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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特人和维京人是只会动手的野蛮人吗？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被主流文化误解，这套书破除偏见，还原两个传奇民族的真实模样。
维京人：征服欧洲的掠夺者和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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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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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特人与维京人是欧洲的传奇民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书打破偏见与误读，撕掉凯尔特人和维京人的“野蛮”标签，生动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全貌及文化传统，从宗教、法律、社会秩序到武器、饮食、日常生活，从艺术、宗教到神话传说，覆盖他们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以精湛的笔法为两个传说中的民族提供了清晰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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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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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J. 多尔蒂，军事、历史领域专家。其作品包括《阿兹特克、印加与玛雅帝国》《维京人》《凯尔特人》《美洲原住民战士》《古代战士》《中世纪的骑士》《亚瑟王与圆桌骑士》《中世纪的国王和女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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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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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特人》目录
引言
凯尔特民族
凯尔特社会
艺术与宗教
凯尔特神话与传说
科技与战争
在欧洲的扩张与没落
凯尔特人在高卢
凯尔特人在不列颠群岛
《维京人》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维京人的起源
第二章 古代北欧的宗教信仰
第三章 维京人的法律和社会秩序
第四章 维京社会
第五章 早期的抢劫
第六章 维京人的武器和战斗
第七章 远征、定居和贸易
第八章 维京王国
第九章 维京时代的终结
第十章 维京人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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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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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特人
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意外、特殊及复杂的情况，人们很难通过这些散乱的信息了解事物的特质或规律，所以为了避免信息过载，有必要对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梳理。许多人只是掌握了一些关于凯尔特人及其社会的表面信息，便认为这就是全部的事实。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明了。
关于“凯尔特人是谁”的问题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凯尔特这个名字总让人联想到一群红发战士——男人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胡子，女人也很强壮，甚至有点可怕。印象中他们是罗马的敌人，也是造型奇异的石刻纪念碑的建造者；他们的信仰融入了当今的主流宗教，且对基督教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传播产生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我们知道，凯尔特人擅长锻造金属，是令人敬畏的战士，还能够生产色彩丰富、做工精良的服装。他们居住在茅草圆屋或山地堡垒中。聚居于各处的人逐渐形成一个个部落，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然而，许多像这样的认知十分笼统，没有多大的意义，有些甚至是不准确的或有误导性的，这并不出人意料。要介绍一种存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并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文化，几句话也只能说个大概。只有当我们尝试深入了解凯尔特社会时，矛盾才会一一浮现。
