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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解码“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本书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紧紧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从“第二个结合”出发，以广博开阔的文明视野、深入浅出的文化阐释、系统严谨的逻辑思维，深入探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阐释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及其重大意义，论证了中华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展现了中华文脉和其他文明交流互动的深刻内涵，引导我们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更加自信、开放的态度面对不同文化，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2.溯源价值、融通古今中外，探寻中华文化深层内核，展现中华文化的力量
本书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与价值，直面现实，对比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异同，清理总结国内外对文化和文明问题的研究，紧扣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交流，以绵长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阐释中华文化，剖析了文化与文明的内在联系，探讨了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和作用，真实解答了我们在面对文化问题、时代困境时所遇到的种种疑惑，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华文化深层内核的理解，也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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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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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紧紧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的重要论述，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议题，从“两个结合”的基本问题与核心要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全面深入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及其重大意义、文化的力量等十个方面展开，深入阐释了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剖析了文化与文明的内在联系，并探讨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演变与影响。书中特别强调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书中丰富的创新性观点不仅能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根脉精髓，也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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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韩庆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原成员。曾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央组织部联系的高级专家。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出版学术专著《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哲学》《发展与代价》《社会层级结构理论》《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强国时代》《领悟思想的力量》9部，主编《哲学思维方式与领导工作方法》等图书3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9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重点项目“人的全面发展研究”“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等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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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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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基本问题与核心要义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两个结合” / 003
二、怎样理解“两个结合”的内涵及其实质 / 014
三、如何推进“两个结合” / 028
第二章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一、对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的思想解放 / 046
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的思想解放 / 050
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关系认识的思想解放 / 055
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认识的思想解放 / 058
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系认识的思想解放 / 062
六、对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关系认识的思想解放 / 064
七、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关系认识的思想解放 / 067
第三章 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 076
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 079
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 080
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 082
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 083
第四章 全面深入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及其重大意义
一、逻辑起点：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彰显出来 / 088
二、内在逻辑：新的文化生命体标识性概念出场的时代逻辑 / 091
三、核心要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丰富内涵 / 098
四、明体达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实践之用和理论之用 / 106
五、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 115
第五章 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西方文明难以破解当今世界的困局 / 120
二、中国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123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127
第六章 作为新的文化使命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在“第二个结合”的逻辑中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 133
二、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逻辑中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 136
三、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中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 139
第七章 从五个维度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哲学维度：主主平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 147
二、历史时间维度：生态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 152
三、历史空间维度：和合普惠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 157
四、经济社会发展维度：全要素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 160
五、根本制度维度：作为人本文明、民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 165
第八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西方逻辑与中国建构
一、道路多样：中国式现代化内蕴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 175
二、文明互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 181
三、民族特质：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质 / 189
四、为他人性：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性的群己关系中注重他者 / 196
五、国家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动力、平衡和治理相统一 / 199
六、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203
七、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 205
八、人类命运：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211
九、世界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 214
十、普惠哲学：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主主平等普惠的哲学 / 218
第九章 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
一、“两个结合”有其内在逻辑 / 227
二、“两个结合”力在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 / 231
三、“第二个结合”致力于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和党的文化领导权 / 241
第十章 文化的力量
一、文化表征人的存在方式 / 253
二、文化是社会存续和发展的基础 / 256
三、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 / 260
四、文化是国家的灵魂 / 263
五、文化是政党的精神旗帜 / 266
六、文化影响文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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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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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文化和文明问题研究的清理与总结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形成了一批重要理论成果。其研究视角之多元、内容之广博、数量之庞大前所未有。本书尝试从多角度出发，对国内外文化、文明、文明形态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进行清理、总结与学术评析。
一、国外文化和文明问题研究的学术清理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两个结合”
我国理论界曾对“两个结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可能的，原因在于二者在实践理性、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也有学者对“一致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正是这种被诠释出来的所谓“一致性”，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要是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事实上都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内容。在学术研究中，学术界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问题。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它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还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
为什么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汲取理论界已有研究成果，笔者以为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强调要注重结合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以指导实践的理论，是注重事物自身的内在联系、矛盾运动、发展过程且从中生长出的理论，注重结合，因而本质上它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摒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公式、标签、套语来剪裁任何事物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实质上属于外在反思型思维。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哲学变革，实质上就是摒弃用头脑臆想的人为联系代替事物自身的客观联系，创立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旧哲学如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往往用头脑臆想的人为联系代替事物自身的客观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毕生秉持的本心，就是要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赶出去。于是，他们秉本执要，首要关切的是确立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满意抽象的思维”给予评价，认为这种唯物主义能使人们看到历史领域的客观性，能透过被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种种假象，看到历史领域中事物自身的现实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质上就是摆脱主观臆想进而通达事物自身，力求呈现、确证事物自身存在之内在的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解释人的感性生活世界而生成的范畴，因为它超越了主观人为的臆想联系，揭示了人的感性生活世界本身的普遍联系。它表明，认识世界和分析事物，首要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
