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较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的研究，不仅是传教士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个案典型，也是早期中美关系和中美文化交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卫三畏是早期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从1833年10月26日抵达广州，直到1876年辞去驻华使馆职务返美，在华生涯近43年。初协助美国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裨治文负责《中国丛报》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1856年起出任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秘书，走上长达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历任美国驻华使馆秘书、翻译，曾9次代理公使职务，参与了近代中外关系的许多重大活动。同时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和介绍中国文化，写作了为数甚多的汉学著作。回美后的1878年受聘担任耶鲁大学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曾任著名的美国东方学研究权威机构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卫三畏是美国汉学史上第一位汉学大家，也是美国汉学史上极少数几个未读过大学而成为汉学教授的天才学者之一。国外关于卫三畏研究的主要论著是其子卫斐列编的《卫三畏博士的生平和书信：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Missionary，Diplomatist，Sinologue）一书。该书于1972年分别在纽约、伦敦再出版，简称《卫三畏札记》。此书之后，除出版了短篇的卫三畏小传外，西方学者对于卫三畏专题研究没有论著出现，只是在一些出版物中常常提及卫三畏的汉学著作《中国总论》等书，却没有专著系统地研究过卫三畏的汉学历程；只是在一些西文著作中谈及卫三畏的传教活动和外交活动，却没有专著系统地研究过卫三畏与中国关系的全部历程。对卫三畏的研究多是零碎和分散的，依附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宏观需要。中国学者关注到卫三畏，最早要数鲁迅。据顾钧教授的研究，“鲁迅在其文章《华盖集续篇·马上支日记》中提到了‘威廉士的著作《中国》’，指的就应该是卫三畏的《中国总论》。鲁迅提到这本书，是因为日本作者安冈秀夫在讨论中国菜时引用了该书有关中国人‘好色’的结论。……有理由相信，《中国总论》这本书曾被翻译成日文，鲁迅可能读过日文本，但没有看过英文原作。检索全书，我们发现卫三畏指责中国人‘好色’的那段话出现在下卷中：‘这个沉溺于感官享受的民族寻求的许多食物，都是因为它们具有刺激性欲的性质，而且大多数从国外买进的用做食物的产品也是为了这种性质。’”将《中国总论》看作美国汉学兴起的标志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正把这部著作当作汉学著作来研究始于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汉学发达史》最初为民国三十二年（1943）莫东寅先生所作，1949年1月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印行，1989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竖排影印本。该书给美国汉学的篇幅有限，粗略地介绍卫三畏和他的《中国总论》，并将《中国总论》列为美国汉学的开篇之作，“有卫三畏者，纽约人，本神学者，于一八三三年（清道光十三年）由公理会派来华布教，曾编刊《中国宝库》（The China Repository）。乃由教会援助，于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创刊《广东》之月刊杂志，一八五一年（清咸丰元年）停刊。一八五七年（清咸丰七年）至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为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晋至代理公使。归国后授中国语文于耶鲁大学，著《华语字典》及《读本》等。其《中国总览》（The Middle Kingdom，1848）一书，凡两巨册二十六章，叙述中国地理、历史、人民、政治、文学、社会、艺术等概况，后由其子为复刊，流传甚广，为美人中国研究之见端。”短短几行论述，也有一些错误，书中已有中文书名，而不是《中国总览》的“览”字，而且《中国总论》有两个版本，1848年出版的只有23卷，1883年第二版才扩充到26卷。
当前，在卫三畏研究方面用力更勤、成果更多的要数顾钧博士，他不仅倡议对卫三畏和《中国总论》进行系统的研究，还首先发表论文《卫三畏与〈中国总论〉》，指出《中国总论》是19世纪最重要的汉学著作之一，中国学者对这一著作的关注和研究则到了20世纪，但直到今天，国内学术界对卫三畏其人其作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五十多年前《汉学发达史》的水平上，没有什么突破。从2004年开始，顾钧博士又为《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写作进行资料的收集和知识的准备，其中大部分章节是2007年至2008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时完成的。该著在2009年4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它从“中学西传”角度展开域外汉学研究，客观地再现了卫三畏“美国汉学第一人”的历史形象。在该著中，他揭示出卫三畏在“商人”“印刷工”“外交家”之外，常为学界所忽略的另一种身份——“博物学家”。与此同时，另一项巨大的翻译工程告捷，2005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历时数载翻译的卫三畏1883年修订版的《中国总论》，该两卷皇皇巨著的译者是陈俱先生，校译者是他的叔父、复旦大学教授陈绛先生。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质量堪称上乘，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译者的注释达到研究的深度，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认真学术态度，也反映出卫三畏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重视的结果。