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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亲笔回忆录。章开沅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泰山北斗，头顶全国劳动模范、国际著名学者、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之一）、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众多荣誉，但他自谦为“凡人”。本书用60万字，50余幅插图，流畅亲切的文字，记录了章开沅先生95载的人生经历。
2.一部篇幅宏大的百年生命史。世家少年、流亡学生、民主青年、知名学者、大学校长、布衣学人……本书完整再现了章开沅先生95载的生命历程，那些被作者谦称的“凡人琐事”，实则紧扣着中国百年历史的脉动，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
3.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从1926年至2021年，作者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呈现出的不仅仅是平凡个体生命的非凡篇章，更是近百年中国社会世变中不可抹去的亲历者的踪迹，传递出的是无数“凡人”的声音。
4.一部忧患之书，也是一部生命的奋进史。家道中落、战乱流离、多次被开除失学、亲人朋友的接连离世、历次“运动”的冲击……本书如实记录了作者章开沅先生所经历的种种苦厄，但先生无论面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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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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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的回忆录，也是一部篇幅宏大的百年生命史。全书用60万字，100多个小节，50余幅插图，完整再现了作者从世家少年、流亡学生到民主青年，从出任大学校长而力行改革开放，再到主动辞去荣誉回归布衣学人的人生经历。书中出现的人物多达百位，长辈家人、师长前贤、中外学人，作者以流畅亲切和忠实客观的笔调写下与此有关的回忆，读来令人倍感温情。这些被作者谦称的“凡人琐事”，不仅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也记录了近百年中国社会世变中不可抹去的亲历者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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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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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1926—2021），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金陵大学，曾任教于中原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主要著作（含主编）有《辛亥革命史》《张謇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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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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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平凡人的诞生 青弋江边的家 祖父母 父亲 母亲 小学 逃难四川
第二章 国中忆往
国立九中 校长邓季宣 老师 学友 学潮发端 校长遭黜 投毒疑案 勒令退学 转学王家坪 再次开除
第三章 投笔从戎
川江运粮船 铜梁军营点滴 复员东归 回家
第四章 投身学运
就读金陵大学 学运 走向革命 步入政治研究室
第五章 再到武汉
随军南下 教育学院 初遇“路线斗争” 与华中大学合并 参加土改
第六章 “青椒”的偶遇