认知与事实有出入也是很正常的。定居于不列颠群岛或土耳其（Turkey）的凯尔特人因受到不同文化熏陶与定居在伊比利亚（Iberia）和高卢的人不同；公元前800年（也就是铁器时代初期）的凯尔特人与罗马灭亡后传播基督教的那群人又不尽相同。跨度如此大的空间与时间，必然包含文化和社会的巨变。如今令人瞩目的，不是仍然存在的相似性，而是凯尔特社会在整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仍然独树一帜、没有湮没于历史的事实。
界定凯尔特民族历史
许多文化都有明确的开端与结尾，尽管一些日期是历史学家后来添加的。通常，一个事件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或结束，如一个城市的衰落或一个新社会的崛起。凯尔特文明中某些分支的历史界定确实如此。但由于凯尔特人分布广泛，他们的社会于某时某地或许迎来了终结，但在别处依旧延续着。
虽然我们可以推测出“凯尔特时代”的起始日期，但它并没有明确的终点。凯尔特部落在一些地区被边缘化或被吞并，而在另一些地区，他们的特质却逐渐被新的文化所吸收。如今，凯尔特人也没有走到尽头，其对社会的影响仍然以广为使用与流传的语言和民间传说存在。从凯尔特民族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起直到今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进步、发展。
过去，人们对其生活的时代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他们活在所谓的“当下”。那时，文化、语言以及不同群体的关系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变化的过程往往是缓慢的。社会一方面可能按部就班地徐徐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灾难侵袭而迅速改变。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相遇、交融，他们相互影响也相互制约。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持续的变化。只有紧紧围绕特定的时间与地点，我们才能捕捉到“现在”的剪影。
在扩大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的同时，我们应该根据观察所得进行归纳总结。无论是趋势还是境况，都应该在多个地区存在较长的时间，这样反映出的才是一种普遍规律或常态。而一个特征越精确，它就越有可能只属于某个特定时间段的某个特定地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对凯尔特人的观察中获得一些合理的推论，只要不将其当作普遍适用的绝对真理，它们就足以满足大多数研究的需要。
第一印象
公元前400年左右，一大群“野蛮人”闯入了意大利北部。他们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人人都顶着一头金发或者红发，且十分好战。当地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在其逼迫下不得不离开故土。于是，这群新来的人引起了罗马的注意。也正是从那时起，罗马开始崛起，并走向强大。
罗马编年史学家在这些新面孔身上找到了许多值得记载下来的东西。据其描述，这群凯尔特人常常身穿衬衫和长裤，肩上披着带帽子的斗篷。所有的衣物都拥有精细的做工与鲜艳的颜色。此外，他们还用石灰和水的混合物洗头，使头发变得坚硬而锐利。这样的造型以及那引人注目的小胡子都使这群“野蛮人”看起来异常凶猛。
他们还有着健硕的体格。在战斗中，有些人戴头盔和穿铠甲，有些人则选择赤身裸体上阵。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是非常强大的战士，很快就将伊特鲁里亚人赶出了波河谷地（Po Valley）。而伊特鲁里亚人只好向他们的罗马邻居寻求帮助。于是，罗马派出使者与凯尔特人交涉。
罗马使者和凯尔特“蛮族”之间的谈判最初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凯尔特人明白，如果伊特鲁里亚人向罗马寻求军事援助，他们是无法与之匹敌的，而签订协议显然比进行战斗更加有利。因此，凯尔特人提出了一个以土地换和平的交易。罗马特使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凯尔特人的要求相当于军事勒索。但凯尔特人的立场很明确——他们有能力占领这片土地，便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
最终，罗马决定对他们的邻居伊特鲁里亚人伸出援手，而这引来了凯尔特人的敌意，他们要为被杀的战士讨回公道。但特使在罗马政治中具有极大的权力，直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尽管罗马对外宣称保持中立，但实际上选择站在伊特鲁里亚人一边。回国后，特使非但没有因违反“万国法”（law of nations）而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为罗马的高级官员。
随后，凯尔特人出兵罗马，而罗马则部署了六个军团与之对抗。那时的罗马军团仿照了希腊人排兵布阵的方式，在战阵的中央布置了装备精良的重装步兵，轻装部队在侧翼。战斗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87年。时间虽然是模糊的，结果却是肯定的。
两军在阿里亚河相遇。凯尔特领袖布伦努斯（Brennus）很快就看出了罗马人的弱点。当时的罗马军队是以公民为基础的，士兵必须自带装备入伍。手持长矛和盾牌，全副盔甲的重装部队构成了罗马坚固的中心防线。因此，攻击侧翼装备简陋的部队便是更明智的选择。
凯尔特人仅通过一次冲锋便击溃了敌人的侧翼部队。一些落败的罗马士兵逃往维伊（Veii），而另一些人则回到了罗马。随后，罗马的中央部队也被包围，受凯尔特人压制。这群装备最完善、经验最丰富的罗马战士挫败。更不幸的是，他们几乎来自罗马最有权力、最富裕的公民阶层。也就是说，罗马的许多决策者和领导人在阿里亚战争这场灾难中丧生，为凯尔特人进击罗马城创造了条件。
