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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诗人×古代诗人 以当代视角重新解读古代诗人的命运流转。
张执浩以现代诗人的视角重新解读古代诗歌、古代诗人命运，提供了新颖的解读角度。
诗人谈诗人，古今呼应，既有历史的纵深感，也有立足当下、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
※15个关键词：凝练概括的古代诗人生命密码，立体呈现诗人风貌
张执浩以几十年读诗、写诗的深厚积累，沉淀出15个具有概括性、精确性的中国古代诗人关键词，将中国古代诗歌与诗人命运、社会历史紧密相连，描绘了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学画卷。
《传告后代人》以多维度、多层次的视角，全方位展现了古代诗人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从体制束缚下的挣扎，到漫游四方的自由；从社交场上的风采，到独处时的苦吟，古代诗人每一面都真实而生动。
※深度挖掘诗歌背后的故事
本书深入挖掘一首首古诗背后的社会背景、文化意蕴及诗人的人生经历。通过详细的讲解和独到的评论，读者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诗歌本身，更能体会到诗歌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以及诗人作为时代见证者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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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是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执浩研读古典诗人、诗史的全新大散文合集。
全书以史为经，以诗为纬，纵横捭阖，上下求索。围绕15个关键词，旁征博引，集中描述了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孟浩然、王维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状态。
张执浩从一位优秀的当代诗人的视角出发，追溯每一个中国人的诗学生命源头，求索东方诗意生活的缘起，抵达古代诗人的生活现场，看见一个个独立丰满的人格，体悟诗歌背后的人生真味，勾勒中国古代诗歌版图，并以此窥探人类命运的诡谲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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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执浩
1965年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咏春调》等，另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多部。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十月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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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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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认领我们的命运
一 功名：驻马望千门
二 漫游：何必取长途
三 社交：各有稻粱谋
四 友谊：但伤知音稀
五 传播：字字飞琼英
六 登高：我辈复登临
七 风骨：猛志逸四海
八 悲秋：清秋宋玉悲
九 雅趣：能饮一杯无
十 苦吟：死是不吟时
十一 音区：渐于诗律细
十二 色彩：前身应画师
十三 还乡：近乡情更怯
十四 归途：知死不可让
十五 传家：传告后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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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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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何必取长途
对于古代诗人来讲，漫游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是他们正式踏上仕途之前，或迈向仕途之中的必要功课，甚至，即便是在他们踏上了仕途之后，漫游这种行为本身，也是一桩让诗人们耿耿于怀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沉浸在我们脑海里的古代诗人形象，总是以动词的形态呈现出来，仿佛这群人一直在漫无边际地行动着，边走边吟哦，用脚步丈量着他们物理或精神世界的版图。而即便是那些描写宁静与幽谧情态的诗句，也具有动态之美，充满了动与静之间来回拉伸与相互成就的美学张力。譬如说，王维的《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咽”“冷”“空”“制”，四个动态的字被均衡有致地穿插在诗里行间，紧紧拽住了读者的视线。诗中所有的静寂，都是为了营造出某种突兀的声响，反过来，所有的响动都是为了突显出一种空寂的力量。
广文遗韵留樗散，鸡犬图书共一船。
