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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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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研究新著，探寻梁启超对中国文学转变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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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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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探讨梁启超与中国文学转变之关系，具体从五个方面展开：观念、语言、文体、传播和新文学。在观念方面，检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文学启蒙观念的影响；语言 方面，通过对梁启超散文在词汇、语法和修辞等方面的考察，说明其写作对中国文白转变的贡献；文体方面，主要关注梁启超在小说和诗歌方面倡导所带来的正反影响；传播方面，主 要探讨梁启超《新小说》杂志的创办，如何引领当时的文学期刊潮流，以及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生态带来的改变；最后讨论的是梁启超在新文学兴起之后对中国文学尤其诗歌发展道路 所进行的反思，以展现新文学革命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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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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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军，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关注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转变、陈三立与近代中国诗坛等问题，出版有《散原精舍诗文集》《陈三立年谱长编》 《散原遗墨》《中国记者历史专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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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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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从何说起
一、 转变：基本问题
二、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转变：论题的成立
三、 研究史：成就与缺陷
四、 研究设想
五、 梁启超第二章梁启超与启蒙文学
一、 从文学误国到文学救国
二、 “新小说”以“新民”
三、 承续与反驳
四、 在“新文学”中的续脉
五、 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第三章从文言到白话
一、 文白之争
二、 词汇：“新文体”与白话文（上）
三、 语法：“新文体”与白话文（中）
四、 修辞：“新文体”与白话文（下）
五、 文白过渡的承担
第四章文体：创新与歧途
一、 “政治小说”
二、 “诗界革命”
三、 创新与歧途第五章在杂志与小说之间
一、 《新小说》的创刊
二、 《新小说》与小说杂志：《新小说》影响之研究（上）
三、 《新小说》与小说理论及创作：《新小说》影响之研究（下）
四、 杂志：双刃剑第六章梁启超与新文学
一、 国语之创造
二、 白话诗歌
三、 文学情感研究
四、 余论结语从梁启超说起附录
一、 参考文献
二、 单音词、复音词统计结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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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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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转变：论题的成立
正如题目所示，本书主要研究的应是梁启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一论题是否成立，即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否存在。在这一点上，当事人的话应当更有说服力。
“新文学”的干将钱玄同，可谓是揭破梁启超与新文学关系之第一人，他在1917年2月写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讨论该刊刚发表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时说：“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钱玄同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后来被新文学家们视为落伍的梁启超在散文文体和文学观念上对新文学的先导作用。“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一句，可为的论。
1922年胡适受《申报》邀请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以新文学运动领袖的身份表彰晚清时期梁启超的巨大影响：“当他办《时务报》的时代已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版。约十年之后，他写《四十自述》，更以个人的经验来为“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一句下一注脚：“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澈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胡适《在上海（一九四—一九一）——〈四十自述〉的第四章》，《新月》1930年第3卷第7期。这位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与他同时代的众多同龄人一样，差不多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文章经受了思想的启蒙。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郑振铎立刻写了一篇“不能不写”的纪念文章，全面总结梁氏在文艺、政治、学术、新闻等方面的成绩。文学方面，郑振铎专门论及梁启超的“新文体”：“他的散文，平心论之，当然不是晶莹无疵的珠玉，当然不是最高贵的美文，却另自有他的价值。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1929年2月。此处所言“前几年的文体改革”即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郑振铎认为，梁启超自己的“新文体”写作，实际上是中国散文现代改革的开篇。
与鲁迅一样，读着梁启超的文章长大并参与了清末文学变革进程的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关于新文学源流的讲演中，洞悉到梁启超文学活动背后的政治目的，但他也承认：“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目的，而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98页。显然肯定了梁启超与“文学革命”之间的正面关系。
朱自清在反思中国诗的出路时，认为“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朱自清《论中国诗的出路》，《我所见的清华精神：朱自清回忆录》，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他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朱自清《现代诗歌导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40年版，第349页。朱自清是把梁启超等人在清末“诗界革命”的倡导和实践，与后来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写作，放在一条脉络上来理解的。
似乎不必再征引下去，钱玄同、胡适、郑振铎、周作人、朱自清这五位“新文学”的创造者和见证人关于梁启超与“新文学”关系的论说，已经足以证明梁启超这位政治家在文学方面给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中国的深刻影响。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探寻这些影响的发生和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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