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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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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以《周官》为基础文献，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学术著作。书中围绕《周官》的考订、疆域国家的研究、周朝的制度等方面展开讨论，重新审视了东亚早期的疆域和中华文明的源头。首开先河，完整恢复《周官》原貌。本书剥离《周官》中历代窜入的注文，首次完整复原这部经典的原始面貌，溯清《周官》的出身、特点、历史位置，给予《周官》客观评价，是对《周官》研究的重大突破。深入解析周制，展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细节。本书透彻描述了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周制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三代文明的诸多细节，例如王藉与王籍的区别、万民非庶民、周无五等诸侯制等。在考镜源流的史学基础方法上，开《周官》研究新进路。本书不仅运用“以他经解此经”的方法来考镜源流；并“以经注史”来复原和解析《周官》、周制；还通过考古发掘材料与文献交互论证，来辨别真伪；更引入了制度史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即法学的规范分析方法，来整合和阐发史料与文本。论述周圆，逻辑严密，表达流畅。书中全面而系统的框架论述，使得复杂的历史问题变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打开探索中国历史源头的新窗口。通过深入研究《周官》与周制，本书系统、翔实地揭示了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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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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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以《周官》为基础文献，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学术著作。通过剥离窜入的注文，首次完整呈现《周官》职文的原貌，溯清《周官》的出身、特点、历史位置，给予《周官》客观评价。同时，结合考古资料，对先秦时期东亚疆域国家的发展变迁及其制度规范进行了考订，并系统、深入地描述了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周制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诸多细节。本书的研究成果，不仅挑战了传统关于《周官》的误解，更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东亚早期的疆域与华夏文明的起源，为中国历史的源头部分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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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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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江，出版专著《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清代的合同》《近代中国的法律与学术》，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影印本、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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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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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编：“第六经”之谜