毋庸讳言，尽管《中国总论》常被学术界提及和引用，但本身仍然需要进行系统和完整的研究，同时由于对《中国总论》研究的不足，又造成了对卫三畏其他汉学成果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因此，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来说，卫三畏汉学成就的研究空间很大，而且从中美文化比较研究上也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正是在前人学术成果铺垫的基础上，笔者勉力著就《卫三畏与晚清中国》一书，希翼自己粗糙的学术努力能够为卫三畏研究多一点新鲜的成分，也想使拙书成为自己的历史学研究（侧重中美关系研究）途中的一本学术代表作。选取卫三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卫三畏在华时间很长，集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于一身，在早期中美关系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本着相对宽容的学术视界和实事求是的政治态度，抛弃简单地将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将外国传教士一概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急先锋的做法，从历史事实的原则和人类文化交流的主旨层面来对传教士进行细节性的纵深研究，不仅有利于探究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对晚清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探讨，必须注重对传教士的活动和工作加以考究，洞悉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才能了解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各方面所发挥的影响和贡献”，而且有利于当前中国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创造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能与西方文明进行友好而双赢的交流。卫三畏的多重身份和众多活动，不仅具有比较明晰的阶段性，也有内在的关联性，贯穿到早期新教在华传教史、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对华的认知过程史、早期中美关系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中，其蕴含的丰富史料和多重角度，使卫三畏学术研究论题可以不断深化，而且兼及其他，从而推动中美关系史整体性和专题史的研究。
正是站在上述的思想和认知基础上，拙著意欲将卫三畏的办报传教、文化交流（汉学研究）和外交活动三个论题有序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来探讨卫三畏与晚清中国的关系，即从“卫三畏眼光”来审视他在华看到和想到的中国形象，以及他离华在美所念想到的中国形象。这两个部分组成的框架，展开五章的论述，前三章是卫三畏在华的活动事迹和他对中国的认识，第四章是卫三畏在美国的职业汉学家道路和他在中美文化关系上的贡献，最后一章综述了卫三畏的中国观，这种中国认识既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也有很好的现实借鉴性，具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文明互鉴的话语意义。简单地说，卫三畏对中国的感情是有爱有恨的矛盾心理。一个在华生活43年的美国人，他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见证者，也是当时中国历史的参与者，费正清曾说卫三畏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历史学家，你能说他一点都不爱中国吗？但他毕竟不是中国人，让他绝对地爱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他来华至少有两个目的，传教以“救”中国和研究中国以利其国，但却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带向了美国和其他地方，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走向世界，也有利于世界走进中国。从总体上而言，卫三畏不像一些对中国抱有成见和偏见的狂热传教士，而是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外的差异，比较中肯地给予意见：“修订版以同一的目标，坚持初版序言中所述的观点——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古怪的、模糊不清的可笑形象，这种印象是如此通常地由外国作家加给他们的。我致力于展示他们民族性格中更美好的品质，迄今为止他们没有机会学习那些现在他们正在迅速领会的东西。……他们将会变得适应于自己着手处理问题，并且和外国文明以多种活动形式结合起来。”
卫三畏并不是第一个研究中国的美国人，但他却是中美关系早期的研究中国最深刻的人。与同时代其他西方学者的类似著作相比，《中国总论》在观察的广度与认识的深度上跨进了一大步。它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按章节所确定的主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社会观察和叙写，把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宗教信仰、行为特征、文化传统以及这个泱泱大国的地形地貌、物产分布、人口比例、生产方式，如同立体拼图一般展示给英语读者。贯穿在《中国总论》中的卫三畏的客观、公允和文化互鉴的先进思想，本应该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基础和主调，但中美关系的历史却让人不能喜闻乐见地感受其中的美好，两国政治高层和普通人民之间总是在不断摩擦的、不和谐中走过了一两百年，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有了卫三畏那样的平静而平和的心态，是于双方均有利益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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