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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读点国史:伟大转折——1978年的中国(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12节点,浓缩新中国国史精粹;1978年之里程碑意义——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大序幕)

書城自編碼: 402074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黄如军
國際書號(ISBN): 9787220104848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8-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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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
12节点,浓缩新中国国史精萃;
1978年之里程碑意义——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大序幕;
一日轻松读国史:感名家学术精粹,品朴实畅达文字
內容簡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本丛书分别选取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这些年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本书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1978年前后中国发展的历史:本书较为详细的介绍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在两年拨乱反正的徘徊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以及波及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始末,重点叙述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即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
關於作者:
黄如军,北京大学毕业,法学硕士,研究员。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原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
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宣传教育和科研管理工作。发表党史学术研究论文数十篇,参与撰写出版《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四部学术著作,参与主持和组织大型党史主题专栏《永远的丰碑》《双百人物》等撰稿审稿工作,参与主持党史国史重大题材书稿审读、影视作品审看及重大主题展览陈列内容审稿等工作。
目錄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徘徊中前进
 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两个凡是”
错误方针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提出:“继续批邓”“tian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按照华国锋的意图,“两个凡是”出台
◎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顶住压力,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邓小平致信党中央,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粉碎“四人帮”九个月后,邓小平官复原职
◎邓小平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揭批“四人帮”遇到种种障碍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党中央部署了“三个战役”
◎“两个凡是”给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揭批“四人帮”设置了重重障碍
◎只能批“极右实质”,不能批极左
◎粉碎“四人帮”竟被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对“四人帮”的“代表作”,汪东兴批示:不能点名批判
 三、国民经济的好转与新的冒进
◎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国民经济状况迅速好转
◎由于“两个凡是”,经济工作仍沿袭了“大跃进”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和思路
◎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工业学大庆会议发动了“新跃进”
◎各部门纷纷制订“跃进”计划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贸然通过冒进计划
◎冒进使整个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四、各项工作恢复,指导思想依旧
◎党的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却仍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五届政协会议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对恢复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因“文革”而拖延了十余年的妇联、工会和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召开
◎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正常秩序,但仍未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
第二章 艰难的步履
 一、教育领域推翻“两个估计”
◎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教
◎“两个估计”是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沉重枷锁
◎太原会议上,恢复高考的提议未获通过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明确肯定“17年”
◎邓小平明确提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
◎毛泽东批示的被发现,使“两个估计”终被否定
◎恢复高考制度,报名的青年达570多万
 二、迎接科学的春天
◎十年动乱中,科技和教育战线同是“重灾区”
◎对科技战线的整顿,成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重要“罪状”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整顿的仍然是科技和教育战线
◎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
◎在一系列指示、报告中,仍然重申要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澄清了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邓小平对科技工作者诚恳表示: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面对会议盛况,郭沫若纵情欢呼:“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三、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
◎“黑线专政”长期成为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
◎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推动了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一批长期被禁的剧目陆续公演
◎受到严重摧残的文艺事业重现生机
 四、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冤假错案所涉及和牵连的大约有近1亿人
◎平反工作阻力重重
◎有的老同志到中组部申诉冤情,竟被拒之门外
◎胡耀邦积极为平反冤假错案造舆论,深得人心
◎经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被打开
◎烟台会议,在改正错划右派问题上分歧明显
◎中央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为右派平反
◎中组部重新复查“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针对“两个凡是”,胡耀邦提出“两个不管”
◎要求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
第三章 冲破坚冰
 一、经济理论界的最初冲击
◎1977年内,经济界召开五次理论讨论会,澄清在按劳分配和“唯生产力论”问题上的是非
◎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的有力支持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全面论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
◎有人呼吁,要搞好管理,必须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奖金制度开始恢复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形成与发表
◎中央党校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小环境
◎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涉及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中央党校集中讨论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两条指导原则
◎胡福明撰写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杨西光决定:文章从“哲学版”撤下,作为重要文章在头版发表
◎中央党校对文章作进一步修改
◎文章改毕,胡耀邦亲自审阅两次并定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拉开了一场全国性理论大讨论的序幕
 三、一篇文章激起轩然大波
◎《实》文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有人指责该文是政治上“砍旗”
◎中央领导说:文章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
◎《红旗》杂志决定“不表态,不卷入”,作壁上观
◎关键时刻,邓小平号召全党: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罗瑞卿挺身而出,支持《解放军报》再发重头文章
◎谭震林的一篇文章,使《红旗》杂志不得不放弃沉默
 四、思想解放的潮流开始形成
◎理论界、科技界、新闻界都积极行动起来了
◎周扬率先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政治意义
◎各地纷纷召开理论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
◎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纷纷表态
◎各大报刊不同寻常的报道,使人感到一个历史性的巨变正在酝酿之中
第四章 探索强国之路
 一、走出国门看世界
◎进入1978年,我国的对外交往开始活跃
◎国家领导人纷纷出访
◎邓小平访问日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使国人震惊
◎国门刚开,就展示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与诱人魅力
 二、迈出引进和开放的步伐
◎邓小平再次呼吁,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改革开放的主张正在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共识
◎国务院务虚会开了两个月,为改革开放作思想准备
◎陈云觉察到冒进倾向,要求听听反面意见
◎李先念的总结讲话,集中阐述了改革思想
◎1978年,我国共引进22个大型成套设备
 三、突破旧体制的初步尝试
◎粉碎“四人帮”后,“左”的政策仍在农村盛行
◎安徽省委的《六条》开始突破禁区,该省成为农村改革发源地
◎四川省委制定《规定》,各省也开始调整农村政策
◎面对百年大旱,安徽省委决定“借地渡荒”,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小岗人发明包干到户,从此结束了逃荒要饭的历史
◎四川省委决定,在工业战线上首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第五章 实现历史转折
 一、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酝酿
◎1978年9月,邓小平对东北三省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视察
◎邓小平说:“我是到处点火……”
◎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
◎在工会九大上,邓小平把工作重心转移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了
◎中央常委就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指导思想上仍存在分歧
