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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以下问题也许是很多读者感兴趣的，阅读《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会找到有趣的答案。
为什么高尔基这只曾经热情呼唤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后连续发表了80余篇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
为什么这位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作家，却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离开了俄国，长期流落异邦？
为什么他在1928年首次回到苏联后，一方面被奉为贵宾，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另一方面仍继续受到明暗不一的批判、指责和抵制；在那以后的数年中，他一直来往奔波于莫斯科和索伦托之间，直到1933年才最终选择了回国定居？
为什么他一直漠视苏联国家出版局负责人对他的反复催促，拒绝撰写《斯大林传》？他对当时的苏联社会现实、个人崇拜和文坛状况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
为什么高尔基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它是如何被确立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
为什么关于高尔基的死因，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令人真假莫辨？他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害的？如何解释他去世前周围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
为什么一提起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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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高尔基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但是对于他的评价，却历来众说纷纭。苏联解体后，各种不同观点的交叉更为突出，而对于他生命的最后20年（1917—1936）时间内的思想、社会活动、文学活动与创作成就，人们的评价更不一致，相互冲突的意见一直存在，无论在俄罗斯、西方各国还是在中国评论界，情况都是如此。《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从文学史实和作家创作的实际出发，依据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认真梳理了“高尔基的最后20年”中对当时一系列重要社会事件和文学现象的反应，考察了他与苏联领导层的关系，在其社会与文学活动、言论与创作的紧密联系中引领我们走进其精神世界，对他最后阶段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做出了力求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说。
《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认为，正如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高尔基并不是完人，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无疑不是完美的，他也充满着思想矛盾与精神痛苦。他始终不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知识分子，力图维护苏联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知识分子面前的美好形象，一直寄希望于科学和文化的振兴与繁荣,然而他既无力拯救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更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个人崇拜的蔓延和极左路线的推行；既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可能超越人类的认识水平去解决那些不断困扰着他的矛盾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和精神特点，对于20世纪追求人类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某种典型性。高尔基的创作，是俄罗斯民族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的一种独特回声，并已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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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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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介之，安徽庐江人，1986年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94—1995年曾前往俄罗斯莫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访学。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出版《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合著）、《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合著）、《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流亡者的乡愁：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述评》、《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等学术专著9部，主编《白银时代名人剪影》、《外国文学教程》、《20世纪欧美文学史》、《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欧美文学评论选》等高校教材或编著7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有译作多篇在《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等期刊上发表。曾主持完成“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研究”、“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研究，并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江苏省外国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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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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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研究史描述
