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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重新深入了解鲁迅，从大先生身上汲取无限的勇气和诚实。
或许人人都读过鲁迅，但在枯燥的应试教育中，忽略了其中真正触及灵魂的无畏，《人间清醒大先生》是一次跟鲁迅先生的重逢。这次，你不能再错过。
2.即使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学习鲁迅先生，先建设自己，再建设自己想要的生活，永远做自己的救世主。
3.鲁迅文友曹聚仁所著，更具个性的鲁迅传记。
他曾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为人的鲁迅先生拥有近乎神的勇气，更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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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鲁迅文友曹聚仁所著，更具个性的鲁迅传记，他曾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他在本书撰写时保持“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瞰”的视角，对鲁迅的生平、脾性、家庭、师友多有揭示，对鲁迅的心路历程、社会人生、文艺政治等观念也有阐发。
从鲁迅先生在绍兴的童年时期到日本留学，再到弃医从文，曹聚仁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内心热烈如熔岩的鲁迅先生，他“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把他们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罗曼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而我们作为读者，也因鲁迅先生的经历，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与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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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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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1900—1972），著名新闻记者、现代作家。曾主编《涛声》《芒种》等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战地记者，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捷。著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万里行记》《现代中国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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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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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引言 2
二 绍兴——鲁迅的家乡 6
三 他的童年 11
四 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 16
五 在日本 20
六 辛亥革命前后 25
七 民初的潜修生涯 29
八 托尼学说 33
九 《新青年》时代 38
十 在北京 42
十一 《阿Q正传》 46
十二 《北晨》副刊与《语丝》 53
十三 南行——在厦门 57
十四 广州九月 61
十五 上海十年间 66
十六 晚年 80
十七 《死》 97
十八 印象记 102
十九 性格 106
二十 日常生活 111
二十一 社会观 115
二十二 青年与青年问题 131
二十三 政治观 138
二十四 “鲁迅风”——他的创作艺术 143
二十五 文艺观 159
二十六 人生观 180
二十七 他的家族 196
二十八 他的师友 213
二十九 闲话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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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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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坟》
