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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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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文学研究权威大家陈尚君的最新通俗力作。自嘲为“唐朝片警”，雅号“唐朝神探”的唐五代文学研究大家、复旦大学资深文科教授陈尚君，人称“唐代没有他不认识的人”。本书正是陈尚君教授近年致力于文化普及的最新力作，主旨温雅敦厚，文字通晓流畅，读来沁人心脾。挑选能写出曲折离奇、惊心动魄故事的三十位唐朝诗人，刻画多面多味人生。在全面占有并仔细阅读文本的基础上，还原事实，求深求新，所写传主既有耳熟能详的帝王将相，如李隆基等四位君主、冯道等三位宰相；亦有熟知但非真知的另类人物，如作为弃儿、伶人、诗人的茶圣陆羽；还有鲜少听闻的“新鲜面孔”，如推动李杜齐名的狂生任华、历经曲折终得成名的闽南文宗黄滔。文史融通，让唐诗回到唐朝。以文史融通的立场在时代大势下理解诗人人生进退的选择、面对挫折的哀叹和勇气，以及彼此情感和认知的契合程度，对历史人物作立体观照和多元考察，在此基础上解读作品、臧否人物，帮助读者回到唐朝理解唐诗。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立场，全面立体呈现诗人形象。陈尚君教授是一个细致入微的旁观者，充分利用诗人们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同时代人的相关记录，对其外在行为和内心活动进行观察。同时他又是一位清醒的考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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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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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自嘲为“唐朝片警”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以全面占有并仔细阅读文本、坚持文史融通和现代传记文学立场的写作追求，挑选能写出曲折离奇、惊心动魄故事的三十位唐朝诗人，以长期研究积累和新见文献做支撑，生动再现了他们真实而坎坷的生命历程，对各家诗歌也有精彩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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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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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四十多年来，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编著《唐五代诗全编》，主持点校《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著有《我认识的唐朝诗人》《唐诗求是》《贞石诠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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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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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如实传达唐朝诗人的喜怒哀乐
诗人李隆基
——没有他就没有盛唐时代
