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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启蒙运动史研究领域杰出学者力作
本书作者乔纳森·伊斯雷尔曾获国际专业历史奖项沃尔夫森历史奖、美国历史协会利奥·格肖伊奖和荷兰狮子骑士勋章，历年深耕启蒙思想史领域，尤其着重探究激进思想对启蒙运动的影响，是激进启蒙运动研究的杰出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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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以赛亚·伯林，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思想史读物
本书由作者在牛津大学所做的纪念以赛亚·伯林系列演讲增改而成，以致敬伯林之诚意写就。全书延续伯林将哲学与历史紧密结合的学术研究路径，文笔凝练利落、叙事明晰生动，是一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思想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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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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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哲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思想史视角，深入探究了“性别和种族平等”“思想和表达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历史演化进程，并将其思想根源追溯至激进启蒙运动。激进启蒙运动最初于17世纪晚期作为一股思想暗流隐秘登场，而后于18世纪在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温和主流启蒙运动的角力过程中成熟，并于世纪末叶公开化且逐步稳居上风，最终演化为一场宏大的“思想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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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知名启蒙运动历史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现代欧洲史教授，主要研究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欧洲与欧洲殖民史。其作品侧重于探究激进思想对启蒙运动的影响，著有《法国大革命思想史：从〈人的权利〉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观念》《荷兰共和国：崛起、兴盛与衰落，1477—1806》等。
桑海，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澳门理工学报》编辑、《数字人文》杂志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和数字媒介。
姜文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长18世纪”、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数字人文，著有《情感美学与近代文本文化的兴起》等。
汪蘅，自由译者，译有《美国创世记》《古典学还有未来吗？》《缅因森林一年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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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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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进步与启蒙的两种彼此冲突的改善世界的方式
第二章 民主制或社会等级制？一种政治分裂
第三章 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经济学的兴起
第四章 启蒙运动对于战争的批判和对“永久和平”的追求
第五章 两种冲突的道德哲学
第六章 伏尔泰 vs 斯宾诺莎：作为哲学体系基本二元性的启蒙运动
第七章 结论
注释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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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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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近年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在揭示激进启蒙运动主要阶段和一般历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原本是一股思想暗流，在其最初阶段（17世纪晚期）几乎未被公众所察觉。它在与18世纪统治欧美的温和主流启蒙运动对抗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在1770—1790年代随着美国、法国、英国、爱尔兰、荷兰革命的爆发，以及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地下民主反抗力量的涌现，而开始大张旗鼓地进入公众视野。激进启蒙运动如今被广泛地视为一种在现代世界的平等、民主等核心价值和思想的奠定过程中扮演了首要角色的思潮和政治行动。
激进启蒙运动可以被简明地概括为这样一套基本原则：民主；种族平等与性别平等；生活方式上的个人自由；思想、表达和出版的充分自由；去除宗教在立法过程和教育领域中的权威；政教完全分离。它认为国家的目标是走向完全的世俗化，促进多数人的世俗福祉，并防止少数特权阶层控制立法过程。其首要的准则是，一个人不论其宗教信仰、经济地位或种族归属如何，都拥有同样的基本需求、权利和地位。因此，对所有的人都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一视同仁，无论是黑人或是白人、男人或是女人、信徒或是无神论者，其个人利益和意愿都应当被法律和政府平等地尊重。其普遍性在于，主张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按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思考和表达，任何人否认或妨碍他人享有平等的权利都是不正当的，即便是那些被视为由神拣选出的主人、统治者和精神导师。
在美国革命之前，这些原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未被广泛地接受——即便在1776年之后的数十年间也没有得到充分实施，奴隶制仍然被保留，许多白人和黑人、印第安人一样被排斥在选举和政治参与之外——直到今天，在世界大多数社会和政府中，这些原则也仅仅是被部分接受。不过，这些核心的民主价值虽然在许多地方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1945年之后却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着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推进，特别是二战的结束和（始于1940年代晚期）非殖民化运动的开始，现代代议民主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司法和立法机构中已经根深蒂固。这种情况不仅限于西欧、美国和更广泛的英语世界，从1940年代晚期起，这些原则首次在一些重要的亚洲国家坚定地落地生根，至少是在官方政策、法律和教育的层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印度和日本。