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鲁迅先生在我的家中吃晚饭，一直谈到深夜。他是善于谈话的，忽然在一串的故事中，问了我一句：“曹先生，你是不是准备材料替我写传记？”他正看到我书架上有一堆关于他的著作和史料。我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接着，我们就谈到路特微喜（Emil Ludwig）的《人之子》（耶稣传记）。路特微喜把耶穌写成为常人，并不失其为伟大;说圣玛利亚是童贞女，由天神给她孕育这么一救主，也不见得增加耶稣的光辉。老老实实说玛利亚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给罗马军官强奸了，孕生了这样一个反抗罗马暴政的民族英雄，也不见得有什么丢脸。因为是“人”，所以不免有“人”的弱点。这一方面，鲁迅比萧伯纳更坦白些，他并不阻止我准备写他的传记。（当晚，我并不想到他很快就老去了，所以许多关于他的史料，不曾向他探问明白。这一部分的缺憾，而今已经由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来填补起来了。）我们又谈到孙中山传记问题，那时，中山文化教育馆正在征求《孙中山传记》的稿本;有人希望我也动手写写看，我说我不能，因为你们要奉孙中山为神明，而实际的孙中山，也只是一个凡人，平凡得很的人，叫我怎么写呢？最后，我说：“你是写《阿Q正传》的人，这其间，也有着你自己的影子，因为你自己也是中国人。”说鲁迅是阿Q，也并不损失鲁迅的光辉，他毕竟是创造阿Q的人。
那时，我们那一群人，相约不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我也并不想说“我的朋友鲁迅”，我也不是他的门徒。有人以为我到上海卖文，是借着鲁迅的光；抱歉得很，鲁迅是1927年到上海，那时我在上海报刊写稿已六七年了。（我承认邵力子、陈望道二先生是汲引我的人，却不是鲁迅。）前些时香港一些论客，深以我是鲁迅的朋友为恨;我也有这么一种牛性，他们要来“钦定”的时候，我偏要他们看看《鲁迅书简》，使他们哑口无言。十年前，宋云彬先生在桂林医院中养病，他从头至尾，把《鲁迅全集》看完了，辑出了一本《鲁迅语录》。他对我说：“为什么鲁迅文章中，没有骂你的？”（他看见鲁迅骂过许多人，连郭沫若、郑振铎、傅东华、徐懋庸都在内，不独对陈西滢、梁实秋那么刻毒的。）其实，鲁迅对朋友并不那么刻薄的，许多人不曾受过他的讥刺，连对易培基都不曾有过微词，大家可以意会的了。我和他之间，有一段极机密的交游，我此刻并不想说出来，留着将来，作为“逸话”罢。
1934年冬天， 为了群众书局出版《海燕》的事，我和Y君闹得不十分愉快。（Y君为了此事， 一直在骂我，却不曾把真相说出来。）鲁迅先生写信给我，劝了我一阵，说：
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指Y君）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指笔者）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这是鲁迅对我的暗示，要我不计较Y君的坏脾气。）
1936年10月间，鲁迅去世了。当时，我就着手整理史料，准备写传记，工作进行了一半，而淞沪战争发生，除了一部分史料已在《鲁迅手册》刊出，这本鲁迅所预料的“鲁迅传”，迄今并未出版。我也期待了许广平、许寿裳、孙伏园诸先生的“鲁迅传”出来，尤其期待周作人所写的。谁知忽忽二十年，依然没有影子。坊间，只有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而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不仅侮辱了鲁迅，也侮辱了读者。因此，我要试写这一部《鲁迅评传》——不是鲁迅所预料的“传记”。
目前所见的写“鲁迅传”的人，都是没见过鲁迅，不了解鲁迅的人，而和鲁迅相熟，了解鲁迅的人，所写的都是鲁迅传记史料，并不是“鲁迅传”，这也可见“鲁迅传”之不容易写。不容易写的因由有二：一、鲁迅本人的言行，并不合乎士大夫的范畴的，所以画他的都不容易像他。二、中共当局，要把他当作髙尔
基捧起来，因此，大家一动笔就阻碍很多，有一时期，鲁迅被革命文学家判定为“反动”文学的，而且闹得很久。周作人曾在《关于鲁迅》中以调侃语气在说：“不久，在中国文坛上，曾起了《阿Q正传》是否反动的问题。恕我记性不好，不大能记得谁是怎么说的了，但是当初决定《阿Q正传》是落伍的反动的文学的，随后又改口说，这是中国普罗文学的正宗者，往往有之。这一笔‘阿Q的旧账’，至今我还是看不懂，本来不懂也没有什么要紧，不过这切实的给我一个教训，就是使我明白这件事的复杂性，最好还是不必过问。……现在鲁迅死了，要骂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了对象，或者没有什么争论了亦未可知。”这段话，今日的周作人，已经不敢再写了;而鲁迅的朋友中，年纪一大，都明白这件事的复杂性，抱定了“最好还是不必过问”的态度，那是必然的。而捧的骂的或利用的都已失去了对象，也是使大家不敢动笔的因由之一。
中国的士大夫，自来有三种意愿：一种是希圣希贤，宋明理学家，一开口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们把颜渊当作模范人物，要寻求孔颜乐处在哪里。一种是要做英雄豪杰，像项羽那样，要学万人敌，读兵法，要做“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大梦。又一种则是酸风溜溜，要做八斗才的才子，吟风弄月；诗酒傲王侯。而写传记的人，胸中先有这几种轮廓，就在规矩中做起文章来。可是，这些帽子都不合乎鲁迅的头寸，那些捧鲁迅的，一定要把鲁迅当作完人来写的，要让他进孔庙去，那当然可笑的。然而鲁迅虽进过水师学堂，如他自己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也毕竟不像一个海军上将，他也不想立赫赫之名。鲁迅也会作作旧诗词，他的骈俪古文，也作得不错。但他并不带一点才人的气息，也不想做空头文学家。他是道道地地地，在做现代的文艺作家，比之其他作家，他是超过了时代的。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谁知道他的头脑，却是最冷静，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的。我曾对朋友们说：“我们都是不敢替鲁迅作特写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份胆识，所以替鲁迅写印象记，如马珏（马衡的儿子） 是个小孩子，如吴曙天，是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如阿累，一个电车卖票员，他们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才敢来动笔。而且，他们敢写得真实，才显得亲切有趣。还有那位攻击他的陈源（西滢），也着实抓到了痒处。”
