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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徐迅雷的杂文有快而深、快而新的特质,显示出作者从容不迫、正气磅礴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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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这是作者继《这个世界的魂》、《只是历史已清零》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随笔杂文集。人与人性,是本书的主题;作者深厚的人间情怀,洋溢于字里行间,荡漾在人类时空,感人肺腑,动人心魄,发人深省。人心人性、人权人本、人道人伦、人世人寰、人马人面、人杰人文……万语千言汇成一句话: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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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徐迅雷,著名杂文家、作家、评论家,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丽水学院客座教授、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现任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首批专业带头人之一。
入选浙大“财新?卓越记者”,入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1949-2009)》,是《杂文选刊》评点的“当代杂文30家”之一;是《读者》原创版、《西湖?杭商》杂志首批签约作家,曾在《南方都市报》、《新闻纵横》、F1045女主播电台、《西南军事文学》等十多家媒体及文学杂志开设专栏,主笔的“快报快评”被评为浙江新闻名专栏,并获中国风尚媒体大奖专栏奖;是中国新闻奖获得者,作品曾入选《南方周末》评出的年度十大评论;迄今发表随笔、杂文、书评、时评等3000余篇,获奖逾百项。
已出版《只为苍生说人话》、《让思想醒着》等专著及合著作品共7部,其中《这个世界的魂》、《只是历史已清零》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出版,《这个世界的魂》获浙江省作协2009-201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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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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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人性
爱与善的温暖
万利之上要有生命在
万众之上还有人性在
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万国之上还有真爱在
唯生命拯救不能放弃
优渥的情怀
爱自己的孩子是人 爱他人的孩子是神
人性的善与美
尊重人 尊重人性
住在爱里面
50℃就沸腾的人生温度
慈善比财富更重要
慈善理想国
我来过 我笑过 我爱过
相拥五千年
人权人本
一个人的粗话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
从“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
专权至上,人权至下?
当选票真正比子弹更有力量
主民举选
只要不是“举选”就好
可持续的法官?可持续的法律?可持续的司法制度
还让它留着干吗
向顾双燕学习如何做代表
知否 知否 应是民肥官瘦
“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亲民的“事故”
谁养“桃姐”
如何完善救助机制
保障的一体化和公平化
“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难与易
活在春天里,而不是埋在春天里
老百姓才是天
双层生活
15年蜗居烂尾楼讨薪与“底层固化”
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和社会的义务
人道人伦
一百种理由抵不上一颗良心
“9.11——人道灾难日”
逃兵詹金斯的路与桥
免于恐惧的自由
出狱女毒枭与宽容大文化
下跪的方向
人往高处生
“婴儿安全岛”的人本选择
这里的黎明无法静悄悄
吴远碧的剖腹悲剧
民生与民声
保障不可有“障”
被妖魔化的老龄化
拜托,别再跟我说“5年干了22年的活”
这个真没有
“为国争光”
如今谁奏凤凰琴
教育的危途或正果
沉重的暑假
应试教育给害的
摩天大楼与摩地教育
留学的差异
有个女孩名叫采薇
粗糙型社会中的留守问题
人世人寰
闹爱国
真爱国与非暴力
不守法 无爱国
宽容与文明
普世价值与反普世价值
故宫星巴克与故宫环保鞋
大桥坍塌的中美调查之别
阴阳路与奈何桥
心太黑?权太恶?法太软
果然如此
公共设施不该成陷阱
阎老师砸车记
当法律不支持生命
人对了,世界才对
不再沉默的羔羊
“爱斯基摩结构”中的一个病毒变种
碰瓷自焚与互害社会
凶兽的养成
遏止邪恶
制止“设伏抓嫖”
宽容与纵容
“蹂雀”
谁能忍看百万中国人将跪着惨死?