尽管一些罗马部队仍坚守在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上，但凯尔特人仍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攻克这座防御薄弱的城市。由于对这一阵地的进攻受挫，凯尔特人同意在收取巨额赔款后撤退。自然，关于赔款的谈判以失败告终。此时，第二支罗马军队抵达该城。在没有结果的城市巷战之后，一场野战打响。这一次，凯尔特人败在了罗马军队手中。
虽然凯尔特人被赶出了罗马城，但他们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次战役后，罗马军队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从希腊式战斗模式转向更灵活的方式，并且巩固了城防。直到几个世纪后，这座城市才再次被入侵。
这次对罗马的进攻只是塞农人这一个凯尔特部落分支的行动。他们与罗马断断续续打了一个世纪，最后仍然不敌。罗马人将塞农人和他们的凯尔特同伴称为“加利”（Galli）或“高卢人”。这两个称呼大同小异，都是“野蛮人”的意思，我们现在却普遍以此来称呼欧洲的凯尔特人。而罗马试图向北进行领土扩张时发现，这些高卢人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整个北欧。
凯尔特民族的发源
“凯尔特”这个名字源于一个希腊词汇“凯尔托伊”（Keltoi），与罗马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一样，也是“野蛮人”的意思。古希腊人究竟是何时开始与原始凯尔特人交往目前尚未可知，但凯尔特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联系确实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时，他们在希腊人的战争中充当雇佣兵，协助希腊作战，有时又站在希腊军队的对立面。
也许，早在希腊黑暗时代（Greek Dark Age）末期，希腊人与凯尔特人之间就产生了某些形式的互动。这一时期从公元前12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00年，伴随着早期希腊文明的分崩离析。由于，希腊黑暗时代与东地中海（Eastern Mediterranean）地区其他社会瓦解的时间吻合，因此，关于该时期的历史记录往往是匮乏的。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青铜时代分崩离析（the Bronze Age Collapse）之时，埃及新王国（New Kingdom of Egypt）、安纳托利亚半岛（Anatolia）上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和迈锡尼人（Mycenaean）的希腊王国都遭受重创，具体原因不明。从干旱、地震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到外来入侵，各有各的说法。
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城市被洗劫一空，甚至被夷为平地。零星的记载中提到了可能是由于“海上民族”（Sea People）的袭击，但他们的具体身份不明，可能是同一群人，也可能不止一个群体。同样，导致青铜时代覆灭的原因也可能不止一个。
希腊传说中曾提到多利安人入侵（Dorian Invasion） 或多利安移民（Dorian Migration），讲的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民族从北方来到希腊并控制了希腊的部分地区。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希腊迈锡尼文明的崩溃，带来了随后的黑暗时代，但这种“入侵”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以及多利安人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
至于凯尔特人的祖先是否参与了这些事件还有待讨论。但三大主流文明走向崩溃的动荡时期对整个古代世界的确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凯尔特文明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也表明，在一个灾难重重的时代，军事防御能力与创造及建设的能力同样重要。即便凯尔特人与这些巨变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其社会的发展道路也发生了改变。尽管凯尔特人起源于何处还有待讨论，但其发展路径是可以通过前凯尔特社会和原始凯尔特社会来追溯的。
欧洲的青铜时代
公元前1300年左右，在欧洲中东部地区出现了现在的瓮棺文化（Urnfield culture）。这种文化因推崇将死者火化后的骨灰放入骨灰瓮埋葬的方式而得名。此前，人们会将逝者的遗体送入墓冢安息，而这种墓冢文化（Tumulus culture）持续了四个世纪。与所有文化的更迭一样，这种变化并不是立即发生的，也不会演变得面目全非，只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生，而两种安葬逝者的方法都仍在使用。
瓮棺文化在阿尔卑斯山 （Alps）以北的大部分欧洲地区广泛传播，从现在的法国一直到多瑙河流域都受其影响。当然，同一种文化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还存在不少地方性差异。同是受瓮棺文化影响的人使用的风格却常常截然不同，这便显示了部落或亚文化群之间的区别。然而，从整个地区来看，文化的共性依然存在。
瓮棺文化影响下的厄恩菲尔德人 （Urnfield people）种植谷物和蔬菜。除此之外，他们还饲养家畜以获取肉和毛。虽然他们也养马，但那个时代的马很小，不太适合乘骑。