——《周官》复原
第一章 经文与注文
第二章 《周官》出身辨
第三章 《周官》评价
上编 疆域国家
第四章 虞人与史前疆域国家
第五章 封国与中小型疆域国家
第六章 附庸与兆域
第七章 仆、庸与裔民
——兼论混淆附庸的身份
第八章 王畿（上）：王畿非王土辨
第九章 王畿（下）：周天子的疆域
下编 周制
第十章 中央官制（上）：官等
第十一章 中央官制（中）：公卿
第十二章 中央官制（下）：大夫
第十三章 乡遂与都鄙（上）：遂制
第十四章 乡遂与都鄙（中）：县制
第十五章 乡遂与都鄙（下）：州制
第十六章 庶民（一）：民本思想
第十七章 庶民（二）：籍田制
——兼论籍田非藉田
第十八章 庶民（三）：赋役
结语：“七十子丧大义乖”
参考书目
全书图表名
附录：《周官》职文复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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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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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一书的前言，作者俞江阐述了研究周代历史与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周史的清晰对于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态与特征至关重要。文章深入探讨了“疆域国家”的概念，分析了“疆”与“域”在古代中国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与国家制度和鬼神信仰相结合。作者还讨论了“制度”一词的多重含义，以及它在周代社会中的作用。
——编者按
周制解码：《周官》与中国古代疆域国家（前言）
主旨与脉络
我们研究周史与周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抱着自审与自新的决心。
周史已亡，人物、事件俱成传说。近代以来，考古学昌明，又从地下挖出一些。然而，把这些加起来，对于全部的周史来说，仍像是碎缕之于衣裳，让人不禁废叹。周史不明，则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态与特征俱不明。世人喜说文明复兴，原型不明，何来复兴?! 又不止于此，周史不明，读《左传》 就有隔膜。《左传》有隔膜，虽然殚精竭虑，春秋战国史终不明。春秋战国是华夏文明的大转型时期，春秋战国史不明，则理解此次转向必有窒碍。
人类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形的器物、建筑等物质世界，另一部分是无形的制度等精神世界。无形的又何止是制度。观念、德性、美感、意境，凡能够定义人的属性和人类社会，往往是无形的。但凡是有形的，不过是人的创造物或生产物，为人所定义，而不能定
义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形的，人文社科却要同时研究有形与无形，而且无形的往往更重要。 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加于人文社科，是自然科学家的狂妄。把自然科学的评价方式用到人文社科，是人文社科的沉沦。
制度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均致力于通过制度来解释世界。制度既是人创造的，又反向规定人，所以，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制度还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系统性，二是稳定性。一种制度形成之后，可以数百上千年稳定运行。同时，一种制度绝不孤立，而是与其他制度组成系统，在系统中相互牵制，不允许轻易变化。一旦变化，又会引发其他制度随之改变，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转型、巨变、崩溃或重新平衡。制度的系统性，使制度史具有整全的性质。制度史之于历史就像恐龙的骨架化石。 若恐龙的血肉已无存，能得到整全的骨架，岂非幸事。制度的稳定性，则使其可以记录，可以执行，可以复述，可以科学研究。利用这个特征，只要有可靠的文献，不但可以辨别史之真伪，还可以顺藤摸瓜，恢复一个时代的制度全貌。