从石首事件看如何避免雪球效应
人马人面
智识分子?知识分子?知道分子
价值判断在根基上的偏移
“精神病”与“东东病”
说英雄却多是蛮雄
人的狮化和狮的人化
这么熊的邪恶男
自律与宽容
鲸香人糗的悲惨世界
天桥鹊变的喜剧
催泪弹扔进鳄鱼池
还傍什么
不能“有法律没法治”
个人与权威
一千零二夜的故事
体检要花3800万……
公仆原来是“公扑”
腐败后花园
官员的道德能见度
文凭这货
罚款养的
表与笑
龙形与蛇影
投枪和黑枪
从“官官相护”到“民民相帮”
人杰人文
鲁比克的魔方
为了生命的纪念
《金陵十三钗》里的救赎
我的遥远的敬意
文物文化的守护神
人是语言的人
词典的修编与文化的融合
民国作文与手写我心
城市文明的谱系
环境报复将是人类面对的最大报复
山寨智商
人和人文
爱的修炼 情的疗伤
想看“80后” 先看“80前”
青春万岁 爱心万岁
第23名的“23号”对了
藏在舌尖下的助学文化
刳离分裂力谁任 世上已无梅贻琦
共和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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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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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之上还有人性在
“预卜一切危险的人将永不会航行于大海。”这是曾经的英军统帅蒙哥马利说过的话。时光进入2006年,在这个依旧不太平欠安宁的世界,发生了今年第一件让我感动感喟感佩的事:3名意大利女人质不愿先行获释,回到绑架者处,留在两名男同伴身边!(2006年1月3日《北京青年报》)她们不能预卜拒绝获释的危险,她们令人讶异地航行于惊涛骇浪,她们的人性辉光闪烁在比大海还广阔的天空。
“一天前,德国外交部前国务秘书于尔根?克罗博格一家五口刚刚在也门获释;一天后,又有5名意大利游客在也门北部马里卜省锡尔瓦赫地区遭到绑架。”绑架者属于也门宰迪部落。一名也门安全官员说:“3名女人质已经被移交给一名谈判中间人,但得知另外两名男人质尚未获释后,她们拒绝先走,要求留在另外两名同伴身边。”女人质提出,只有5人全部获释,才肯离开;于是她们回去了,与同伴在一起。
这是怎样的匪夷所思!通常我们的概念中,是“能获救一个是一个”,获释之后怎么还回去重新成为被绑架的人质!不想活了还是怎么了?绑架者看你如此不识好歹,如果一怒之下拿你“喀嚓”了怎么办!而且,按照“女士优先”原则,先期释放3名女人质也是天经地义的,可谁能想到,她们不愿意抛下另两位男伴!这真应验了雨果的话:“因为上帝知道什么东西对人最适合,所以把天堂放在远处,而把女人放在近旁。”
如果这3位意大利女性这回不幸因此遇难,那几乎是可以与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一般,让人永世惦念了。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之后,他完全有被保释出狱或逃走的机会,但苏氏出于对法律的尊重和义务,没有逃避死亡,而是慷慨赴死。如果说苏格拉底之死是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那么,这3名我们不知道姓名的女人质的行动,则证明了精神对安全超越的非凡人性。
人性的光芒,来自长久的文明积淀;成为人质的她们,把他人的生命看得与自己一样重,足见人性光芒背后文明积淀之深厚。早在2005年6月,一位也是来自意大利的女性在阿富汗被绑架。她叫克莱门蒂娜?坎托尼,在获释回国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她表示计划隔一段时间后将重返阿富汗。她说,阿富汗目前的形势“仍不稳定,高度危险,不仅对国际援助人员而言,对阿富汗人尤其如此”。
不可否认,作为这颗蓝色星球上灵长类动物的人类,其人性的切面往往是复杂的。“不惜牺牲他人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富兰克林说得很沉重,是因为现实中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平常我们并不熟悉的意大利女性,在高度危险前面的从容镇定,这让所有苟且偷生者汗颜。她们让自己的生命重回危险的“不自由”,恰恰赢得了心灵中最本质的人性自由。
危险让人道伟大,危险让人性光辉。雨果在《九三年》中曾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们现在也可以这样说:“在绝对正确的安全之上,还有一种绝对正确的人性光辉。”套用一句名言“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来说,就是“万众之上还有人性在”——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最深切理由。
