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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
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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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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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面临的电子化、数字化的影像、声音与互联网传播时代，可能真的是另一个文明时代，我们不妨称之为“视听文明”的时代，这是与传统的口传文明、书写文明不同的另一个文明时代。如果说口传文字对应的是农耕、游牧时代，书写文字对应的是机械工业化时代，视听文明对应的则是电子化的后工业时代。文学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在“视听文明”时代如何生存下去？“视听文明”时代的挑战不应该成为我们抛弃或逃离文学的理由，相反，正因为要面对一个正在到来的新文明的挑战，我们要困守文学和文字，要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这是我们维系传统记忆，警惕视听文明可能灾变的一项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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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晓明，男，1959年2月生，福建光泽县人。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
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出版有《无边的挑战》、《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三十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评论三百多篇。曾获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项，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奖项。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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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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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上编：小叙事的时代
相信文学：重建启示价值
经典焦虑与建构审美霸权
先锋派的消失
——关于九十年代先锋派变异的思考
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
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文学：一种奇怪建制
虚构是文学的生命所在
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
——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
汉语文学的新阶段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综论
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071
中编：剩余的文学性
九十年代：文学怎样对“现在”说话
虚构的圈套与诡秘的体验
——重读马原的《虚构》121
跨越红土地：熊正良的小说艺术
反抗历史异化的倔强女性
——评徐小斌的《羽蛇》158
逃跑的童话
——杨映川小说的反现代性取向
小说的心理特权与历史化的紧张关系
——阿来小说阅读札记....175
对现代历史的顽强还原
——评刘醒龙的《圣天门口》
博尔赫斯：帕慕克的“文学父亲”？
身体穿过历史的荒诞现场
——评东西的《后悔录》196
以个人风格穿透现代性历史
——莫言小说的艺术特质漫议
“影像中国”的方法
——评张英进的跨文化影像研究
下编：新的可能性
道德可以拯救文学吗？
现代性之隐忧与多样性方案
通过记忆和文本的幽灵存活
——德里达与中国
新世纪小说开辟的个体经验
“历史化”与“去－历史化”
——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 306
文本如何自由：从文化到宗教
——从雪漠的《西夏咒》谈起
对中国当代文学60 年的评价
回应批评：重新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答《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问
渐行渐远的汉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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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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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说过：英语文学批评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身上兴起的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赖于文学批评作为变革先驱开拓突破之路才可能向前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互动发展，它们在现代性理念和社会建构方面达成一致。就思想文化意义而言，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展开的历史实践，具有历史自主性的知识分子，主要以大学和大众传媒为生存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没有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理念，与国家和民众的理念基本共通一致。总而言之，新文化运动就是推动中国经典化的文学平民化和普及化，文学批评正是借助大众媒体完成了伟大的现代白话文转换运动，同时，也展开了现代性的社会理念、知识和审美感知方式的传播和普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在文化上所提示的一系列的现代性理念，都与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建构无产阶级的“普罗文艺”、人民大众的文艺理想，由此促使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化。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民族化、平民化和通俗化，一直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美学理想。由于这个理想中一直隐含着启蒙教育的动机，这个理想又具有精英主义的特征。当社会主义的文化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时，它与大众传媒还处于平等平行的关系，它们的社会理念和知识话语也具有一致性。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多种文化并存的地方，虽然国民党有比较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赤化的社会主义思想采取排挤压制方式，但左翼文化运动的声势还是相当强大的，这就有赖于当时的大众媒体创建的公共空间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左翼的文学批评一直在倡导这种理念，即文学艺术应该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有力武器。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取得领导权，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变成人民大众的，但又都不是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当然也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准确地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内，并没有一个西方新闻学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为，我们的媒体是“人民的喉舌”（the