不仅如此，厄恩菲尔德人还驾驶战车，也使用类似马车的运输工具。这些工具可能是独立制造的，也可能是受赫梯人影响而制造的。战车在当时常见于战场或许是高贵的象征，有时也会与重要（或至少是富有的）人物一起埋葬。
厄恩菲尔德人会制造叶子形状的青铜剑，这种剑制作精良，经过多次切削击打仍然能够保持锋利。据记载，从刺剑到砍剑的过渡大约发生在瓮棺文化取代墓冢文化的时候，但并没有真正的证据能够证明埋葬方式的变化和武器制造之间的具体联系。因此，新式武器的创造很可能得益于冶炼及锻造技术的普遍提高。
在后来的凯尔特文化中，砍剑仍然是一种流行且极具代表性的武器。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凯尔特社会开端于厄恩菲尔德时期。曾经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与后来的有明显的不同，但厄恩菲尔德人与后来的凯尔特人仍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瓮棺文化时期，一个由战士主导的社会逐渐成形。这可能是由于人口增长使群体之间的竞争加剧，那些能够从他人处获取财物（或防止财物被别人夺走）的人便比那些创造或生产社会所需物品的人更加重要。
具体原因可能也没那么复杂。拥有武器并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的人可以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且随着繁荣程度的提升，社会已经能够支持战士阶层（统治者阶层）或至少是一个以战争为主要活动的群体的存在与发展。
不管是什么原因，公元前1000年左右，山地堡垒的出现与同一时期社会中战士主导地位的确立大有联系。修建山地堡垒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除非真正需要，否则是不会轻易动工的。因此，聚落设防的普及恰巧表明了这一时期聚落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普遍。
无论这一时期是否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原始凯尔特人确实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抵达了西班牙，并在公元前1200年进入欧洲北部（今法国和德国）活动。有证据表明，许多山地堡垒成为金属加工中心。随着技术的发展，铁匠们还学会了用铁代替青铜（或同时使用两种材料）生产金属制品。
从使用青铜到使用铁的转变也不是瞬间发生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年，铁的加工就已经出现。到了公元前14世纪，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赫梯人开始以铁造物，但这些铁制品很罕见，也很珍贵，而常用的武器和工具基本还是用青铜制造的。且早期的铁制武器并不比青铜器好用。因此，从青铜器到铁器的转变可能是必要之举，而不是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铁器时代并不是开始于铁器加工的出现，而是在铁器加工逐步普及的时候开始的。虽然这也因地而异，但到公元前800年左右，铁制工具和武器已经在中欧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铁器时代的凯尔特人
原始凯尔特人究竟是如何以及何时成为我们所知的凯尔特人的还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他们是很难注意到自身变化的，甚至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其他人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因为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凯尔特文化有多少始于铁器加工，又有多少源于偶然，这些都是需要做进一步推测的。但无论如何，人们始终认为凯尔特人是一个活跃于铁器时代的民族。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哈尔施塔特 (Hallstatt) 文化于公元前800年诞生。该文化得名于奥地利 (Austria) 哈尔施塔特镇上的一个考古遗址，许多有关这一文化的发现来源于该遗址。哈尔施塔特人在改用铁器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完备的金属加工业。因此，他们的匠人能够生产上好的武器和工具并用于出口便也不出人意料了。唯一的差别在于此时的原材料是铁而不是青铜。
当然，哈尔施塔特文化内部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在西部，将刀剑同部落首领一起下葬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有时，那里的人还将华丽的战车当作陪葬品。而在东部，人们似乎更喜欢将斧头视作领袖的武器和身份的象征，为逝者穿戴盔甲下葬的情况则更常见。无论怎样，这些陪葬品都展现了当地的繁荣。但如果逝者生前就没有什么武器和作战工具，那他的陪葬品可能就会差很多了。
早期的凯尔特人并不是唯一生活在哈尔施塔特文化圈中的人，其他民族和社会群体在贸易往来与日常交往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下也形成了类似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哈尔施塔特文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早期凯尔特人。因此，或许并非所有的哈尔施塔特人都是凯尔特人，但哈尔施塔特文化圈仍然可以被视作最早的凯尔特社会之一。