(原载2006年1月4日《北京青年报》)
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新近两则有关二战的新闻似乎不太引人注目:在波兰,辛德勒工厂改建为博物馆;在日本,“百人斩”主角后人未能告倒当事媒体。
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的名单》,是我最爱的影片,看过无数次了。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想尽各种办法,从集中营中救出1200多名犹太人。大片《辛德勒的名单》使辛德勒和他的工厂闻名于世。波兰文化部如今斥资120万美元,在工厂原址上改建辛德勒博物馆,以便世人更好地纪念辛德勒(2005年8月23日《新京报》)。
被称为“百人斩”的砍杀百人比赛惨绝人寰,那是南京大屠杀中侵华日军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当年,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展开杀人比赛,看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最终,向井敏明以106人对105人“胜出”。《东京日日新闻》(现《每日新闻》)1937年刊登了“百人斩”两个主角持刀而立、洋洋自得的“著名”照片;1947年,这两名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次年被“斩”于雨花台刑场。如今,他俩的3名后人以损害“名誉”为由,起诉媒体与记者,结果被驳回(8月24日《新京报》)。
辛德勒的“名单”是救人的名单,而“百人斩”是杀人的比赛。救出1200多名犹太人,辛德勒可是万般周旋、费尽心机;而杀掉211名中国人,那两名刽子手大抵是费了吹灰之力、用了举手之劳。“百人斩”主角后人要状告当事媒体,无非是说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是捏造事实而损害了“先人名誉”,这就像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发生南京大屠杀一样,都认为那是未曾发生的事。其实,在有组织的战争机器下,发生这类“百人斩”的惨绝人寰之事,根本不是“难事”,而是“轻而易举”的。著名的“艾希曼实验”能够剖解其中的一种人性奥秘。
1950年开始,美国心理学教授斯坦莱?米格兰姆进行了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艾希曼实验”:被指定的“学生”和“老师”来到实验室,“学生”坐着,双手被绑在椅子上,并且给手腕连上电极;他必须跟老师学习、回答问题,如果弄错了,“老师”就要对他施以电击,电击的强度是可以逐步升级的。“老师”手中掌握着从15伏特到450伏特的电击控制装置,从最微弱到最强烈的电击都有明显标志。“老师”不停给题,只要“学生”不能回答或回答出错,马上予以电击;根据学生逐次所犯的错误,“老师”可增强电击。实验中,受到电击的“学生”先是显出痛苦表情;达到75伏特时,开始呻吟;至150伏特,“学生”提出终止学习的要求;至285伏特,“学生”的反应则是极度痛苦的叫喊;而升到450伏特则是死去活来了……通常会出现师生间激烈争论的过程,“学生”哀求停止试验时,“老师”并不停手,因为他“有约在身”——他从实验者那里得到的指令就是不要因为学生的原因而中断实验,不管发生什么都要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最终,“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以破裂告终。
被电击是极痛苦的,所以至今还有弄刑讯逼供的恶警在利用摇把式电话机进行电击。但在这个实验中,并没有真正的电击存在!“学生”都是知情者,他或她只是作出痛苦的表情而已。“学生”只是配角,真正被“实验”的主角是负责“电击”的“老师”们。实验的目的,其实是关于一个人如何接受和服从一项有悖良心的指令,实验结果令人“绝望”:没有一位“老师”拒绝这一试验、拒绝对学生进行不人道的电击;而在电击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变得残忍:对于“学生”开始出现的痛苦,他们表示“蔑视”;对于“学生”苦苦哀求停止实验,他们充耳不闻;当“学生”发出尖锐的喊叫时,他们甚至因为“学习过程”被干扰而愤怒倍增,毫不客气地把手中的电击强度再次升高!在40名实验者中,有30人把电压升到顶点——450伏特!