思想改造 向科学进军 沅湘良缘 庐山蜜月 下放草埠湖 全国青联 沮漳漫溢
第七章 学术起步
回归华师 筹备盛会 京师访学 筹建史调会 无妄之灾 “铁窗烈火” 重返白塔寺
第八章 参与《历史研究》
“文革”初始 牵累家人 下放梁子湖 重返桂子山 参与《历史研究》复刊 校对风波 远离京城
第九章 编写《辛亥革命史》
编写《辛亥革命史》 初访美利坚 访日之行 辛亥赋新篇 金秋盛会
第十章 出长华师
谬膺校职 从馒头与垃圾抓起 频繁出访 校园新风 兼容并包与不拘一格 80年代后期的几件事 主动辞职与出国访学
第十一章 海外四年（上）
起点普林斯顿 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 IC，接待家庭与家庭教师 破冰访韩国 重返耶鲁 海外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 从“太空人”到四海为家
第十二章 海外四年（下）
UCSD岁月追忆 奥古斯塔纳与荣誉学位 边城生活情趣 倦游思归 再到扶桑 美杉台乡居 初到台湾 从南港到香港
第十三章 老骥伏枥（上）
重操故业与我的“南巡” 潜心基督教史研究 香港半年 “211工程”预审活动 1997，会师东京 重上庐山 陪张朋园回贵州老家
第十四章 老骥伏枥（下）
《张謇传稿》重见天日 东西文化交流基金创建始末 余传韬与《陈诚日记》 关西巡回演说 文明危机与世纪之思 与池田大作对话 追踪樱花之旅 漫游北海道 容闳研究与珠海情愫
第十五章 辛亥百年
辛亥革命100周年 神户、东京之行 2011：辛亥百年，全年无休 告别辛亥革命研究
尾声 把学问写在大地上
附录 章开沅教授学术活动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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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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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人生识字始忧患，梨枣构祸怨文章。
老来情性归恬淡，无憾岁月乃平凡。
——八十自题
由于年岁渐长，阅历略多，常有海内外友人建议我写回忆录。特别是1990年秋，与刘子健学长在普林斯顿重逢，风云变幻，仿佛隔世，他一见面就劝我写回忆录。理由是，我们都已年过六十，历经战乱，屡遭忧患，理应给后人留下若干历史记录。我当即深表赞同，并相约尽快动手撰写。
但是内心常觉歉疚，子健病故已有一年多，我却一字未写。我不知道子健写完没有，但我相信他必定早已开始撰写。他对人对事特别认真，信守然诺，何况又有那么多海内外的丰富阅历。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并非由于生性疏懒，也不是害怕再次因文字得祸。主要是觉得自己一生平凡，学术既无大成，又没有什么重要事迹值得记述。信笔涂鸦，贻祸梨枣，且浪费读者时间，实非我之所愿。因而每每执笔踌躇，欲写又罢。
直到1997年暑假，刚把同游庐山的戴绍曾夫妇等英国友人送走，武汉又难得不算太热，回忆录之事突然涌上心头。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应如何对待自己向亡友的承诺？记不清是哪位学者说过，世界上平凡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平凡人自己都不写回忆文字，后人又怎样能够理解这过去人类的大多数呢？我觉得言之成理，回忆录并非专属大人物，小人物、凡夫俗子也有权利记述自己的所经、所见、所闻。因而便在当天清晨，独自躲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欣然命笔开篇。我突然非常担心，如果再不下决心动笔，蹉跎又是数年，精思的衰颓将使自己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我出生于战争连绵不绝、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北伐开始之日，我正好初现人世，由于不是什么革命家庭，祖父又是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家，所以尚在襁褓之中的我，即已随家人“逃难”，躲进上海租界，真乃对国民革命的大不敬。及至我稍为懂事，每天随着小叔、小姑、哥哥、姐姐，走过青石板铺成的所谓芜湖十里长街，到城里襄垣小学（原为孔庙）读书，“九一八”“七七”，直至“八一三”事变等等国难消息接踵而至。1937年小学毕业，华北危机空前严重，淞沪抗战一触即发，更使毕业典礼充满悲怆气息。我们噙着泪水，心在流血，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仿佛自己稚嫩的肩膀已经承担了国家安危的重担。进入萃文中学还不到两个月，便随着父母再次逃难，不过这次却不是就近躲进幽美雅静的法租界花园住宅，而是卷进仓皇逃避的难民潮，长途跋涉流落四川。