 二、促成历史转折的中央工作会议
◎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了三个议题
◎陈云发言,把会议引向拨乱反正,三个议题被突破了
◎在与会同志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作出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决定
◎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邓小平反复强调: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主要议题
◎根据大家意见,关于农业的文件重新改写
◎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使经济冒进倾向得到制止
◎关于改革开改方针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
◎党和国家的民主建设成为重要议题
◎邓小平亲拟讲话提纲,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主题
 三、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央工作会议的各项成果得到了确认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成为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先导
◎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终于实现
◎改革开放开始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时代内容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逐渐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內容試閱
引言
当我们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历程时,谁都不能不惊叹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近70的岁月,把曾是贫弱不堪、列强侵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磨砺成一个初步繁荣富强、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一历史性巨变,首先要归因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古老的中国获得了新生。其次要归因于30多年前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焕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力和积极性,使中国摆脱了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国之路、振兴之路。
回首共和国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不由得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30多年前对实现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投向促成并实现了这一伟大转折的1978年。正是这一年,对共和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开放开始启动,拨乱反正在步履维艰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左”倾错误的禁区开始被冲破,一个常识性的理论问题竟引发了波及全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受到普遍抵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50多万“右派分子”重获新生,包括tian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终获平反,再度冒进的国民经济在陷入窘境后使人逐渐清醒。面对世界的变化,人们发出了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延续了20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动摇……
于是,原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多年未见的民主和热烈气氛中历时36天,终于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以此为标志,中国不但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且走出了“文化大革命”后的两年徘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进入新时代的里程碑被载入史册。
重温这一历史,我们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近70年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或许能够得到更深刻的了解。

第一章 徘徊中前进

1978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可谓不寻常的一年。说它不寻常,是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此前20年来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20年曲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新时期从此开始了。
1978年的不寻常,不仅在于它的伟大辉煌,还在于它在前进中的步履艰难。
这一年,以及在此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经过了艰苦斗争。党和人民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和斗争,清晰地勾画出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78年这一年,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脉络。
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
“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提出:“继续批邓”“tian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按照华国锋的意图,“两个凡是”出台
◎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顶住压力,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邓小平致信党中央,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粉碎“四人帮”九个月后,邓小平官复原职
◎邓小平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两个凡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延续和表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人们在思想上还有种种禁忌,我国的经济工作又重犯冒进错误,其根源就在“两个凡是”。
其实,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和斗争,从粉碎“四人帮”后就已经开始。1976年10月,以“四人帮”的垮台为标志,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事实上结束了。如同处理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动乱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清除他们的影响,解决长期动乱遗留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便为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进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奠定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希望与要求。因此,党中央很快发动了对“四人帮”的揭批运动。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广大群众纷纷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这又首先集中在两个影响极大的关键问题上:一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人民群众在tian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被错误定性为反革命的事件,即tian安门事件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立即安排改善邓小平的处境,并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议,希望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个建议得到李先念的支持。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即10月12日,叶剑英又让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带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10月18日,陈云通过李先念向党中央转达了他对今后各项工作的几点意见,并写成书面材料。其中提到:要“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要再查一查今年4月tian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党内外的许多干部群众,在各级组织的会议上也都向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众所周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tian安门事件,都是经过重病中的毛泽东的同意和批准、“四人帮”一手制造的两大冤案。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一些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这些重大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
粉碎“四人帮”之初,1976年10月7日至14日,在中央召开的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要求人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要求“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传达了华国锋的讲话精神。10月26日,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向华国锋汇报工作时提到,许多干部和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当即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tian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年5月~1990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根据华国锋的指示,《人民日报》在粉碎“四人帮”后,还4次整版刊出“批邓”的文章。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在此前后也多次强调:凡是毛主席批过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要“继续批邓”和不能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并规定当前宣传工作的任务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和集中宣传华国锋,希望把群众对tian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些方面来。在部署批判“四人帮”时,沿袭“批林整风”后期认定林彪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说法,强调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右”实质,而不提批判极左,即便提也限制在批他们的“形左实右”。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仍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四人帮”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8日社论。,等等。
在指导思想未能摆脱“左”倾错误影响的情况下,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被局限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全部肯定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提出的许多合理要求也未能得到解决。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全国人民被压抑了一年之久的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又一次迸发出来。1977年新年刚过,纪念活动便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人民通过花圈、诗词和标语、大字报,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也很自然地表达了他们要求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不少地方和单位还将1976年四五运动中流传的诗词收集起来,编辑成册,在社会上广为散发。