鲁迅是谁？何凝（即瞿秋白）曾引用过一段神话：“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了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两兄弟一出娘胎就被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吃奶，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莱谟斯的命运比鲁迅惨得多了，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了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很久的在孤独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罗曼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这样的譬喻，颇有意义，鲁迅之为鲁迅，并不一定要把他当作战斗的英雄的。
当年我准备替鲁迅作传记，着手搜集材料之初，首先想写成的乃是《鲁迅年谱》。我承认我的治史方法和态度，很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我的《鲁迅年谱》，假使写成的话，也就是《章实斋年谱》那一类的史书。章实斋，这一位近代大史学家，他最能赏识年谱的重要，曾说：“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而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始末焉。”胡适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髙等的传记。而他所写的《章实斋年谱》，更可以算是进步的新传记。
一、 他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人；
二、 章氏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话，也有很错误的话。他把这些批评，都摘要抄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也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
三、 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他这部年谱，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
我理想中的《鲁迅年谱》，也就是这么一部史书。其实，王士菁所写的也就是这么一部传记，就因为他不懂得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所以糟得不成样子。而许广平不懂得史学，不独不会修正，连批评也不中肯。但我毕竟放弃了《鲁迅年谱》，固然因为抗战时期，奔波南北，无暇及此。最主要的，我要写一本通俗的鲁迅传记，而不是一部专家的著述。在今日，写《鲁迅年谱》最容易，因为关于他的史料太充分了，比曾国藩的传记还充分些，就看鉴别史料有没有眼光，组织史料有没有能力。
我对于传记文学的兴趣，近十五年间，很快就从梁胡二氏的典型跳过，进人新的传记文学的圈子中去。我所仰慕的乃是路特微喜（德）、莫罗亚（法A.Maurois）和斯特莱基（英D.Strachey）。路特微喜的《耶稣传》、《俾斯麦传》，可说博大精深，自是大史家的手笔。德国人的著作，总是那么精深的，他的传记，直透到传主的灵魂深处。莫罗亚所作的传记，如《少年歌德之创造》、《密查郎支罗传》、《伏尔泰传》、《雪莱传》、《提斯雷利传》、《拜伦传》，都是带着生动活泼的法国作风。斯特莱基的《女王维多利亚传》，取材之丰富，断制之谨严，文字之简洁，不愧是晶莹的艺术品，我们可以用得上“叹观止矣”的赞词了。他也不愧是英国史学家，一个敦容的绅士风格。魏华灼先生译莫罗亚的《雪莱传》，曾于序文中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界发生变化的事件很多，传记也是其中之一。过去的传记，有的只是引证、笺疏、书目等的堆积;过于是纪念的、颂赞的、教训的，其中所描写的人物，只是英雄的雕像，美德与成功充分的扩大，内心冲突与失败，尽量的隐匿，结果他已不是人，只是至善的画像，全是光明，毫无半点黑影。现代的传记，就不同了。就一般而说吧，每本分量较少，题材较为连贯，结构上较富于戏剧性，形式上类似小说，只为的使读者欣赏传神，不是强读者作枯燥的研究。人物是有美德，也有瑕疵的，具有血和肉的生物。最要紧的是传记家写传记，就是制造一件艺术品。
我所写《鲁迅评传》，当然不敢追迹斯特莱基和路特微喜，如能写得像莫罗亚的《雪莱传》，在我已经十分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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