全面抗战时期，在重庆附近乡间，先后读过五年中学与不到一年的会计专科，其间还有将近两年失学、失业、打工、当兵的流浪生涯。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复员后进入金陵大学读书，又爆发了解放战争。国统区也出现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我自觉地卷入这个潮流，并且以革命者的身份迎来震撼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应该说，我也算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但我只是这些伟大时代与伟大事件当中极其平庸的一员。抗战末期当过兵，还来不及上前线日本就投降了。解放战争后期进入解放区，虽然穿着二野军服，却从未见过战场硝烟。进军大西南，解放海南岛，乃至抗美援朝，我一次又一次请缨杀敌，但却壮志未酬，只能服服帖帖留在后方教书，顶多只是为前方将士炒过几次米粉或写过慰问信。及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连绵不绝，自己政治处境更是每况愈下。“民主青年”的光环消失殆尽，从“革命动力”“依靠力量”“培养对象”堕落成为“白专道路”“严重个人主义”“有政治历史问题”，一直演变成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与“牛鬼蛇神”……
严格说起来，我的学术生涯其实是在“文革”以后才真正开始，从辛亥革命到商会研究，到中国现代化，到教会大学史，到南京大屠杀，不断从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在学术上仿佛仍然是个流浪者。虽然也曾出过几本稍有影响的书，培养过若干尚有真才实用的年轻人，但自己毕竟已经进入暮年，仿佛是已逾季节的迟开花朵，虽然也曾略显绚烂，终于迅归凋萎。这一天迟早会来的，那就是又一个凡夫俗子平淡人生的终结。
东坡词云：“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部回忆录无所谓喜，也无所谓悲，没有慷慨壮歌，也没有低吟浅唱，留下的无非是一些琐事的片段回忆而已。但愿读者不要对它期望过高，有空的时候当作闲书翻阅，敝人就很感满足了。
是为序。
章开沅
甲午之年于桂子山麓
转学王家坪
说来令人好笑，到重庆乘坐的轮船竟是我下乡以后再一次接触的现代文明。那些年，德感坝既不通火车，又没有公路，水上交通主要靠木船，陆路主要靠骡马、滑竿与鸡公车（即传说中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实际上就是手推独轮车），而更多的是靠人们两条腿跋山涉水。轮船到达重庆后，背着行李攀登朝天门码头长而且陡的石阶，一级一级爬上江岸，终于又看到重庆这座雄伟山城，对我来说，就是从落后的乡野回到现代文明。那绕山盘旋的马路，来往奔驰的汽车，令人目眩的霓虹灯，使我感觉仿佛闯进另外一个世界。
求生的紧迫，使我无暇从容欣赏这个城市，便匆匆挤上公交汽车前往歌乐山，大哥就读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就在此山深处。大哥原来随文矿师到贵州，曾在遵义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习画，由于父亲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提供学费与昂贵的绘画材料开支，再则将来就业也不容易，只好劝他及早改学一门谋职较易的专业。大哥从小就痴迷绘画，而且还很有天分，但深知长子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遂毅然考进药专制药专业。这是一所国立大学，沦陷区学生可以享受“贷金”待遇，而且高级药剂师又是比较稀缺的人才。这是大哥为我们这些弟妹所作的牺牲，从艺术专业转入理工专业需要克服何等困难！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唯一担心的是如何向大哥交代被开除的原因，因为大哥比我年长七岁，我从小就对他存有敬畏之心。不过见面后这种疑虑立刻就消失了，我与大哥分别六年，他已长成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男子汉，虽然已改学制药三年，但仍然保持着艺术家气质。大哥见我平安到达，感到非常高兴，不仅没有任何责难，反而温言开导。最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问我被开除的原因，可能李老师与姐姐已经在信上做过说明，知道我的被迫辍学并非由于道德与学业方面的缺失，至少还不算辱及家门，因此便对这个顽劣幼弟免予追究吧。