俄罗斯国内评论者的评价
俄罗斯域外批评界的评说
西方评论界的观点
中国评论者们的见解
二风云变幻的年代（1917—1921）
回溯：1905年革命后作家思维热点的转移
二月革命后的高尔基
高尔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年
1921年：离开俄罗斯
三革命与文化忧思录——关于《不合时宜的思想》
《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版本考察
历史转折期的独特编年史
《不合时宜的思想》与高尔基思想的发展
四域外文学生涯（1921—1928）
柏林到索伦托
在域外俄罗斯作家中
天涯何处是归程？
五“俄罗斯人之书”——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高尔基的创作
一篇“忧郁的随笔”：《论俄国农民》
《我的大学》与自传三部曲的续篇
“俄罗斯人剪影”：《日记片断？回忆录》
《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及其他
俄国资产阶级独特命运的艺术写照——关于《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
六来往于索伦托和莫斯科之间（1928—1933）
初返故土与《苏联游记》
面对荆棘丛生的政治领域
对国内文学生活的介入
保持与俄罗斯域外文学的联系
七未完成的探索：《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历来研究者对《萨姆金》的评价
一部“认识俄罗斯”的总结告别之书
旁观者？灰色人物？反主人公——萨姆金形象的内涵与意义
《萨姆金》的叙事艺术与形式探索
八无法平静的最后岁月（1933—1936）
在“领袖至上主义”盛行的年代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
从讨论文学语言到批判形式主义
高尔基的去世
结语
高尔基晚期文学与文化活动年表（1917—1936）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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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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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研究史描述
如果说，对于高尔基的评说，历来就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的交叉，那么，对于他晚期思想与创作的评价，彼此对立、乃至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更为多样、更加集中了。无论是俄罗斯（含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下同）国内评论界，还是俄罗斯域外文学批评界；也无论是西方研究者，还是晚近中国的评论家们，都曾就十月革命以后高尔基的文学活动、社会活动、思想追求和艺术创作，发表过大量各不相同的见解。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各类评说文字，可谓汗牛充栋。这一现象，固然和各家各派观点的持有者们自身各种主观因素的差异密切相关，更直接根源于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的丰富、纷繁、复杂和矛盾。认真地考察这一研究史，梳理清楚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和批评家们的评论要点，显然是全面认识和公正评价晚年高尔基的必要前提。
1. 俄罗斯国内评论者的评价
在俄罗斯国内，对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和创作的不同评价，早在《不合时宜的思想》开始发表之际即已出现。为数众多的批判文章曾蜂起于各类报刊。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拉狄克等人都纷纷撰文谴责高尔基。其中，斯大林曾针对高尔基的《不能沉默！》（1917）一文，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许多膘肥体壮的公牛包围着我》（1917），指责高尔基及其为之撰稿的《新生活报》“从革命队伍中临阵脱逃”、堕入布尔采夫—苏沃林之流的黑帮队伍中去了。斯大林写道：“俄国革命曾使不少权威人物威信扫地”，如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勃列什科夫斯卡娅、查苏利奇等，“我们担心这些‘栋梁们’的桂冠会使高尔基不能入睡。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被拖进档案馆里去。”
对于高尔基出国以后的活动和思想，俄罗斯—苏联批评界的评价也历来存有很大分歧。1921年11月，高尔基刚到柏林不久，批评家维?什克洛夫斯基就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您就离开我们，到作家可以写作的地方去吧。这不是逃脱，而是复归到工作中去。”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俄罗斯，人们利用的只是高尔基的名望，而作家计划在国外与俄罗斯作家和西方作家结成的文学联盟，将成为“没有季诺维也夫的真正的国际”；他准备在国外编辑出版的《交谈》杂志，将成为《新生活报》的某种延续。什克洛夫斯基所言，反映了当时留在俄罗斯国内、但理解和同情高尔基的作家们的态度，同时也点出了高尔基的出走意味着摆脱了由于彼得格勒负责人季诺维也夫的压力而不能写作的困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派”、庸俗社会学者和“拉普”的前身“岗位派”，则将高尔基视为“另类”作家或“同路人”作家，否认其创作的价值和他在文学中的地位，对他进行攻击和污蔑。高尔基的出国，似乎为他们的各种抨击性观点提供了某种依据。1922年7月，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就莫斯科开庭审判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一事分别致信法国作家法朗士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表示了自己激烈的抗议。此事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对高尔基进行声讨和批判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上。1923年，“岗位派”评论家列夫?索斯诺夫斯基发表《昔日鹰之首，今朝蛇之王》一文，把高尔基的“晚期”和“早期”对立起来。他写道：“让我们再读一读昔日的（确切地说，也即年轻时的）高尔基的作品吧，欣赏他那充满勇敢精神的战斗诗篇，竭力忘却今朝的高尔基，他已开始谄媚欧洲的资产阶级社会，软弱无力地幻想着宁静的生活和所有人都以麦片粥为食的时代。”翟厚隆编选：《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上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473页。