铁与盐于哈尔施塔特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商品。后者在保存食物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控制盐铁贸易是有利可图的。良好的食物储备能力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再用铁制武器武装战士，好战的民族便得以组建庞大而威武的部队。
盐铁生意与其他贸易使哈尔施塔特地区的凯尔特人得以繁荣发展并迁徙至新的地域。贸易还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交流，使得相距较远的两个凯尔特部落在文化上不会相差甚远。
随着希腊黑暗时代的告终，哈尔施塔特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凯尔特人也四处迁移，不曾停歇。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群凯尔特人涌入西班牙。其后，希腊的前哨马西利亚（Massilia）于如今法国南部的罗纳河（River Rhone）口建立，马西利亚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西部的凯尔特人可以在那里获得整个地中海区域的货物。
拉腾文化
拉腾是瑞士的考古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500年，它的发现使人们对后期的凯尔特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拉腾文化似乎比哈尔施塔特文化更加崇尚战争，而这个时代恰巧也出现了多次移民和入侵。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推断出凯尔特人曾在这一时期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迁移。当然，他们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民族。不同的人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迁徙。或许，一些人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居住地，另一些人则可能是为了躲避敌人，或者是离开令人感到不愉快的社会环境。但从总体上看，人口流动是持续的。
这种持续的小规模迁移令我们很难对一些事做出判断，比如，不列颠群岛究竟是何时被凯尔特人殖民的。有人认为，原始凯尔特人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200年到达不列颠的。此前，不曾有人踏足这片土地。后来进入不列颠群岛的人中，一些人留了下来，与原始凯尔特人共同生活；一些人则通过贸易影响了原始凯尔特人的社会，但并没有在不列颠群岛定居。最终，这片土地在凯尔特人的直接占领与将其他民族“凯尔特化”的过程中成为原始凯尔特人的领地。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凯尔特人进入这些地区的过程会更容易，因此当地受到的影响也更彻底。
如前所述，凯尔特人第一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发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使他们引起了罗马学者的注意，我们对当时凯尔特人的了解也大多来自这些学者的记录。据记载，凯尔特人此次远征非常成功，他们在意大利北部拥有了一席之地，且多年来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其实，早在罗马学者将自己对这些“野蛮人”的认识（以及他们的猜想）写成文字之前，凯尔特文化便已经成为铁器时代独树一帜的文化，也正是这种文化奠定了欧洲社会的基础。
希腊与东南欧
凯尔特人向南扩散至巴尔干半岛 （Balkans）的过程中，也通过马西利亚等贸易港口接触到了希腊文明。马西利亚城是由来自安纳托利亚半岛福西亚（Phocaea）的古希腊人在当地统治者给他们的土地上兴建的。自建城以来，马西利亚城的规模及重要性不断提升。在福西亚被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占领后，许多居民迁往马西利亚等地。那时，马西利亚城已经大到可以兴建自己的卫星城了。
定居在马西利亚城周围的凯尔特部落是货物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由马西利亚这一贸易枢纽联系起来的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由于西欧几乎没有其他贸易港口，以结交远方潜在合作伙伴为目的的贸易主要在凯尔特人的领地上进行。这促进了当地凯尔特部落的繁荣，同时也促成了希腊人与凯尔特人之间有来有往的文化交流。
有希腊人称，凯尔特人通过与希腊人的贸易了解到了法律的作用以及合理发展农业所需的技能。但事实上，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凯尔特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两方面的知识。罗马崛起后，马西利亚仍然是高卢和意大利（以及罗马世界的其他地区）之间的重要贸易枢纽。
从公元前600年左右开始，希腊便影响着凯尔特社会的演变。如果我们将哈尔施塔特文化与拉腾文化做一个对比，希腊的影响便不言而喻。这些影响部分来自马西利亚和罗纳河谷，但也有部分是通过与希腊中心地域的直接接触产生的。
凯尔特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往来可能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至少在有历史记录之前，双方就已经有了互动。哈尔施塔特文化走向成熟的同时，希腊人也正在走出他们的黑暗时代。凯尔特的商人或移民很可能就是在这时游荡到巴尔干地区并与当地的希腊人有了接触。