（杜牧《郑协律》）
图书鸡犬共扁舟，又续人间汗漫游。
（陆游《遣兴》）
上述两首诗，都向我们形象地描述出了不同时代、近乎雷同的人生现场：漫游中的诗人驾驭着命运的扁舟，穿行在未知的人生道路上，鸡犬与图书共一时空，逼仄的生活场景与广阔的生命图景并置共生。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这些古代的诗人是如何克服对各种天堑的畏惧，凭借有限的生活道具，行走在广袤崎岖的河流山川之中的了；他们又是怀揣着怎样的心境和愿景，由此及彼，最终抖落浑身的尘埃或雾瘴，走到历史光亮处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前方一定有某种召唤之声，在诱惑或指引着他们。这诱惑或许来自友谊，或许是亲情，或许是对名利的渴望，抑或是闪烁幽冥的仙踪神迹？总之，诗人们一到及冠之年，就天然地行走在了茫茫的天地之间，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或天性。从四处流窜，到广为流传，诗人们通过漫游，一点一滴地积攒着自己的名声，其中经历过多少悲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影将会因此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脚步声也会越来越坚实。
明代画家董其昌在其《画旨》中云：“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意在总结前人成才的经验，强调游历和见识对一个人心性培养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漫游或游历，人生的种种经历才会转化成宝贵的生命情感经验，充盈于书写者的字里行间。“行万里路”的目的，并不在于猎获无限的奇景，而在于“养气”，生气、豪气、吐纳天地之气，以气致象。所以，苏辙有言：“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天下文章佳篇，莫不以奇气充盈。
当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此前诗人也曾经历过长达数年的下吴越、奔齐赵的漫游期，而科考失利，致使他空有满腹报国经纶，却不得不整日踟蹰于长安豪门之侧，四处求告。“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绝不是杜甫在逆境中负气的诳语，而是诗人对自我才华的坚信，如同他说“诗是吾家事”一样，慨然平淡的口吻里透露出了毅然和决绝。
杜甫的诗歌才华，早在他入仕之前就已经确凿无疑地展露出来了，但真正让他找准下笔处，酣畅淋漓地抒发自我心志的，还是这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写在盛唐气象即将被乱世乌云席卷的前夜，诗人好不容易才谋到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离开长安赴奉先县探亲，而此时，安禄山已经在范阳起兵反叛，只是长安方面尚未得到叛乱的准确消息。杜甫途经骊山时，隐隐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到来，且无可避免：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敏感的诗人几乎是在那一瞬间，就疾步冲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前列，并以报丧人的视角和口吻，发出了“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诗人依然踯躅徘徊在长安城内，没有从斤斤计较、乌烟瘴气的朝堂内走出来，阔步走向嶙峋斑驳的旷野，他就很难体察到早已被乌云笼罩的社会现实。而事实上，那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还在华清池里避寒饮乐，泡着“莲花汤”“海棠汤”，酒池肉林，以为天下安泰、岁月静好；如果没有诗人长期以来郁积于心的对民生的深切关注，没有此前他在《兵车行》《丽人行》等诗里所作的情感铺垫，他也就不可能脱口吟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杰出的诗歌总是在生活的正前方，等待着它的主人出现；杰出的诗歌总是会以“失物招领”的方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旁，或各种各样的生活现场，等候着它的主人去路过，去发现，去认领。但是，每一首优秀作品的真实拥有者，必然事先就得去积攒拥有者的资本，培育出敏感细腻的心灵，以及火眼金睛般的生活之眼。否则，所谓的“杰作”，就只能永远沉睡在情感的旷野中，存在于写作者的想象或幻觉里，既无认领的慧识，也缺乏认领的本钱，即便侥幸得以冒领，也很快就会被时光无情地戳穿。这几乎是一条铁定的文学规律，已经被文学史反复验证过了。
公元749年，年过而立、功名心切的岑参，在经过了一番犹豫和权衡之后，决定应随节度使高仙芝的辟召，前往安西幕府执掌书记（右威卫录事参军）一职。从长安西行，到安西幕府所在地库车，实在是一条漫漫长途，全程长达6000华里。走这样的一段路程，对于一介书生来讲，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仅道艰且阻，而且沿途还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料的凶险。
从诗人留存下来的那些行旅诗篇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岑参此次西行的大致路线：他先是取道河西走廊，出阳关，经蒲昌海（罗布泊），到达鄯善；再经由火山（火焰山）西进，至吐鲁番一带，然后由西州经铁门关，最终到达了安西。全程历时两个多月。可以想象，当诗人行走在渺无人烟、黄沙漫漫的旅途中时，心境是何等的愁绪迷漫，心情自然也悲凉到了极点：
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
