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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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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治政之书，具有政治教化功能。古代朝鲜半岛的重要学者研治过《尚书》。今天汇辑其文献考证其心得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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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尚书〉学文献集成?朝鲜卷》辑录的是朝鲜时代学者用汉文撰写的《尚书》学文献，其中著作33部，单篇文章100篇，诗歌24首，涵盖了大约从公元14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朝鲜学者研究《尚书》学的相关文献。本书是朝鲜时代《尚书》学160种文献的繁体竖排点校汇刊本，以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部编印的“《韩国经学数据集成》57《书经》九”为工作底本，辅以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搜集整理、首尔景仁文化社出版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此次整理工作包括录文、标点和校勘，每种文献均撰写提要，内容主要包括作者简介、版本年代、文献内容、主要特点和简要评论等。这是第一次对朝鲜时期《尚书》 学文献进行全面调查、大规模集成和完整整理，对于《尚书》学史、经学史、域外汉籍研究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文本支持。
本书收录《书经蔡传辨正》《书义》《茶田经义答问—书经》 三种尚书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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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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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钱宗武，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重点学科带头人。《尚书》研究专家，中国汉语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江苏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扬州市语言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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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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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經蔡傳辨正
提要
《書經蔡傳辨正》序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説命上
説命中
説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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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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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經蔡傳辨正》，作者沈大允（一八〇六—一八七二），青松人。據學者考證，沈大允字晉卿，號白雲、石橋、東邱子。在當時朝鮮末期的社會大混亂中，由於曾祖牽連到羅州掛書事件而家道衰敗。另據張炳漢《尚書蔡傳辨正》題解，沈大允出身於名門世家。其九世祖沈光世是朝鮮仁祖時的著名文人、作家，有代表作《海東樂府》傳世。其高祖沈壽賢（一六六三—一七三六）曾在英祖時任領議政之職。不過，自沈壽賢以後，便家道中落了。起因於壽賢的第二子，即沈大允的曾祖父沈鍔的一個變故。沈鍔於一七三一年（英祖七年），始任吏曹判書，由於一七五五年（英祖三十一年）發生了庭試試卷的變書事件，即上文所謂“羅州掛書事件”。沈鍔當時受牽連而被處以極刑。從那以後沈氏子孫再也没有進入官場了。
據説沈大允從十四五歲起即開始鑽研經傳之學。四書五經、各類史書、諸子百家、陰陽、術數、小學無不涉獵。但因家境貧寒兼之社會動蕩，他的學習之路并不一帆風順。奈何資料闕失，無法了解更多有關他的情况了。
目前所見沈大允的傳世著作除《書經蔡傳辨正（四册）》外，還有《庸學（一册）〈中庸訓義、大學考正〉》、《論語（二册）》、《詩經集傳辨正（六册）》、《象義占法（五册）》、《春秋（三册）》、《禮記（十二册）》、《春秋四傳注疏抄選（十册）》、《東史（六册）》、《全史（五十八册）》。如此豐碩的著述成果，充分顯示出他的學術成就。從中可以了解到他所涉獵的學術領域，反映了他對於經學和歷史的特殊關注。
《書經蔡傳辨正》始作於一八五九年，當時沈大允五十四歲。其寫作目的是希望對蔡沈的《書經集傳》進行分辨並糾正失誤。基本編寫體例是：各段先有《序文》提示主要内容，再依相關篇目先抄録經文，然後斷以己意。如果直接針對蔡傳的解釋提出異議或者發表意見的，往往先用“集傳曰……”記録下《蔡傳》的原文，然後於其下添加己意。總體來看，沈大允對於蔡沈的諸多解釋均持批判態度，如他在序文所言：“《蔡傳》集西漢以來注疏而補以己意，然大牴多瞽謬害於先王之義者。輒爲辨正，以遺後之君子焉。”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的創作動機與態度。
《書經蔡傳》的作者蔡沈是朱熹的弟子。蔡沈於《書經集傳》自序云：“慶元己未（一一九九）冬，先生文公（朱熹）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則蔡沈所作《書經集傳》是受師命而爲，且在朱熹去世前一年開始動筆，歷時十年才編撰完成。通讀沈大允的《書經蔡傳辨正》可以發現，雖然沈大允稱自己是對《蔡傳》進行辨正，但從他所辨正的内容來看，其所表達的主體内容其實是對朱子的經學思想以及注釋方法等方面表現的懷疑，特别表現在對朱子有關學與心性問題的看法上。
例如，《商書·湯誥》云，“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對於該段經文，蔡沈的注釋是：“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所謂衷也。人之禀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所謂性也。”可見，他認爲人與生俱來就具有仁義禮智信之理，這是上天降予的，没有偏頗之差，這就是所謂的“衷”；而人承受天命，順天而得到仁義禮智信之理，是自然而然與心俱生的，所以，這就是所謂的“性”。也就是説“中”與“性”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已，從天對人而言是中，從人承受天命而言是性。對此沈大允則給予了尖鋭的批評，他説：“《集傳》所云中爲人性，則將皆不學而能、不教而成、兒生落地而聖矣。中者，德之位也。在於事物，而不在於心。心能得事物之中也，非中能得事物之善也。心中有中，豈非誣歟？又性既中矣，則情何以有欲也？情獨出於氣質，而心無知如柱耶？其云仲虺‘天生民，有欲’，以情言。則情之妄發者，亦出於天耶？天命人以善，而又命人以不善耶？妄亦甚矣。”他認爲，如果人的天性中就包含“中”，那麼，人一出生便已達到了聖人的境地，如此，學與教就會變成無用之物。所以認爲“中”不是存在於内心裏，而是存在於事物中，是“德”的體現。人心只能夠把握事物的“中”，如果能在事物中實現了中，也就實現了“善”，這也就是“德”，因此他認爲人不是與生俱來就具備仁義禮智信的“德”的，而應該是不讓心性（道心）被人心（己、氣質）所影響或被邪惡所動摇，從而維持中正的狀態，即通過對“善”的實踐來實現仁義禮智信的“德”。他的這種觀念，明顯表現出對朱子“性即理”學説的否定與質疑。不僅直斥之“鑿空甚矣”，更明言其爲“鄙儒之泛言性理無用之虚談也”。
再如，關於《堯典》“咨四岳”一段的注解，蔡沈《集傳》認爲四岳是一個人，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并解釋“僉曰”爲衆人共對之辭，是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對此，沈大允亦提出了十分尖鋭的批評，并在仔細分析語句結構的基礎上，結合上下文而明確提出：“四岳，官名。凡四人，内主百官，外分主諸侯者也。”其批判態度是非常鮮明的。
關於《堯典》，沈大允認爲其中蘊含的帝王治國之道在於“修身、順天、得人”。書經蔡傳辨正序序
天不變，人不變，道亦不變。誠知道矣，雖在古知今，在今知古，可也；苟不知道矣，雖在古論古，在今論今，直懵如也。當問其知道與否也，不當問其在古與今也。惟其政事、文辭時有古今之異者，然政事、文辭本於道，道之自出，可推道而達之也。《蔡傳》集西漢以來注疏而補以己意，然大抵多瞽謬，害於先王之義者。輒爲辨正，以遺後之君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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