话虽如此，难就难在什么是“可靠的文献”。顺藤固然可以摸到瓜，却要知道藤在哪里。 若藤已不存，瓜也遥不可及。 幸好中国是历史文献的大国，有一部专门记录周制的书保留下来，这就是《周官经》（简称《周官》，俗称《周礼》）。《周官》 是“六经”之一，而且是“六经”中唯一的古文经（不算伪古文《尚书》）。古文经是西汉时期陆续发现的先秦文献，以《周官》为本，以《左传》和《尔雅》 为两翼。它们与今文经的区别，只在于今文经在西汉时尚有经师讲说，而古文经已失师说。 西汉以下两千余年，很多学者知道《周官》的重要，但有更多人不承认，这是莫大的遗憾。 知道它重要的学者，误以为今本《周官》就是入室管钥，不知道真正的钥匙封存于其中，这是更大的遗憾。
本书的任务分两步：第一步，把封存的钥匙取出来；第二步，找到锁孔，把钥匙放进去。 全书分为三编:1.序编；2.上编；3.下编。
序编专讲如何打破今本《周官》，把封存的钥匙找出来，所以它的副标题叫“《周官》复原”。全书还有一篇附录，题为《〈周官〉职文复原》。看名字就知道附录原是序编的一部分，为了查阅方便才放在末尾。我在书中会解释它的用途，阅读本书离不开它，请读者随
时查对。
上编的标题叫“疆域国家”。“疆域”一词不是随便用的，它呈现了古人对国家的理解角度，下文再详。 这里要说的是，疆域看上去好像归属于历史地理专业，怎么会成为本书的中心问题呢? 原因很简单，国家就是制度的集合体，所有的国家问题都离不开从制度方面解锁。一个国家的疆域，首先要看它的国境线，而国境线就是制度。其次要看国内的各种政治实体，而政治实体仍然无非是制度。搞不清这些制度，就无法定性各种疆界与区域。 定性尚且不准，这个国家的政治地理也不可得。我很喜欢老派史家常用的“名物制度”一词，四个字道尽了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遗憾的是，在一些人眼中，名物是名物，制度是制度，史学割裂成两个截然不相关的门类，一是名物考订，二是制度梳理。 学者们可以各据一门，老死不相往来。这在当今尤其突出。然而，任何东西只要进入人眼所及的范围，就不再是自然物，而且不可避免地被人类重新定义，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进一步，它一旦进入国家的视野，就不可避免地被国家重新定义，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所有的自然物都被规定，甚至名字也是制度赋予的。鉴于此，我想大胆地说：山川名物，无非制度。
下编的标题叫“周制”。该编主要讨论王国的制度，诸如官制、城邑、万民等。从《周官》中得到的信息，已足以把周制从遮蔽和孤立状态中解救出来。这是因为，认识一个时代的制度，最好的方式是利用具有系统性的法典，而《周官》正是一部近似法典的文献。迄
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尚未发现周的法律简牍，估计永远也不会发现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对于商制研究是有效的。 因为没有商制的传世文献，更别说法典，研究商制只有依靠出土物。对于周制研究却不适用。《周官》的传世，使得周制研究必须以它为主心骨，考古资料只能处于辅助地位。说《周官》 是解锁周制的唯一钥匙，丝毫不为过。但需申明的是，《周官》 仅仅记载了官制，不及其他。先贤虽尊其为“周礼”，那只是想突出它在群经中的重要性。周制的范围非常广，比如与器物有关的制度，凡宫殿、玉器、兵器、车
马、符节、墓葬等，在《周官》 中虽有记载，但细节不详，对它们的研究，文献与出土实物具有同等重要性。又需指出，器物制度依附于国家制度，尤其依附于等级制与礼制，犹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言之，器物制度只是等级制和礼制的一部分，就像
枝叶是树干的一部分，若以为器物制度可以代替国家制度，无异于本末倒置。
疆域国家
疆域，是上古中国的特有概念，类似今天的国家领土。
疆