若即若离的尴尬交往
——孟浩然在张九龄荆州幕府之始末
杜甫与郑虔的忘年交
杜甫与高适的友谊
诗人贾至
——被忽略的盛唐名家
元结在道州
狂生任华
——从粉丝立场推动李杜齐名的第一人
诗人刘长卿的两次迁谪
作为诗人的茶圣陆羽
贞元年间的诗人卢纶
且说会写诗的中唐五窦
韩愈在汴州
韩愈的最后时光
诗人张籍与白居易的交往始末
新见唐韩益《悼亡诗八首》发微
诗人朱庆余
——人生道途上有幸有不幸
诗人黄滔
——历经曲折终得成名的闽南文宗
诗人杜荀鹤的乱世书写与末路荣毁
诗人冯道
——武夫政权与文人政府共治时代的农儒名相
曲子相公和凝
——文武兼资的断狱爱好者
作为诗人的南唐三主
詹敦仁父子
——写下唐诗最后一抹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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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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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如实传达唐朝诗人的喜怒哀乐
本书是我所写《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以下称前书）的续集，也是我为《文史知识》所写专栏文章结集的第三本书（最初专栏讲唐人佚诗，结集为《唐人佚诗解读》，中华书局，2021）。前书自序以“每个诗人都有活生生的人生”为题，表达专栏写作的追求。最近十多年的工作以纂辑《唐五代诗全编》为中心，所有与唐诗有关的典籍，这些典籍的存世善本，前人有关唐代诗人生平交往的论著，大体上都读过，所有存世唐诗都经过反复多次的校核推证，有关事实皆能烂熟于心。有这些积累，我可以不无自夸地宣称，我的写作追求，一是“全面占有并仔细阅读文本”，二是“坚持文史融通的立场”，三是“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所幸前书能够得到学者和读者的喜爱。本书仍然坚持以上原则，除讲韩益佚诗一篇以外，都能有所新意，表达独见，与前书有接续，也有开拓。
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如果眼前有一大堆瓜果，肯定挑其中最鲜美可口的品尝。前书与本书每一篇选题，都是从正在编次的四千名唐代诗人中，挑选最能写出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故事者，还原事实，求深求新，还要讲些读者熟悉或不太熟悉的诗歌。虽有难度，写的过程则很顺达，感受诗人的喜怒哀乐，自己的感情也多少次跟随着高起低落。前面已经写了三十篇，再写是否能保持既有的水平和趣味，其实我也始终没有信心。不过当读透文本，确认选题，一路写来，似乎还能一直保持上述的风神与情调。古人说文章老成，又说七十为老，年纪确实过了，但我更愿意用顽童的心情来看待一切，体会一切，老成只能说是手熟，文章总希望新警。责编将校样交我，如遇老友般再读一遍，似乎还有一些新鲜的感触，可以传达给读者。
续集收文二十二篇，杜甫和韩愈在前书中曾写到，新见则有唐玄宗李隆基、孟浩然、张九龄、郑虔、高适、贾至、元结、任华、刘长卿、陆羽、卢纶、张籍、白居易、朱庆余、黄滔、杜荀鹤、冯道、和凝，以及成组写出的五窦、二詹和南唐三主，总为三十人。这里没有说到韩益，因为写他的这篇时，疫情居家，无书可检，主要是揭示他的佚诗。上述诸人中，有四位君主（南唐贬损制度后也还算是人主），三位宰相；从时代说，盛唐九人，中唐十二人，唐末五代九人，初唐居然没有，晚唐可算者仅黄滔、杜荀鹤二人。似乎不如前集之能照顾到各个时期。因为写前并无规划，结果当然参差不齐。
不过，我还是可以介绍一些自己认为有独到心得的例子。
