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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她坐牢，因为她穷。”
普利策奖获奖记者、《圣路易斯邮报》的专栏作家托尼?梅森格多年来持续关注美国穷人因犯轻罪而背上高昂罚金和费用的现象。在这本非凡的纪实报道中，梅森格揭露了令人痛苦和愤怒的不公正现象，捍卫了美国最脆弱人群的权利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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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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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奖与惩》一书中，一位普利策奖获奖记者揭露了现代债务人监狱的悲剧，以及在一个旨在惩罚最贫困的人的制度下，这些监狱是如何摧毁美国穷人的生活的。作为《圣路易斯邮报》的专栏作家，托尼?梅森格多年来一直在镇级和市级法院记录贫穷的美国人是如何被判定犯有轻罪，然后背上高昂的罚金和费用的故事。如果他们无力支付，往往会被送进监狱，然后被要求支付住宿费用，如此循环，很快就会形成一座可能需要多年才能还清的债务高台。这些阴险的惩罚措施被用来为破碎的地方和州预算筹集资金，通常由营利性公司监督，这也是刑事司法改革运动的核心问题之一。 梅森格希望能建设一个照亮大多数美国人看不到的两级制度。他向读者介绍了陷入这一体系的三位单身母亲：她们生活在密苏里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贫困中，当轻微的违法行为变成巨大的财务和个人灾难时，她们的生活被颠覆。当这些妇女为清偿债务和继续生活而挣扎时，读者见到了顽强的民权倡导者和立法者，他们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公正的司法法庭而与她们并肩战斗。在这一非凡的报道壮举中，梅森格揭露了世俗残酷中令人痛苦和愤怒的不公正现象，他捍卫了一些最脆弱的美国人的权利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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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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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梅森格是《圣路易斯邮报》的都市专栏作家。2019年，梅森格因其关于密苏里州债务人监狱的系列专栏而获得普利策评论奖。2016年，梅森格被授予密苏里荣誉勋章，这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的最高奖项。同年，他因社论写作获得了全国头条新闻评论奖。2015年，梅森格因其关于弗格森的系列社论入围普利策奖，并赢得了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杰出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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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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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证
序言 贫困惩罚
第一部分 出庭
第一章 逮捕
第二章 罚单开，税款来
第三章 司法正义不得售卖
第四章 欠费未还
第二部分 债务人监狱
第五章 付费坐牢
第六章 监狱之钥
第七章 法官对阵
第三部分 通往自由之路
第八章 法院
第九章 议会大厦
第十章 科赫兄弟携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第十一章 双函记
尾声 贫穷是相对的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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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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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贫困惩罚
布鲁克?卑尔根（Brooke Bergen）口袋里揣着60美元。
那是2018年11月，这笔钱她次日出庭要用。她希望早上听证会之前自己能设法再凑齐40美元。她问我够不够。
“三位数在我看来是一笔巨款，”她说，“我吓坏了。我真怕她把我再弄回牢里去。”卑尔根口中的“她”是密苏里州登特县（Dent County）巡回法院普通法官（Associate Circuit Court Judge）布兰迪?贝尔德（Brandi Baird）。
美国几乎所有州都有法定权力收取被告人在其被羁押于看守所或监狱期间产生的费用。有些司法辖区会为那些拿不出这笔钱的人提供津贴，但也有很多地方不会这么做。卑尔根在登特县看守所蹲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为此她要支付15900美元。这笔账她一辈子都没法摆脱。她没什么具体的还债计划，被安排每个月面见法官一次，尽其所能还钱。照每月100美元来算，她要分159次、耗时超过13年才能彻底还清。
