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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入选四川省年度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2.“巴蜀古镇之父”季富政30余年学术调查和理论研究的精华汇集。资料价值和理论价值兼备。
3.深入解析巴蜀民居的类型、概况和分布，通过对巴蜀地区数十个城镇和民居个例的分析，揭示出巴蜀城镇与民居在建筑文化上的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
4.100余幅精美手绘图和照片，为研究巴蜀城镇与民居提供了形象化的依据和资料。
5.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庆洲作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刘克成鼎力推荐。
6.精美双封，锁线装订，烫金工艺。颜值和阅读体验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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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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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关于巴蜀地区乡土建筑的研究著作。作者在对巴蜀地区数十个城镇和民居个例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巴蜀城镇与民居在建筑文化上的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通过它们充分展示清初以来，勤劳、智慧、灵巧的巴蜀人民在继承祖先城镇与民居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融会各省入川移民带来的新鲜知识和技术，在同一片天地中，创造出了崭新的巴蜀城镇与民居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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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季富政(1943—2019)
重庆市人，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美术与汉语言文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巴蜀乡土建筑研究。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国家文物局三峡库区淹没古桥专题队长、四川省建筑师学会学术委员。著有《巴蜀城镇与民居》《中国羌族建筑》《四川民居散论》《四川小镇民居精选》《中国传统建筑钢笔表现技法》《三峡古典场镇》等书。发表文章近百篇、美术作品上百幅，曾多次参加国际、国内传统建筑及文化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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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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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巴蜀城镇概况
一、巴蜀城镇溯源
二、巴蜀城镇空间特色
第二章 巴蜀城镇类型
一、地理环境与城镇
二、独具空间特色的场镇
三、殷实的盐业场镇
四、寺观与场镇
五、最初的场镇胚胎
第三章 巴蜀民居概况
一、自然概况
二、礼俗风情
三、历代民居综述
第四章 巴蜀民居分布
一、秦陇巴蜀之间
二、巴蜀客家民居分布
三、巴蜀客家民居演变与发展
四、局部地区流行的民居样式
五、城镇民居
第五章 巴蜀民居例析
一、宅第·庭院
二、碉楼民居
三、土楼民居
四、乡间小舍
五、城镇民居
六、花园别墅
七、溪河作坊—— 忠县油房
八、刘致平川中民居调查概况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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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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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季富政先生于2019年5月18日离我们而去，我内心的悲痛至今犹存，不觉间他仙去已近4年。今日我抽空重读季先生送给我的著作，他投身四川民居研究的火一般的热情和痴迷让我深深感动，他的形象又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是在1994年5月赴重庆、大足、阆中参加第五届民居学术会时认识季富政先生的，并获赠一本他编著的《四川小镇民居精选》。由于我和季先生都热衷于研究中国传统民居，我们互赠著作，交流研究心得，成了好朋友。
2004年3月27日，我赴重庆参加博士生答辩，巧遇季富政先生，于是向他求赐他的大作《中国羌族建筑》。很快，他寄来此书，让我大饱眼福。我也将拙著寄给他，请他指正。
此后，季先生又寄来《三峡古典场镇》《采风乡土：巴蜀城镇与民居续集》等多本著作，他在学术上的勤奋和多产让我既赞叹又敬佩。得知他为民居研究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我也为他的身体担忧，劝他少熬夜。