孟浩然晚年进入张九龄荆州幕府，可能出于王维介绍，也留下不少诗歌，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尤负盛名。仔细讽味，不难发现，孟有大量陪游诗，随祭、游猎、行春，写来稳重而得体，张九龄那边存诗也不少，全然没有提到孟浩然。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往史书说张九龄以直道辅佐君主，被奸臣李林甫排挤而罢相出守，张九龄有委曲，可以与幕僚谈谈为政之道啊！现在学者精密排比史实，知道张之罢相，一是因其门人周子谅弹劾宰相牛仙客，引谶言妄言国家休咎，二是谏阻废太子，此皆触犯了玄宗的逆鳞。结果是玄宗怒而杖死周子谅于朝堂，诛杀太子等三王。张九龄素有清名，得保首级，贬官已为幸事。他所经历的真相和痛苦，实在没有办法与任何人交谈，只能在《感遇》一类诗中作曲折迷离的表达。孟浩然是全无官场历练的天才诗人，他在诗中不断称颂张相公得信于天子，还有机会大展宏图，你说让张九龄怎么回应。在幕可能有半年多，彼此实在无法交心，最后怎么分手也没有留下记录。
杜甫的两篇，很用心地传达杜甫的交友之道。郑虔墓志二十多年前出土于洛阳，我当时曾撰《〈郑虔墓志〉考释》（刊《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据以理清郑虔生平，也对相关杜诗有全新的解读。《杜甫与郑虔的忘年交》是前文的通俗版。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不仅印证了杜甫“结交皆老苍”（《壮游》）的自叙，还可以看到同样沦落不偶的两人，无所顾忌地发牢骚，痛饮酒，吐槽古今，互相温暖。世乱改变了一切。郑虔名气更大，两人同陷叛军占领的长安，杜甫无人理睬，郑虔迫受伪官。郑虔贬官台州，杜甫连送别的机会都没有。“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伤心之极，道尽大时代荣衰之间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杜甫与高适的友谊》一篇，有意于纠正流行时剧的偏颇，还原两位大诗人的交谊变化。天宝初两人与李白之同游梁宋，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如细心体会，杜甫比二人年轻许多，加上李白的天才纵横，高适之英雄情结，杜甫不免成为陪衬。乱后高适仕途显赫，杜甫弃官行走人间，将两人交往诗逐一比读，性格、地位都不能撼动友谊。主动关心的多在杜甫这边，高适的性格和对杜甫的真情，也有了根本的变化。
元结是盛唐诗坛的异数。研治文学者多关心他的复古思想，台湾前辈学者杨承祖先生特别注意到他对古今治乱原因的深刻反思。在安史乱后，他曾结聚力量，守护地方，更想远离是非，躲避南方。经过避乱、入幕，获任道州刺史，更看到地方凋敝，民生艰难。作为地方官，他有责任守土安民，完赋纳税，民间艰困如此，怎能再强索贡献？爱民与守官两难之间，他将民为邦本的理念放在首位，坚持要求朝廷减免地方的债负。他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表达不计个人得失、护民守郡的态度。他与杜甫天宝间都曾在长安，看不到交往的痕迹。他的两首诗，总怀疑是孟云卿从荆州寄抄给杜甫，杜甫所写“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给以高度礼赞。序中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包含着欲言又止的犹豫。我在此读到，即便两人以前不认识，甚至曾有交恶，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认识上，不必沟通而能心照意明。二人皆可称醇儒，故所感所喊皆为国而不计私情。
我读到傅璇琮先生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号所载《刘长卿事迹考辨》。此文努力廓清有关唐朝诗人传闻的不实记载，坚持作者本人诗文更为可靠，文史互参可以还原诗人真实的人生经历，从而重新准确地解读诗歌的寄意。《诗人刘长卿的两次迁谪》是据傅文所作的通俗化叙述。第一段入狱在长洲尉任上，时间在安史乱后两年。他自己当然反复说受冤入狱，同官间何人冤枉了他，似乎也理不清线索。我更愿意相信独孤及送他贬官序中所述，他为人刚猛疏傲，与俗吏关系紧张，被宵小之徒抓到有力证据，确曾违法而难以自解。他贬谪途中的两句诗：“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说尽委曲与幸运。第二次狱事在此后十五年，刘被诬的事实大致清楚，诬陷他的人有强大的后台。所幸断狱的御史是苗伾，故相苗晋卿子，老于官场且怀有正义感，不得罪权贵的同时为刘脱狱，给一贬官睦州司马的处分。刘在睦州写下大批好诗，实属幸运。
