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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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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精选文本，重新认知蔡元培在近代思想史上中地位和贡献，进而观照现有近代思想史的若干反思和质疑。在蔡元培力主中西文化融合的主张及活动中，认知他对古今中西文化应采取兼收并蓄、择善从之的态度，力挽当时中国文化势弱之狂澜的不竭努力。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及坚守中，促成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此外，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对北大学风建设及当时全国的教育和德育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回溯蔡元培关于中西文化争论和融合发展的观点，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繁荣复兴及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历史借鉴，同时，其治校理论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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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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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编选的《文化融合与人文教养：蔡元培文选》，精选蔡元培生平作品中有关中西文化、中国教育及人的修养问题的文章，分“论中西文化”篇——《世界观与人生观》《华法教育会之意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等，“论教育”篇——《学堂教科论》《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教育之对待的发展》《教育独立议》《中国教育的发展》等；“论立德修身”篇——《中学修身教科书》《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等。在回望中国进入现代后面临的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中，能从蔡元培的主张里寻见当下中华文化复兴及“走出去”的启示；在蔡元培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中能攫得缓解当下教育困境的出口；从蔡元培上承中国古代思想同时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的修身思想中，能找见社会急速进步中出现的道德伦理问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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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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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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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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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001《蔡元培文选》新版序
001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蔡元培(代序) 张汝伦
论中西文化
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
世界观与人生观
《学风》杂志发刊词
华法教育会之意趣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哲学与科学
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
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
中国的文艺中兴
——在比利时沙洛王劳工大学演说词
在康德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会上致词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孔子之精神生活
《人与地》序
论教育
学堂教科论
中国伦理学史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的演说词
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
《国民杂志》序
教育之对待的发展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讲词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教育独立议
中国教育的发展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俞理初先生年谱》跋
论立德修身
中学修身教科书
华工学校讲义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
以美育代宗教说
——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
北大进德会旨趣书
科学之修养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修养会演说词
在卜技利中国学生会演说词
美育
美育与人生
复兴民族与学生
——在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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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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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文选》新版序
这部《蔡元培文选》最初出版于1996年，最初的书名是《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2012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又以《蔡元培文选》为书名出了第二版，现在第三版即将付梓。第三版把这部文集原来的文章根据主题作了重新编排，同时书名也改为《文化融合与人文教养——蔡元培文选》。
之所以要重新编排和改书名，是为了突出蔡元培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①。中国进入现代后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与挑战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及它们的关系。应该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今天也没有真正解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尖锐。人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还是习惯选边站，都是肯定一方而基本否定另一方，都是执一而不是执中的态度。蔡元培则不然。他认为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不能采取简单的肯定一方和否定另一方的极端态度，那样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妨碍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论中西文化”这一部分的文章，就反映他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立场。
