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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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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思历史事件中革命派与反革命的简单划分、马克思思想理论中科学与价值的二元割裂
2、由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背景出发，审视《历史学笔记》的定位与价值，复原马克思思想的一元、理性本质
3、本书并非针对马克思著作文本的史料分析，而是马克思史学思想的一个特殊评论，一种解释的可能性。这其中包括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政治哲学史以及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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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知识与权力的直接结合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时代精神”。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主流史学传统的基本意识无不透露出某种进步论诉求，而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则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显偶然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暴力碰撞，成为鲜明的反潮流存在。
本书作者以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传统中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变迁为轴线，探讨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借以缘起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历史—经济背景。通过和当时不同潮流的“世界观”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对照，为《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传统中做出了定位，同时也探讨了自19世纪中晚期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割裂式解读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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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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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男，执教于西南政法大学，专著有《罗马史随想》《帕那萨斯山来信》等，以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与法律思想、近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等为治学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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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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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历史学笔记》的工作背景和条件
第一节 经济生活
第二节 心理条件
第三节 辩证法的没落和“世界观”的崛起
第三章 哲学与历史
第一节 哲学的消亡
第二节 19世纪的“史前史”叙事与《历史学笔记》的现身
第三节 《历史学笔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比较与阐释
第四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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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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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民主与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
卡洛?安东尼（Carlo
Antonio）在评价19世纪的欧洲思想状况时，这样写道：“人们把19世纪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诚然，18世纪也有伟大的历史学家，但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与这些前辈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清楚历史的当下价值。他们不只培育出一种著述类型，而且提出了他们民族生活中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这一点上，他们超越了激进革命的抽象观念，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从几百年的历史遗产中开掘出活跃的现实性——不管这种现实性是好是坏。所有这些人都是热情的爱国者，他们从历史研究走向政治生活，进入政府。在18世纪，塑造公共舆论的是‘哲人’；在19世纪，继承这一职责的是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通常就是宣言书。撰写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通常足以使人有资格成为政府首脑，而重要的政治党派通常又与重要的历史学派是同一的。……正是由于历史学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我们才称这个世纪为历史学的世纪。”［1］19世纪同样也是工业革命在全欧洲收获广泛成果的世纪，事实上，自法国七月王朝建立之后，“1789观念”就已经开始淡化为党派性议会政治的日常宪政操作，呈现为一系列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丧失了传统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法诉求；换言之，在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之中，法国大革命已经不再是困扰整个欧洲的核心问题。真正的核心关注是在切实的现代意义上如何推动发展，让民族和国家同迅猛发展的经济、科学和技术保持一致。18世纪由哲学家们宣布的基于自然法理想的进步观念，在19世纪为一种更务实的观念所继承，这就是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激发起来的社会进步观念。另一方面，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尽管带有雨果式的浪漫主义成分，但也给欧洲的19世纪历史图景留下沉重的伤痛；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宪章运动尽管以纯粹政治权利方面的收获而告终，但运动中提出的严厉而不失理由的经济要求，也同样使英格兰的开明统治阶层蒙受着社会良心的巨大谴责。尽管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上述两场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都失败了，但毫无疑问，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欧洲社会底层在质疑着19世纪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当这种质疑是基于历史理由，而非自然法理由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严肃的反思；而且，这种质疑有着恒久的力量。正如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思考所论断的那样，当形式无法再容纳内容的时候，形式本身只能被攻破。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基本社会结构勾勒出一副出色的总体图景，他写道：“从历史上说，资本总是限制死了工党主义所掌控的领域。……统治者们表面上一直采取守势，但从19世纪后半期起他们就不再这样做了，而是理性地整个把工人阶级要么看成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要么看成是十分的无助。当工党在20世纪将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具体化时，国家的统治者们大体上对它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并不够理性地认为它本质上是安全的，潜在地说还是有益的——就像它在1914年匆匆表白的那样。因为，这种天性恭顺的、可敬的政治主流文化所缺乏的，正是一种真正的独立精神。因此，最终铸就了今天这种类型的社会和国家的改革，也极少是它主动争取的结果。最典型的是，这些改革或者是某个折中方案，即特权阶级之所以接受这些改革，是因为它们保证了作出妥协抑或是从该阶级开出的条件中作出了选择；或者是某种防御性措施，即代表特权阶级的政党已经调过味道的或者出于同情而采取的措施。”［2］
显然，在这种看似凝固的社会状态之下，有着难以尽数的暗流在涌动。历史学在1848年之后也褪去了兰克（Leopolde von
Ranke）、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以及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早年通过其作品而表现出的那种乐观和自信，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尽管这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这一逆转的根本特征就在于，19世纪中晚期突然间大量涌现出以长时段为主题的史学作品，这些作品要么关注一个特定民族数百年的发展规律，要么关注非政治性的主题，其中文化史、文明史、经济—社会史以及基于循环论的形态史学吸引了绝大部分第一流史学头脑的全部精力。相形之下，兰克所开创的政治史学则因为其对短时段和具体事件的特殊关注，而在19世纪中晚期悄然走上末路，这个过程之迅速着实令人吃惊和困惑。卡洛?安东尼提供了一种解释，他认为其中原因在于“在各大民族完成统一后，在历史中寻找行动动力的任务已不再那么紧迫了”。［3］这无疑是出自一个意大利人的本能的应激性解释，但这种解释势必是表面性的。民族统一确实是马基雅维利以来意大利史学的中心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如此，就史学自身而论，民族统一显然也并非必然就是核心问题，有太多的问题，或者说，凡是涉及人类自身在时间当中的命运的问题，皆在史学的重大主题范围之内，而民族统一不过是一个特殊的19世纪问题。
马克思无论是作为《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还是作为参与这一过程并为这一过程付出全部心力的民主斗士、报刊编辑或者记者，都与这一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他的历史哲学首先被人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人们也往往将他视为一派教义的首领，仿佛马克思本人对历史进程的参与不过是人们所理解的某种教义在行动上的反映。但人们却一直未能注意到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共产党宣言》身上表现得已经非常集中和明显，而他的一系列为现实斗争而作的新闻性质的评论则更是突出了一个史学天才的多样性头脑。《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留给后世的最大篇幅的作品，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也展现出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的现实感和看待问题的透彻度，而非一个历史哲学家的思辨性和教条性。《历史学笔记》出现在19世纪中晚期这样一个时刻，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反潮流”的大事件，这是因为这部作品始终展现的是对短时段和个体性的政治—军事事件的全心关注。此种叙史方法与兰克的史学传统存在表面上的类似，但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兰克那样的虔信派宗教信念，也不会抱有任何天定和谐的乐观精神。严格地说，作为《历史学笔记》的作者的马克思在这部作品中呈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老辣同时又不乏沧桑感和反讽气质的历史事件旁观者、参与者以及创造者；换言之，《历史学笔记》中的马克思显然是马基雅维利、伏尔泰和兰克的综合体，而完全没有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和热情。这一切都使得衡量《历史学笔记》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总体图景中的地位成为一个特别吸引人的问题。
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19世纪中晚期的欧洲史学发生如此巨大而又迅速的变化呢？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致使马克思写出了他平生最大篇幅的纯史学作品《历史学笔记》呢？
本文尝试以19世纪中晚期欧洲史学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为轴线，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解释，而不是那种尽管带有善意但却是纯形式化的解释，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否认后一种解释方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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