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捷克裔美国籍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美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及新批评派后期的代表性人物，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韦勒克毕生著作颇丰，代表作有《英国文学史起源》（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1941）、《批评的概念》（Concepts of Criticism，1963）、《四位批评家：克罗齐、瓦里莱、卢卡契、英加登》（Four Critics: Croce， Valery， Lukacs， and Ingarden，1982）、《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1955—1992）等。
寿晨霖，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国中世纪文学、中世纪政治与军事思想、骑士传奇、英国早期现代文学。
张楠，香港大学英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现代主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文化思想史、欧洲哲学思想和美学传统。
3.卡莱尔与历史哲学（节选）
在德国浪漫主义者之中，卡莱尔的历史观和诺瓦利斯的最为贴近。在众浪漫主义者之中，和诺瓦利斯联系最为紧密的不会是赫尔德，而两人的联系为卡莱尔所注意到，并由现代德国文学研究者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卡莱尔知道诺瓦利斯的论文《基督教抑或欧洲》（1799），并在他关于伏尔泰的文章结尾处引用了其中的话。在诺瓦利斯这篇论文中，有一段话读起来几乎是对卡莱尔早期历史哲学观点的总结。“难道摆动，即相反运动的变化，不重要吗？”诺瓦利斯猜想道，“难道它们有时间限制这点很奇怪吗，难道它们的本质不是增长和衰亡吗？但是，难道我们不也充满信心地期待它们以一种新的健康形式恢复活力并复生吗？进步的、永远不断增长的进化，是历史的主题。”然后，诺瓦利斯将中世纪描绘为信仰的时代，将18世纪描绘为怀疑的时代，预计并期待着第二次改革的发生，而这个复生和革新的年代将开创一段新历史、一个新的黄金年代。这一切将在不远的未来发生，尤其是在德国。毫无疑问，卡莱尔无法赞同诺瓦利斯的天主教倾向，也无法像后者一样对不远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期待；但是，两人主张的历史分期的主要体系是相同的，诺瓦利斯笔下的发展概念也暗含着周期交替与重生，或是“轮回”。这两点也正是卡莱尔和圣西门主义者们的思想中最显著的相似之处。卡莱尔（假如他有足够的耐心去阅读下列作品的话）也可能在费希特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谢林的《论学术》（Vorlesungen über das akademischen Studium），或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哲学史》（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中接触到更具有试探性、更为详尽的类似体系。但是，我们不必过分细探这些类似的观点，因为卡莱尔将德国历史哲学混为一谈，对哲学家个人阐述之间的歧异不感兴趣：他只是从中去除了他认为过分牵强的形而上的东西，或是由于其罗马天主教倾向令他感到憎恶的东西。卡莱尔在这一点上的态度和他对待德国哲学整体的态度如出一辙。我在别处已经详细展示过，在卡莱尔的心目中，康德、费希特和谢林几乎融合成了同一个人，他对德国哲学的使用方式也十分狭隘，仅限于几个核心概念而已。
卡莱尔不大可能只在历史哲学中接触到这些观点。他发现当时德国的许多部历史和文学史都广泛提到了这些观点较为浅显的版本。由于卡莱尔本人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关于通史和文学史都著述颇多，这些观点立刻派上了用场。夏因先生过分强调卡莱尔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讨论与圣西门主义的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之处十分模糊和牵强，而且他未能提出以下问题：既然这些概念中有很多和文学相关，那么它们不也可能是从当时的文学史和通史著作中得到的吗？如果我们研究如约翰内斯·穆勒（Johannes Müller）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或德国的文学教科书，比如艾希霍恩（Eichhorn）、布特韦克（Bouterkwek）、瓦赫勒、霍恩等人的作品，也可能会有所发现。当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古代与现代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lten und neuen Literatur，1816）与卡莱尔的《文学史演讲集》（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1838）在总的体系，甚至是个别的判断上都有相似之处。卡莱尔早在1827年就引用过施莱格尔书中的文字，他分散各处的评论判断和施莱格尔有许多一致之处。我将特地选取夏因先生引用的几段卡莱尔的文字作为例子，以和圣西门主义的概念进行比较。和卡莱尔一样，施莱格尔认为欧里庇得斯是颓废的；和卡莱尔一样，施莱格尔也将骑士精神视作日耳曼尚武精神和基督教谦逊精神的综合体，二人都认为文艺复兴真正的开端是查理大帝的年代；他们都认为莎士比亚在根本上是一名天主教徒；他们还都将一个国家的青年时期和抒情诗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们不能假装施莱格尔是这些广为流传的观念的唯一来源。