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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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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是引入第三方因素国际性地解决中日矛盾，还是局限于中日两国而单独解决中日矛盾，此为中日之间的重大分歧点。本书以中国外交为主线、日本外交为辅线，探究双方围绕这一分歧点而展开的战略博弈。方法上，本书在兼顾中日、双向比较的同时，重视将中日双边关系置于中日美苏德等多边关系之中加以宏观检讨。布局上，第一章至第五章以1931—1937年为对象，通过考察两国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与对待“直接交涉”的态度等问题上的政策演变，追踪双方在大战略的对峙中走向全面战争的过程；第六章至第十二章以1937—1941年为对象，基于对重大节点与事件的连续性的个案研究，论证中方对国际解决战略的修正与坚持，剖析日方在大战略上背离单独解决的初衷而挑起多国战争的路径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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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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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锡俊，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部博士。先后任职于复旦大学、一桥大学等校，并在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等任访问学者，现任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特聘教授。专攻东亚国际政治与中日关系，著有日文专著『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政策（1931－1933）』『日中全面戦争への中国の選択（1933－1937）』『蒋介石の国際的解决戦略（1937－1941）』，并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中外文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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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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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导论
一、 研究现状的反思与本书的目标
二、 本书的资料与使用方法
三、 本书的架构及各章要旨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之初的中日交锋
一、 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国内条件
二、 解决中日纷争的三条道路
三、 军事抵抗的失败
四、 围绕若槻内阁“大纲”的角力
五、 孙科政权的转向与犬养内阁的推诿
第二章 “三路并行”的曲折
一、 “三路并行”方针的出台
二、 上海抗战与《全国防卫计划》的流产
三、 “安内第一”与“对日接近”
四、 日本的反应与中国的挫折
五、 “接近”的继续与“推迟”方针的提出
第三章 热河危机中的分歧
一、 热河危机与“彻底抗日”
二、 “一致强硬”中的不一致
三、 表与里的矛盾
四、 日本对华认识的谬误
第四章 国际解决战略的形成
一、 “对日绝交”的顿挫
二、 热河惨败冲击下的反思
三、 局部妥协与国际解决战略的形成
四、 日方的单独解决方针
第五章 在大战略的对峙中走向全面战争
一、 分歧与修正（1933—1934）
二、 华北事变背景下的攻防（1935）
三、 纠结中的决断（1936—1937）
第六章 开战初期的危机、 转机与欧局应对
一、 中日双方的战略原则
二、 国民政府的危机与动摇
三、 日本从“不刺激”转向刺激
四、 日美矛盾的激化
五、 中国迎来转机
六、 对欧局的负面评估
七、 外交政策的调整
八、 对德意日关系的定位
第七章 欧战冲击下的中国——对德关系的曲折与“两个同时”的出台
一、 苏德订约前夕蒋介石的时局认识
二、 对苏联动机的误判
三、 围绕对德方针的争论
四、 挫折中的反思
五、 中途媾和的否定与“两个同时”的出台
第八章 欧战冲击下的日本——日美关系的恶化与三大方针的登场
一、 对美国废约通告的反弹
二、 欧战爆发后的两大变化
三、 对美缓和的落空
四、 与中国殊途同归的“世界规模解决策”
五、 美国的劝告与日本的拒绝
六、 三大方针的登场
第九章 1940年夏季危机对中国的考验
一、 欧战剧变与蒋介石的忧虑
二、 “两全”方针与“唯以日本为敌”
三、 制止两种“一边倒”
四、 从拒绝媾和到摸索媾和
五、 支撑中国抉择的两大基石
六、 四个注目点
第十章 针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多角外交
一、 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最初反应
二、 下、中、上三策比较下的“中立”态度
三、 围绕苏联因素的思考
四、 以“另谋出路”促英美加强援华制日
五、 以国际环境的好转对日谋公正和平
六、 多角外交的效果
第十一章 对苏德关系的预测及对策
一、 对苏德关系走向的观察
二、 对英德战局的展望
三、 “苏德必战”论的正负两面
四、 《日苏中立条约》诞生前后的正反作用
五、 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对策
