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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中国科学院初创时期，北京中关村有三栋灰砖楼，集中居住了一批为新中国现代科学各学科奠基的第一代科学家。他们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把毕生的才华和精力奉献给了我们的祖国。他们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为祖国培养了几代人才。即使在各种运动与“文革”中遭到种种不公正对待，甚至残酷迫害，有的人还付出了生命，但他们毫不动摇，依然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祖国的科学事业，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使祖国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关村回忆》从子女和后辈的角度讲述了老一辈科学家们满腔热血、精忠报国的真实故事，其中很多材料系首次批露。
《中关村回忆》由蔡恒胜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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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蔡恒胜
博客“中关村人”的博主。现居加拿大，IBM公司软件研发人员。中关村三座灰砖楼的第二代传人。写作并非本人所长，加上平时工作繁忙，但出于从1953年就居住在中关村三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深感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和第一代中关村人——当年一批把知识、智慧、甚至生命奉献给新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人民科学家的真实事例纪录下来。希望第三代、第四代中关村人不忘过去，能继承前辈的这种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忠诚和热爱。希望此书的出版在深情怀念老一辈科学家不懈的人生追求的同时，也热切祝愿更多的后来人兢兢业业为我们祖国的科学之树永远长青而努力奋斗。
柳怀祖
男，江苏省仪征市人。1940年2月生；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63年至1980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一部后为高能物理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副处长其中：1977年至1980年借调至国家科委高能工程指挥部任处长；1980年至2000年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办公厅任高级工程师、处长、主任其中：1983至1989年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996年后兼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秘书长，获国家特殊津贴；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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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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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子女们的回忆
快乐潇洒的法杨公——我的爸爸杨承宗
顾准一家在中关村13楼
点滴怀念我们的父亲黄秉维
从长城牌铅笔到反物质——忆父亲赵忠尧
父亲牵着我的手——忆我的父亲钱学森
洁白的百合花献给父亲陈世骧
怀念亲爱的父亲钱三强
回忆我的爷爷贝时璋
一个大写的人——怀念父亲邓叔群
难以忘怀的想念——忆父亲童第周和母亲叶毓芬
李善邦——一个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蔡邦华与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苦寒梅香逝者如斯——追忆父亲蔡邦华
我的父亲顾功叙
难忘中关村难忘亲爱的父亲陈宗器
我的中关村情结
悼念父亲王淦昌
缅怀我们的父亲赵九章——为纪念父亲九十寿辰而作
爸爸与诗文
一生常耻为身谋——忆父亲柳大纲
回忆我的父亲叶渚沛
珍藏心底的纪念——忆父亲林镕
忆郭老二三事
从点滴看竺可桢
怀念我们的父亲竺可桢
往事的回忆——怀念亲爱的爸爸吴有训
严济慈与中国科学界
回忆父亲华罗庚
回忆父亲卢嘉锡
我们的父亲朱光亚
我们的父亲陈芳允和母亲沈淑敏
第二部分 后辈们的回忆
怀念叔父叶企孙
我的老师和师母——郭永怀、李佩夫妇
我的科学家叔伯们
我楼上的赵九章伯伯
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
我少年时代的玩伴
百岁科学家寿星贝时璋伯伯
赵忠尧先生的成就与不公正待遇
童第周先生的荣与辱
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何泽慧
正直淳厚的戴芳澜教授和《中国真菌总汇》
老实严谨的刘崇乐教授和他的遭遇
竺可桢——父亲的良师益友
中国生物学的一代宗师秉志先生
嗜书如命、惜时如金的黄秉维先生
15楼的五位地球物理学前辈
受株连致死的真菌学科学家邓叔群
几位中国生物学界的前辈
三位姓氏声母为“L”的中国语言学大师
中国科学院筹备人恽子强先生
中国近代磁学的奠基者——施汝为先生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1——叶企孙先生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2——吴有训先生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3——饶毓泰先生
华罗庚、陈省身的二位恩师郑桐荪和熊庆来先生
为“两弹一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人永远怀念的郭永怀先生
埋头苦干、竭诚为国兴的陈芳允先生
为人类进步尽自己义务的真正科学家汪德昭先生
留下不寻常足迹的核物理学家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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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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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初期，全国普遍的生活水准是很低的。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许多人在自己无法解决时，理所当然地想到爸爸。想象这位快乐的法杨公，一定有能力帮助。事实上，不管父母的经济压力多么沉重，爸爸几乎是对人们的要求有求必应。也许正是有这样的好名声，从50
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离开中国时为止，向我的父母借款之事从不问断。
所谓借贷实际上也就是相送，父母从来不记，更不去要回，有些当事人可能早已忘却。可我知道还真有不少人记得，事隔几十年后来相还的。每逢父母收到这些不知贬值了几十倍的还款时，总是特别高兴地夸奖此人有良心，说：几十年了他们要不提，我们已经记不起来了，真难为他还没有忘记。
1965年，我这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参加东北一个工厂的“四清”工作，因为不懂又不会，只好全身心的投入，竟然没有注意到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收到父母的来信了。在“四清”工作结束前几天，收到的母亲来信让我大吃一惊。母亲在信中告诉我很长时间不能给我写信的原因，是爸爸的右眼睛动了两次手术，他现在还住在医院。而母亲本人在看望父亲时，在医院附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摔在地上，导致右臂膀骨折，也只好住进医院里。
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爸爸眼睛发生问题的原因。50年代初，为了取得近代物理研究成果的核物理学家们，开展了中子物理研究所急需的、稀有的中子源——放射性氡同位素研究；也为了使协和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们不再遭受放射性的伤害，爸爸在当时没有任何放射性防护设备的条件下，亲自单独操作遭受放射性照射最强烈的、最危险的步骤。曾参与此次修复工作的朱润生女士，在题为《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文里详尽地写道：“在工作中，杨先生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其中最为危险和困难的一项工作是将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重新与整个系统连接，而玻璃瓶已经老化变脆。这时必须打开保险柜，在伸手可及的距离上，在镭溶液高强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进行玻璃的熔接。我们四人中有一位是玻璃工，但是杨先生说，这项工作太危险，不分配给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由他自己动手来完成。在操作时，他嘱咐我们不要站在他旁边，而要站在他的背后，这样可以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挡去一部分射线。我站在他的身后，只能看见他的肩和背。时间不长，杨先生就已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那为我们遮挡射线的宽厚的肩和背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朱润生，《杨承宗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终于，原子能所的中子物理学家们得到了研究急需的放射性氡源，协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们不再遭受放射性的伤害，而父亲最接近装强放射源镭溶液的玻璃瓶的那只右眼睛，因此受伤而且越来越坏。
在共和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爸爸要向国务院的高层主管汇报准备的情况。他夜以继日地连续在二机部五所内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点点间隙让他回到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科学院宿舍家里作必要的休息和整顿。有一天早晨，他在五所的宿舍里起床后，突然发现右眼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为了使汇报正常进行，他没有及时去医院。一直等到三天的汇报完毕后才去就医，虽然医院马上安排手术，终究由于耽误时间太长，手术成功率低而失败，不得不接受成功率更低的第二次手术。尽管第二次手术成功，勉强保持住右眼的一点视力，但病情并不乐观，医嘱要求必须定期返医院检查。P00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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