mouthpiece of People），而不是“大众媒体”（mass
media）。中国大众媒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根本不存在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出版社、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开始自负盈亏时，文化生产不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由此开始出现文化市场。但报业传媒依然没有放松意识形态的支配功能，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出现第二轮的市场经济浪潮，图书出版发行更大规模地走向市场，报业传媒的市场化趋势才随之加剧。“大众媒体”得以形成，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媒体的市场化。报纸传媒业自身经济运作的结果导致它要加大市场化的力度，除了少数的党报党刊可以从财政拨款中获得经济支持，绝大部分的报纸都要靠自身的发行量，特别是广告收益才可能支持下去。报纸不得不追求发行量，这要以市场为导向，适应读者的品位，而不再单纯是上级的方针政策。
其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发展，确实给社会各阶层提供了谋取经济利益的巨大空间，正如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样，报纸的意识形态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经济利益的期盼。经济利益带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实际消减了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这为报业转向大众传媒提供了内在动力。
其三，广告业的迅速发展。广告业的发展为报纸的发展提供了实际的经济支柱。广告费取决于发行量，这使报纸更具有产业性质。特别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股份制的报业集团，甚至民营资本也介入报纸，在这里，报纸主要是一种文化产业，广告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经济运作空间。这样的报纸必然以普通民众为诉求对象。
其四，报纸从业人员队伍的变化。越来越年轻的人才充实到报业中，专业化的报业经营者开始掌握报纸，年轻的职业编辑和记者成为当今报业的骨干。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报业很难再充当意识形态的简单工具，而是更具有大众媒体的特征。尽管从管理体制方面看，中国的报业媒体并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的变化，但人的变化促使其内涵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代人的观念、一代人的知识结构、一代人的价值取向，都促使当今中国的报业媒体开始具有大众传媒的特征。
正因为中国的报业传媒与中国当代新兴的经济发展，以及更年轻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相关，它正向着大众文化的方面推进，这使它不可避免与文学批评这个更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类型分道扬镳，以至于在它们发生交合的环节出现严重的错位。
正如前面所论述过的那样，中国的文学批评长期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文革”后逐步具有了艺术自主性的特征。随着年轻一代的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崛起，他们带来了新的观念和知识，新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在观念的意义上，中国当今的批评话语与大众媒体没有深刻的裂痕，在实际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知识运用方面，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显得落后和贫乏。学院化的文学批评实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批评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青年作家和青年学生中有广泛影响，这主要是通过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产生作用。有一点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以至在8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与报业媒体的话语没有任何区别，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表述方式；但在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院派的文学批评却与报业媒体的话语表达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前者的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文学批评成为一门专门化的学科，它特别与西方的现代文艺理论相关，受到西方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学院派批评，显然很难做到通俗化和普及化。也就是说，它们很难在话语表达方式这一点上与大众媒体同歌共舞。
在西方的文化体制中，学院派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并不与大众传媒发生直接关系，但传媒知识分子会在某种程度上吸引学院派的理论知识，他们可以做通俗化和普及化的工作，这两者找到了比较好的连接形式。但在中国，这两者并没有找到较好的连接形式。
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和权威化遭遇危机，大学和研究机构创建的文化越来越遭到流行文化的排挤，退居到社会的边缘地位，而歌星影星电视主持人，以及娱乐报业的记者，日益成为影响当代社会的文化精英。当然，这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相关，而文学批评更难以它的学院姿态和方式对社会发言。媒体的魔力正在使这个时代的各种事物变成一种必然的事件，而批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意外。
正因为此，“媒体批评”开始应运而生。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尖刻的批评文字。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地方晚报，以及一些民营和股份制合作办的报纸渐成气候，形成了一股颇有民间色彩的文化气候。毫无疑问，这类报纸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它贴近老百姓，敢于发牢骚，针砭时弊，在某种程度上为民间言论自由表达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场所。这类报纸追求事件性和刺激性，迅速形成一种尖刻锐利的文风。这类批评开始以社会批评和杂文为主，随后影响到文学批评。于是媒体上的文学批评倾向于以批评为主，这与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以阐释为主大相径庭。历史经常在重复中发生严重的错位，中国的学院派有感于过去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文学批评，要么是为政治论证合法性和合理性，要么就是对文学现象进行政治上的剿杀，学院派的批评才因此转向知识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偏向于发掘新的有活力的文学现象，以此作为建构新的文学潮流的资源。但媒体越来越不满足于学院派的这类工作，认为它们疲软无力。媒体需要强烈刺激，需要尖叫和谩骂，批评也就向着这一方向努力迈进。这又使得人们怀疑媒体批评是不是又重新祭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与“文革”时期的打棍子扣帽子如出一辙。