在他看来，现代中国文化应该是融合了中西两种文化之精华又有所创新的文化:“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的善，怎样是人类公认的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①可惜这种明智通达的态度即使在今天也不多见。文明互鉴是要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共生共荣。文明之善起源的特殊性并不排斥其价值的普遍性。善与恶本身就是两个普遍性概念。特殊的善与特殊的恶都无意义(nonsense)。蔡元培在谈论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时，从不强调它们的特殊性，而总是强调它们的普遍意义。只有特殊意义(局限于时间空间)而没有丝毫普遍意义的东西，是不值得别人借鉴的。熟悉传统文化的蔡元培始终对西方文化持积极正面的态度，他始终相信，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只有从世界文明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将我国文明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中国文明不等于世界文明，它与任何特殊文明(如西洋文明)一样，有其局限与不足，这就使得对异域文明保持积极的开放态度成为发展中国文明的必要条件。他自己在这方面身体力行，给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榜样。
今天的中国早已从蔡元培在世时的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负的国家，发展成了繁荣昌盛的世界强国，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自己无法克服的有限性，存在着许多短板，仍然需要对其他文明和文化保持积极的开放态度，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发展。只有文明互鉴，真心开放，而不是妄自尊大，将一切异域文化视为异己加以排除，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蔡元培虽然生活在国家危亡的时代，却坚定地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会复兴;但中华民族复兴后不是与其他民族为敌，而是与其他民族一起发展进步:“中国文艺中兴完成后，中国复兴后，不独无害于欧洲，而且可与欧洲互相辅助，和尽力赞助国际事业，为人类谋最大幸福。”
蔡元培是公认的中国现代伟大教育家，他留下了大量关于教育的论文和文章，是中国现代教育思想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且具有越来越清晰的当代意义。“论教育”这一单元的文章集中表达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一言以蔽之，曰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教育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最初是作为人自我完善和提高的制度化手段出现的，也就是说，教育在一开始，无不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是人各种德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学以成人，不受教育人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教育养成的。孔子明确提出“君子不器”的思想，要求受教育者不能为了某种特殊目的来塑造自己。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奠基者之一蔡元培先生继承了这个传统，并结合西方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明确提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①这个基本的教育理念也是他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大学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培训机构，而应是教师和学生通过教学和研究，以培养和谐的个性与人性的自发性为目的的一个组织。受过学院教育的人有朝一日也可以去追求他的职业，但关键是人必须首先全面和谐地培养他的人格和个性。
这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是中西古典教育的正宗，中国的传统教育之外，西方的古典教育基本就是人文教育，文艺复兴更是推动了人文教育的发展。但是，近代以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到经济因素的支配。作为一种现代世界的创制，大学必须服从经济发展和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需要要求高等教育以市场需要为导向，高考指挥棒实际是市场指挥棒。它要求学生以热销产品的要求来规划自己的学习，教师也自觉地以市场需要来教。教与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谋生吃饭。以成己成物为导向的人文教育，一蹶不振，江河日下。蔡元培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能看到现代教育的功利趋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他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
蔡元培并不反对实利主义的教育，但实利主义不是教育的根本
目的，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所谓健全人格，分为德育、体育、知育、美育四项。换言之，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意思亦相契合的。都能自由平等，都能博爱互助，共和精神亦发展了。”②健全人格和共和精神早已被今天的教育忘得干干净净。今天的普通教育以考入名牌大学为唯一目的，而高等教育则以就业(稳固的职业和丰厚收入)为根本原则。家长和孩子都不把自己当人，而只是当成器。健全人格是谈不上了。这样的教育，其实不是教育，而只是职业养成所，培养出来的只是冷漠无情的技术人员或专家，对人类根本前途与命运丝毫不挂心，不可能“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只是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人文主义的教育，着眼于人本身人格和能力的培养，乃今日之世界所必需。蔡元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提出距今已有百年，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看到当代教育的具体问题，但其提出的原则和理想，对于我们反思当代教育的种种弊病与救治之道，仍然具有指导性意义。