卢纶一篇发表后不久，卢纶墓志在陕西出土，有关卢纶早年经历与生卒年，都可得到确认。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卢纶卒于贞元十五年岁末（公元已入800年），时在河中，他始终没有放弃河中幕职；二是知他出生在天宝二年（743），母早卒，鞠养于外婆家。天宝末，随父避乱嵩山。次年父卒，从外家客居鄱阳。他的入仕，先后得到元载、严郢、王缙的有力支持。细节对拙文有些补充，但也更有力地支持拙文所考大历十才子的说法，与卢纶有莫大关系，其人员组成，主要是京城以宰相元载、王缙门客为主的这群诗人。经过时代波澜，由晚死的卢纶加以确定。
与大历诗人相比较，陆羽名气更大，存诗又少，写起来难度很大。广泛阅读文献，特别是今人之相关研究，同时人诗文中散落的记载，写起来感到很酣畅。陆羽是弃儿，为老僧智积所抚养。为僧为儒的选择上，他与老僧发生激烈冲突，为此而历试贱役，遭到拘禁，并曾两次受到鞭打。他逃出寺庙，投奔伶党，即下层演出团体，是最卑贱的身份。其间他遇到贵人，其一为太守李齐物，其二为诗人崔国辅，为他脱离贱籍，且授以诗学。说到陆羽能称为“茶圣”，不仅是善于品茶，更在茶的煎煮和茶具销售方面，都有建树。从与耿..唱和诗分析，他不到五十岁已获“茶仙”之称，民间则可尊可贱，尊则以其茶书为经，贱则称泼茶渣之瓯器为鸿渐（陆羽字鸿渐）。最感动的是他在听闻老僧智积去世后，写过许多怀念的诗篇，今存大同小异的两篇，前面几句讲自己的志向绝不求富贵高官，后二句说“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是否全篇也难确定。我写此文时突然感悟，前几句是回应当年老僧骂他不肯为僧的话，养父子之间曾有如此剧烈的冲突，但老僧养育之恩，他一直萦怀在抱，以无从回报而痛惜。
本书继前书《韩愈在潮州》以后，又写了两篇韩愈。《韩愈在汴州》所述是韩愈第一次从官经历的始末。因为读韩愈《董公行状》后，有感于董晋的预知身后事而确定写此。其间看到韩愈经历之个人生死与家人陷贼，既写董晋之老成谋国，也写韩愈、张籍订交之初的道义互勉，更希望说明董死而汴州兵乱，责任未必在陆长源，而朝廷诿过于陆，更让韩愈体会到国家危机存在的根本症结。陈寅恪先生《论韩愈》讲到韩愈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六点贡献，核心表达是《原道》一文，基本看法即形成于汴州期间的亲身经历。韩愈享年五十七岁，属于中寿，其死因，同时人有服食硫黄的传说。《韩愈的最后时光》一篇，从考察韩愈的多病与早衰出发，理解他曾求过医，问过道，接触过一些偏方，也在情理之中，不必硬要讲他有多么不堪。本文相信张籍《祭退之》长诗的叙述，不仅因为二人友谊够铁，更在于张籍为人老实，不那么自尊，用现在通俗的讲法是“有些二”。韩愈了解他，可以与他开各种玩笑。他写韩愈病重，将所有探望者皆拒之门外，就让自己进去，也不在意别人如何想。因此我相信他的记述，更因此而看到韩愈的临终不乱，人格庄严博伟。
另两篇写白居易与朱庆余，中间也都有张籍在。白居易比张籍年轻，贞元末已暴得大名，俨然居于领袖地位。算起来张籍登第还较他早一年，但到五十岁仍“官小身贱贫”，彼此落差太大。白居易作《读张籍古乐府》，特别赞誉张诗“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罗列了张的一系列好诗，加以点赞。张籍最后两年，二人仍有交往，张称白“赫赫声名三十春”，白也邀张“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亲切有味。拙文刊出，淡江大学吕正惠教授见题，即问张去世后，白居易为何没有任何哀悼文字，我即以本文结束语告知：“原因不明。”最近看到新出土的独孤霖撰《韦绚墓志》，韦绚是《刘宾客嘉话录》的作者，以刘禹锡为师。墓志说韦作《节妇诗》，刘禹锡驰书，“言白少傅叹此作若与张籍同时，未知《勤思齐诗》孰为优劣”。白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现在说如果早些看到韦诗，就不让张专美于前了，语含对张以前赞美的否定。说二人隙终，可能有些夸大，白有些不快，应属可能。拙文举到张赠刘诗，说我以前落魄时，阁下已是郎官，没想二十多年后，你来接我留下的主客郎中之位。以刘的性格，肯定不高兴。在谈朱庆余这篇时，张籍是高官，是名家，因此对孤寒出身的朱庆余关心备至，留下朱赠张诗“画眉深浅入时无”的试探，张以“一曲菱歌抵万金”来回答，是进士寻求有力者支持的传诵故事。不过也可肯定，张籍的推荐并没有起到作用。