同年，在哈尔科夫甚至组织了一场对高尔基的“缺席审判”。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1923）一书中虽未专门评论高尔基及其出国之事，却也在评说“非十月革命文学”、流亡文学时顺带写道：“旧文学最重要的一部分并非偶然地转移到了国外”，同时还有“才华”、“思想”等“这些没有重量的宝贝被运到国外，其规模之大，让俄国‘文化’、尤其是让这一文化十分殷勤的赞美者马?高尔基感到可怕。”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在某些人看来，高尔基其实已经成为一位“侨民作家”了。例如，1927年1月，《新列夫》杂志发表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致高尔基的一封信。这位诗人问高尔基：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建设中”看不到你？据说，人们“一想到侨民高尔基就感到悲伤”，因此他呼吁高尔基回国，“证明自己无罪，放声歌唱起来”。“拉普”的理论家弗?叶尔米洛夫则在题为《活人问题》（1927）的文章中，从作品题材到写作方法等各个方面对高尔基的创作进行全面否定和批判，断言他没有文学前途。
1928年5月，高尔基在移居域外七年后首次回国。这一事件似乎成为苏联评论界对他的评价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到1936年高尔基去世，布哈林陆续发表《我们期望从高尔基那里得到什么？》（1928）、《“新人”》（1932）、《理性的歌手》（1936）和《高尔基》（1936）等文章，卢那察尔斯基则先后有《艺术家高尔基》（1931）、《作家和政治家》（1931）、《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1932）、《萨姆金》（1932）等论文问世。这些文章是苏联评论界对高尔基出国以来的文学活动、他的具体作品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的标志，也是一种开端。但是，观点相反的评论文字依旧出现。如“拉普”领导人阿维尔巴赫就曾于1928年第10期《在文学岗位上》发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忘记“政论作家高尔基的重大错误”；次年，弗?叶尔米洛夫等“拉普”理论家也在同一份刊物上撰文，继续强调高尔基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充其量也只是“在无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那一程度上”可称为无产阶级作家。这显然不过是所谓“同路人”作家的另一说法。1929年，西伯利亚“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还通过一项决议，说高尔基是“一个巧于规避和伪装的敌人”，“越来越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一切反动人物的传声筒和防空洞”白嗣宏编选：《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3页。。此后，阿维尔巴赫的《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的人》（1931）、《致参加文学活动的工人突击队员们》（1931），弗?叶尔米洛夫的《争取战斗的创造性的改造》（1932）等文章，仍然显示出对高尔基的否定性评价。
此时，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前三卷已陆续问世。作家革拉特科夫、批评家格?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性的，其观点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较早对《萨姆金》予以肯定性评价的苏联作家、批评家，有沃隆斯基、柯岗、普里什文、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但他们一般停留在印象式评价的层面。只有卢那察尔斯基的长篇文章《萨姆金》，从时代背景、体裁特征、主人公性格和叙述方式等不同层面，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最初的系统研究。
1932年以后，特别是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高尔基的文学活动的意义逐渐得到了肯定（虽然不无片面性）。1936年高尔基去世后，他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从那时起至50年代初期，在苏联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高尔基研究者队伍，其中包括比亚里克、卡斯托尔斯基、鲍?米哈伊洛夫斯基、塔吉尔、米亚斯尼科夫、布尔索夫等，他们推出了一批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著作。但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泛滥和官方文学政策的制约，评论界多从政治视角对高尔基进行赞扬，同时回避了一些敏感的现象和问题，特别是对于他的晚期思想、文学活动和创作成就，具体评价往往有所保留。在这期间陆续问世的三十卷本《高尔基文集》（1949—1955），竟然未收入高尔基的《两种灵魂》、《不合时宜的思想》、《论俄国农民》、《回忆安德烈耶夫》等重要著述及1917年以后的许多重要书信。总体来看，由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远未肃清，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特别是未能揭示作家晚期思想和创作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新的时代氛围中，1954年，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和苏联作家协会理论与批评委员会联合举行高尔基创作研究问题讨论会，认真讨论高尔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促进了此后高尔基研究，包括晚期高尔基研究的进展。从60年代起，在诸多学者的参与下，逐渐形成了对高尔基的晚期作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进行“密集型研究”的格局，研究视角也走向多样化。一批有分量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如П.
斯特罗科夫的《高尔基的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62），Н.