但我的到来毕竟给大哥带来极大负担，因为他还差一年才能毕业，目前没有任何收入，而远在江西的父母也难以为我提供全部生活费用。幸好是暑假，大哥的同室级友徐国钧担任周太玄教授的助手，主动住进他的实验室，为我让出一张床。一日三餐在大食堂混食（现在叫作蹭饭）。药专的伙食比九中好得多，而且管理也不甚严，大哥的同学都很同情我，即使大哥出外，他们也会热心邀我一道用餐。当然也有尴尬之日。有个星期天食堂因修理炉灶停火一天，大家都各自设法分别到各种小餐馆进餐。大哥正好身上无钱，临时又找不到熟人可以借钱，只好带我捡梧桐树籽，用小电炉炒熟后聊以充饥。但捡到的桐籽不多，硬壳内的果仁很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下午幸好有本地回家的同学闻讯赶来，请我们各吃一碗热腾腾的汤面，这才混过艰难的一天。
在药专住了一个多月，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一样的生活。因为是新建的院校，宿舍教室宽敞明亮，电灯自来水一应俱全，进城还可以坐公共汽车。但我很少外出，因为前途茫茫，根本没有闲逛的兴致。大哥要我认真准备报考大学，但我有自己的难处：一是连高三上肄业证书都没有拿到，是个没有学籍的另类学生；二是没有高中课本可供复习，因为九中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提供借阅，学期结束时一律交回，而我自己又无钱购买课本。我自幼性格内向，虽然爱写点小文章，但却拙于语言，有难处也闷在心里，很少向别人求援。大哥由于准备毕业论文，整天都在实验室工作。此外，他还是学校话剧团的导演、演员与美工设计，连节日也难有余闲，所以也顾不上督促我认真备考。因此我每天待在空空荡荡的宿舍，不知如何复习，也干脆没有复习。幸好大哥有一架美术书刊可供消磨时光，其中有一套《中国绘画史》，印刷精美，插图丰富，引人入胜。我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从吴道子、顾恺之，到扬州八怪、岭南画派，都似懂非懂琢磨一番。宿舍后面是一大片菜地，每逢黄昏时分夕阳西下，我便去搜寻已经被厨工摘剩的小番茄，借以填充经常处于饥荒状态的肠胃。那些青色或黄色的没有成熟的果实，又酸又涩，吃多了就会反胃，有时甚至呕吐大滩黄水。以后很长时间我非常怕吃番茄，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在九中读的是春节始业班，所以我在1943年暑假只读完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即便不开除也拿不到毕业证书。我的同班级有好些人为了尽早就业，都办了肄业证书到重庆报考大学。他们没有忘记我，常有人远道赶来歌乐山看望我，有时也邀我到他们家中吃饭，这样就稍微消解若干寂寞与无聊。夏国彦同学还为我多办了一张他自己的肄业证书，换上我的照片，以便我冒名顶替报考。但我始终没有使用，因为如果这样做，我的姓名、籍贯永远都改换了。我受旧小说的影响太深，认为大丈夫必须坐不改姓立不改名，但对他这种深情厚谊，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
我的高考是无学业证明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加上没有任何准备，考试成绩很差，所以几所报考的大学发榜时都名落孙山。大哥也无可奈何，但他没有任何埋怨与斥责。后来不知道他找到哪位稍有地位的亲友长辈，为我办理一张沦陷区流亡学生的证明，报考直属教育bu沦陷区学校救济委员会主办的“计政人员专修班”，两年学制，相当于职业专科。此类学校以救济与就业为主，分数线较低，我居然被录取了。大哥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解决了我的食宿问题，而且将来还可以谋求一个银行或邮局之类待遇优厚而稳定的职业。考试的日子，他亲自送我进考场，唯恐我出什么差错，但我去计政班报到入学却是独自前往，因为路太远，车费较贵。
报到那天，我一上公共汽车就出了差错，因为人太挤，我又站在车门边，车门一关就夹住我的行李，车太旧，门又关不拢，行李就掉下去了。我急得大声呼唤，同车的大人也帮着叫停。好心的司机发觉后立即停车，让我下车把行李取回。行李虽然取回，但我已跑得满身大汗，幸好车上的热心长者为我让出一个座位，因为这是长途车，我要到青木关终点站。
坐定以后，车已走过了几站，车上的乘客也减少甚多，大家都有座位。我的心神略为松弛，便开始观察同车乘客。乘客男女老少都有，高矮胖瘦与贫富差别很大，我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可能是由于得到他们的同情与帮助，觉得人人都是慈眉善目，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甚至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汽车永远不停，让我长期生活在这个群体之中该有多好。”我竟然产生幸福感，并沉浸于这个幻觉之中，这就是当年我的虚幻世界——昼梦。