他们的想法是:“那家伙脑子笨,傻瓜,只好给他电刺激!”然而,这些人并不是生性残忍,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是随机抽样选出来的。事后他们异口同声地解释:“你让我这么做,我有什么错?”心理学家米格兰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事实上,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指令”,一个人就可以摆脱自身责任的重负而进入一个无道德限制的非人性状态。这个实验也帮助我们解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好人也会干坏事”这句话——邪恶之事并非都是恶人做出来的;在某种制度环境里,一个人的残酷往往与个性无关,而与服从的权力、服从的组织机构密切有关。
所以,两名日军少尉进行杀人比赛的“百人斩”,一气儿分别杀了106人和105人,这本身是“不奇怪”的——即使这两个日本兵平常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父亲。这个“艾希曼实验”就揭示了其背后真正可怕的“服从机制”:当某个人被吸纳到一个系统中,接受它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无论是多么的残忍残酷残暴残虐,他们通常也会按照游戏规则做下去。
由此我们也看到,残酷残忍是容易的,而同情悲悯却很难。从人性的剖面看,这也说明人性泯灭是容易的,而确立伟大的人性则很艰难。在辛德勒工厂的门房旁设有一块纪念匾额,上面刻着的就是那句著名的希伯来名言:“拯救一个人等于拯救全世界。”在那种战争环境和杀戮氛围下,怀着同情悲悯去救“一个人”可是极不容易的,“救一个人”真是“拯救全世界”。所以,闪烁人性美好辉光的辛德勒,就是人类之中最伟大的稀有产品,也从一个角度验证了“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注:这是源自胡适先生译笔的一句名言。1914年,胡适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中,引用了美国学者Goldwin
Smith的一句话,原文是“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胡适先生当时将它译为“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今人为了口语化,说成更顺口的“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当代学者邵建先生说,要想再简洁一点,不妨译为:“国家之上是人。”见《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第80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原载2005年8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
万国之上还有真爱在
2005年11月5日和6日,央视连续专题报道了一个感人的跨越国度的爱心故事;计划中的故事沸点,11月7日出现在美国。
故事梗概是:今年8岁的小女孩凯丽,原是湖南常德弃婴,1998年被美国琳达夫妇领养;2002年,小凯丽不幸患了重症再生不良性贫血。她的养父母为了给她治病,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别墅;养母琳达先后两次来华为凯丽寻找配型;小凯丽第一次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因出现严重排异反应而没有成功。10月17日,来自浙江富阳的汪霖先生,在北京进行了造血干细胞分离采集,因为他与小凯丽“配型非常完美”,那是从全球上千万人次的筛选中发现的唯一“绝配”;这份救命的干细胞,被保存在零下196℃的液氮中,按计划,手术在11月7日进行。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律师琳达和丈夫欧文,有3个亲生子女,都已成家;2002年1月,刚过完5岁生日的凯丽突然生病;琳达夫妇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地挽救女儿的生命。“我们的旅行袋一直放在大门口,只要有消息,我们就立即出发去寻找骨髓。”不仅把自家的别墅卖了,琳达甚至放弃了工作。历时3年,终于找到了完美配型的干细胞。“如果不出意外,这个牵动人心的故事将会有完美的结局。”10月25日《环球时报》的《生命周刊》头版刊发了长篇报道,美丽的琳达与可爱的小凯丽身穿中式服装拥抱在一起的照片,分外感人。琳达夫妇与小凯丽的故事,感动了人类世界;琳达夫妇对孩子的爱,是人类之爱的至高境界。因为这样的爱,维系了人与人之间无形却神圣的契约。“什么是爱?怎样去爱?这似乎是个简单得近乎愚蠢的问题。然而,我们许多人,包括成年人和孩子,的确无法对此给出恰当的答案;因为有时我们并不知道如何爱别人,甚至也不知道怎样爱自己!”这是写在《特里莎嬷嬷》一书扉页的话语。美丽母亲琳达和特里莎嬷嬷一样,都用自己的美丽心灵回答了“什么是爱、怎样去爱”这个简单的难题。她们都是爱的化身。如果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里莎嬷嬷是20世纪最能打动人心的人物之一,那么,琳达女士则是21世纪最能打动人心的女性代表。