公元前400年左右，或许是在一些部落向南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同时，一些凯尔特人在多瑙河流域定居，并逐渐向东南方迁移。公元前335年，凯尔特特使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谈判并达成约定——凯尔特人派遣战士协助他作战，一些人将前往意大利对抗伊特鲁里亚人，而另一些人则在其他地方充当雇佣兵。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帝国四分五裂，凯尔特人得以进入巴尔干地区争夺领土。他们对希腊的入侵始于公元前279年。人们对入侵的原因有各种解释——从单纯的机会主义，到人口压力，再到饥荒期间寻找生产用地的需要。在与马其顿军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后，这次“盛大的远征”在温泉关（Thermopylae）受到了周遭希腊城市守军的阻击。
虽然凯尔特人在温泉关曾成功包抄希腊军队，但在袭击德尔斐（Delphi）时他们还是被打败了。凯尔特大军中的敌对团体在事后互相指责，而希腊人则乘机进攻将他们赶出了希腊。但对于凯尔特人的远征是否一败涂地，历史学家们意见不一。诚然，凯尔特人是被迫撤退的，但有人认为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征服，而只是掠夺。在这场盛大的远征中幸存下来的凯尔特人确实带走了丰厚的战利品。这可能是他们一直以来的目标，也令他们战有所值。
一些参与此次远征的凯尔特人最终在色雷斯（Thrace）定居，而另一些人则走得更远，在比提尼亚（Bithynia）为尼克美狄斯一世（Nicomedes Ⅰ）服务，并因此获得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现代土耳其附近）的土地。公元前275年，凯尔特人获得的这块飞地以加拉太（Galatia）之名为世人熟知。与他们的欧洲同胞相比，加拉太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更深。他们有时被称为“希腊的加洛”（Gallo-Graeci），也就是“生活在希腊人中的高卢人”。
加拉太的凯尔特群体因欧洲同胞的到来逐渐壮大，他们在该地的影响也持续了多年。当地部族十分重视加拉太的战士。即使这些战士与一些地方冲突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仍会以雇佣兵的身份参与其中，甚至被冲突双方同时雇佣。
公元前189年，加拉太被罗马征服，失去了独立地位。此后，除了本都王国（Pontus）统治时期，加拉太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在随后的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s）中，加拉太人更是直接站在了罗马一边。虽然加拉太在公元前64年恢复了部落主权，但此时它已经高度罗马化，脱离了自身的文化根源。
维京人
引 言
很少有民族或群体像维京人那样对流行文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从现代城市的基础到漫画中的超级英雄，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的文化元素。他们因冒险和抢劫开拓了很多著名的岛屿，甚至还有大陆。当然，他们的掠夺行为已经成为传奇。
然而，大部分关于维京人的流行文化都只是传说，通常人们想象中的维京人是这样的：一群海盗，头上戴着有角的头盔，用骷髅高脚杯喝着蜂蜜酒，时刻渴望为战争光荣捐躯……实际上这些传说从未真实发生过。
就连那句“名言”——“救救我们吧，哦，上帝，别让斯堪的纳维亚人降怒于我们! ”——很可能也只是一个传说。这句话很可能是出自当时宗教人士之口，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正是因为这句话才祈祷。但其实很难找到这句话真正的来源，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这句话可能是与维京人有关的最常见的一句话，其本身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概括他们的事迹。
维京人的真实情况比流行的说法要复杂得多。在耳熟能详的传说中，他们既是一群嗜杀成性的海盗，又是一群严峻冷酷的勇士。与之相反，真实的他们平平无奇，却又在许多方面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乘坐敞篷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北大西洋上，他们沿着能通往俄罗斯的河流航行，深入陆地，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和可掠夺的资源。他们既是探险家、商人，也是战士，他们的遗产造就了现代世界。
历史证据
我们对维京人的了解来自很多方面，但没有一个来源是完全可靠的。传统的考古活动已经发掘出不少文物、墓地以及定居点，我们能够借此研究维京人的文化——虽然只有少量的材料保存完好。我们可以对某一物品的功能甚至意义进行推断，做出有根据的猜测，但我们不能十分肯定其是否准确。一些已知的“事实”都是从相对模糊的来源推断出来的，例如发现墓穴中珠宝上有腐烂布料的印记。尽管专家做出了一些推断，但这些推断也只是接近事实的猜测。
考古活动让我们知道维京人如何建造他们的家园和船只以及他们是如何战斗的。虽然有些演员只是在扮演“电影中的维京人”，但许多人都是非常认真的研究者，他们在重建过去方面表现得十分出色。在用斧头作战或造船方面，一个人无论来自哪个世纪，在相似条件下用同样的材料和工具战斗或工作，他都有可能采取类似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从历史著作中了解到很多关于维京人的资料，但这些书籍不可避免地都带有一些偏见。关于维京人的记载多是由那些经历过北欧人怒火的教会人士或者王国居民所写的。他们的观点即使没有刻意的偏见，也会因为自己不是维京人、不了解对方的心理和生活方式而产生偏差。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通过观察维京人社会的一部分来写作——通常是战士、抢劫者或者贸易团体，而这些群体在外国的所作所为可能与他们在故土的生活大相径庭。