但车终于停在终点站青木关，站牌这三个大字赫然入目，直到人都下完了，我才提着行李慢慢离开我曾经暂时栖息的“和谐号”公交车。王家坪与青木关相距三十里。这是我第一次孤身步行这么远的山路。沿途风景秀美，但我哪有心思观赏风景，一路急行终于到达我的另一个栖息地——计政班。
王家坪是高山上的一块平坝，早晨甚至整个上午都有朵朵白云缭绕，行走在林间小路仿佛是仙境漫游。山脚有一条较大的溪河，清澈见底的溪水围绕着大山缓缓流淌。溪上还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从山顶石寨下去，走过石桥，便是一家小小的所谓餐馆，实际就是一间破旧的茅棚，里面摆着少许桌椅，卖点胡豆、白酒与汤面之类的食品，此乃本地唯一的商业中心，也是唯一可供消费的休闲场所。原来可能只有偶尔路过的人进来歇息，现在却不时有计政班的师生光顾，喝点小酒或吃碗清汤寡水的阳春面。
计政班是当地最高学府，就设在古老的山寨里，一色的竹篱茅舍，倒显出几分古朴幽雅。该校名义上分为会计、统计两个专业，但由于师资与图书设备不足，实际上只有一个课堂“一锅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读过的课程有会计学、货币学、簿计、统计与世界经济史，也许第二年还要学若干专业会计、统计，并出外实习。住校的专任老师极少，除几个青年助教（兼图书室工作）以外，只有一位杨荣国教授。不过当时他不教哲学，而是教世界经济史，也没有解放后那么出名。他教学非常认真，课余也很关心学生与学校事务，因此很受尊敬。其余的兼任老师上完课就回去了，课余很难见到。杨老师的家也在重庆市区，但他经常住在学校简陋的宿舍里，并且在学生食堂买饭回去吃。每逢周末，步行三十里到青木关乘公共汽车回家，星期一清晨又循同样的路线回校。他的教学任务不算很重，课余与学生接触也不多，可能主要为潜心治学与写作。他随身还带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可爱而又顽皮，好像是靠那几位年轻女助教代为照料。小孩还经常爬到我的床上（双人床上层）淘气，死乞白赖不肯回去。由于交通不便，杨老师并非每周都带他进城，就把孩子留在校园，好在大家都很喜欢他。
班主任是教育bu一位官员兼任，河南口音，典型的国民党公务员派头，常常穿一套蓝布中山服，前额头发打理得干干净净。他似乎不常来校，偶尔来校也不与学生交谈，显得神秘兮兮。学生管理主要靠两位军训教官，一姓党，山西人；一姓杨，江苏人。党教官年龄较大，军衔也较高，人如其姓，满脸严肃，寡言少语，城府甚深。杨教官刚从军校毕业，由于年轻，比较热情活泼，欢喜与学生聊天，具有较多亲和力。我不知道这两位教官如何分工，反正杨教官出头露面时多，早晨起床号一响，他必定快步巡视各个寝室，大声催促学生起床集合做早操。上课时他也经常进课堂巡视，督促学生认真听讲。晚上9时再次巡视寝室，催促学生熄灯就寝。至于党教官整天干些什么，大家不清楚，也没人想打听。
学生成分复杂，有不少是颇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大多为混口饭谋个职而来。真正从中学转来而又有志于升学的并不多，而我又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可能由于班主任是河南人，所以豫籍学生人数最多而且很自然地抱成一团，仿佛有点优越感，成为学校中的主流派。有少数北方省籍（如天津、山东）学生，也与河南学生气味相投，结成一帮。其他南方省籍的学生，分别来自江、浙、皖、赣、鄂等省，人数都很少，很难形成像豫籍学生那样的地域群体。不过由于河南学生的强势专横，他们也很自然地增强了彼此联系，声息相通，互相关切，隐约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因而很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摩擦与冲突。也许班主任正需要这样的局面，以便于他的党化教育与思想统治。不过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此类政治问题。