热加洛夫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65），约?瓦因贝格的《在高尔基的字里行间：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的确有事实与艺术真实》（1976），亚?奥夫恰连科的《高尔基与20世纪的文学探索》（1982）等。《萨姆金》的艺术形式、美学品格和语言特色，成为研究者们注目的热点之一。60年代中期，奥夫恰连科还在他的《高尔基的政论作品》（1965）一书中，谨慎地提出了全面认识和公正评价《不合时宜的思想》及高尔基的其他政论作品的问题。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的高尔基晚期思想和创作研究，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和片面性。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高尔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对作家的晚期思想和创作的研究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侧重点。1988年，《文学评论》杂志连续3期（第9，10，12期）在“文学档案”专栏中重新刊出《不合时宜的思想》；同时发表的瓦因贝格为此而写的长篇专论《为了革命与文化》，详细评述了高尔基的这一组政论文章，并给予高度评价。奥夫恰连科在他的论文中将《不合时宜的思想》称为“革命的一部独特的编年史”；列?列兹尼科夫则认为这一组论文中的许多内容，“至今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我们艰苦卓绝的历史和当代文化仍然具有重大价值”。另外，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费?库兹涅佐夫在高尔基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所做的报告《高尔基的遗产与当代》，萨拉斯金娜、瓦?巴兰诺夫等人对于高尔基政论作品的系统分析，都显示出新的文学观念和眼光。瓦?巴兰诺夫的专著《火焰与灰烬——马?高尔基：创作探索与命运》（1990），虽然是对作家的“探索与命运”的一种全面描述，但其主要篇幅，无疑是用于考察高尔基十月革命后在国外的文学活动以及他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而全书最为吸引人的篇章，则是关于作家晚年的处境、心态的描述以及关于作家之死的考察。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的首次面世（1989），系列丛书《高尔基与他的时代：资料与研究》的开始发行（1989），等等，也拓宽和深化了人们对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的认识。
同时，一些对晚年的高尔基进行激烈否定的观点，也出现在苏联最后阶段的报刊上。例如，1989年春，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鲍?瓦西里耶夫在《消息报》上发表长文，指责高尔基1928年从意大利回国期间对残酷的现实一声不响，将保卫人民、文化和正义的大事置于一边，却忙于参观视察、会见权贵和出席各种庆典活动。同年，佐洛图斯基也在《青春》杂志第11期上撰文，认为高尔基参与了30年代“个人崇拜”的鼓噪，他所领导的作家协会成了完全听命于官方意志的组织，而他本人也赞许当时那种分裂、敌对和仇恨的氛围。1990年8月3日,《莫斯科真理报》则刊出科洛德内依的文章《双头海燕》，说高尔基好像有两个脑袋、两副面孔，这只曾经呼唤革命风暴的海燕，晚年竟在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正确性，甚至支持其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柯斯季科夫也在他发表于《星火》杂志1990年第1期的文章中，断言高尔基是某种“幸福的幻影”的制造者，而在幻影破灭时则保持沉默，甚至不惜对自己说谎。上述评价意见彼此对立，一度使人真伪莫辨。
苏联解体以后，高尔基的晚期思想与创作研究得到俄罗斯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系列研究丛书《高尔基与他的时代：资料与研究》第3—7辑，即：《不为人所知的高尔基》（1994）、《看待高尔基的新观点》（1995）、《未发表的书信》（1998）、《围绕高尔基之死：文献、事实和说法》（2001）、《高尔基和他的通信人》（2005）、《高尔基档案》第15卷《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通信（1916—1936）》（1995）、第16卷《高尔基与玛?伊?布德别尔格的通信（1920—1936）》（2001），都汇集了关于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和文学活动的一些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新公布的资料为人们进一步认识晚年的高尔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或参照。
解体以来陆续出版的一系列高尔基专题研究著作，表明当今的研究者大都注重考察高尔基与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进程及同时代作家的关系，与俄国革命及其领袖人物的关系，作家晚期思想的矛盾、变化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以及作家的死亡之谜，等等。如巴兰诺夫的《卸装的高尔基及死亡之谜》（1996；2001年修订再版）一书，着重研究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和命运。经由对作家逝世前的一系列反常现象、特殊氛围和大量细节的考察和分析，巴兰诺夫得出了高尔基并非“自然死亡”、而是“领袖的受害者”的结论。高尔基的个性和命运，他所处的环境和氛围，他对权力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的态度在他内心激起的波折和冲突，始终是著者注目的中心。