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
（《日没贺延碛作》）
当自以为功名在望的诗人，深陷于不知“功名是何物”的田地时，他行前的亢奋和激情，自然就很快消逝在了凄迷无望的茫茫戈壁滩上，被狂沙朔风吹卷到了九天云外。悔恨和自责盘桓于心，使得狼狈的诗人一边朝前走，一边往身后顾盼连连：“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这种身心离异的锥痛感，已经提前注定了岑参这趟谋求功名的旅程是一段蹇途，不可能达成他早前一鸣惊人的心愿。果然，在抵达目的地后，各种不适便接踵而至，除了思亲念友，诗人心里只剩下了苦闷和厌烦：“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过酒泉忆杜陵别业》）两年之后，岑参两手空空，无功而返，不仅没有缓解他在现实生活里的压力，反而对仕途和功名萌生出了退意：“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早年的进取之心，还险些因为此次冒进而荡然无存。
发生在岑参身上的这段遭遇并不是孤例，在中国古代，即便是在最为浪漫洒脱的诗歌文人圈中，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太大，或因个人心性与周遭环境的抵牾，而最终被现实世界无情碾压，沦为命运的齑粉或玩物，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远行或漫游，看似美妙浪漫，撩拨人心，但实则是一把双刃剑，或可劈斩羁绊心灵的镣链，也极有可能会自伤其身。老实说，从古至今，诗和远方的关系，从来就不曾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熨帖、自然，远方倒是时常会像一个骗局（即便不是，也近乎迷局），干扰着人类本来的平静生活，困扰着那些深陷在现实生活中而无力自拔的人们。因为远方的存在，凸显出了肉身的困境和乏力；同样，因为远方之远，也会让所有的生命都处于不甘不休的挣扎状态中。
一方面，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也没有能力彻底弄清楚“诗”为何物，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又是如何奇妙地作用于你我精神世界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缺乏对“远方”的确切认知，地理意义上的，抑或是心灵意义上的？若是前者，倒也简单，不过是肉身的位移罢了，通过行走就能达成所愿；但倘若是后者呢？心在身中却感觉不到心脏的跳动，身体的疆域越是辽阔宽广，心灵的迷失度可能就越高。这种肉体与精神之间的相互寻找和羁绊，不仅无法缓解我们现实生活的痛苦，而且，还时常会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变得更加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诗”与“远方”这两种原本并无实质性瓜葛的元素，不假思索地相互捆绑在一起，不过是一种简易省事的审美行径，并无多少过人的洞见。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远方”，而“诗”，也不过是世人用来短暂逃离现实烦忧的简易的掩体，因为你的身旁往往是他人的“远方”，而你身体的边疆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的边陲呢？就像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一诗一样：“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一个人只有在平和的心境和舒展的情绪之下，才会感受到诗意的自然涌泉。倘若我们意识不到诗是（至少曾经是）一顶桂冠，是造物主对我们平静庸常生活的某种奖赏，那么，它就会沦落为一顶锈迹斑斑的头盔，兀自在旷野里滚动，等待黄沙来沉埋。
厘清上述疑虑是必要的，不然，诗和远方的关系，就永远犹如乱麻一团，看似浪漫惬意，最终抵达的却是庸常和空虚。
人间熙熙攘攘，远方闪烁不居，所谓漫游，如若没有恒定持久的心志可以凭依，只是以猎奇为乐事，终究是很难安放我们躁动不安的精神世界的。东晋诗人谢灵运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身显贵，才情沛然，年纪轻轻就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诗”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挑开这些笼罩在他头顶上的光环，进入谢灵运的内心世界，我们发现，他个人的命运极富悲剧性和启发性。由于官场失意，又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谢灵运在仕途受挫后，只能选择远离官场，转而寄情于山水。他游遍了如画江南，写遍了千里江山，但即便美景处处，依然无法排解诗人内心的怨气和烦恼。所以，我们在谢灵运留下来的那些辞藻华美的诗篇里，只能感受到他非同凡响的才华和文采，却始终感受不到人生的平和昂扬之气，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愤懑、怨怼和不平：
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
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游南亭》）
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七里濑》）
……