由于省籍的原因，我自然归属于南派，在该校期间，很少与河南同学交谈，当然他们也从未主动找我聊天。他们大部分都住在一起，与我同寝室的则是河南以外省籍的人。南派人数不多，但其中藏龙卧虎，虽不如北方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却也不乏智勇兼备不畏强敌的豪杰。记得有位名叫罗翔的湖北人，原本是航校学员，且已进入单飞阶段，却由于毕业前想在女友面前露一手而毁了“翔程”。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事先约定女友乘某班轮船渡江，观看他驾驶飞机从轮船侧面低飞掠过，满心指望女友可以近距离观赏其翱翔的英姿，却不料因角度有误，连人带机一头栽进江中。幸好他比较灵活，迅速爬出机舱，得以保全性命，但最终还是遭到开除军籍的严重处分。罗翔英姿飒爽，热心快肠，所以无形中成为南派头面人物。南派中可以与罗翔相提并论的还有两位，一位是罗翔的老乡，两人亲如手足。名字我早忘了，只记得他身材修长，仪态潇洒，社会阅历比较丰富，常常高谈阔论，显示见多识广。虽然不如罗翔那样沉稳大气，但常能以妙趣横生的胡侃吸引众多听众。其最大特点是放言无忌，因为已先后进过几次所谓“培训班”（即变相集中营，以“感化”思想偏激青年为主的拘留所），而且又确实查不出任何“异党”背景，随抓随放，反而破罐子破摔。另一位是上海人，只记得姓裔，因为这个姓少见，反而记住了。他原先是银行职员，着装整洁，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下巴总是刮得青青的，颇有西方绅士风度。因为口音相近，他常常爱找我闲聊，主要是谈京剧唱腔。我自幼受父亲影响，稍微能够听懂，因此成为裔兄的知音。他不仅是戏迷，而且还曾花钱拜师成为票友，最常吟唱的是《还珠吟》中那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程派唱腔摇曳婉转，特别富有感染力。
但与我关系更为密切的却是另外三个人，一是闻刚，南京人；一是秦邦文，四川人，冒籍沦陷区；另一个姓孙，江西人，名字忘了，年龄似乎已近三十。
闻刚与秦邦文结识在前，很快与我成为密友，可能因为年龄相近，又都来自中学，思想都比较单纯因而投缘吧。我们不仅上课时坐在一起，课余也常结伴休闲。闻刚个头比较高，是个英俊少年，由于父亲是国民党高官的司机，家庭经济情况稍佳，多少还有点零花钱，着装也比较整洁。我们经常在山林里夜游，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海阔天空，自得其乐。有时月光皎好，我们就坐在赭红色的石头寨墙上，由我演奏二胡，为秦邦文唱歌伴奏，而闻刚便成为唯一的听众。山林在银色的月光下特别幽静，没有犬吠，没有虫鸣，仿佛整个王家坪都沉睡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杜鹃凄楚的啼鸣。那漫山遍野的白色蔷薇与红色杜鹃花，在月光照耀下如同锦绣。我们充分享受这山林秀丽的夜色，很晚才回寝室。
山寨边缘有一座破旧古庙，由于位置偏僻而附近又没有什么人家，香火早已极为冷落。庙里只有两位年事已高的僧人，一人右腿已残，走路时总是先迈左腿，站稳后再抬起右脚，悬空环绕一圈后才能落地。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起阿基米德，仿佛他正在画几何图形，这个荒唐的想法，总也挥之不去，一直残留至今。两位老僧由于无力下山寻求布施，所以除早晚诵经拜佛外，还摆个小摊，卖点炒胡豆、米花糖之类廉价小吃，附带也为行人提供点茶水，借此维持生计。所谓茶水，其实就是四川乡镇常见的“老鹰茶”（谐音），用的并非真正的茶叶，而是以某种树叶晒制的代用品，一枚铜圆可以买一大碗，还可以续添开水。我们三人常来庙里小坐，一边嚼胡豆，一边漫无边际地胡聊，两位僧人一般都不应答，仿佛入定似的闭目养神，但双手照样捻动着佛珠。我们不知他们来自何处，更难想象他们未来的归宿，只看见他们已经在为自己准备棺木，白天偶尔还可以听见他们挥斧伐木的声音。但僧人圆寂应是无需棺木，他们为什么要在生命的终点回归世俗呢？
也许正是从老僧那里获得若干人生感悟，我开始思考生命的原始、归宿与人生的意义，而在此以前根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亲眼看见死亡，外婆还有两个弟弟都是在我面前缓缓死去，总觉得他们无非是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某一天又会回来，有时甚至做过与他们重新聚会的甜美的梦。在九中读书期间，每年暑假都会有同学在江中游泳不幸溺水而死，有一年一次溺死四人，尸体置于高一分校路边，我们游泳归来正好目睹惨景，但从未想过死亡也有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直到最后一个暑假，离开九中之前曾经独自到江中游泳，仰卧顺水漂流时，忽然听见岸上有啼哭声，原来是一对夫妻为溺水的儿子烧纸悼亡。我的心猛地一震，这才想起如果我也不幸淹死，爸妈将如何悲伤，因而奋力划过险恶的湍流，慌忙登岸回校。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自己也会死亡，想到战争给多少人带来死亡，乃至人们生老病死的痛苦与悲伤，终于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但这样深奥的问题绝非一个幼稚少年所能给出解释，也许这些想法与当时的年龄原本就太不相称，不想这些问题可能活得更加轻松。正因为如此，在被开除以后虽然依旧得到家人和同学的关切与照顾，但自己内心仍然潜藏着孤寂与苦闷。只有书籍可以解忧，阅读使我的求知欲得到某些满足，使我忘记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幸与困惑，把我引进一个虚幻但毕竟存在的精神世界中，让我充分享受思想自由飞翔的愉悦。