当然，互联网的迅速兴起，使当今的大众媒体的含义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互联网给人们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表达变得更加自由、随心所欲，不需要理由、逻辑、证明和结论。互联网的语言以碎片的形式展开、喷射、倾泻，既没有根据也无需目的，它是狂欢、暴力和战争的工具。这里展开的语言杀戮也不过是场电子游戏，一切都转瞬即逝，一切都不过是虚拟的语言盛宴。没有中心，没有权威，没有标准。我就是中心、权威和标准。互联网在提升人们表达的自由度时，也把个人的自以为是推到极端，个人变成语言超市里的挥霍者。所有的表达实际上只对个人有意义，因而所有的表达都变得廉价和轻易。互联网确实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它使人类生存的时间空间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根本变化，生活具有最大可能的虚拟性。作为一项新兴的事物，互联网无疑有着极多的好处和无限远大的前景，但目前，它确实给人们的表达方式提供了自由而不负责任的可能。
尽管互联网的使用者更多限于年轻群体，但它快速的发展也开始对传统的印刷符号媒体产生影响。平面媒体的语言表达形式、文本制作也趋向于随意和轻便，书面语言和表达曾经具有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也处于祛魅的危险境地。它们文体上的相近和风格上的类似，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传统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传统批评的经典性展开强有力的祛魅。
因此，不难理解，媒体批评在近几年正在形成一股潮流和风气，它们努力树立起据说是批评的“公正无私”的权威。有的评论家称2000年的中国文学批评是“骂派”批评当道，这并不是过分夸张的说法。翻翻那些报纸杂志，文章越写越短，越写越尖刻。这正好投合了现在的读者时间匆忙，没有耐心却又需要刺激的特点。媒体与读者也相互寄生，媒体日益把读者变成一些无聊的听众和看客。读者也全然失去了耐心，只要看到谁和谁在吵就乐开了怀，想象的媒体和想象的读者正在合谋和相互怂恿，共同制造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快餐。
媒体创建了自己的批评，或者说媒体的魔法使批评变得无所适从。因此批评的“媒体化”也就是批评自我更新的变形记——这当然是指大彻大悟的人们制造的历史奇观。批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变成一些消息、奇闻和事件。如果这些风气只限于一些流行小报那也无关紧要，问题是文学刊物和学术刊物吃不住劲，也开始模仿流行小报的版式、文体和传播方式。批评变成制造事端的工具，变成现场的记录者，变成流行的快餐。刊物发的文章越来越像小报的随笔、杂感，文学类刊物正在适应媒体文化，努力把自己变成媒体的一部分。
当然，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能针贬时弊，不能尖锐严格直接地批评那些不合理的现象。恰恰相反，尖锐犀利理应是文学批评应具有的基本风格，但尖锐犀利不是胡说八道，不是任意地表达恶意。文学批评总应该回到具体的事实，回到具体的作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文学批评总应该有一些学术含量，总要有个人的独立见解。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人们为一种急躁情绪所支配，心情恶劣，根本没有耐心平心静气地读作品，或者认真思考一些现象。就是面对一部颇有新意的作品，也读不出所以然来。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确实有不少现象不尽如人意，揭示其谬误和平庸当是批评的重要任务，但总应该有人对新的文学现象作出新的阐释。实际上，当代文学乃至于当代文化的贫乏性是更为致命的问题，这需要文学批评保持理论和艺术的敏感性，去阐发那些有创新可能的新生事物，以此来打开有限的思想自由的天地。真正的自由体现在思想空间的拓展、认知方式的多样性以及精神胸怀的宽广辽阔上。
文学批评在前两年似乎表现出一种世纪末的焦灼情绪，这既是对迅速变化的大众媒体作出不恰当的反应的结果，也是文学批评自身处于调整中的后遗症。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就对传统文学批评构成瓦解，它们之间也有可能找到更为良性和建设性的合作方案。就这一意义而言，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认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才可能开创大众媒体与文学批评双向互动的双赢局面。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近年来，随着大学教育的改革，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得到较为有力的加强，这使大学里的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学科都得到加强。年轻一代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实际也步入中年）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站住了脚，这使他们的文化象征资本得以扩充。媒体具有了更雄厚的经济资本，他们更愿意也有能力提高文化品位，这使媒体也乐于认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文化象征资本。例如，电视台的访谈节目、报纸的专栏和书评、网上的现场聊天室等，有越来越多的学院派人士介入其中。
当然，最重要的是图书市场的进一步拓展。现在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超过一千种，而社会科学学术类图书的发行量也在迅速提高，这使书评市场突然变得十分广阔。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出版商纷纷幻想借助书评来促销。学院里的文学研究者成为可供利用的资源。在这样一种运营模式中，出版商、媒体和学院批评家不得不走到一起，他们到底是狼狈为奸，还是同舟共济，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观察角度。在这样的发展和过渡时期，中国的文学批评与大众媒体能够建立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我认为还是有助于当代文学的建设，也有助于大众媒体和文学批评的发展的。对于前者是一种品质的提升，对于后者则是普及化的工作。现在，文学批评身兼学院研究和当代潮流的追踪，这二者的分离，有赖于高水准的职业书评家的出现，同时，学院文学研究者有更为安定和稳固的研究环境，使他们完全放弃走出书斋的冲动。在目前一段时期内，学院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的相互需求的状况，还可能继续下去。
文学批评作为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它总是怀着不自量力的历史冲动，总是把对人类生存现实和历史的观照视为自身的本职任务。文学批评从来没有甘愿充当一种技术性的行业，它不会放弃人文价值关怀。像德里达这种一直被看成是在玩弄语言的“无底游戏”的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批评化的哲学家），也力图在把解构活动变成一项学术政治的同时，赋予解构批评以强有力的精神价值分量。这就注定了文学批评永远找不到自身独立存在的基地。当年英国的“新批评”没有，现在的中国文学批评也不可能。它过去是被政治利用，成为政治异化的工具；而现在，在巨大的媒体霸权之下，它要么被彻底边缘化，要么成为媒体的一部分。而摆脱这两种悲剧角色的唯一方式，就是使自己变得强健有力，不被媒体拖着走，而是领着媒体走。当然，我知道，这一切没有多少可能性，文学批评与媒体的关系，始终是一部历史的变形记，无边扩张的媒体魔力，在使自身异化的同时，也使文学批评永远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多年前，媒体研究的先行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写下一本名为《理解媒介》的书，那时人们对媒体茫然无知。自从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这本书以来，“媒体”一词已经家喻户晓，正如媒体直接介入千家万户一样。麦氏对媒体自然钟爱有加，但他还是告诫人们：“只有??站在与任何结构或媒介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可以看清其原理和力的轮廓。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为达此目的，唯一最有效的办法是懂得以下事实：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释放出来一样。”①
这段话当可为大众媒体与文学批评的业内人士提供参照。
原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题目略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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