六、 党政军大员对“蒋氏三问”的回答
第十二章 围绕日美交涉的较量
一、 日本的对华目标与“中国问题优先”方针
二、 围绕对华条件的日美对立
三、 苏德开战后的再选择
四、 蒋介石的对日误判与对美不满
五、 “近卫文书”的虚与实
六、 中国问题的地位与日本的“最低限度要求”
七、 东条英机的“心脏”论与御前会议的决定
八、 中国的反应与日本的开战
结语
一、 如何评价1931—1933年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二、 如何评价国民政府的对德因应及结盟选择
三、 如何评价国民政府对日苏关系的处置
四、 如何评价中日战争扩大化的原因
五、 如何评价“自助” “敌助”和“友助”
参考文献
附录 中日两国相关论著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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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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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金冲及
20世纪8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兼职教授。1985年，我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中就有本书作者鹿锡俊。他读书期间担任研究生班的班长，和我接触较多。他的日文很好，毕业论文写的是《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对蒋政策的演变》，在答辩中获得好评。论文的核心内容不久还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对硕士生来说，这是很难得的。正因如此，他免试直升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很快又作为最早的一批联合培养博士生，选送日本一桥大学留学。毕业后，他就留在日本教书，直到现在。
1998年，我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半年，其间又和他有着相当多的交往。他的太太小许，快人快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听说他的儿子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部，令许多日本教授都羡慕不已。进入新世纪，虽然我们见面的时间不多，但一直保持着联系。我还时常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国内学术期刊上读到他的论文。作为老师，这是最感欣慰的事。
近几年来，或许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很少看到他发表的论文。我曾担心他是否因担任学科主任等行政职务，受公务之累而影响研究工作。后来才知道，这些年来他始终没有放弃科研，集中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撰写了两本著作。其中之一就是这本《中日外交战略的博弈（1931—1941）》。
我们做研究工作时，总是强调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更是我们研究的动力。鹿锡俊的新著，能够紧紧扣住“如何解决中日矛盾”这个主题，从独特的视角，展现了1931—1941年中日两国十年博弈的过程，论证了中日两国战争为何于1937年全面爆发，又为何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扩大为多国战争。读者在读完本书后，如果回过头来重温一下本书的导论，当可看到作者围绕自己提出的“问题”，确实做出了扎实的努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史料运用上，作者特别重视中外多国资料尤其是日本资料的互补。他广泛引用了近十余年来陆续开放的文献，在高度重视会议决议等官方记录的同时，又能够关注当局者的日记、书信等私密记录，相互印证。同时，将1931—1941年间的中日关系，置于包括美、英、苏、德等各国在内的多边关系中综合考察。以往学界较多注意美、英的作用，而本书更将视角扩充到苏联和德国，来考察中日之间的博弈，颇有新意。
作者在写作中融合政策研究与人物研究于一体，既深入中日双方当局者的心理，以探究其决策的深层理由，又通过对各自决策效果的比较，检讨重要人物在思考与判断上的得失。全书叙述有血有肉，表里互见。特别是在写作中，通过对关键节点的个案研究，探明不为人知的细节，在此基础上揭示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此外，作者在论述中提出如何看待“国家利益”与“政党（政权）利益”的区别，如何分析“自助”与“敌助”的关系等，都会令读者产生思考，为抗日战争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版，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作者自1985年随我读研究生以来，40年间始终在近代中日关系领域深耕，从未放弃研究工作。他在撰写本书的同时，还完成了一本以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日苏三角关系为主题的日文专著。该书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基金的优秀结项成果，获得资助出版的奖励，即将由东京大学出版会推出。我想这两部姊妹篇的相继问世，或许也是他在中日关系领域坚持研究工作40年最好的纪念吧。
202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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