兼作家、学者和记者于一身的阿?瓦克斯贝格所写的《海燕之死（马?高尔基：最后二十年）》（1999），将从十月革命到1936年作家去世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作为展开叙述的基础，但是著者并不否认自己的评价观点带有某种主观性。在全书以“长篇小说的终结、主人公的终结和作者的终结”为标题的最后一章中，著者深入探讨了高尔基死亡的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这一章是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相比而言，俄罗斯世界文学研究所高尔基文献保管、研究与出版部主任斯皮里东诺娃的《马?高尔基：与历史对话》（1994），更是一部广受推崇的学术著作。著者的考察侧重于高尔基与“历史”的关系，包括作家的历史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他对进入20世纪以后俄罗斯历史进程的看法，他和那些对于这一进程产生过直接影响的职业革命家的关系，他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思索，等等。斯皮里东诺娃对高尔基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活动尤其重视。她充分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以高尔基作品的文本、手稿、笔记、书信、阅读手记和作品异文等第一手材料为依托，联系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和知识分子的命运，深入探讨了作家晚期思想的矛盾、演变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著者提醒人们注意：列宁逝世之后，苏联“党内开始了关于国家今后发展道路的辩论，为政权而进行残酷斗争”，高尔基也在此时开始做出自己的“价值重估”，并往往通过作品人物之口曲折地表达自己对30年代现实的某些看法。斯皮里东诺娃根据大量的实证材料得出了如下结论：晚年的高尔基“试图阻止斯大林恐怖，谴责强制性的集体化运动，为大写的人而斗争，其积极主动并不亚于在十月革命的如火如荼的年代。与索尔仁尼琴的断言相反，他不会歌颂1937年，不会为其辩护，也不会忍耐屈服。”
作家的“人性的真诚和真正艺术家的内在嗅觉，不容许他成为斯大林时代的御前歌手”。斯皮里东诺娃的另一专著《马?高尔基：新视点》（2004），将高尔基的作品放置于20世纪俄罗斯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中予以考察，以新的方法论原则为基础，细致地分析了高尔基作品的大量文本，一一予以重新阐释，力求呈露出他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个性。书中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文献，揭示了高尔基生命最后年代的悲剧和他死亡的秘密。
俄罗斯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普里莫奇金娜的《作家与政权：马?高尔基和20年代的文学运动》（1996；1998年修订再版）一书，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的相互关系中全面地考察了高尔基与20年代的苏联文学政策、众多文学思潮和流派、一系列重要作家及其创作的关系。显然，著者探讨的是高尔基晚期思想和文学活动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随后，普里莫奇金娜又推出了她的另一部力作《高尔基与俄罗斯域外作家》（2003）。在这本书中，著者在新发掘的大量文献资料和文学档案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1921—1933年高尔基在国外期间与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的俄罗斯流亡作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考察了他为了在俄国流亡者和苏维埃俄罗斯之间架设文学和文化桥梁、为沟通“两岸”文学而进行的非凡努力，论证了他在20—30年代俄罗斯域外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独一无二的作用。经由著者的旁征博引和深入分析，那一整个时期的高尔基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布宁、扎伊采夫、阿?托尔斯泰、茨维塔耶娃、“路标转换派”等老一代流亡作家之间的关系，他与一度聚集在出版于柏林的俄文期刊《交谈》周围的霍达谢维奇、安德烈?别雷、列米佐夫、帕?穆拉托夫以及尼?奥楚普、米?奥索尔金、维?伊凡诺夫、尤什凯维奇等作家的交往，他对苏夫钦斯基、德?米尔斯基、埃弗隆等“欧亚主义者”以及罗曼?古里、瓦?亚诺夫斯基、盖?加兹达诺夫等“年轻一代”流亡作家的关心和帮助，等等，都清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以大量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对高尔基在俄罗斯域外文学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展开新的评说，是普里莫奇金娜的这本新著的鲜明特色。
高尔基研究专家弗?谢?巴拉霍夫的专著《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悲剧：根源、冲突和巨变》（2004），则以材料的翔实、分析的细致和思路的缜密为特色。该书集中考察的是高尔基晚年的复杂内心生活，特别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面对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时所产生的种种思想矛盾。巴拉霍夫认为，高尔基所选择的介于政权与人民之间、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特殊立场，导致他在十月革命后个人世界观的内在冲突日益尖锐化，也导致他在斯大林专制时期最终没有出路的结局。著者在社会动荡、人文主义危机的时代语境中，密切结合高尔基与列宁和斯大林、列夫?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布宁和安德烈耶夫、霍达谢维奇和契里科夫等人的关系，探讨“作为一种痛苦的自我认识和矛盾现象”的高尔基的悲剧，力求揭示出这一悲剧的实质及其所涉及的宽广范围。
