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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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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权二分为健康自由权和健康社会权，前者由民法保护，后者则要通过国家履行积极义务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来实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出台根本改变了医疗卫生基本法阙如的局面，而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体制和执法体制则还在进一步的改革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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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云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兼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法学会卫生法学会会长、民营经济法治研究会会长、《法治社会》总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健康法学、经济法学和法理学，代表性学说有“基本医疗服务法制化理论”“转轨经济法理论”“模糊法学理论”。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持教 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获教 育部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获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10项。提出并有力推动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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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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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章 健康权——卫生法治的基石范畴
第一节 健康权的内涵
第二节 基本权利理论的变迁考察
第三节 有效选择——健康权复合规范界分原则
第四节 健康权复合规范构造
第五节 健康权规范构造的立法与司法叙事
第二章 英法德日卫生法研究
第一节 英国2012年《卫生和社会护理法案》研究
第二节 法国《健康法典》研究
第三节 德国卫生法体系研究
第四节 日本卫生法体系研究
第三章 公共卫生法治体系构建
第一节 准确界定公共卫生法的内涵
第二节 公共卫生法的权利基础
第三节 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框架建构
第四节 转向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设
第五节 公共卫生法治监督体系和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
第四章 新发传染病单独归类规制研究
第一节 新发传染病的概念与归类
第二节 新发传染病的认定
第三节 新发传染病的防控措施
第四节 新发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
第五章 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法治构建
第一节 基本医疗服务的源流及其界定
第二节 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及其法律问题
第三节 村卫生室的功能定位与责任承担
第四节 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逻辑与制度选择
第五节 分级诊疗机制的法治回应
第六章 基本药物供给的法律规制
第一节 健康权的药物保障
第二节 基本药物遴选行为的法律规制
第三节 基本药物生产行为的法律规制
第四节 基本药物使用行为的法律规制
第五节 基本药物监管制度
第七章 基本医疗保险法治化研究
第一节 基本医疗保险治理的法制需求
第二节 基本医疗保险法律关系之厘定
第三节 《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评析
第八章 医疗救助制度为健康权托底
第一节 医疗救助权的独立性
第二节 现行医疗救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制定统一的医疗救助法
第九章 基本医疗卫生监管法治化研究
第一节 医疗卫生综合监管体制之形成
第二节 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估制度之实施
第三节 执业信用记录制度
第四节 委托执法制度
第十章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请求权的救济
第一节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请求权性质辨析
第二节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请求权的可诉性
第三节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请求权救济的困境与出路
结 语
附录一 《基本医疗卫生法》专家建议稿
附录二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修改建议
附录三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一审稿）》述评
参考文献
后记——我的卫生法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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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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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健康权呈现出一种复合性结构，二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两种性质。健康权主体存在自由意志并且具有能够自由表达的能力，采取消极权利规范模式，即自由健康权由私法规范。随着现代“公务国家”“福利国家”理论的兴起，对公民的生存照顾成为国家义务。公共卫生本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应当由国家提供；而医疗本是私人事务，现代国家按行政法生存照顾理论在法律上将其拟制成公共产品。因此，现代国家普遍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提供。英国更是向全体居民提供了几乎所有医疗卫生服务，连年老残幼护理也由国家承担。这种由公法规定国家向公民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对于公民而言是一种社会权性质的健康权。
现阶段我国免费向公民提供14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基本药物制度等保障公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卫生领域，特别是医疗领域一直没有一部基础性的法律，卫生法治建设水平落后于国家法治建设整体水平。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医疗卫生义务，建设健康中国、法治中国需要制定一部《基本医疗卫生法》。世界多数国家采取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分开立法的模式，我国最终采用将二者统合立法的模式，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将《基本医疗卫生法》纳入“十三五”立法规划第一类立法项目，基本医疗卫生法治化建设进入快车道。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我国已经颁布《传染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等9部法律，应该说法制比较健全。但在“非典”和新冠疫情防控中，适用《传染病防治法》均出现了信息传播不畅通、反应不及时、职责分工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全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出台了公共卫生法治“一揽子”立法修法计划。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重要原因在于人类总体上对未知新发传染病认识不足。《传染病防治法》应当加强对新发传染病的规制，在甲乙丙类传染病之外采取特别程序对其进行处置；传染病风险提示和预警权力应当大幅度下放到县级政府。通过提高公共卫生行政执法和法治监督水平，实现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
基本医疗卫生立法的重点是构建基本医疗服务法律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基本药物制度构成基本医疗服务主体框架。我国通过“全民医保”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公平可及，而控制医疗服务价格是当前卫生法治建设的首要难题，只能通过合理平衡医保机构、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和患者的权利来解决；通过建立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构成的覆盖城乡、功能互补、连续协同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制度，保障每一个患者都能到合适的医疗机构就诊；基本药物制度是WHO在全世界推广的旨在控制药品价格的“良法”，实践中存在基本药物供应不够、使用不足，需要激励和处罚双管齐下保障其使用。鉴于我国综合国力，我们短期难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可以通过扩大医疗救助范围、提供医疗救助水平来事半功倍地提高我国健康权及人权保护水平。鉴于医疗救助对我国人权事业、健康权保护的托底价值，应当在“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单独成章。内部监督的缺失、外部监督的软化是目前医疗卫生综合监管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亟须将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融入卫生法治建设。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健康自由权可以通过现有民事司法制度救济，而前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权、基本医疗服务权、基本医疗保险权、基本药物保障权、医疗救助权等健康社会权目前尚无司法救济途径，需要通过扩大行政给付诉讼范围来获得救济。
2019年12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颁布，医疗卫生领域有了综合性、基础性的法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医疗卫生法治建设却还在半山腰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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