在谢灵运身上，我们看到，山水其实并非真正的寄情之物，无论多么优美的山水，也只能让你产生短暂的移情转意，要想根除内心的戾气，仍需要放下执念，融于眼前的景物之中，随物赋形，并从中咀嚼出生命的奇异甘怡。在这一点上，与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陶渊明，为世人作出了表率。他是真正回归到了本心的诗人，悠然之于他而言，不是一种故作高古的生活姿态，而是一种豁达开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陶渊明的一生，始终在“形”“影”“神”三者之间寻找自己真正的人生坐标，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这才是一种真正舒朗刚健的人生态度。而对于谢灵运来说，无限风光终究没有能够喂养出一方超凡脱俗的心灵世界，行得再远，脚力再好，也无济于事。晚年的谢灵运竟被人诬其心存“异志”，一次次被外放，一直流落至广州，最后以“谋逆罪”血溅街市，年仅四十九岁。“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下泯。”在这首令人唏嘘的《临终诗》里，诗人对自己本应洒脱却如此短促含恨的一生充满了遗憾。
我总觉得，现代人对古人尤其是古代诗人生活的理解，充满了太多的过于丰富随意的想象成分，越是距离遥远，我们的想象越是漫无边际。而这些失却分寸的臆想，往往是建立在我们无视时空对个体肉身的拘囿之上的。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在谈论古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某种既定的文化语境和套路中，总是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他们的情感生活，从他们切身的现实处境里剥离出来，只侧重于他们的情感世界，而轻慢其肉身所处的现实困境。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便于从中获取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情感信息，以期寄寓我们日益贫乏的情感渴求。无论是“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迢迢牵牛星》），还是“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韦庄《章台夜思》），都将最丰沛的情感压缩在了浩渺无垠的时空之中，一经释放，便会产生出炫目的诗意情感光彩。而这样的光彩，恰恰是今人生活中极为匮乏的，也是我们极力张扬却难以得到的。
在很多现代人的心目中，古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既不是以个体生存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的，也不是以日复一日的形态来呈现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完全呈混沌状。这无疑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精神预判，它总是以牺牲个体生命的存在为前提，只攫取广义上的“古代生活”图景，而不会顾及个体生命的困境与感受。当这些具体的、日常和繁冗的时空因素被强行抽离之后，我们获得的情感浓度和密度，当然就会大大超过我们的心理预期，同时也更能满足甚至超乎我们原有的情感期待。谁不想“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卓文君《白头吟》）呢？谁不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呢？于是，“崇古”便成了今人天经地义的心理积习，一如杜甫所言：“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杜甫《送远》）再也难有“古人”那般浓烈的离情别意了，在那个乱世纷飞的时刻，杜甫选择了作别自我，自己送自己上路。人生的悲壮感，大抵就是在这般无奈之中产生出来的，需要现代人重返古人的心境状态，还原那样的生活现场才可以感受得到。
举个例子，我们对“大鹏”李白的印象，基本上就近似于一个在空中飞翔的发光体。从白云悠悠到浮云万里，总感觉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即便诗人偶尔与我们同处于一个空间里，也形同隐身人一般，舞影翩然，却踪迹全无。这种印象的由来，主要还是得自于李白留下来的那些诗文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而他在诗文里所透露出来的行迹，展示在任何摊开的地图上，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爬梳出来的结果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李白的一生究竟走了多少里路，他可能是唐代所有诗人里最好动的那个人，“访”“登”“望”“上”“下”“送”“别”……这些充满了行动力的词汇，结结实实地将诗人的一生完整串联起来，给读者以巨大的想象空间。
李白二十五岁出川东游，途经江陵时遇上了清道宗司马承祯，计划中的人生路径由此被改变。随后，他沿江东下九江、金陵、扬州、会稽、姑苏等地，走的都是水路；二十七岁时，诗人从天台折返，听闻曾任左丞相的许圉师正在为孙女招婿，便来到了湖北安陆，以布衣之身娶许氏为妻，总算是轻舟靠岸了。但在稍后与好友孟浩然同登黄鹤楼不久，他决定辞家北上南阳，赴长安试试运气。因不受玉真公主的待见，转而郁闷地前往洛阳游玩，而后返回安陆；三十四岁那年，诗人再度北上，游襄阳、洛阳、太原，又一次回到安陆。这是他自称为“酒隐”的十年光景。实际上，在这十年里，李白并没有真正过上几天隐居生活，南游潇湘，北至汝海，东泛金陵、扬州，远涉吴会，“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公元737年，许氏病故，三十七岁的李白携一双儿女（平阳和伯禽）移居东鲁兖州，漫游于山东各地，嘲鲁儒，登泰山。这几年或许算得上是处于“半隐”状态，积蓄能量，静候天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终于等来了奉诏入京的这一刻，朝廷诏他为翰林供奉，但入朝不到两年，便被玄宗“赐金放还”，回到鲁郡沙丘家中。不久，李白又萌生南下之意。几年后再下扬州、金陵，前往庐山，此时诗人已经五十岁了。再次回到东鲁，之后经泗水，入济水，至封丘、邯郸，到达幽州、蓟州，得知安禄山意欲反叛，赶紧返回梁宋，至宣城、金陵、扬州、黄山。当他再一次回到宣城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李白急忙赶回梁园，接上家人一路南奔，避入剡中，隐于庐山屏风叠。五十七岁那年，李白入幕永王李麾下，结果永王兵败，他被以“附谋逆”定罪。朝廷决定将他流放至夜郎，自浔阳，经江夏、涪陵，幸遇新帝登基大赦天下，半途遇赦。折返至江陵、洞庭、浔阳。公元761年，六十一岁的李白自金陵回到当涂，投靠族叔李阳冰。翌年病逝。