然而最坏的情况，还不是欠债还钱这么简单。这当然是一大笔钱，比她一年挣的还多。与此同时，法院要求她每个月都要到庭一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后果，这才是最糟心的。换句话说，每隔四个星期，卑尔根就不得不在审判室耗上半天，回答法官提问，答应一点一点偿还她那笔债务。她要是不出现，就会有逮捕令下来抓她。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密苏里中部罗拉（Rolla）大学城一家咖啡馆里，距离塞勒姆市（Salem）以南约半小时车程。卑尔根因为在沃尔玛偷了一支8美元的睫毛膏而被收押。没错，因为一桩盗窃轻罪，卑尔根在破败不堪的县看守所里待了一年。那地方水泥墙壁上直淌水，潮湿的角落四周布满黑色霉菌。就因为“有幸”在那儿待过，她欠下了县政府五位数的费用。对于一个挣的钱从未超过最低工资收入的人来说，这是一座债务大山，重重地压在她身上。
我们当时身处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还挺应景的，因为我们谈论的正是困扰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一大棘手问题：大城市和小城镇都无从幸免的贫困与刑事司法之间的矛盾。卑尔根是个白人，也是个穷人，她的一生都是如此。她有一头乌黑长发，高高的颧骨，一笑便露出好多颗牙齿。她背负着时下风行的影视剧中扣人心弦的幕后故事。母亲过世后，她从佛罗里达州搬到了欧扎克斯山区（the Ozarks）中部。她从未见过父亲，年纪轻轻就嫁为人妇为的是逃离那个寄养体系，但后来又离了婚。3年前，因为婴儿猝死综合征，她失去了襁褓中的孩子。在一个人人熟知彼此那点事儿的镇上，时至今日还有人在她背后说闲话。她觉得有些人把宝宝的死怪在了她头上。
这是个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meth），又称甲基安非他命、去氧麻黄素，一种强效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译者、阿片类镇痛药和海洛因泛滥成灾的区域。在阿片类药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这地方人均止痛药消费量高于密苏里州大多数县。塞勒姆位于柏拉图（Plato）以东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后，柏拉图被公布为全美人口分布中心点，取代了埃德加斯普林斯市（Edgar Springs）的位置，向东和向北推进了一些。想象所有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站在一块硕大无比的平面上，下方的支撑轴摇摇欲坠。这个中心点正好是整个平面取得平衡之处。
作为《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 Dispatch）的专栏作家，我从2017年年底开始写像卑尔根这样的人，他/她们生活在像塞勒姆这样遍布密苏里州的小城镇。这些人因为无力支付法院施加的各类罚金及诉讼费而被投入监牢。
“且慢，”圣路易斯经验丰富的律师们会问我，“在密苏里乡下，被告人坐完牢还要交钱？”没错，而且要是拿不出这笔钱，他们往往还要回到牢里去。刑事司法系统的这一面，即便那些本就吃这碗饭的人，比如律师，都不曾意识到，或者说至少不曾予以深思。可一旦我们拿到台面上说，大多数律师都觉得这种做法很荒唐。我和他们看法一致，于是选择继续把这个州上上下下身陷这种困境的人们的故事写下来。
这些故事不是你在典型的《法律与秩序》节目中所看到的那种。这类节目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描述和刻画或许在加强公众理解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大部分都聚焦于重大刑事犯罪及其起诉过程。“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人们通常由独立但具有同等分量的两方来代理，”节目一开始，解说员通常会这么说，“一方是警察，他们负责查案；另一方是地方检察官，他们负责起诉罪犯。”然而，刑事司法系统还有另一面，这或许是它最重要的特征，其症结在于施加给穷人的经济负担。穷人们深陷重重罚金及诉讼费之网无从脱身。
像强奸和谋杀这样的暴力犯罪往往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然而80%经由法庭审理的案件实际上属于轻罪，每年超过1300万宗。这些轻罪包括入店行窃、持有毒品、超速驾驶、酒后驾车和轻微人身攻击等。这类案件绝大部分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费用或与当事人有关的诉讼费。同卑尔根的情况很相似，一旦定罪，当事人必须缴付这笔钱才能完全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罚金及诉讼费通常在逮捕时即产生，一直持续到刑满释放，甚至在此之后仍未告结束。事实上，很多被告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欠了法院多少钱，像卑尔根便是如此。要等到他们认罪，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直到服刑期满才会知晓。