真爱是跨越国度、超越国界的。一如丹纳所言:“爱的对象越广大,我们越觉得崇高。”出生在南斯拉夫的特里莎嬷嬷用自己的一生,对人类之爱作出了最深刻的诠释。从阿尔巴尼亚的童年生活,到都柏林,再到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特里莎嬷嬷向世人奉献了她的博爱,抒写了她的真诚,彰显了她的尊严。“爱的善举感动了人类,爱的微笑征服了世界。”特里莎嬷嬷说:“当吾用心去爱,以至于不得不受苦难时,所有的伤痛都荡然无存,唯余至纯至真之爱。”
人类唯有爱能超越恨。“向穷人、被家庭抛弃的人以及由于等级制度压迫、宗教冲突、民族争端或者种族歧视而受苦受难的人提供义务救助”,这是特里莎嬷嬷的宗旨。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由特里莎嬷嬷在印度操办的“纯洁之心”关爱组织:一次,特里莎嬷嬷在垃圾堆里发现一位在高烧中浑身颤抖的老太太。她知道这位老人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尽力让她安度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后来,嬷嬷得知正是老人唯一的儿子,将她扔到了垃圾堆里。特里莎一遍又一遍地劝说她原谅那残忍的儿子,为她祈祷,和她一起祈祷。渐渐地,老妇人舒展了怨恨和痛苦的眉头。最后,她平静地注视着特里莎嬷嬷的眼睛,露出了笑容——“谢谢你”,她对特里莎嬷嬷说了最后一句话,然后神色安详地离开了人间……特里莎嬷嬷说,那是她曾经见过的“最美丽的笑容”!她的“纯洁之心”,曾经收留过69600个无家可归的垂危者。
爱心广博浩渺如大海的特里莎嬷嬷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琳达夫妇对小凯丽的爱、汪霖先生为小凯丽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都构成了人类汪洋中不可或缺的一滴水。万国之上还有真爱在,人类因此不会愧对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
(原载2005年11月10日《中华工商时报》)
唯生命拯救不能放弃
在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他生还了。
50岁的林肯?霍尔是澳大利亚著名登山家。2006年5月25日,他实现了毕生的夙愿,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之巅;可他的喜悦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他下山时出事了,因为缺氧和体力不支,失去了知觉。同行的两位向导、助手试图将他送下山去,但9个小时的努力没有奏效,恶劣的天气、降临的夜幕,是有可能将他们也一起拖入天堂的;他们通过无线电和营地联络,认为霍尔已经死亡,获准同意后,将他的“尸体”留在珠峰。
那是8700米的高处,距离珠峰之巅只有百米海拔高度。而在24小时后,霍尔奇迹般生还。后来英国《泰晤士报》是这样叙述霍尔获救过程的:他所在的登山探险队队长通过新闻网站宣布了霍尔已经遇难的消息,消息马上在澳大利亚传开了,人们再次采取营救行动。美国登山家丹?梅热率领的登山队在向顶峰攀登,他们担负了救援任务,“然后他们发现霍尔竟然奇迹般地还活着”——这已经是霍尔滞留珠峰24小时之后了。梅热给霍尔喝了热茶,为他提供了氧气,向大本营报告了情况;12人组成的救援队随后上山,将霍尔救回。
在珠峰过夜,死去又活来,这就是生命和生命救援的奇迹。毕竟,今年已有15名登山者死于珠峰。对于登山遇险者来说,“是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不是他自己的“选择题”。面对强大的自然界,人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正如爱默生所说的,“生命一开始,就充满了危险”;人类对抗危险、挽救生命,其最大效用的手段,往往就是“联手”,甚至是跨国联手救援,非此而难以增强人身之力、产生效用。