纵观李白一生飘忽不定的行迹，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漫游基本上都是出于主动选择的结果，其目的地也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常常是心之所至，身必趋之。除了众人皆知的那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是得意之行，受诏之举；还有一次就是，晚年的“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独漉篇》），是失落无奈之旅。而这两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偏离了世人对李白的心理期待。在世人眼里或心目中，李白应该是“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襄阳歌》）的那位风流才子；当然也应该是“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的那位傲世雄才，却断断不应该是“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清平调· 其三》）的那位宫廷奉酬诗人。当然，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漫游，行走，干谒，交游，乃至流放，都应该被视为一位诗人对自我人格的重建和加固过程，同时，也是他对自我精神深度和广度的勘测与度量。在不断移步换景的过程中，李白完成了中国山水诗由游记体到游仙体的转换和蜕变，大大刺激并拓展了古代诗人漫游的精神强度和美学向度。
而与李白的漫游生涯形成相互印证的，是唐朝的另外一位大诗人杜甫。只不过，与李白相比，杜甫的游历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被动选择的结果。虽然早年他也曾经有过一段“裘马轻狂”，壮游吴越、齐赵的惬意时光，但很快就陷入了为前程和生计发愁的窘迫状态，不得不接受生活的无情催逼，四处辗转。
公元747年，杜甫自东都洛阳赴长安参加科考，因李林甫从中作梗，他和当年所有应试的学子一起，被以“野无遗贤”为由而集体落榜。此后，就开始了他在京都东奔西走的十年求官生活，无数次辗转于希望与失望之间，最后才谋得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吏职位。随后，经骊山，赴奉先。此时已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夜。两年后杜甫带家眷自奉先至白水，途中被叛军捉住。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奔往凤翔，被肃宗拜为左拾遗。一年后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但他旋即弃官而去，从此不再对朝廷抱有幻想。秦州是杜甫从政生涯的终点，也是他日后半世漂泊的起点。759年，杜甫携家眷从秦州出发，前往同谷，历经千难万阻，于年底到达成都。此后五年多的时间，杜甫的活动轨迹都以成都为中心，先后去过绵州、梓州、阆州等地。765年，杜甫出蜀，经忠州到达云安，后移居夔州，作《秋兴八首》，到达他文学生涯的顶峰期。768年，杜甫沿江东下，本来是想投靠亲朋，然后由此走上返乡之途的，结果命运的激流和旋涡将他越冲越远。“故畦遗穗已荡尽，天寒岁暮波涛中。鳞介腥膻素不食，终日忍饥西复东。”（《白凫行》）就在这种颠沛流离、几乎不能自已的状态里，这只折翅“凤凰”越飞越低，叫声也越来越凄惶无助。诗人被迫沿江而下，顺命而行，途经江陵、岳阳、衡州，到达潭州，原本还打算从潭州返回岳阳，再从岳阳到汉阳、北上襄阳的，结果未能走完计划中的最后一程，就病逝在了耒阳至平江的一条小船上。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当这匹老马精疲力尽地倒在时光的洪流中时，我们回溯杜甫这一生的足迹，应该可以清晰看到，诗人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其实都是对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渐渐坍塌的帝国命运的被迫呼应。风高浪急，大厦将倾，而所谓漫游，于杜甫而言，早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远足，而变成了举步维艰的亡命之旅，前方永远是泥泞趔趄，永远是流离失所。也许，更多的诗人漫游当如杜甫这般，把自己的双脚套在时代的辙印里，或者，干脆视时代的分分秒秒为一双双沉重的烂靴，砥砺而行，如此，才能踩着时代腾溅出来的泥浆，见证或引领时代。而这需要极其强健的足力，才能够真正走向远方。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古诗十九首· 孟冬寒气至》）
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
（李白《江行寄远》）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杜甫《春望》）