有些罚金你可能比较熟悉，像超速驾驶罚100美元、乱丢垃圾罚50美元等。诸如此类乃是作为威慑手段，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交通事故和保持街道整洁。而还有一些费用，除非你亲身经历过，否则可能就不清楚了。本书要做的，就是对后一类费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此类收费有着不同的目的：这些钱被立法者们特别划定为一种变相税款。有些是给刑事司法系统内部的，如付给书记员和公设辩护人的薪金；有些充当县治安官和法官们的退休基金；还有一些用来解决地方、县、州各级形形色色的开销需要。最后这部分涉及内容包括与以下事项有关的各种开支：虐童罪案调查、脑损伤基金、法律图书馆或法院大楼翻修等。在大多数司法辖区，此类罚金的最大头是因羁押而起：蹲一回看守所或者监狱就好像住了一年酒店。这就是卑尔根的遭遇，她也因此被司法系统牢牢地拴了好些年。
这些费用中，有一些听上去无伤大雅。谁会不愿意支持县治安官享受更好的退休待遇，或者为虐童罪案调查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对这种费用的主要收取对象来说，是无法想象的重负。几乎总是我们当中最脆弱的群体，如卑尔根这样已然处于财务崩溃边缘的人来承担这类开支。这笔债成了一剂催化剂，无力偿还则意味着更长的服刑期和与刑事司法系统持久地打交道，后者让人感觉更像是炼狱，而非一个由公正和法治来定义的机构。
美国几乎所有州都有这样一项法令，通常被称作“膳宿费”或者“住宿费”。依照该法令，服刑人员会被收取一定的费用。在密苏里州和俄克拉何马州，还有沿海和美国南方腹地的几个州，这些“住宿费”的产生最开始是被告人由于某些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而被捕，如小偷小摸或者疏于履行抚育子女义务等。这些被告人中的近80%生活在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是单身，年收入少于12880美元；如果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少于21960美元。他们是有工作的穷人：要么在当地的小商店里领着最低工资勉强度日；要么在龙卷风季过后充当临时建筑工为别人修缮屋顶；要么像卑尔根这样无业，既无法摆脱毒品罪的阴影，也无从逃离如影随形的刑事司法系统。有些地方羁押期间收费少，如南达科他州的拉皮德城（Rapid City）仅需6美元一天；有些则收得多些，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弗赛德县（Riverside County）高达142美元一天。对那些本就捉襟见肘的人来说，这些法庭债是他们逃不开又无法置之不理的沉重枷锁。“这的确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前法官、非营利性组织“罚金与诉讼费司法中心”（Fines and Fees Justice Center）联合负责人丽莎?福斯特（Lisa Foster）说，若无特别注释，书内采访内容一律为本书作者于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间通过电话、邮件或面谈的形式获取，采访对象有：布鲁克?卑尔根、肯迪?基尔曼、萨莎?达尔比、丽莎?福斯特、乔安娜?韦斯、吉尔?韦布、马修?穆勒、迈克尔?巴瑞特、亚历克?卡拉卡特萨尼斯、迈克尔-约翰?沃斯、彼得?埃德尔曼、布鲁斯?德格鲁特、迈克尔?沃尔夫、洛蕾塔?拉德福德、梅根?泰勒、努斯拉特?乔杜里、迈克尔?米尔顿、安娜?奥德加德、约翰?莱施、南希?佩洛西、吉姆?罗斯、布拉德?科尔伯特、劳莉?特劳布、拉肖恩?凯西、萨缪尔?布鲁克、基利?范特、阿什利?甘特、布雷克?斯特罗德、弗兰克?瓦特洛特、阿蒂娅?霍利。书中部分报告来自本书作者为《圣路易斯邮报》撰写的工作成果。所有引自这些报告的事实数据都将如实援引。“这种情况无处不在。五十个州无一幸免。”
这一现象确乎存在，粉饰太平反倒并非易事，它就是“贫困犯罪化”（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整个过程开始于一记猛击——美国宪法保证的公民正当程序权利遭到践踏；接下来就是瞅准时机一记右勾拳，把被告人彻底击倒在地，一记录着法庭种种开销的账单随之将他们埋葬在债务中。好几股力量交互冲撞，造成了美国今天的这一现实，对此，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彼得?埃德尔曼（Peter Edelman）在著作中将这种现象称为“大规模监禁的小兄弟”。
联邦政府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毒品战争”，先是打击墨西哥来的大麻，后是扼住海洛因和“快克”可卡因的崛起势头，助推了这个国家随后在八九十年代开展的“严厉打击犯罪”的各项政策。彼时的第一夫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奋力告诫年轻人要对毒品“大胆说不”，而她的丈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则把那些对此项建议充耳不闻的人塞满各地监狱。
“短短20年时间，从1980年至2000年，”法学教授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其具有开拓性的著作《新吉姆?克劳种族主义》（The New Jim Crow）中写道：“我们国家的监狱服刑人员从大约30万猛增至200多万。截至2007年年底，超过700万美国人，或者说每3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处于在押、缓刑或假释状态。”亚历山大把美国大规模监禁的加剧——尤其针对非裔美国人——与上文提及的“毒品战争”和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些政策也导致法院罚金及诉讼费急剧增长。