关于维京人最“直接”的资料来源是传奇中的诗歌和口述历史。然而，这些英雄故事都是多年来被反复讲述的，直到那些事件发生几个世纪后才最终被记录下来。在许多情况下，传奇故事可以与历史证据联系起来，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加以证实，但这些传奇最终都可能只是虚构的冒险故事，并不比一般的历史小说更准确。
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大致描绘出维京人的形象，推断出他们曾经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那些粗鲁、肮脏的暴徒做出肆意破坏和屠杀的行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维京人确实有过掠夺行为，他们确实破坏了不少有价值、美丽的地方。他们的袭击给受害者造成了痛苦，给许多地区带来了动荡。他们也冒犯了那些有能力书写历史并让历史永垂不朽的人。
基督徒惧怕、憎恨维京人毁坏修道院的恶行，于是主教们愤怒地将这些恶行记录下来并公之于众??。他们的愤怒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词。简而言之，正是憎恨维京人的那些人使维京人给世人留下了相当恶劣的印象，多年来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大多是基于一些很不友善的传言。
维京人确实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民族。这是因为在当时，力量和战斗力对商人或探险家的生存至关重要，一个人必须保卫自己的家人、民族和国家，才能不让其他人夺走他的一切。
如果从维京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他们中有一些人确实是为了破坏而破坏，但他们的行为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他们并不是杀人不眨眼的疯子，也并不会杀害他们所在道路上的所有人。他们的袭击与定居模式是有逻辑可言的。虽然他们的收获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但这就是当时世界的一种生存方式。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命运眷顾勇敢的人。
名声
维京人不仅很强大，也很勇敢。他们的文化将“名声”看得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他们相信，如果一个人的事迹被活着的人记住并谈论，他就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不朽?。短暂但不平凡的一生胜过几十年的平庸。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艰难的航海壮举、在力量或技能的男子竞赛中获胜等都能为他们赢得名声。维京人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同龄人的压力所导致的，他们不希望被同伴超越。因此，这些人遍布世界各地去扩展他们的疆界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对于那些比他们弱小的人，他们毫不在意。
维京时代
维京人属于历史上一个非常精确的时期。历史学家公认的维京时代，始于公元793年对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的血腥袭击，终于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在这近300年的时间里，维京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后来社会的影响大得让人难以置信。
为了充分了解维京人对历史的影响，以及他们在今天仍然具有的影响，我们有必要研究他们的事迹和文化，了解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他们的故事并不简单。他们的传说流传许久，可能已经被歪曲，但它仍然是历史上伟大的故事之一。
第一批维京人，于公元793年抵达林迪斯法恩，他们对自己即将赢得的名声感到高兴。虽然他们早已故去，他们掠夺的资源已经耗尽，他们的社会已经消失，但是他们的事迹仍然在21世纪传播，很少有人能取得比他们更大的成就。
第一章维京人的起源
793年，一批来自北海对岸的抢劫者登陆林迪斯法恩岛并洗劫了那里的修道院，从此历史开始注意到今天被称为维京人的这个群体。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登陆，也不是维京人的船只第一次在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海岸登陆。
抢劫者在以前的探险中发现了一座修道院，知道那里容易抢劫。这些抢劫者的来处还有待探究。尽管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弗里斯兰人（Frisians），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有可能的推断是他们来自丹麦或者挪威，可能是从奥克尼（Orkney）群岛或设得兰（Shetland）群岛的定居点出发的。现代资料显示他们来自北方或者“强盗之地”，这也表明这些海员早在袭击林迪斯法恩之前，已有多次袭击的经验，他们早已名声在外。
洗劫林迪斯法恩事件重大，现在人们将其视为一个崭新的、令人恐惧的民族出现的标志。这是维京时代的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起点，但是北方人并不是简单地在某天早晨醒来，就决定在接下来的300年里要洗劫欧洲海岸。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从何而来，又是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残忍呢？