晚唐杜荀鹤的诗对乱世民生艰难的揭发，可以说是空前的，也很深刻。此文理清了他不可能是杜牧的遗腹子，写出他求仕之艰难，也揭出他进士登第，得益于昭宗即位后有意于招纳“润国风，广王泽”文士的机缘。杜荀鹤入仕以后，行径大变，通过敬翔，投靠在军阀朱全忠门下，获任翰林学士，仅五天即去世。何光远写《鉴诫录》，见过他投给朱全忠的《颂德诗》三十章，感慨他一世“壮志清名”，“中道而废”，我也以“清誉尽失”来作总结。偶读1946年《论语》杂志，见戏曲史家黄芝冈撰《论杜荀鹤》一文，说到杜之“热中名利”，多作“低首下心，屏气敛容之作”，他依附朱全忠后，参与军阀之间的密议，且直斥 “这小人一旦得志，想尽杀前曾冷待、薄待过他的那些过时显人以快己私”，所见深刻，有拙文所未及处。
写唐玄宗，起因于拙纂《唐五代诗全编》据他壮年所书《纪泰山铭》集字为题签。玄宗还有《鹡鸰颂》真迹，庄重而妩媚，不逊色于唐一流书家。他喜欢写诗，经常带领满朝文武一起写作，对盛唐诗歌繁荣也有很大贡献。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国祸家痛，在一系列政变后控制了政权，面临的国家危机是显而易见的。我特别引出托名吴兢的《开元升平源》，司马光认为不足凭据，仍几乎全篇抄入《资治通鉴考异》，事虽虚构，而概括玄宗即位后面对的危局，则是真实的。开元之治，在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方面达到的成就，肯定超过贞观时期。我列举了玄宗一系列的举措，见其为治的英明果决。不过早年的行走人间，结交豪杰，使他取得成功、自己成为皇帝后，担心诸子也会效仿自己，居然想出十王宅、百孙院的高招，让自己的子孙全部与社会隔绝，也扩大了宦官的权势。他怯于武后时外戚之凶猛，王皇后废后，三十多年不立皇后，也够狠够忍，最后仍迷失在杨氏一门的蛊惑中。后人喜欢说姚宋为政，不赏边功，李杨为政，边衅大开，所见其实很浅。国家安全当然最重要，不使边将权力过大，朝中宰相要能镇得住边将，方是关键。治也玄宗，乱也玄宗，都有轨辙可见。玄宗毕竟有卓识。马嵬变乱间处死杨妃，同意太子领军西上，又在太子擅自即位后接受现实。李唐国脉后来还得延续一百五十年，此事关涉极大。当然，藩镇叛乱，宦官专政，也是玄宗埋下的祸根。写贾至的那篇，也涉及玄宗退位，派宰相重臣送国玺往灵武的细节。国乱而朝中仍有具识见之人，玄宗也能接受现实而引退，是大唐虽乱而不亡之根本。
今人谈词，喜说南唐二主，当然很妥当。不过先主李昪也能诗，中主、后主的存诗也各有姿彩，要特别给以介绍。先主本只是一不知家世的流浪儿，被杨吴权臣徐温收养，得以逐渐坐大，最终取吴帝而自立。五代十国之君主多出身草莽，一旦尊富后对士族文化皆倾慕至极，李唐三主是最成功的典范。表彰三主，我也不想掩其恶。江南这块土地上，最初政权是杨家的，无奈杨行密子孙暗弱，权归徐温，徐家诸子也不行，养子徐知诰坐大。徐知诰篡夺杨氏政权，托称李唐远裔，建立南唐。先主时将杨家子孙数百人，囚禁于泰州，甚为过分。那位文质彬彬的中主当政时，后周来侵，他将在泰州困居的杨氏家族全部杀绝，实在太不像话了。南唐子孙后世不昌，不能不说是种报应。我在此特别要提到后主的《题金楼子后》，有自序说有感于王粲、梁元帝之江陵焚书，感慨“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看到他的郑重和思考。南唐文化其时称甲海内，面临家国沦亡，他决然不赞同王粲、梁元帝的行为。后来南唐书归汴京，他也陪宋太宗到崇文院观南唐旧籍。这是后主对保存中国文化的贡献。至于后主之死，我不太赞成毒死的传说。
最后还想说到冯道，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其评价之两极化，在宋太祖初期所修《周世宗实录》和末年所修《旧五代史》中已初露端倪，到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资治通鉴》，贬斥更为激烈。我始终觉得，从后代统一王朝对大臣务守臣节的要求，评价身处乱世的冯道，有失公允。我曾完整梳理过五代史实，确定五代中原王朝的多数时间，是武人政权与文人政府共治的时期，引到冯道对晋高祖问，表示涉及军事部分自己决不参与意见，是他对权力边际有清醒认识。冯道出身农儒，乱世中始终坚守的信条，是“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相信“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他知道周遭环境险恶，尽最大可能地为民发声，甚至在契丹占据东京的时候，挺身向耶律德光为一城军民求情。冯道之历相四朝，偶有蹉跌，大端并未作恶，以一女不可事二夫的立场加以批评，据道德高点而不顾及当时特定处境，实在是很迂腐的见解。