随着“毒品战争”打响，州法院系统的开销开始大幅增长，真实反映出监狱人口的增加。从1980年至2013年，各州惩教开支从大约60亿美元激增至超过800亿美元。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其中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帮派活动、谋杀以及其他暴力犯罪的比率在美国各个城市急剧攀升。从1987年至1991年，美国凶杀案的发生率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
由此引发的后果，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当时的参议员乔?拜登（Joe Biden）的支持下，于1994年推动国会通过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反犯罪法案。克林顿提交的法案意在增加对警察部门的经费支持、采取更严厉的刑罚措施以及出资兴建更多的监狱；其中，联邦政府针对累犯实行延长刑期的“三振出局”原则，使整套措施备受瞩目。这项意义重大的法案名曰《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支持下于1994年签署通过。
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另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颇具争议的福利改革法案。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可能导致整整一代美国人陷入贫困。该法案最糟糕的部分出自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政治宣言，重提“老大党”（即共和党）有关美国城市里“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s）滥用联邦政府补助项目、领食品券换取毒品、宁愿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也不愿找工作自力更生的种种陈词滥调。其结果就是，联邦政府的补助条件将怀孕的少女们拒之门外，而且强制增加了严格的工作要求。新法案被称为《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那些被判犯毒品罪的人因此不可能获得食品券或其他形式的政府补助。相应地，它也常常使单身母亲陷入两难境地：即便想与孩子的父亲共同生活，她们也没法这么做，因为如此一来就会被取消资格，拿不到赖以维持生活的补助。
很多年前，我在《哥伦比亚每日论坛报》（Columbia Daily Tribune）写过一系列专栏文章，内容是关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Columbia）一对住在政府廉租房的夫妇。夫妻二人拥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而且都有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得很出色，也升了职。然而，晋升却造成了难题：大多数公共援助项目都没有采用浮动费率制，只设有一个生硬的分界点。升职之后，二人合起来的家庭总收入超过了援助的临界点，不能再享受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失去育儿津贴。讽刺的是，如果不升职，这一家人的生活反倒更优裕，而薪水稍稍上涨就会彻底打乱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做出妥协：夫妻俩有一方决定不升职，刻意使家庭总收入保持在更低水平。穷人常会面对这样极其艰难的选择：买纸尿裤还是付煤气费、钱花在子女抚养上还是诉讼上等等，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然而，他们的困境往往还因为政策制定者们所做的决定而雪上加霜。
随着惩教开支在20世纪末上涨，立法者便想方设法从他们原本弃如敝履的人身上搜刮补偿。那些额外的费用把穷人推向更加贫困的深渊，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偿还能力。在过去这40年，这一恶性循环已经完全渗入刑事司法系统。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针对反犯罪法案的利弊及其对大规模监禁有何影响的争论再一次浮出水面，至少有几位此前支持这些措施的知名民主党人愿意对他们原先所持的立场提出质疑。“我确实认为需要重新讨论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些事情。”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大选前夕告诉我。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初期到中期，又有一些别的势力发挥作用，制定了一系列不良公共政策，使广泛存在于美国各地法院的收取罚金及诉讼费做法变本加厉。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经济大衰退彻底摧毁了全美各州的预算。在危机发生后的第一年，俄克拉何马州政府整体税收收入减少了约21%，直到2019年第二季度才完全恢复。州政府金库大幅缩水，压力继而转嫁给各县市镇。密苏里州也面临着类似的衰退：2010年整体税收收入下降14%，直到2016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就全国来说，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年底美国各州税收收入下降幅度超过12%，直到2013年才恢复如前。