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把受教育者人格的培养和养成作为根本目的。中国传统教育“一方面是强调道德义务，另一方面是培养人们种种善良正直的习性。这就是:为做一个良好的人而进行道德教育，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而进行社会教育。这两种思想互相融汇，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①尽管蔡元培接受了许多西方的教育理念，但上述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始终是他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德育、体育、知育和美育根本目的是“树人”。他看到，现代教育的设置中自我教育，即中国传统教育中重要的一环“修身”，是付诸阙如的。而这恰恰是蔡元培极为重视者。他在德国留学期间(1912年)还专门编了一部《中学修身教科书》。本文选第三部分“论立德修身”便集中了他这方面的文章。对于古人来说。“修身”乃成德的功夫，是成己成物的关键。修身亦即人自身的修养，即待人接物之道。蔡元培的修身思想虽然上承中国古代思想家，但也“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①。他始终认为教育不应该只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也应该是学生道德的培养。“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②与古人相比，蔡元培的修身理论系统、完备，既包括人行为的一切方面，也包括修身涉及的基本理论范畴。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在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修身早已在现代教育中消身匿迹，但这也正揭示了现代教育的根本问题，人的完善和实践行为，早已不是教育关心的问题，这是当今教育的一个重大缺失。蔡元培曾举现代考试制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为争名次之高下、分数之多寡，使同情心日减，嫉妒心大增。同学之间，不肯相互研究。竟有得一参考书籍，秘不告人，以为惟我独知，可以夺得第一，可笑之至。”③但这种可笑之至的排名做法，不是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吗? 只有量化竞争，没有德的讲求，现代教育对人性和人道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呢? 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修身还不会被人们纳入现代教育体系中，但现代教育中有关学生心志品行方面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不正说明蔡元培有关修身教育的思想切中时弊吗?
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
(一九○一年四月十九日)
今日为学社开学之日，我所演说者，即是表明学社命名之义及一切课程之关系。学社品格，当属于通俗语所谓学堂一类。学堂本吴中学塾之通名，而近则以为分班教授诸院塾之大别名，盖分班教授法，始于上海西人之学塾，故从吴语而他处借以为分别文耳。
学塾繁多，不可具数，今最著者，为学官、书院、学堂三大支。学官最古周制，与西人同，其后流为史官素餐之地，于是矫之以书院。自宋以来，颇持清议，其后又流而师生牟利之地，于是矫之以学堂。然而学官如故，书院如故，则我国恋旧之习太深也。因旧属之颓败，而改造者不尽撤蠹蚀之料，则蠹必传。因旧肆之折阅，而改为者不尽去舞弊之人，则弊愈广。夫是以书院之起，非不与学官竞争，不久而与之俱化。今学堂之起，其将竞而存与，抑亦与之化与? 是无他责，责主持学堂者而已。
夫主持学堂者之宗旨，恒见于其所系之专名。善乎许秋帆先生之设学堂也，名之以崇实。孔子言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也。齐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无实也。彼夫学官、书院之弊，岂非师不师，弟不弟，教非教，学非学，以致此与? 善乎先生之言崇实也。先生之学堂以绌费中止，而诸弟子持先生之宗旨不变，相与立学社于此，以学会之体，举学堂之实，复延先生而教授焉，顾谦其名曰方言。
方言者，语言文字之学耳，而影响于我国者甚大。譬之家也，其祖宗之世，治生计，驯伦理，教诲子女，防御盗贼，皆中律令，其家之职业日兴，名誉日盛，乃记其已行之事以为法，记其所发明之理以为训，以传之子孙。子孙之不肖者，易大功同财之制，为族长专利之私，利族人之愚弱以自便也。取所谓家法、家训者一切摧烧之，凌虐刻剥，为所欲为，乃者既以族人之公愤而逐之矣。后之继起为族长者，曰:其专利是也，其所以行之之术未善，吾将委曲以达其志。于是集族之可以道古者而噢咻之，使出祖宗法训于遗烬之中，而窜补傅会，以铸成族长专利之范围，亦世相传，用为衣钵。族之椎鲁者，无论其稍有才智，足窥见阴谋者，啖以利，不从，啖以名，不从，则胁之以死，务使一族之人，咸局脊于其范围之中而不悟，曰:吾祖宗之法若训，固如此也。是以有觊觎族长之大盗，而必无讨论公益之罪言，各图其所能焉，而不以一族之盛衰为意，积馁积愚，积私积惰，积贫积弱，并族长所专之利，亦将无所出。而东西诸邻乃烂然，职业日隆，名誉日盛，如吾祖宗时。其内容之余，辄为吾族所需要，而一操一纵，足以制吾族之死命;其知虑强权，又足以凌驾吾族而有余，而又以吾族不肖之为大有害于风俗，而以夺易之为己任;则吾族之资产安得不出卖，而子侄安得不为所佣奴乎? 然而吾祖宗之时，固不如是，则吾亦图复吾祖宗之所行而已。虽然，徒记本草之文者，不可以采药;仅读天官之志者，不能以名星;传闻者难为详，目见者易以悟也。是以春秋著三世之异辞，孙卿法后王之粲。然欲复吾祖宗之法训，其必取资东西邻矣。
虽然，东西邻者，言语不通，文字不同，吾欲叩其所以而不得，则语言文字之学，其锁匙也。彼泰西传教之士来我国者，无不学官话，其来各府州县者，甚且学方言，以彼之自信所得而欲传于人者，尚不惮为此，况吾之取资于彼者乎? 学社所以有英国语言文字学。语言文字，不能无所附丽，有丽于酬应者，有丽于学理者。必通西国文字，而后及普通学。然则亦必通我国文字而后明理义乎? 此必无之理也。学社是以有西国普通学，如算术、格致之类是也。然则习西文，通西学，将使学者一切如西人而后已乎? 曰:果如是，仍无益于我国。何则? 国体、地势、风俗习惯不能无异同也。是故如我国探理之学，由六经、诸子以推于名臣硕儒论议语录之属，抉择而演绎之，而后证之以西国理论，则无方凿圆枘之患。而我国探迹之学，由现行事例以追溯国初掌故，与夫历代制度之沿革，事变之孳乳，知其流弊之所由，而后矫之以西国政治，则无胶柱鼓瑟之患。而我国修辞之学，于百物之定名，文白之成法，篇章之熔截，有以达意叙事，使观听者无所眩，而后持以译西国之书，则无节书燕说之患。三者，吾国旧学之菁英也，学社是以有经史辞章之学。戊戌大学堂章程，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以语言文字为门径，不以语言文字为极功。学社宗旨犹是也，曰方言者，谦词焉耳。
吾闻学校之事，与国宪之变迁有关系。国宪三变:曰专制，于春秋为据乱世;曰立宪，为升平世;曰共和，为太平世。学校亦然。专制体为学堂，为初学导门径者也。其总理谙于学问之事，管理之法，延访教习，进退学生，皆符公理则效，否则脂聿敷衍，为学官、书院之附庸而已。共和体为学会，为成学结团体者也。其会友皆有确实坚忍之气，相借相长，以求进步则效，否则剽窃时论，苟以哗众榜名，则亦征逐嬉游之变相而已。若乃立宪体，则以学会之体，举学堂之实，议事取公论，治事有专责，既不阏自由之权，又不为无法之形，舍短取长，殆无遗憾。论者谓今世界政体，惟立宪最宜，吾于学校亦云。
顾甲午以来，吾国学校，颇见改革之象，而所举者专制为多。立宪体则自京师通艺学堂外，无闻焉。迩者，武进刘君、镇海郑君、茶陵谭君、嵊袁君创立方言学社于浙江省会，延丹徒许先生秋帆为教习，四君者率诸弟子而受业焉。复公举谭先生建侯为总理，而刘君、郑君、<袁君>、<谭君>复各膺社长、理事之举。学社之事，弟子年十五以上，皆得参议，盖纯乎立宪体者。开学之日，同志毕集，演说者□人，致颂辞者□人，咸以及时厉学保权任事为勖，咸无背宗旨。乌呼，我国苦专制久矣，诚以诸君宗旨之正而引而申之，扩而充之，以灌输立宪思想于国民之脑中，则政体改革之机，必有影响于是者。敢记之以为息壤。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
山阴蔡元培记
据蔡元培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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