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tian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对tian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释放,但并未宣布为这一事件平反。在粉碎“四人帮”时,党中央也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不能离开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因而在改善邓小平处境的同时,又继续提出“批邓”的口号。然而,上述做法并没有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人民群众要求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即当时著名的“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1976年12月25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的同时,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在“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一方针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传。
这一方针违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划定了界限,设置了禁区,给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设置了障碍,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后来,1980年6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论及了这一问题,他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同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对此作了同样的判断:“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在起草和讨论华国锋在会上的讲话稿时,叶剑英就有针对性地提出:“讲话稿要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快一点出来工作。tian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在会议发言中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tian安门事件这两个敏感问题。但是,这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也是一批老同志正准备提出的,不触及很难做到。会议前夕,陈云、王震、萧劲光、耿飚等一批老同志就曾在一起商议,一定要在会上提出这两个问题。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357页。陈云并预先准备了在会上的书面发言。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谈了他对tian安门事件的看法,并表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王震在会上发言呼吁,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发言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但是,由于同“两个凡是”的方针相抵触,这些发言未能在会议简报中刊登。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时着重强调要捍卫毛泽东思想,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继续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同时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对tian安门事件,他仍然讲是“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反革命事件”,但同时又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tian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关于tian安门事件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希望大家“不要在tian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这一卷收入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起到1957年的著作。其中有阐述正确和比较正确思想的重要文章,但也有不少不符合事实和带有“左”倾错误内容的文章。华国锋于5月1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指导思想。党中央在4月7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中也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于是,这个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被规定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点内容。
“两个凡是”提出后,人们议论纷纷,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许多同志表示不能赞同“两个凡是”。
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也向一些同志公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年的2月和4月,他同前来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公布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针对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报告中既肯定“批邓是必要的”,又同意在时机成熟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既肯定tian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承认广大群众到tian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是“合乎情理”的矛盾状况,邓小平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tian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同时,广大干部群众顶着“两个凡是”的巨大压力,以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的强烈愿望: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tian安门事件平反。
经过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努力和斗争,在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邓小平终于官复原职,再次复出,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岗位。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但是也没有再像3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重申“批邓”是正确的、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全会决定全部恢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使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党和国家最富治国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
在这之后的整整20年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就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的再次复出,这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一次有力的突破和否定。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对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点,已为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证实了。
就在这次全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他首先表达了对为中国革命做出伟大历史贡献的毛泽东的崇敬,对领导全党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党中央的拥护。他谈到了重新出来工作时的心情,表示:
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这段话,坦率真诚,朴实无华,但它将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5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的心迹表露无遗,读来真是感人肺腑!
接着,他着重讲了如何正确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再一次强调:我们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我们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复出伊始,邓小平即倡导实事求是,其鲜明的针对性不言自明。正是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我们党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才是反对“两个凡是”最有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1977年9月前后,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陈云等党内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纪念文章,阐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了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人民日报》于9月5日全文转载。文章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实际,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徐向前在9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文章通过回顾党同张国焘、林彪、“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斗争的经验,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从党的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论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实事求是的原则一经重新提出,很快就在党内外激起强烈共鸣。它给了广大干部群众一个有力、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他们能够真正从思想路线上认清和批判“两个凡是”。但是,长期的“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深重的,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实际上,在当时,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甚至还没有敢想到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有什么错误。因而“两个凡是”在党内和社会上还有一些基础,还有一定的市场。这就使得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的斗争,不仅在邓小平复出和tian安门事件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而且在所有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上都尖锐地存在着,何况tian安门事件这时还没有得到平反。中国历史在进入1978年的时候,在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之间,一场更为尖锐的斗争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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