季先生去世后，他的学生和家人整理他的著作，准备重新出版，并嘱我为季先生的大作写序。作为季先生的生前好友，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在重新拜读他的全部著作后，对季先生数十年的辛勤劳动和结下的累累硕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他在中国民族建筑、尤其是包括巴蜀城镇及其传统民居在内的建筑的学术研究上的卓著成果和在建筑教育上的重要贡献。
1. 季富政所著《中国羌族建筑》填补了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季先生在2000年出版了《中国羌族建筑》专著。这是我国建筑学术界第一本研究中国羌族建筑的著作，填补了中国羌族建筑研究的空白。
这项研究自1988年开始，季先生花费了8年时间，其间他曾数十次深入羌寨。季先生的此项研究得到民居学术委员会李长杰教授的鼎力支持，也得到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系主任陈大乾教授的支持。陈主任亲自到高山峡谷中考察羌族建筑，季先生也带建筑系的学生张若愚、李飞、任文跃、张欣、傅强、陈小峰、周登高、秦兵、翁梅青、王俊、蒲斌、张蓉、周亚非、赵东敏、关颖、杨凡、孙宇超、袁园等，参加了羌族建筑的考察、测绘工作。因此，季先生作为羌族建筑研究的领军人物，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研究了大量羌族的寨和建筑的实例，获取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融汇历史、民族、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研究，终于出版了《中国羌族建筑》专著，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果。
2.季富政先生对巴蜀城镇的研究有重要贡献
2000年，季先生出版《巴蜀城镇与民居》一书，罗哲文先生为之写序，李先逵教授为之题写书名。2007年季先生出版了《三峡古典场镇》一书，陈志华先生为之写序。2008年，季先生又出版了《采风乡土：巴蜀城镇与民居续集》。这三部力作均与巴蜀城镇研究相关，共计156.8万字。
季先生对巴蜀城镇的研究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商业、经济、建筑、景观无不涉及。他的研究得到罗哲文先生和陈志华先生的肯定和赞许。季先生这些著作也成为后续巴蜀城镇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3.季富政先生对巴蜀民居建筑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94年，季先生和庄裕光先生就出版了《四川小镇民居精选》一书，书中有100多幅四川各地民居建筑的写生画，引人入胜。在2000年出版的《巴蜀城镇与民居》一书中，精选了各类民居20例，图文并茂地进行讲解分析。在2007年出版的《三峡古典场镇》一书中，也有大量的场镇民居实例。这些成果受到陈志华先生的充分肯定。在2008年出版的《采风乡土：巴蜀城镇与民居续集》中，分汉族民居和少数民族民居两类加以分析阐述。
2011年季先生出版了四本书：《单线手绘民居》《巴蜀屋语》《蜀乡舍踪》《本来宽窄巷子》，把对各种民居的理解作了详细分析。
2013年，季先生出版《四川民居龙门阵100例》，分为田园散居、街道民居、碉楼民居、名人故居、宅第庄园、羌族民居六种类型加以阐释。
2017年交稿，2019年季先生去世后才出版的《民居.聚落：西南地区乡土建筑文化》一书中，亦有大量篇幅阐述了他对巴蜀民居建筑的独到见解。
4.季富政先生作为建筑教育家，培养了一批硕士生和本科生，使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在民居研究和少数民族建筑研究上取得突出成果
季先生自己带的研究生共有30多名，其中有一半留在高校从事建筑教育。他带领参加传统民居考察、测绘和研究的本科生有100多名。他使西南交通大学的建筑教育形成民居研究和少数民族建筑研究的重要特色。这是季先生对建筑教育的重要贡献。
5.季富政先生多才多艺
季富政先生多才多艺，不仅著有《季富政乡土建筑钢笔画》，还有《季富政水粉画》《季富政水墨山水画》等图书出版。
以上综述了季先生的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他的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是建筑学术界和建筑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我作为季先生的生前好友，翘首以待其出版喜讯的早日传来。
是为序。
吴庆洲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3年5月12日
20 世纪90 年代末期，成都平原相继发掘出一批史前城址。它们有新津县宝墩古城址、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这些古城址，考古学家们认为多数是早于广汉三星堆古城的史前城址，其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古城址相当。这就把成都地区推到了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