批评家帕?瓦?巴辛斯基新近出版的一本评传《高尔基》（2006）也颇引人注目。高尔基去世七十年来，关于高尔基的评传已出版过多种，因此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巴辛斯基的这部评传有何新意？著者以最近十年时间潜心研究、慎重落笔而完成的这本书，果然不负众望。他试图完整地再现这位伟大作家的生活图景和精神风貌，但又深知高尔基的生平、特别是晚年生活中存在着许多长期以来未能搞清的“秘密”和问题。比如，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促使当年的阿列克谢?彼什科夫（高尔基的原名）走上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道路？为什么他曾有过一次未遂的自杀？他获得了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生前都不曾领受过的那些来势凶猛、轰动一时的荣誉，其原因究竟何在？“革命的海燕”为什么断然离开革命取得了胜利的祖国？他又为什么一再拖延，迟迟不回国？那位被称为“铁女人”的玛丽娅?布德贝尔格在他的命运中到底起过什么作用？他唯一的儿子和他本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势下去世的？……巴辛斯基正是以诸如此类的问题为切入点，展开了一幅幅历史画卷，力求探明高尔基的漫长生涯中、特别是晚年生活中的一个个关键问题，从而全面地呈现出作家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可以说，整部评传就是以对诸多问题的提出、辨析、思考和探讨为基本线索，建立起整个论述结构的。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成为这本新评传的重要特点。巴辛斯基认为：高尔基“终其一生都服务于作为‘集体理性’的社会主义理想”，因此当十月革命爆发、人们卷入你死我活的较量之中时，他却感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和自己怀抱的理想发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于是便“不合时宜”地呼吁“各阶层人们、党派和组织为了‘文化建设’而实行广泛的联合”；“他直到最后也仍然没有能够真心实意地接受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他的理想的现实体现正在导致对个性自由的扼杀”。不难看出，巴辛斯基对高尔基的思想特点、特别是他晚期思想矛盾的很多评价，均有其独到之处。
在上述高尔基研究专著出现的同时，各类报刊、系列研究丛书《高尔基与他的时代：资料与研究》、历届“高尔基系列学术报告会”之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也出现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学术论文。高尔基的《蔚蓝的生活》、《蟑螂的故事》、《隐士》等晚期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得到这些论文的作者的普遍重视。其中，柯洛巴耶娃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作者与主人公》（1994），基谢廖娃的《现代性之镜中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95），德拉戈米列茨卡娅的《禁欲主题的高尔基式解决：短篇小说〈隐士〉》（1996），等等，都显示出解读这些作品的某种新角度。高尔基和苏联领导人、和同时代作家的关系，作家晚期的思想矛盾，也是许多论文作者关心的论题。如斯?伊?苏希赫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迷误与省悟》（1992；2007年修订再版），普里莫奇金娜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堂吉诃德：高尔基与布哈林》（1993），盖依的《马?高尔基与瓦?罗赞诺夫》（1995），拉里昂诺娃的《高尔基与巴别尔》（1996），布舒耶娃《高尔基与列米佐夫的创作命运》（1996）等，就是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另一些论文的作者们则显示出更为开阔的视野，如叶尔玛科娃的《高尔基在20世纪哲理小说演变中的作用》（1995），探讨了高尔基小说的体裁特征及其变化，论证了其形式革新对于20世纪小说发展的意义；米娜科娃的《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创作中的文化哲学》（1996），塔?德?别洛娃的《高尔基的文化观念在其文学作品和政论中的体现》（1999），摒弃了以往的评论者大都注目于作品社会政治意义的旧有思路，运用文化批评的方法，力求发现作家晚期创作的深广文化内涵。
这些论文和上述研究专著一起，不仅表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学术界对高尔基的兴趣丝毫不减，而且显示出当今俄罗斯的高尔基研究，特别是学者们对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更为全面、系统而深入的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的丰厚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由于不同观点的交叉乃至对立依然存在，所以对这一论题的考察、探讨和阐释，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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