在霍尔出事前一周,英国登山者戴维?夏普在攀登珠峰下山途中遭困,因无人施救最终死亡。决定独自尝试攀登珠峰东北坡的戴维?夏普,在出发前安慰母亲不要担心:“那里到处都是登山者,你永远不会孤单。”然而这句话太过吊诡:当夏普成功登顶后在北坡下山时,遭遇严重缺氧而被困,当时至少有40人经过他身边,却无一人伸出援手——这虽不“孤单”,却那么“孤寂”!登上珠峰第一人、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对此发出严厉批评,说如果他遇到同样情况,会放弃自己的登顶计划而去救人。登山过程中放弃登顶而救援攀登者,本来是国际惯例,然而在这个太过商业化的时代,好的惯例似乎已经开始随风而逝。放弃对生命的救援,怕是会产生比冻伤截肢还巨大的后遗症:从此无法为自己的未来“善后”,一生为自己“有过错的错过”感到愧疚……
唯生命和生命拯救不能轻言放弃,这对地球上每一个人而言都应该是这样。5月27日,强震袭击印尼爪哇,遇难者次日就已升至3733人,无疑,同时还有不少人被压在废墟下。搜救地震废墟中的幸存者,是一项天大的事;有时国际救援队跨国援助,一支队伍带着搜救犬长时间工作也没有多少收获,我觉得这也完全值得。过早结束搜救则是“非人类”、“背人道”的。2005年10月8日的南亚大地震,导致8万多人丧生,20岁的巴基斯坦男青年哈立德?侯赛因在废墟中被埋27天后,竟然于11月5日生还;而“搜救工作早已结束”,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
集体为了一个具体的个体施以援手,这是最宝贵的;而一个具体的个体为了虚无的“集体”而牺牲、献身,往往就是似是而非的。我们需要的是前者。这些日子,连续看到央视的救人DV短片:警民联手搜山,从深不可测的山洞里,最终救出几名进洞探险迷路昏倒、已经无法自行出洞的孩子;多人努力凿船,从翻船倒扣的船舱里,成功救出一名被扣在漆黑如夜的船下、自己绝然不可能逃离的女孩……还有一名女孩则是掉进狭窄却深邃的机井里,救援者面对那没有脸盆大的井口,面对那可望而不可即的遇险孩子,用挖掘机挖、用绳子吊,经过持之不懈的努力,终于将孩子救了上来。让人最为感动的,就是那种万众一心、万分焦急、万般努力、万不一失的救人情形!
面对遇险甚至濒临死亡的人,“我救故我在”。我若不救,那么我也不存在了;“我们”若不救,那么“我们”也不存在了。这应该成为当今世界一条重要的生命伦理。人类需要把“救人一命”看成是斯宾诺莎式的“最高幸福”。在哲人斯宾诺莎看来,“最高幸福”就是“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便可以连续地永享无上快乐”的幸福,它与财富、荣誉和感官的快乐获得是格格不入的。在斯宾诺莎的哲学里,就有着深深的拯救意识,他说:“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实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不能不强迫自己全副力量去寻求拯救。”尽管这里的“生死”和“拯救”都不是具象而是“形而上”的,可充分体现了斯宾诺莎所追求的“最高的幸福”和“最高的善”。
救援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应把遇险、遇难者看成是“地球人”而不是“某国人”,救援时也应该把救援对象看成是人类的一分子,从而树立“救援无国界”意识。当国外发生海难、地震时,在报道中特别关心自己国民的生命安全,这当然是人之常情、国之常理,但是,有时候我看到媒体的一些措辞,却有说不出的滋味。譬如,不久前埃及红海海难发生时,我国某电视媒体在报道中说:“所幸的是,没有我国公民遇难。”这种对“自己人”“幸”无灾、“乐”无祸的措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是不是太狭隘了一点呢?我们关爱人类的情感高度,是不是应该再向上提升一截,让它能超过珠峰的海拔高度呢?
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攀登珠峰成功,这位人类第一个站在地球之巅的人,在返回大本营后一屁股坐在冰上,露出疲惫的笑容,用他一贯的语气说:“行了,我们把那个家伙征服了。”是的,珠峰是好对付的,但是,人类如今似乎已是越来越难以对付自己的心灵了;当心灵的海拔高度超不过珠峰的海拔高度,那么,即使你“成功登顶”,又有什么意义呢!
佛家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有句希伯来名言则说:“拯救一个人等于拯救全世界。”巍巍乎珠穆朗玛峰,应该铭记下这样温暖而高耸的话。
(原载《读者》原创版2006年第8期,收入《读者》原创版五年典藏《这个时代的爱与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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