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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研究晚清政治越发感觉现在处于轮回时期。——马勇
2、 社科院马勇首次完整叙述晚清70年，找寻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3、 海外稀见版画插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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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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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社科院马勇教授关于晚清史的总结性著作。作者怀揣着温情和敬意，从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叙说长远看五口通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光绪帝推动改革并非想象那么难，八国联军是来拯救外交官和教民的，清政府废除科举并未使革命党人增多……报以坦然和善意，以期可以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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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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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历程》《1911年中国大革命》《晚清二十年》《清亡启示录》等，最近出版的著作是《容忍历史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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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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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
被迫进入近代
停滞的帝国
睁眼看世界
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重回宁静与安逸
五口通商的意义
入城与反入城
“民心可用”：高调、空谈与误国
拒绝交往：排外主义消极抵抗
第二次鸦片战争
小皇帝面临新难题
交往需要坦诚
换约冲突一触即发
和平换约变成武装冲突
重回和平轨道
又回战争边缘
错综复杂“多国杀”
和平渐行渐远
大沽失陷：僧格林沁挂出免战白旗
天津议和
通州谈判
八里桥大战：和平希望彻底破灭
洋务新政
辛酉政变
曾国藩的远见
“中体西用”的初步尝试
中国文明的“软实力”
中法战争
朝鲜危机
甲午之殇
一心要战的日本人
甲午陆战：望风而逃一溃千里
黄海决战的悲情与悲壮
甲午旅顺之殇
甲午陆战：弃守辽东
威海之战：甲午战争的转折
和比战难：甲午经验
李鸿章遇刺及其后果
李鸿章忍辱负重马关讲和
戊戌变法
胶州湾事件
抢占旅顺和大连
威海卫之殇
康圣人的巴西移民计划
西花厅问话
上清帝第六书
昙花一现的保国会
王照上书
官不聊生
光绪密诏
康圣人，你快离开北京吧
夜访袁世凯
义和团运动
大阿哥事件
义和拳起山东
被绑架的义和团
北京来了义和团
八国联军进北京
辛丑条约的签订
清末新政
八国联合改造中国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废除科举好难
训练新军
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新政的真诚与成效
辛亥革命
改良输给了革命
武昌起义
汤化龙仗义而出：民国政治的起点
找个理由不革命：黎元洪们的第一选择
被迫革命的黎元洪
出手不凡的湖北军政府
隔岸观火的袁世凯
袁世凯出山为推动君主立宪
清廷不觉醒让革命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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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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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的初步尝试
正如曾国藩所意识到的，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具有明显缺陷，带有极强雪耻意识、自卑心理。学习西方，就是学习西方，为什么一定要学好之后去“制夷”，为什么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共同进步呢？
曾国藩意识到了洋务新政的内在矛盾，但他那代人并没有办法真正克服这个矛盾。那代人开创的洋务事业和清王朝的中兴运动，实际上就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经过几十年奋斗，洋务运动不仅没有抵挡住外国列强的侵略，反而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冲击下一败涂地，持续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换来的却是割地赔款，中国人不得不再一次冷静地思索向西方学习的利弊得失，重新探索中国发展之道。
其实，早在洋务兴起之初，就已有人预见到后来将要发生的危机。曾国藩注意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是长远之举，主张中国人直接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但是，曾国藩不明白在中国政治体制、文化模式、社会心态等没有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西方科学技术等并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生根。事实上，只有改革中国既有体制、文化方面的弊端，容受广义的西方精神、体制和文化优长之处，才能真正为中国开出一条新治道。
1862年开始担任李鸿章幕僚的冯桂芬，在其1861年准备出版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其落后之处“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
”这四个方面囊括了中国内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各方面。冯桂芬提出，中国只有进行全面改革，才能做到“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
很显然，冯桂芬的思想上承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事业。然而也应看到，冯桂芬虽然意识到中国的全面危机，注意到向西方学习，但他所强调的学习内容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而对西方政治体制、文化思潮，冯桂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人仍不屑一顾，依然无法忘情中国传统，以为中国未来必须以儒家伦理为依归，不遗余力学习西方，“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抱有这种愿望的在当时并非冯桂芬一人，可以说当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都难以忘怀中华文化，都试图将中西文化进行沟通与融合，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较为激进的郑观应一面不满意于洋务派只知学习外国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将体用分为两端，认为西方国家也有他们自己的体与用，轮船、火炮、铁路等工艺技术只不过是“用”，而“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才是他们的体。中国学习西方，应从根本处入手，否则，“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趣，常不相及”，即使做到“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中国也只能永远落后。他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必须解决“体”的问题。而问题也出在这里，郑观应强调建立议院制度，以为能够解决体用两端的毛病，但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他又总是希望回归到“圣之经上”，并明确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这种认识无疑反映了传统文化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理上的积淀和影响。