关于上文所述的最后一点，卡莱尔自己就援引过路德维希·蒂克的《士瓦本时代的回忆》（Minnelieder aus dem schw?bischen Zeitalter），蒂克的想法则又可能来自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或是赫尔德。但是，这些观念以及关于世界文学史和德国文学的主要时期的总体系，在卡莱尔查阅过的德国古代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当中无疑是寻常可见的。我们甚至可以在英国境内找到很多相似的观念，它们被德国人引进并完善，随后又被卡莱尔再次引进。例如，卡莱尔未完成的《德国文学史》的写作计划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部分：想象的年代、理解的年代、理性的年代，这个建立于心理学基石之上的体系令我们不由得想起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的《英国诗歌史》（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1774—1781）所拥有的类似框架。卡莱尔熟知沃顿的这部作品，不仅因为后者是当时的标杆，还因为他自己也想写一部与之竞争的英语文学史，他将把沃顿的作品“当作一名帮手，而不是模子”。沃顿使用的体系可以被简要地解释为三个连续的时代：想象的时代，随后是理性和想象结合的时代，再之后是理性的时代。受沃顿影响，相似的体系在很多出版于沃顿和卡莱尔的计划之间的对英语文学史的概述中都寻常可见。沃顿的体系是以下诸人著作的基础：乔治·阿尔维斯（George Alves）、乔治·埃利斯（George Ellis）（卡莱尔认识并“敬重”他）、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bell），以及内森·德雷克（Nathan Drake）。哈兹利特《论英国诗人》（Lectures on the English Poets，1818）中的体系和沃顿的稍有区别：一开始是由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代表的想象的时代，接下来是由玄学派诗人代表的幻想的时代，再然后是睿智的复辟时代，最后是充满悖论和陈词滥调的18世纪。
（中略）
此外，作为一名文学史家，卡莱尔偶尔会使用一下周期论，这并不算十分关键。卡莱尔在关于《尼伯龙根之歌》和《列那狐》（Reineke Fuchs）的两篇文章中，谈到了文学中想象和道德训诫的时期的轮换交替，这一点似乎来自他的《德国文学史》手稿。但是这两篇文章只是描述性的，算不得重要的批评，它们是卡莱尔最不起眼的作品。显然，卡莱尔作为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成就存在于他对歌德、席勒和让·保罗的描绘中，以及他关于博斯韦尔和彭斯的文章中，而不是这些较宽泛的历史综述。如果说卡莱尔对文学史表达过什么重要的理论性观点的话，我们应该到他早年将文学史尊为“民族意识的历史”的论述中去寻找。在对诺里奇的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 of Norwich）《德国诗歌史》（Historic Survey of German Poetry，1831）进行的刻薄评论中，卡莱尔阐释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为何物：“一个民族诗歌的历史是它政治、科学和宗教史的本质。一个称职的诗歌史家应当对下列话题熟稔于心：民族的面貌，包括其中最精细的特征，还有它逐步成长的全部过程；他应当辨明每个年代的宏大精神倾向，即人类的最高目标和热情所在，以及每个年代如何从前一个发展而来。他应当记录一个民族的最高目标，包括其连续不断的发展方向和过程；因为民族诗歌正是如此调整自身：这正是民族的诗歌。以上就是真正的诗歌史的精髓。”这些观点中的每一条都能追溯到德国文学史家那里，而后者又汲取了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作家们发展的观点。在前面提到过的《古代与现代文学史》的前言中，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陈述道：“文学是一个民族智性生活的精髓（Inbegriff）。”赫尔德这名伟大的文学民族主义传播者使用了“民族面貌”这一术语，他详细地阐述了时代（age）和纪元（epoch）的精神为何。在英国，文学史中的民族主义力量微弱，几乎不具有自我意识，但在19世纪早期，主要是在民间诗歌的领域，它的声音开始变得洪亮。但是骚塞等人极力反对蒲柏和托马斯·格雷关于写作英国文学史的方案，因为后者忽略了英格兰人有其“独特的装扮和秉性”。骚塞称英国诗歌是“土生土长的”，称英国文学“受到民族特征的影响，就像不同地方酿出的酒具有不同的口味”。在前文引用过的那段话中，卡莱尔将这一文学史的理想模式论述得比他之前的任何英国人都要清晰和充分。在很长时间里，这一观念在英格兰和其他地区决定了文学史的理想形式：它在亨利·莫雷（Henry Morley）的书中随处可见，那些作品将英国文学史讲述为一部民族伦理学。虽然W.J.寇尔索普（Courthope）的《英国诗歌史》（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1895—1910）中的批评观点和卡莱尔的大不相同，但就连这本书本身也是由“文学史即民族意识史”这一观念主导的，寇尔索普认为民族意识在其政治思想和制度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我们无法在此讨论这些文学史观念明显会带来的危险：它们对民族主义的强调甚至盖过了西欧文学的共同传统，它们过于看重文学的意识形态，以致忽视了其艺术作用和发展。卡莱尔只是设想出了一项理想的计划，并没有真的试图将其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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