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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谱主长期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发起并筹组中华图书馆协会，引领民国图书馆界开展各项业务，《长编》详实呈现了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基的恢宏历程。
二、谱主参与过故宫文物清点、筹组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博物馆协会、见证故宫文物南迁，《长编》保存了我国现代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珍贵史料。
三、谱主一生勤苦于调查《永乐大典》在美、英、法、德等国的卷册保存情况，《长编》生动记述了这样一位图书馆学者对保存祖国典籍的毕生追求。
四、谱主作为平馆善本南迁及运美事件的主要筹划者和实施者之一，《长编》中很多篇幅从诸多细节还原了善本装箱南迁及运美的复杂过程，可作为史料补充。
五、《长编》辑录了谱主与伯希和、钢和泰、斯文·赫定、恒慕义、费正清等欧美汉学家的通信，读者能更好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欧美汉学史发展脉络。
六、谱主非常重视敦煌卷子在海外的流散情况，并委派王重民、向达等馆员出国访查英法各国所藏敦煌写经及罕见中文文献，《长编》记述了我国敦煌学发轫的艰辛历程。
七、《长编》收录谱主与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张元济、胡适、陈垣、赵元任、顾颉刚、傅斯年、董作宾、王重民等名家的大量往还书信，学术价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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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中国现代图书馆、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被学界誉为“中国图书馆学的祭酒”、“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1929年起长期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务，其后分别在斯坦福研究中心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编著有《西文汉学书目》、《新疆研究丛刊》等。
袁同礼亲身参与见证了新文化运动，故宫博物院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筹建，现代敦煌学发轫，故宫文物、平馆善本和西南联大南迁，平馆善本运美，《永乐大典》海外寻踪，欧美汉学发展等历史事件，与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张元济、胡适、赵元任、顾颉刚、傅斯年、董作宾、王重民等名家，以及伯希和、钢和泰、恒慕义、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交往频繁。《年谱长编》利用报刊、公文、书籍，以及袁家珍藏书信与众多海内外档案，逐日梳理出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中枢式人物”的一生行迹与学术交往，详实呈现了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现代图书馆博物馆事业奠基的恢宏历程。
雷强博士竭十数年之力，搜集整理了大量中、英、法文史料，逐条考源辨疑，详加按语，整齐排比，成此巨制。其中2800多件手札、档案，为初次整理披露，具有重要的文史资料价值。并编有人名索引，殊便查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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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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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强，北京人，1982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2010年入职国家图书馆工作，现为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著有《文化交通之介：国立北平图书馆与美国学术界的互动（1929-1949）》，另发表《胡适中英文信札、电文一组》、《胡适致赵元任书札三十三通》、《那世宝：报人、社会活动家、出版商》、《文殿阁书庄》等三十余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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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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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序一（袁清）
序二（袁书菲）
序三（詹福瑞）
序四（陆建德）
序五（韩琦）
袁同礼先生小传（雷强）
凡例
一八九五年（一岁）
一八九八年（四岁）
一九〇三年（九岁）
一九〇四年（十岁）
一九〇六年（十二岁）
一九一二年（十八岁）
一九一三年（十九岁）
一九一四年（二十岁）
一九一五年（二十一岁）
一九一六年（二十二岁）
一九一七年（二十三岁）
一九一八年（二十四岁）
一九一九年（二十五岁）
一九二〇年（二十六岁）
一九二一年（二十七岁）
一九二二年（二十八岁）
一九二三年（二十九岁）
一九二四年（三十岁）
一九二五年（三十一岁）
一九二六年（三十二岁）
一九二七年（三十三岁）
一九二八年（三十四岁）
一九二九年（三十五岁）
一九三〇年（三十六岁）
一九三一年（三十七岁）
一九三二年（三十八岁）
一九三三年（三十九岁）
一九三四年（四十岁）
【第二册】
一九三五年（四十一岁）
一九三六年（四十二岁）
一九三七年（四十三岁）
一九三八年（四十四岁）
一九三九年（四十五岁）
一九四〇年（四十六岁）
【第三册】
一九四一年（四十七岁）
一九四二年（四十八岁）
一九四三年（四十九岁）
一九四四年（五十岁）
一九四五年（五十一岁）
一九四六年（五十二岁）
一九四七年（五十三岁）
一九四八年（五十四岁）
一九四九年（五十五岁）
【第四册】
一九五〇年（五十六岁）
一九五一年（五十七岁）
一九五二年（五十八岁）
一九五三年（五十九岁）
一九五四年（六十岁）
一九五五年（六十一岁）
一九五六年（六十二岁）
一九五七年（六十三岁）
一九五八年（六十四岁）
一九五九年（六十五岁）
一九六〇年（六十六岁）
【第五册】
一九六一年（六十七岁）
一九六二年（六十八岁）
一九六三年（六十九岁）
一九六四年（七十岁）
一九六五年（七十一岁）
附录：袁同礼往还书信（年代不详）
人名索引
中文人名
外文人名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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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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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詹福瑞
……
1949年前学术界曾有一旧说，即北平城内有三大文化学术机构，分别为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它们都坐落于古都中轴线上且彼此邻近，让人魂牵梦绕。1945年5月4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华董事翁文灏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谈及对战后该会在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想法，其中表示“北平图书馆是一个有价值的基础”。这话虽然重要，但也没有道个十分明白。我认为这句“有价值的基础”不仅针对人文、社科，也包括自然科学领域。换言之，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学术之城，高等院校、研究所在此聚集，彼此竞争、合作，北平图书馆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北平图书馆文献资料的丰富、精专、罕见，馆员素质之优良，业务科组之齐全，学术信息之通畅、迅捷，参考咨询工作之专业，无不使中外学人瞩目钦重，皆有所求。袁同礼先生则是主导北平图书馆馆务的灵魂人物，自1929年至1949年，可谓殚精竭虑，今日国家图书馆百年基业赖先生培植者甚多。
在平馆之外，袁同礼还长期兼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部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引领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积极开展各项业务，举办展览、创立刊物，与国外各行取得密切联系，用以彼此学习、增进理解；尤其在抗战爆发后全力争取各方援助，维持文化、学术事业并谋求复兴。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1983）、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中国图书馆学科史》（2014）已略有记述，而《长编》爬梳钩贯，则蔚为巨观。
不仅如此，我读《长编》，深感袁同礼先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历程的幕后巨擘之一。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能够“独立”“自由”（陈寅恪语）与外国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交流，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以袁先生为代表的那一批学者及他们所创立的机构。《长编》辑录了袁同礼先生与伯希和、钢和泰、斯文·赫定、恒慕义、费正清等各国知名汉学家、学者的通信，这些信札和所附备忘录无疑是最好的材料，见证了中外学者相互帮助、彼此砥砺的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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