在古代，一封书信的传递都如此艰难，殊为不易，更何况是身体的抵达了。那时候的驿站并非为平民百姓而设，飞驰在栈道上的马匹如一缕缕尘烟，所谓“三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也只是朝廷出于政务或战事军情的需要而设，至于普通人的音讯传递，则更多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或者，依赖于水道的便捷而送达。因此，那时候的每一封书信往来，总会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柳州后写下的一首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的诗，“音书滞一乡”的痛苦体验，其实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情状。人人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外界犹如天堑，也就无所谓远方了。
公元770年，杜甫在寂寥孤寒的船舱中翻检自己随身的信函，找到了一首好友高适在公元761年写给他的诗：《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中写道：“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墨迹斑斑，诗在情长，而作者高适已于五年前病逝于长安。杜甫直到此时才得知这个消息，悔愧之下，他怅望江水，“回赠”了一首答谢故人的诗《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斯人已逝，往事随风。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古诗里所描述的类似这种刻骨锥心的情感体验之后，才能真正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里。
而迟到者的命运，以及延后抵达的情感体验，又岂止杜甫一人承受过呢？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在近乎天荒地老的个体生命的生活现场，除了役卒、士子、贬谪的官员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一代又一代人终其一生，几乎都足不出户，方圆之地乃是其存命之所。“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对美的吁求和恪守，其实应该更多地来自个人内心的修为，以及胸襟的廓大与想象力，与远方并无实质性的瓜联，即便有，也只是对远方人物的牵挂。乐府诗中有一首题为《饮马长城窟行》的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如此朴素的情感，这般熟悉的生活面貌，在平静的叙述中产生出了巨大的情感张力。在古代，诗意的彰显，很多时候都是以这种永恒又独我的方式出现的。亘古的情感，静穆的面貌，庄重的形态，以及滴水穿石般的坚执……这些沉淀在世人心中的情感能量，经由语言的淬炼和铸造，瞬间便产生了电光石火的精神力量。
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诗都应该是，也只能是，诗人在身心合一之后，与世界、自然和生活共振的产物。走得远的人未必能成为诗人，但诗人肯定是心游万仞八极之人，更是自我心灵世界的自觉主宰者。譬如李贺，他可能是唐代诗人中行迹最短暂、步履最踉跄的诗人之一（恰好与李白形成鲜明对照）。李贺的一生只在家乡昌谷与洛阳、长安之间辗转，他最远曾去过一次山西潞州，而且还是为生计所迫，才前去投靠友人的。在李贺短暂的二十七年人世光阴里，漫游从来不是他所渴望和奢望的事，当然也不是他的身体和精力所能允许的事情，但他一直沉迷在恍兮忽兮的个人精神世界里，独自走向了人类身体和心灵的边陲。“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李凭箜篌引》）李贺在逼仄的生活空间内，所自创出来的诗意世界非肉眼所能及，比远方更远。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诗与远方的关系，在李贺这里，其实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公元754年，岑参又一次开启了他的西行之旅。这一次，他是奉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征召，前去担任判官。在经历了上次西行的败绩之后，岑参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和精神准备，不再视西域为畏途了。他紧紧鞍辔，轻快地跃上了战马，和所有生活或征战在大漠深处的士卒一样，诗人也全身心地投身于辽阔壮美的边塞疆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样化苦为乐、神采飞扬的诗句，是五年前的岑参难以想象的；同样，“十年只一命，万里如飘蓬。”（《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这样的豪情和雄健，也是五年前的岑参所不具备的。“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过碛》）诗人终于在时光深处获得了应得的精神报偿，他付出的汗水和热泪也终于在这里浇灌出了人生的真味。此时的远方，终于再也不是空洞的想象，而变成了一根有形的辔绳，引导着这匹骏马心甘情愿地无畏前行。唯其如此，远方才真正归于远方，漫游也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旅行，诗歌才能真正成为人类生活的见证，并参与到了重建我们生活乃至生命的序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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