第二，《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宣言》问世，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在《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宣言》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是《宣言》反复强调的。列宁也郑重其事地指出：“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同理，这些原理的应用在中国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所以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宣言》的基本原理的运用所坚持的态度和方法。比如，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宣言》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和动摇。离开了这一条，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宣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对《宣言》中的有关论述，必须结合实际，不应当作教条主义理解。显然，《宣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最注重结合的。
第三，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当时，德国、法国、俄国的许多青年学者常对马克思的理论产生误读和误解。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就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对此，马克思理直气壮地声明：“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德国还有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宣扬非马克思主义，以至于马克思怫然不悦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针对德国一些青年学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套语、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而不再对其作进一步研究的倾向，马克思声明，如果这样做，并把这样做当作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c 。这表明，真理是有条件的，具有相对性，马克思坚决反对把现成的公式套到一切事物上去并剪裁各种事实的倾向，强调要从具体实际条件出发分析问题。
第四，不要把他们的世界观当作教义而应当作方法。恩格斯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理论。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又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坚决反对把他们的理论教条化，反对把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而认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
第五，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有不同“走法”。列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这体现在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谈到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时，列宁强调：“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表明，不同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各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多样化的现实原因，历史、文化、传统的异质性，是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多样性的深层根源。
“文化”和“文明”是一对直接相关的概念，研究文明，绕不开文化，研究文化，离不开文明。国外对文化和文明的研究较早，角度各异，观点异彩纷呈。
（一）文化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是人类学界第一个从现代意义上对“文化”概念作出界定的人。在泰勒看来，“文化”和“文明”是同义词，它们是一个复合整体，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
习惯。泰勒对“文化”概念的界定虽不同于后来大部分人所理解的“文化”概念，却为之后许多学者研究文化问题提供了方向，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在 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中的记载，20 世纪前 20 年，人类学界仅有 6 条关于文化的新定义。1920 —1951 年，文化研究进入高峰，美国人类学界突然间冒出了高达 164 种“文化”定义。克鲁伯和克拉克洪认为，这些“文化”定义大致可分为描述性定义、历史性定义、规范性定义、心理性定义、结构性定义和遗传性定义六种。
1952 年，克鲁伯和克拉克洪重新给文化下了定义，并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认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及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1985 年，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其著作《人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55 年，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ean Herskovits）在《文化人类学》中进一步提出，文化是一切人工创造的环境，也就是说，除了自然原生态之外，所有由人添加上去的东西都可称为文化。由此可以看出，赫斯科维茨所理解的文化已经具有了“人化”的意义，但他又扩大了人的主体性，使文化仿佛成了一个筐。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郝夫斯特（Hofstede）在赫斯科维茨的“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文化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Collective Mental Programming）。这种心理程序形成某一地区的人们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思考、感觉和行动的心理定式（mindset）。
总体来看，从泰勒最初对“文化”概念作出的界定，到 20 世纪末郝夫斯特对文化的理解，国外对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大部分国外学者都承认，文化是“人化”的结果，是人类活动外化的创造物，都认为文化具有总体性、习得性、适应性等特征。这为我们理解什
么是文化提供了启发。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两个结合”
我国理论界曾对“两个结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可能的，原因在于二者在实践理性、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也有学者对“一致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正是这种被诠释出来的所谓“一致性”，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要是指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事实上都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内容。在学术研究中，学术界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问题。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它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还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需要。
为什么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汲取理论界已有研究成果，笔者以为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强调要注重结合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以指导实践的理论，是注重事物自身的内在联系、矛盾运动、发展过程且从中生长出的理论，注重结合，因而本质上它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摒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公式、标签、套语来剪裁任何事物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实质上属于外在反思型思维。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哲学变革，实质上就是摒弃用头脑臆想的人为联系代替事物自身的客观联系，创立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旧哲学如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往往用头脑臆想的人为联系代替事物自身的客观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毕生秉持的本心，就是要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赶出去。于是，他们秉本执要，首要关切的是确立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满意抽象的思维”给予评价，认为这种唯物主义能使人们看到历史领域的客观性，能透过被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种种假象，看到历史领域中事物自身的现实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质上就是摆脱主观臆想进而通达事物自身，力求呈现、确证事物自身存在之内在的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解释人的感性生活世界而生成的范畴，因为它超越了主观人为的臆想联系，揭示了人的感性生活世界本身的普遍联系。它表明，认识世界和分析事物，首要应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
第二，《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宣言》问世，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在《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宣言》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因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是《宣言》反复强调的。列宁也郑重其事地指出：“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同理，这些原理的应用在中国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所以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宣言》的基本原理的运用所坚持的态度和方法。比如，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宣言》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和动摇。离开了这一条，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宣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对《宣言》中的有关论述，必须结合实际，不应当作教条主义理解。显然，《宣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最注重结合的。
第三，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当时，德国、法国、俄国的许多青年学者常对马克思的理论产生误读和误解。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就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对此，马克思理直气壮地声明：“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德国还有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宣扬非马克思主义，以至于马克思怫然不悦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针对德国一些青年学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套语、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而不再对其作进一步研究的倾向，马克思声明，如果这样做，并把这样做当作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c 。这表明，真理是有条件的，具有相对性，马克思坚决反对把现成的公式套到一切事物上去并剪裁各种事实的倾向，强调要从具体实际条件出发分析问题。
第四，不要把他们的世界观当作教义而应当作方法。恩格斯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理论。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又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坚决反对把他们的理论教条化，反对把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而认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
第五，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有不同“走法”。列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这体现在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谈到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时，列宁强调：“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表明，不同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各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多样化的现实原因，历史、文化、传统的异质性，是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多样性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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