《四川古代史稿》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初年，其绝对年代大约距今4500 年到2875 年”。“三星堆的房屋遗址和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密集定居的生活”。“遗址东、西、南三面都有人工堆积的土埂，最长者约有1000 米……有人认为这些土埂可能是古城墙的遗迹……面积约3000 平方米，在这个‘城墙’内发现了古居民的生活区和大量的房屋遗址，房屋分布密集”。“就其整体特征来看，它与中原文化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都不相同，而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强烈反映出三星堆文化鲜明的地方性。有些学者根据三星堆的古文化内涵，认为这里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与此同时，段渝在《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一文中确认：“在殷商时代，以成都平原为本土的蜀王国已经产生形成了两座早期城市，即广汉三星堆蜀都和早期成都。”林向在《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一文中进一步论证：成都平原在“这样优良的环境下，食品丰富使人口增长和集中，形成聚落，并向城市演化，城市化是文明进程的主要内容，城市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区域的核心，并与邻近的一系列大小聚落形成网络。成都平原上古蜀文明的遗存星罗棋布，而在广汉与成都两地形成两个巨大的商代城邑（后者可能稍晚），形成双子星座式的城市布局。…… 应当是古蜀文化区内的中心城市”。
综上，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古代蜀国围绕三星堆和成都两座城邑而星罗棋布大小聚落的宏巨空间分布形态图。虽然，至今尚还不可详知“大小聚落”“大”到什么程度，“小”到什么范围，其各自人口构成、功能、居住形态等进一步的信息，然而，大小聚落形成的空间网络则说明了两座古都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依赖的正是星罗棋布的大小聚落作为空间发展的基础。若按城市发展的规律推测，这些大小聚落中，定有不少向着介于都城与聚落之间的空间格局与内涵方向演变。因为“蜀地在西周初期的变换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了”。
若把这种空间分布扩大到鄂西与川东地区，《四川古代史稿》继而说：“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中有一种‘鸟首形器柄’……这种器物在鄂西地区也有发现。……属于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范畴……相隔数千里之远的两地都有遗存，绝非偶然。”而“鸟首”者，即为鱼凫之头。“灌县之东有鱼凫之国”“温江有鱼凫故城”“湖北沔阳有鱼腹故城”“巴郡有鱼腹县”“南溪有鱼符津”“乌江为巴涪水”“合江境内汉代有巴符关”“鱼腹、巴涪、巴符、鱼符、鱼涪都是鱼凫的异写。……鄂西、川东当是鱼凫先民活动的中心地带，把上述地名分别作为点，再将点连成线，就可以发现在江汉平原到成都平原之间有一条以水路为主的通道，鱼凫先民迁徙的轨迹也依稀可辨了”。从以上的论述中又使我们看到，不仅成都平原，在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南部及西部，以水路为主轴的人口聚落框架实质上已经构成，随之而起的居住形态亦定然遍布这些地区。从上述地区发掘出的房屋遗存亦证实了这一点。这种人口聚落的空间理应是后来集市、市街、场镇直至城市形成的基础。因为在聚落内部必然组织生产，相互交往，以至聚落之间进行物品运输、交换等。实质上，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为适应宗法分封的政治需要，已经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城镇规划的“营国制度”。虽然它是以“城”作为政治中心，以“郭”作为经济中心，但随着功能不断变多、空间不断变化，以及经济职能的进一步扩大，使得城郭合一，各职能空间统而有分，这就往城市化的方向大大迈了一步。
而公元前7 世纪的开明王朝时期，开明王已开始“立宗庙”。这种建设，《四川古代史稿》认为：“标志着更进一步吸收中原文化，国家机器逐步健全，礼乐制度日趋完备。因而原来的都城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于是把都城自广都樊乡迁到成都，除旧布新，另创规模。”这里的“新”“规模”，有两层意义：一是蜀中城镇进一步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二是城镇的功能向着完备方向发展。两层合一，即在城镇空间形态上产生了西周前的古蜀土著形态和中原空间形态的结合。所以，《四川古代史稿》又说：“一些古建筑专家认为，这些房屋（指成都十二桥遗址）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其格局既属地道的商周时代住房，又具有现代四川民居的雏形。”
到了秦代，这种影响已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华阳国志·蜀志》说到当时的成都规划格局时，其规模“与咸阳同制”。空间特色是“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不仅如此，巴蜀一大批城镇亦同时产生，郫城、临邛城、重庆、涪陵、阆中、合川、丰都等，共有19—41 个。这些城镇“都是非华夏民族较为集中之地”，又在秦的统治之下，“修整了居民住宅和市场”。所以，秦举蜀的结果，“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同时又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从而逐步放弃了原来的民族语言，以及一些固有的习俗，从战国后期开始，中原文化不断向‘巴蜀文化’渗透，而巴蜀文化的自身特点也在逐渐减弱。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原文化最终将取代巴蜀文化”（《四川古代史稿》）。建筑作为文化载体，同时又反映出固有的习俗。于此间受到中原文化决定性的影响，巴蜀之地从城镇到聚落再到单体建筑，无不染上了中原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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