回到本文开始所述我的写作追求，所幸大端还能达到。我还想说到，所谓“全面占有并仔细阅读文本”，其实是建立在我最近十多年编纂中的《唐五代诗全编》基础之上。本书出版的同时，这部一千五百万字的大书也将问世，希望与所有唐诗爱好者与研究者，分享我的秘密宝藏。《唐五代诗全编》坚持的原则是“让唐诗回到唐朝”，我希望告诉读者，唐诗原貌是怎样的，唐诗通过哪些途径保存到现在，为什么唐诗有那么多的误收误传，怎样来加以区分甄别。现在学者喜欢谈文学经典化，喜欢谈文学的传播与变形，我都不尽赞同。我认为唐诗文本整理还原，首先应最大可能地还原到作者本人的最初面貌，再来记录从作者开始一直到明清坊间的不断修改，从而立体式地展示唐诗的变化轨迹。通过传说与摘录保存下来的唐诗，不仅显得凌乱走形，破碎零残，更因传播中的一再改变而面目全非。唐代也与当今一样，社会上有许多八卦爱好者与传播者，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要在全面占有文献基础上对此作出妥当的判断。在此略作预告，希望与读者分享。
其次，我仍“坚持文史融通的立场”。本文前面谈了许多，涉及面很广。每个诗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因为其出身而居于社会特定的一隅，通过他的努力不断提升，也会遭遇许多挫折，这些提升和挫折都投射在他的诗篇中。诗歌既是文人交往的载具，也是其情感的真实记录。仅从诗歌阅读来加以体会，可以看到诗人驾驭诗篇的技巧，表达情感的能力，还有面对挫折的哀叹和勇气。如果我们将许多同时代人的诗放在一起阅读，可以体会他们彼此交往的态度，人生进退的选择，以及彼此情感和认知的契合程度。如果我们熟读唐代的史书，可以知道诗人经历了什么遭遇，他如何适应时代，也可能在时代剧变中沉浮，搏浪者有之，随流者更多。唐代文史研究已经达到极度完整周密的程度，无论人事、制度、地理、典籍，都已可说达到了无剩意的程度，需要学者综合总体，透达一层，解读作品，也臧否人物。我在所有这些文章中，赞赏某人绝不任意拔高，更不掩饰他的局促与恶行；同样，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人刻意就是反面人物，历史的褒贬只是说明史家曾经有过的态度，根据文本与事实对历史人物作立体观照和多元考察，在此基础上给以评述，方是写作者的责任。
我追求的第三点是“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主要指欧洲特别是英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此一点，我听闻于本师朱东润先生，并通过最近二三十年对西方传记的广泛阅读而加深认识。传记记载的对象可以是伟大人物，也可以是普通民众；他可能做出过改变人类进程的贡献，也可能只是平凡人家的普通一员。传记最重要的追求是真实，即如实还原传主一生的人生轨迹。站在传记作者的立场，既可以是旁观者，也可以是远距离的考察者。传记作者应该重视传主的日记、书信、同时代人的观察与叙述、对传主揄扬或诋毁的各种记录，更要综合利用这些文献，透过表象来进入传主的内心，写出他的所虑所想，揭示他在决断过程中的谨慎或武断，当然更要分析他成功和失败的内在原因。读者当可理解，这与中国传统史书的存褒贬、载大节是不同的，与此间经常见到的或通篇歌颂、或彻底否定的写法也完全不同。我希望尝试达到这些目标，能否达到当然还要由读者来评判。
本书各篇，皆首发于《文史知识》，承责编孙永娟女士做过认真校订。此次改由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出版，谢谢贾雪飞女士的支持，更谢谢责编吴艳红女士、刘堃女士仔细审读，研究生谢闻悦、文字编辑陈思月协助核查文本。
陈尚君
2024年7月2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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