疆，泛指人工设置的各种边界，通常采用封、沟、树等办法。封是堆垒大型土堆，沟是人工挖掘界沟，封和沟结合称为“沟封”，通常用于国界或城池。树是立界石，又称树石。 沟和树结合称为“沟树”，用于较小的地域单元，如邻里、县鄙等。古人称周王的国土为王畿。畿是面积方千里的简称，也指国家的形体。但没有边界不成形体，《大司徒职》说“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表示王畿是疆界围出来的。封疆树界的王官叫封人，他不但负责在王国边境上设置疆界，还负责为诸侯国、城池等设立疆界。也就是说，疆界不只在王国的边境线上，而是密布于王畿内外。实际上，凡是人工的建筑物，如城郭、宫殿、坟墓、田亩、道途等，皆有疆界。 又凡是自然的地理地形，如原野、沼泽、山陵、河川等，也有疆界。周王命令官吏把订立疆界的事情办妥，叫“体国经野”。《周官》 现存五篇《叙官》，开篇都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可见体国经野是建立王国的首要任务。
体国经野是浩大的土木工程，这一工程完成之后，全国分出不同的地域层级。比如，最低层级的邑坐落在四井之中，井田是邑的次级单元。又如，最高层级是王都，周边方百里以内的城邑，均设为王都的附属单元。在每一层级中又分割出不同的地域单元，每个单元都被冠名，同时定义它们的用途，不但人工筑造的城池、宫殿、道路等如此，自然资源也不例外。 河流的某段用于灌溉，某段用于渔猎；森林，或用于狩猎，或用于伐采；山脉，或用于采矿，或用于祭祀，或用于设险防御等。国土的每一部分都被规划，再分界，再根据实际情况定义用途，以便随时利用。体国经野并不仅仅是设置一条条界线，而是规划与定义全部国土。古中国以农为本，土地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既然每一份土地都被定义，可以想象，与这些土地捆绑在一起的人也被定义。随着进一步开疆拓土，不断纳入的土地和人口又按相同办法规划与定义。“疆域国家”的第一层含义，指国家自建立之初就成了规划和定义的结果。在王国中，没有一块土地是自然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土地和人都是资源。 疆界设立妥当之后，才把围出来的各种地域画在地图上，标注名称，这种地图叫做“土地之图”。 疆界和地图完成之后，国家就算造好了。在此意义上，疆域国家是统一规划和整体筑造的结果。
本文深入探讨了《周官》一书在中国古代经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围绕其真伪和地位的长期争议。作者首先指出，《周官》的真伪问题是讨论其地位的前提。通过《〈周官〉职文复原》的研究，作者认为真伪之争可以告一段落。文章接着对经籍的价值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并提出《周官》应列为六经中的第四位。
——编者按
《周官》评价：真伪之争与经籍地位的再审视
《周官》一书向来有两大争议，一是真伪，二是地位。真伪不明，不足以讨论其地位，故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现在用《〈周官〉职文复原》呈现其经注关系，真伪之争，可以歇矣! 而此书的地位及其价值，牵扯仍多。不揣鄙陋，就教于方家。
“群经源本”
按照汉晋士大夫旧说，《周官》一直位列“六经”之一。且不论《艺文志》的排序，《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位列首位。再加孔壁所得古文，从此古文经学有了依凭。朝廷立《周官》《左氏春秋》博士，为古文经学正名。到此时，未闻名为“乐经”的经籍传世，也未闻立有“乐经”博士。最多有《乐记》，所谓《乐记》，是按《周官》所载的大司乐及其属官的诸篇职文编写。我疑就是《周官传》的一部分。 “乐经”为六经之说，不过是今文经师抵制《周官》的手段。
山东诸儒多从游于河间献王，这是儒学在山东复兴的一支源头。自刘德献书，《周官》分出两个版本，一藏秘府，是古文原本，也即司马迁、王莽、刘向、刘歆等人看到的，姑且称为秘府本 秘府本肯定有传抄本，但这个抄本系列在东汉时已亡。二是献王自留了抄本，姑且称为献王抄本。献王抄本在山东诸儒间传抄，添加注疏，形成独立的版本系列。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征天下通《周官》等经之人，前后至者以千数。其中专研《周官》的经师此前见不到秘府本，只能研习献王抄本。由此可知，献王抄本在民间流传，有经师精研，仅凭秘府本不能独擅其学。入东汉，秘府本和献王抄本的原版俱毁，只有某种源自献王抄本的俗本流传下来，也就是今本《周官》的祖本。
秘府本和献王抄本相当于《周官》加上原注和纂者注。有种说法，太史迁见到的《周官》只剩《大司乐职》。其实，武帝封禅，群臣不懂望祀之仪，找《周官》来研究。太史迁在《封禅书》中略引《周官》的文字，这些文字取材于《春官》，并非出自《大司乐职》。《春官》