早期住所
可能在20多万年前，也就是民德-里斯间冰期，就已经有人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居住了。但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会被当地恶劣的气候条件赶走或杀死，直到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人类才回到这个地区。有证据表明丹麦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间就有人类居住，比如发掘出来的石雕。
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稳定，并且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定居点。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青铜工具的引进改善了农业和工业技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当然也使敌对聚落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了。
在青铜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是以小聚落为基础，有一些富裕的人可以负担得起隆重的葬礼，随葬品中有不少青铜工具和武器。这些武器中有许多经常使用的痕迹，这表明战斗在当时司空见惯。当时贸易已经很普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地区会进口大量的金属供当地工匠加工。
铁器时代
尽管公元前500年左右发生的降温可能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青铜时代该地区气候仍比现在要温暖很多。大约在同一时期，铁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起初，工匠主要制作青铜器工具，但最终转向了制作铁具和武器。因为当地就能获取铁矿石这一材料，并且资源十分丰富，不需要大规模进口金属。
虽然罗马帝国的军队从未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该地区的人民在与罗马人民进行贸易过程中，无疑吸收了罗马的先进文化和技术。这一时期的罗马著作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名字以及一些可能源自该地的文化概念有了模糊的介绍，但因为其中一些资料提到了长着狗头或者秃鹰头的人，所以这些著作在其他方面的准确性上仍值得商榷。
考古发现表明，铁器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发动过海上袭击，并且参与人数众多。为了防御敌人的袭击，他们还建造了山堡等防御工事。这一时期的金属加工技术取得了进步。尤其是在罗马帝国衰落、不再积极保卫边境并开始贿赂其野蛮邻国以避免袭击的时候，带有复杂图案的黄金制品流通变得相当普遍。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导致在400年到600年期间，该地区的社会精英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很富有的。
在这之前，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日耳曼人说同样的语言，但是550年到750年间的变化导致了一种叫“丹麦语”（d?nsk tunga）的语言出现，这一语言现在被叫作古北欧语。丹麦语在丹麦、挪威、瑞典、英国、冰岛及其岛屿的“维京”土地上被广泛使用。
在维京时代后期，瑞典和丹麦等东部地区的语言与冰岛等西部地区的语言之间出现了分化。但在维京人第一次袭击林迪斯法恩的时候，大多数北欧人都说同样的语言，这让人们对袭击方的确切来源地产生了混淆。
文德尔时期
400年到800年期间，欧洲大部分地区一片混乱。匈奴人到达欧洲东部边缘地区后，使得这些地区所有民族都开始流离失所，人们被迫向西迁移到邻国。在整个社会努力寻找新的居住地时，一个冲突的时代已然来临。
这一时期被称为移民时期，这一时期里所产生的动荡持续了几个世纪。到了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秩序，强大的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控制了原高卢（Gaul）的大部分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没有像欧洲大部分地区那样受到匈奴人入侵的严重影响，继续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稳定可以带来贸易，进而带来繁荣。
瑞典在当时非常富有。在文德尔 （斯德哥尔摩北部）发现了许多船葬物，文德尔时期因此得名。这些墓葬奢华无比，随葬的有不少精美的金制品、高质量的武器和盔甲，以及其他进口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奢侈品。
文德尔时期的墓葬及随葬品表明，从500年到800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享有一个富裕和稳定的时代——事实却截然相反。彼时斯堪的纳维亚人有能力去欧洲贸易探险和探索东部土地（今芬兰和俄罗斯地区），以及跨越北海去抢劫。他们在奥克尼群岛建造了定居点，将其作为贸易远征途中“海上之路”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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