令人惊讶的是，支撑现代民主启蒙运动的思想逐步演进的历史进程，却很少被人们研究和了解。实际上，几乎找不到在智识、社会和政治语境中分析和叙述现代平等、民主、个人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开端和崛起的历史著述。直到最近，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仍然把它看作是“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的新形式”，而不是之前那个世纪复杂演变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许多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当然，不可否认存在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特别是那些把平等、民主和个人自由作为抽象命题来分析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但确实没有人在这些思想实际出现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描述。正如一位学者最近注意到的，“民主”一词从1945年以来，通常被用作“一个为意识形态提供支持的托词，而不是一个源于历史的进程”。对于“平等”而言，这一说法也同样有效。另一位评论者观察到，尽管有“大量关于平等的著作”，但“探讨人与人之间生而平等这一思想的背景的著作，在现代文献中是稀缺的”。作为一个1789年之前的西方历史和全球史现象，关于现代民主核心价值出现的叙事在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有着巨大的差异。
将我们的核心价值视为无须在历史语境中检视的纯然抽象概念，或想象成法国大革命的发明，其风险在于，对这些概念如何在冲突和论争中诞生，其出现的方式、原因和地点，以及它们如何罔顾普遍的反对而逐渐发展并最终先后取得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我们会依旧昧然无识。不仅是学者，参与阅读、辩论和选举的普通公众也需要意识到，面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君主制、贵族制和宗教的意识形态，面对享有特权的寡头和精英阶层的抑制，面对从17世纪中叶到1945年纳粹主义这一极端反启蒙运动溃灭，流行的形形色色坚决而激烈地与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对抗的反启蒙运动，推广我们的核心思想会经历怎样的巨大困境，需要怎样努力斗争和付出代价。
激进启蒙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历史上奠定了西方世界后基督教时代大部分社会和文化核心价值。这本身就使得这一运动的历史非常重要。更何况这种思想已经变成了许多遭受压迫和侵扰的人道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和人权捍卫者们重要的希望和灵感之源，特别是在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以及在当代的俄罗斯。面对在世界许多地方死灰复燃甚至似乎势不可挡的偏见、压迫和歧视，他们英勇捍卫人类包括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和宗教异见者的自由和基本尊严，在这一过程中，经常遭遇重大挑战。
激进思想的历史依然与我们的时代密不可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全球性的影响。在1950—1960年代随着非殖民化、废止种族歧视和反殖民主义的蔓延而出现的许多新兴国家里，民主、世俗化和平等主义的理念令人遗憾地未能被广泛接受或得到官方支持。因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人们对于这些理念的智识基础所知甚少。即便是在西方，这些价值近来虽然已被视为公共的、官方认可的原则，但并未深深地嵌入教育、媒体和人们的内心。除了加强民主意识的迫切需要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从激进启蒙运动的历史中还可以获知：现代西方世俗主义的核心思想究竟是如何互相联系，并作为一个系统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运作的？这些在近三个世纪中不断遭到压抑（有时还很严重）的思想，最终究竟是如何被西方统治精英和法律系统所接受的（虽然有时并非全心全意）？进而言之，激进启蒙运动的关键教义可以继续提供与之相关的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毋庸置疑，被18世纪激进启蒙思想家视为人类堕落和压迫的首要原因的无知和盲从，也是民主、平等和个人自由最主要的敌人；或者像美国那样的非正式的贵族统治，与正式的基于血统、等级和法定特权的贵族统治一样，最终都会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均，进而危及平等和个人自由。
激进启蒙主义从诞生之初就作为主流思想的对立面，与传统和许多人珍视的信仰发生冲突，因而它被看作是非宗教的、自由放荡（libertinism）的和颠覆性的，这并不足为奇。它在过去曾招致巨大的敌意和非难，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即便是今天，在许多方面仍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对。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民族主义叙事对于研究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兴起是一个特别的障碍。对国族身份至关重要性的反复强调，常常遮蔽了现代民主和平等价值的兴起，或导致一种夸张的观念，即把个别国家对这些价值的贡献想象成独一无二的。因此，荷兰人倾向于高估他们在黄金时代（17世纪）的宽容程度，而忽略了一个事实：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现代概念最初被启蒙思想家和政论家们引介时，遭到了多数荷兰国民（不少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坚决的反对。
近来，流行的多元文化论已成为激进启蒙主义原则所面对的最主要挑战之一，而且对现代社会构成了特殊的威胁。多元文化论是在1980—1990年代横扫西方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暂时占据思想正统地位的新式观念认为，所有的传统和价值观体系或多或少都是同样有效的，坚决否认存在基于理性和平等具有不证自明的更高价值的普遍体系，或者认为某种价值观有资格声称自己优于其他价值观的观点。尤其是，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府决策者辩称，那些认为在西方启蒙运动的冲击下锻造出的核心价值普遍有效且优于其他文化传统的观点，无论伪装得多么有说服力且合理，都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并且缺乏对“他者”基本的尊重。
本书的雏形是2008年1月和3月我在牛津大学所做的系列演讲，其主题是纪念20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以赛亚·伯林爵士（1909—1997）的生平和工作。为了回应学界同行和学生们围绕演讲内容的提问和争辩，我对其稍加扩展，并在局部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以赛亚·伯林思想遗产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哲学和历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可不是个轻松的任务），并且建立起在他那个时代几乎还是个新学科的“思想史”。因此，我希望将以下所述作为对他的纪念，以及对他事业的小小致敬，特别是，我也将像他那样再度尝试拉近哲学和历史的距离，在二者之间建立更加意味深长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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