载有望祀的职文，主要是《大宗伯职》 《小宗伯职》 《大祝职》 《男巫职》等四篇。同时，从今本《周官》中校出的注文，出身各不同，或有纂者注，或有《周官传》。这些注文在汉初是否已窜为职文，无法一一考订。但汉初群臣能看到它们，是可以肯定的，从中也能获得不少望祀的信息。总之，结合《周官》及其注文，约略可推知望祀礼。太史迁说汉儒据《周官》定封禅礼，不算夸大。元始五年（公元5年），西汉创立“九命之锡”制度，俗称“九锡”。 九锡以《大宗伯职》“九仪之命”为原型。此时《周官》已成显学，位列“六经”之一，又称“六艺”，立有博士官。王莽和曹操各自篡位之前，皆加九锡。后世提到九锡，就会想到两位著名的篡臣，《周官》的名声跟着坏了。其实，元始五年距新建国尚有三年，王莽篡位之迹未显，仍是公认的学术权威和有德之士，借《周官》为篡逆的大旗，说明《周官》是当时公认的经籍，有资格充当这杆大旗。若此书有伪造嫌疑，王莽岂非自找麻烦?! 总之，司马迁、王莽、刘向、歆等人看到的秘府本，除了《冬官》亡佚外，基本保留了原本的状态，只是职文原注和纂者注在西汉时已不能与经文区别，然而不伤大雅。
莽新以后，就有篡改经书的传言，为《周官》增添了一层疑云。所谓篡改文字不过是西汉经师留在经文中的注文。到了东汉，整理者不辨，将这些注文抄成了经文，并非东汉经师有意作伪。问题是，后世大大低估了两汉之际的文化断裂，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西汉与东汉之间的丧乱之日较短，可以视为一个朝代，则郑玄一系经师看到的《周官》必定与秘府本无异。事情可能复杂得多，秘府本及其抄本系列在东汉初年俱已毁尽，献王抄本的祖本也已不存，杜子春手中只有献王抄本的某个俗本，并无善本可资校订，又不能全文记诵《周官》，无法一一校出汉儒注文。从此，汉儒注文大量窜入《周官》，为非议留下了口实。
即便窜入了西汉经师的注文，自东汉、两晋至隋，《周官》仍是公认的“群经源本”，常列“五经”之一。如，东晋元帝太兴初年，置八经，《周官》列第五。刘宋置“十经”，《周官》列第五，在《仪礼》和《左传》之前。唐宋以降，去古愈远，对“经”的判断标准愈加宽泛，《周官》始终在经籍之中，不必细说。随着今古文的辩争在清代进入极盛，经学风气丕变。伪古文《尚书》辨明之后，古文经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与伪作相等 一些儒生站在理学的立场，对《周官》肆意诋毁。如万斯大的《周官辨非》，列举了五十条伪制，只凭一句话:圣人不会如此。意气用事，莫过于斯! 近代，又以成书年代为标准判断五经。常听学者以贬抑口吻说，今本《周易》 的成书年代已入战国，或者《左传》是战国文字，似乎成书年代晚至战国已不配称为经。若按这种标准，只有《诗经》、今文《尚书》中出在西周春秋时期的篇章或段落，才配称为经。
何谓“经”？
只有辨明什么书有资格称为“ 经”，才能真正理解《 周官》 的地位。
经，是汉晋士大夫定义的。中国的经，指那些最能再现或阐明三代文明的篇章。从再现的角度，当然是时间越早越好。《诗经》中的诗篇，代表三代文明的原貌，自然没有争议。 但从阐明的角度，却是越权威越好。 所以，汉晋经师把祖述周礼的《礼记》也定为经，把
解释周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公羊传》《穀梁传》等定为经。他们不知道记、传晚出吗? 当然知道。他们不知记、传之间多有抵牾吗?那也是常识。然而，经非史! 如果经必须符合今天史学的标准，只有《春秋》 是纯粹的史书，也就只有“一经”，不必谈“六经”。 实际
上，《春秋》 列在“六经” 中，也不因为是史，而是让“乱臣贼子惧”。大致说来，“文以载道”才是评判经的核心标准。今文《尚书》是公认的经，如果按今天的学科分类，它妥妥地算文学类，里面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只能当传说或故事看。 如果非要一一证明今文《尚书》中的故事是真实的，那就掉进了经史不分的陷阱。进一步，经是文化的概念，没有著作年代的限制。比如，贴上“今文”的标签，并不保证著作年代在春秋以前。“今文”仅仅代表西汉时尚有儒生能讲，有师说可传，至于原文写在西周春秋，还是写在战国，是不能保证的。《禹贡》是今文，但著作时间必定已入战国。《金縢》是今文，但它的后半部分添加于战国。难道要在今文《尚书》中再做一番经与“非经”的区别? 那是笑话! 反过来说，写于西周春秋时期的著述未必有资格称为经。比如，若有一部西周的兵书传下来，班固不会把它放在“六经”中，至多放在礼类的记、传中，就像《司马法》。再如，《山海经》《水经》都自称“经”，即使它们是西周时的著作，也永远不会属于“六经”或“十三经”。