计政班的图书不多，大都是配合课程的教材与相关专著，但中外文学名著却为数不少，听说是由于杨荣国老师的建议，因为山间缺乏应有的文娱活动，休闲只能依靠阅读。但学生借阅图书者为数甚少，他们大多缺乏阅读习惯，得空宁可打扑克、闲聊、喝酒，甚至躲到偏僻的地方打麻将。所以我得以随意借阅自己喜欢的书籍，而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看得较多的是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死魂灵》《猎人日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乃至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等。我之所以能够从容阅读长篇小说，是因为课程负担不重而教学管理甚松，老师上完课就走，而学生很多只是混张就业的文凭。计政班虽然在乡下，但毕竟属于重庆郊区，晚上有电灯照明，这就比在九中时优越多了。直到晚年我都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这代人是俄罗斯19世纪古典文学乳汁哺育长大的”，指的就是这大半年颇能使我感到满足与幸福的乡居时光。
与我有相同阅读兴趣的是那位姓孙的同学。我一直无法弄清他的实际年龄，由于面容比较苍老，看起来至少有二十七八岁。他似乎历经沧桑，早已不复幼稚与浮浅。他很少与别人交往，总是埋头读书或处理生活杂务。但不知为什么他唯独主动与我交好，可能由于我年龄在班上最小，他出于兄长情结而自然流露出关切，也可能因为我俩同样是班上仅有的虽隆冬仍穿草鞋的最贫寒的学生。他教我缝补衣服鞋袜，一个人如何独立洗涤、晒干直至上好棉被等生活技能。只要是温度不算太低的月夜，他必定邀我，而且也只邀我一人，前往山脚小溪游泳。他游泳技术很好，蛙泳很少溅出水花，有节奏地舒展手足徐徐前行。我虽然在江津江中游过好几年，自认为经历过许多风浪艰险，但姿势、速度、耐力都不及他。我特别欣赏他那悠然自得的神态，仿佛已与两岸山林及潺潺溪流融为一体。他从不停下来等我，也从不催促我紧跟，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力量，促使我始终不敢懈怠，坚持尾随他作漫长的遨游。我们往往游一两个小时，这是我们一天最快乐的时间，仿佛这星空，这明月，这山林，这溪流，乃至这宁静的夜晚，全都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很少讲话，只有他偶尔低声吟唱江西民间小调，几乎每句都以“哎呀来”开头。他的声音略带嘶哑，但曲调幽美且流露若干深沉的柔情。相知渐深以后，我才知道他来自赣南苏区，但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当时我对政治也没有任何感悟与兴趣，虽曾听他偶尔讲过若干苏区社会生活情况，但也如同东风过马耳，并未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我几乎同时保持与他以及闻刚、秦邦文的亲密友谊，但他与闻、秦却无任何交往，相遇如同陌生路人。闻、秦与南派许多同学关系比较亲密，而我与孙大哥都是若即若离的边缘人物。也幸好是这样，我俩才没有卷入南北两派之间的一场大型武斗。
那是在1944年年初寒假期间的一个晚上，不知为什么两派由口角而动起武来，开头只有少数人参与，继而双方都有十余人介入，而且打斗相当激烈。幸好尚未使用器械，只限于拳打脚踢，总算未酿成流血事件。北方同学虽然孔武有力，但南方颇多久经战阵的打斗老手，罗翔更有一身过硬的擒拿武术，一人可以对付好几个人。闻刚由于身材高大，自然成为主力，就连平常斯文一脉的裔同学，由于学习京剧练过武功，也大显一番身手。总的来说，双方旗鼓相当，都没有吃好多亏，也没有占什么便宜。战场在食堂，离宿舍较远，所以躺在床上沉迷于看长篇小说的孙大哥与我当时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吃早餐时，才听见闻刚与秦邦文谈论此事。这些斗士也真拿得起放得下，颇有江湖好汉风度。第二天居然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两派之间的嫌隙也没有从此消失。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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