然而税收减少的同时，其他开支，如医疗补助和惩教费用，却在增加。立法者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平衡预算。不同于联邦政府，大多数州政府没办法“打白条”（意即他们不能赊账，得先筹集资金再开销）。于是有些州加大征税力度，这是传统的解决方案。然而很多州的立法机构，尤其是共和党控制下的各州，奉行的是该党的正统观念：不增新税。
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竞选操盘手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推出了《保护纳税人宣誓书》（Taxpayer Protection Pledge），它后来成了“老大党”的信条。诺奎斯特此前是美国商会的一名演说撰稿人，后来成为美国税收改革的创始人，金里奇的“与美国签约”也有他的一份功劳。2012年，“老大党”党内初选，除一人以外，其余共和党候选人都签署了“不增新税”保证书，此举成为偏向共和党的各州（如南卡罗来纳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密苏里州）的标准操作。然而，鉴于仍然需要平衡州预算，这些人转而做了什么？他们盯上了法院罚金及诉讼费。换言之，立法者发现了一种变相税收，由穷人来买单。这是个应该记住的前车之鉴：当选的政府官员承诺减税，以便实现经济涅槃重生；但现实往往另有乾坤，总有人在某个地方会为此买单，要么是陷入高额大学学费泥潭的中产阶级家庭，要么是行驶于破败不堪的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司机，要么是无力支付刑事司法系统账单的穷人。事实上，司法系统原本由税收提供资金支持。
法院罚金及诉讼费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法院系统的一部分。举例来说，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1955年在一辆种族隔离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因而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Montgomery）以违反市政条例的罪名遭到传唤，被处以10美元罚金外加4美元诉讼费。经济大衰退后，立法者越来越多地诉诸罚金及诉讼费，用于为法院的各项工作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支持。“久而久之，立法者开始把法院当成小猪储蓄罐，”福斯特说，“其结果相当令人震惊。”
“对于一个可能惹上官司、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来说，无力支付这些费用和罚金的惩罚性后果很容易导致当事人与刑事司法系统产生更多纠葛，”俄克拉何马州刑事司法改革机构（Oklahomans for Criminal Justice Reform）的执行理事克里斯?斯蒂尔（Kris Steele）2019年告诉《塔尔萨世界报》（Tulsa World），贫困一旦犯罪化，人们因为贫穷而沦为罪犯，那说明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这对任何一个俄克拉何马人来说都是有违情理的。”在过去这10年，有48个州加大了法院罚金及诉讼费的收取力度，其增长幅度令人瞠目。据福斯特称，仅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就有100亿美元待追讨的罚金及诉讼费。
009年，年届五十、孩子身患残疾的白人单身母亲肯迪?基尔曼（Kendy Killman）在俄克拉何马南部大学城诺曼市（Norman）一次莫名其妙的交通检查后，遭到涉毒轻罪指控。她被这件事纠缠了10多年。根据该州法律判定的900美元在几年之后翻了3倍还多：她因为无力支付而被拷上手铐拘留，而费用继续上涨。在这整个过程中，她没有犯过任何别的罪行，但一直生活在被捕的恐惧之中，艰难地勉强维持生活。
南卡罗来纳州的萨莎?达尔比（Sasha Darby）在列克星敦县（Lexington County）监狱蹲过一段时间后失去了她的孩子。她被控企图伤害罪（assault），起因是与室友发生口角。然而1年多后，她被再次关进监狱，因为付不起强加给她的诉讼费。26岁的她失去了工作和住所，最后还失去了腹中的胎儿，这一切只是因为她是一个付不起1000美元诉讼费的贫穷非裔单身母亲。在很多城镇地区和部分乡村地区，恰恰是有色人种大量受到法院这类敛财手段的影响。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刑事司法政策项目（Criminal Justice Policy Program）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取罚金及诉讼费现象普遍存在于过度监管（overpoliced）的黑人社区，这直接导致美国在监禁方面的巨大种族差异。
还记得菲兰多?卡斯蒂尔（Philando Castile）吗？他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St.Paul）的一次交通截停中被枪杀的视频，于2016年夏天的网络上疯传。他事先告诉警察，车上有他合法持有的枪支，然而这位警官（大陪审团后来拒绝指控他）几乎是立即连开数枪将他当场射杀，当时卡斯蒂尔的女友及其女儿还在车上。但卡斯蒂尔的困境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从19岁开始到32岁生命终结，卡斯蒂尔在路上被警察截停过46次，造成共计超过6000美元的罚金及诉讼费。他活着的时候始终没能摆脱这笔债，到死也没还清。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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