从经的定义就知道，重要的是阐述者的权威性，而非成书年代或事件真实性。当然，成书年代最好在秦火以前，否则也降低了权威性。只要成书于先秦，权威性就取决于人，而非年代。比如，孔子晚于管仲，孟子晚于商鞅，《管子》和《商君书》中或多或少地保留了管、商二人之学，然而，就算里面每个字都是管、商二人所作，这两本书也绝不会因此称为经。 真正的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没有一部是独著，全部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论语》和《孟子》在汉晋时只在子部，不可称为经。或许有人认为，《语》《孟》《管》《商》等在子部只是目录学意义的分类。不然! 它们不能称为经，是因为个人著作毕竟带有一人或一派的创见，不一定忠实地反映了三代文明。也就是说，称为经的著作要保证忠实于三代文明。 或者说，唯有忠实于三代文明或旨在解释三代文明，才有资格跻身于经之中。同时，经是优中选优的结果，以经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知识精英群体共同创造与主导的。 它崇尚知识与智能，厌弃愚昧；崇尚明智与中道，拒绝极端。经的主旨是明理，这是汉语文化圈看待经的一贯态度。所谓载道，道是贯穿于文明中的规律性。以阐述道理为主旨，为世间树立模范，为后世立法度的著作，才可称为经。看待外来文化也是如此，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皆作如是解。
又需说明的是，汉晋士族子弟研读诸经是为了恢复旧制，也可以说是为了复兴三代文明。 翻看正史，《史记》以下直至新旧《唐书》，记载大夫士援引《周官》以创建、改造或增删制度的实例，目不暇接。唐以前的士族，无需为考取功名去作“八股文”，有见识、有能力者迟早要出仕，学习经籍是为了在出仕之后能引经据典，匡正政事，订定本朝体制。这一时期的经，与本朝大政方针是同义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宋以后，科举兴盛，平民由科举入仕，经籍看似捧得更高，其实已沦为田舍郎获取富贵的敲门砖，经籍中的道理渐渐视为陈词滥调，地位有所下降。不过，王安石尚能依托《周官》为改革大旗，可见经在北宋士大夫中还有极大的号召力。元朝，人们经历了杀人如麻的暴政，庆幸苟全性命于乱世，对经籍所载的王道深感绝望，经籍几乎变为废纸。 明朝恢复华夏，士大夫尚能议政，又稍稍重视。至清入主，忌讳深刻，兴文字狱，株连以万数，秦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从此，读书人寻章摘句，以记诵为能事。经籍的地位再变，从引领改革的政治纲领，变为名物考据家的依据，古文经学几乎成了小学的代名词。用成书年代判断经籍的地位，此时也已显出端倪。兼之元、明、清三代，皇权专制变本加厉，有骨气之人尽遭屠戮。屠余之人心生畏惧，于是不敢务实，转而向内用力，渐渐以蹈虚为己任，发明出各种精致的心性之学，尽讲空疏的道德，拘束人
心有余，挽救糜烂则不足。发展到最后是自我欺骗，以为凭道德文章就能救世，进而相互比赛谁的调门更高。像万斯大的《周官辨非》，满嘴圣人如何，就是此类代表。现在看来，都不过是些争宠的心机，只能诛心、杀人与误国。近代说它们是“伪道学”，不可谓毫无道理! 至清覆亡，经籍的地位再一变，不再是改制的依据，不再有潜心经籍的读书人群体，从此经籍与故纸无异。既如此，如果我说今人已经丧失了评判经的资格，恐怕不会有人异议吧? 那么，经籍的地位，何妨存旧制，维持汉晋士大夫之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六经”之中是否还有地位高低之别? 当然有! 一言蔽之，“六经”的地位以出身为标准，出身越高，地位越高。具体说来，以出自周王室或王官为上，姬、姜等旧侯国次之，再往下则不入流。西周时期，王室的文化成果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周王
的礼乐是最精致和优雅的，王制是最完备先进的。这里用的“最”，都是相对于诸侯、诸臣与四方而言，在当时是不争的事实，不承认就不必谈上古史。因此，《周官》在经籍中的地位与《诗》《书》《易》并列，这四经集中反映周王室的文化与制度。若比喻成一个人，《书》
《易》是思考和决策的大脑，《诗》是说话的嘴，《周官》则是骨架躯干。若要系统了解三代的制度，又以《周官》为唯一门径，绝无他途。唐以前士大夫重视制度改良，把《周官》奉为“群经源本”，毫无过誉。四部之外，《仪礼》可比人的衣冠服饰，可惜士礼的等级较低。《春秋》可比人的血肉肌肤，可惜是侯国史书。
“六经”的合理排序是:1.《诗经》；2.《尚书》；3.《周易》；4.《周官》；5.《仪礼》；6.《春秋》。
——选自俞江《〈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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