。郭沫若在该书中只是说“夏代是传说时代”，并断言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从此我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原来还不是完全可信的。后来我转入历史学系， 又读了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进一步了解到有关夏朝的许多学术讨论，并联想到鲁迅讽刺顾颉刚所谓禹是一条虫的文章，越来越认识到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疑难问题。
在研究生阶段，我的主攻方向是商代考古，不可能兼及夏代，但总感觉到，夏朝的问题应该而且是可能在考古学上得以解决的。1956年10月，我听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作的“夏代探索”的演讲，更增强了我对这个想法的信心。1959年上半年，徐旭生先生首次在豫西调查了“夏墟”，并发表了报告，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1959年下半年，我带领学生到洛阳实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的赵芝荃先生，同意我们在东干沟继续发掘，这便是我首次接触到夏文化问题。
正当此时，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开始了，是由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和河南文物工作队“刘胡兰小队”分区分别负责的。这两处发掘工地，我都曾去参观过。后来洛阳工作站高天麟先生整理二里头的发掘材料，郑振香先生要我帮助高先生搞二里头的分期问题，由此，我对二里头遗址首次发掘的材料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的这种认识自然是把二里头与东干沟两处遗址和郑州二里冈、洛达庙两处遗址比较后得出的，因为我过去曾发掘、整理、研究过郑州二里冈的材料，我在郑州工作时，也看过洛达庙出土的东西。我发现，二里头、东干沟和洛达庙三处遗址的性质是基本相同的，过去曾有人称之为洛达庙文化或东干沟文化，我认为都不很合适，应该合称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面貌与二里冈商文化很相似，但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又觉得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当时在我脑子里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二里头、东干沟、洛达庙三处遗址所代表的文化与二里冈商文化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显著的差别。因此，这可能是另一种文化，不能与二里冈商文化算是一回事。这种概念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我以后系统的看法。
二、1959年秋您主持了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对探索夏文化有何意义？
提起王湾（确切地说，应叫南王湾）发掘，引起了我难忘的回忆。这是1959年秋冬的事了。那年10月1日以前，我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在东干沟发掘，目的是让他们初步掌握田野操作和室内整理的方法。从10月开始，就要进行大规模的田野实习了。到什么地方去倒成了问题。我只得在洛阳附近进行调查，因为1954年春我曾在涧西作过调查，发现过不少仰韶、龙山遗址，不过都很零碎，没有大规模发掘的价值。这时，洛阳工作站的先生们建议我到远郊区谷水镇以西的南王湾看看，我便一人去了南王湾。我一到南王湾，便看到大片新石器时代遗存，而且是仰韶与龙山共存，也有西周和春秋的陶片，这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我根据采集的陶片分析，此处的仰韶、龙山似乎都有早晚的不同。当时我有个想法：也许在这里可以解决学术上早已存在的仰韶、龙山的关系及其年代分期问题。因此决计就在此发掘。
工作开始不久，洛阳工作站的赵芝荃和郑振香两位先生到南王湾来看望我们，他们完全出于善意地劝导我说：“这个遗址太破了，恐怕很难达到你们实习的目的，将来无法向北大报账！倒不如转到新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去发掘。”我当时考虑的是：二里头是考古研究所新发现的重要遗址，现在已有两个单位在那里同时发掘，如果我去，则变成三个单位，觉得不太合适。况且南王湾遗址也可能产生重要的学术意义。所以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回答说，如何汇报北大的问题，完全由我负责，请他们放心。
南王湾的发掘，我是冒了一定风险的，不是完全有把握。还好，工作只进行一个月，我已在工地看出了苗头，并在工地作了大概的分期。以此为基础，我亲自指导重点发掘，因为当时工地担任辅导的只有我一个人。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把地层关系进一步搞清楚。12月后，全体人员回洛阳工作站，全面进行室内整理。工作进展很快，不到一个月，对成仰韶、龙山完整陶器共达500余件。同学们对陶片的情绪很高，经常对到深夜，最后有6位男女同学，居然对成了终身伴侣。我看到这种情况，内心当然有说不出的欣喜。紧接着我带领同学进行分期，各期内容都非常丰富。分期结果长期陈列在洛阳工作站的一栋宽敞的平房里，以供考古同行参观。
在分期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又组织同学分为若干组，分别到洛阳和伊洛地区事先都经过我自己复查的遗址进行调查与试掘，以核实南王湾的分期。这期间又新发现一些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遗址，光是采集的完整石器，就有一大箩筐，可谓满载而归。根据南王湾的发掘和洛阳以及伊洛地区调查试掘的材料，我把伊洛地区从仰韶早期到商代前期以前共分为四期11段。第一期，仰韶期，又分为早（半坡型）、晚（庙底沟型）两段。第二期，过渡期（即仰韶向龙山过渡，或谓仰韶晚期），又分为3、4、5共3段。第三期，龙山期（即标准的河南龙山文化），又分为第6、7、8早、中、晚共3段。第四期，二里头期，当初又分为第9、10、11段，后来赵芝荃先生又把二里头期分为4段，合以上我分的11段，一共是12段。
南王湾考古分期的学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时的考古界对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还没有明确的分期，到底有没有仰韶、龙山混合文化，一下子还作不出结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究竟是什么年代和什么文化性质，一时也还说不清楚。至于仰韶文化早期，究竟是半坡早，还是庙底沟早，一直争论不休。总之，当时考古界对新石器时代的认识还有一些模糊。通过南王湾的分期，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尤其是仰韶期—过渡期—龙山期—二里头期—早商期序列的排定，就把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各个环节都基本上联系起来了，已经不太可能有什么其他文化穿插其间。这样，自然就可考虑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相结合的问题。例如：如果有夏朝存在的话，那它必然就在这些环节之中。所以说，南王湾的分期直接为探索夏文化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南王湾分期的消息不久传开，郑州、西安的考古工作者和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首先来洛阳参观。当时编写半坡报告的作者看得更加仔细，因为原来他们对半坡并未作详细分期，看了南王湾的分期，他们便考虑半坡遗址的再分期了。夏鼐先生知道后，曾寄给我一封长信，高度评价了南王湾分期的重要意义，对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推荐给当时在中国访问的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要他到洛阳看看。吉谢列夫看了后，连称中国的考古学家真了不起。苏秉琦先生更是再三肯定了南王湾分期的成果，说这是一项破天荒的工作。
可是，后来我失去了编写报告的机会，从此便与南王湾无缘了，成为我终身最大的遗憾，也是我学术上一大损失。1960年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派我的同事和学生李仰松、严文明两位先生接替我的工作，继续在南王湾发掘，进一步证明第一次分期的可靠性，他们写出了简报，但正式报告至今仍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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