“中体西用”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破裂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英，已部分认可西方文化，承认西方文化有弥补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但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败下阵来不胜悲哀，希图能在新形势下使传统文化起死复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体西用”的口号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曲挽歌，又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建构和重新解释。
梁启超1899年在《自由书》中写道，“中体西用”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他相信这个思想“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中体西用”路径。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当然不是梁启超这样彻底否定所能解释的，因为“中体西用”虽说只是一个概念，但其前后期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被迫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的，之所以两次被打方才觉悟，而不像其他“后发国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迅即拥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文明底蕴太深厚了。文明传统原本是个积极因素，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成为前进的包袱。
在16世纪之前很长时间，中国文明确实有资格傲视全球。但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人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巨大的产能过剩迫使工业资本寻求海外市场，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其实就是被硬拉着从农耕文明走上工业文明。
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中国只是在科学技术上不如人，要论精神文明，中国人三纲五常名教伦理远迈西洋。所以那时稍有眼界的中国人如冯桂芬，虽然承认中国的失败，但认为这种失败并不说明问题，他耐心劝告大家“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洋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中体西用”发生之初的情形。
显而易见，“中体西用”在近代中国早期具有进步意义，这种思想就是劝告中国人不要怕西方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相信中国文明在与西洋文明充分接触后，一定能够重构一个新体系。这种劝说对于减弱反对者的压力，相当有效，这些反对者不由自主地想，既然坚守了“伦常名教”，那就学点“奇技淫巧”吧。
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虽说勉强，但经过十多年时间，还是非常有效。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新的活力，经济实力也获得相当提升。
“中体西用”为中国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但这种做法确实也遗留了相当问题。到了19世纪70年代，思想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满足于“中体西用”这种模式，他们认为应该随着新经济、新技术成长，逐步加大向西方学习的力度。他们渐渐意识到，西方的成功并不仅在科学技术，更不仅在坚船利炮，西方的强大有本有源，这个本源就是西方的机制、体制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能与保障。这些思想者在当时就建议清廷适度扩大“中体西用”的内涵，逐步将西方发展最本质的东西包容进去，比如西方的法律体系、议会体制等，都是可以尝试的东西。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构成已经发生巨大改变，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成形，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然而，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按部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和军方鹰派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觉得三十年前各国都有点对不住中国，执意复仇，发誓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于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三十四年时改变了韬光养晦既定政策，为了朝鲜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清军原形毕露，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的祸。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没有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没有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强国”的企图和勇气。于是，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进入“维新时代”。此后，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亦步亦趋模仿日本。然而短短十几年，大清国成为历史，中国发展根本转向。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中国在1895年的转向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再以“线性进化论”去分析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放弃洋务新政实在可惜。中国在那个时候之所以不期然放弃洋务既定方针，不期然转身向东，又与那之前几十年清廷始终没有说清中国未来目标和方向有关。
根据清廷在19世纪60年代确定“中体西用”路径时的看法，中国之所以不必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并不是中国不愿学习西方，而是因为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国所缺在于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没有适时跟上。所以，中国不需要在政治架构上大动干戈，中国的未来发展只需要做加法，不需要或者说很少需要做减法。中国应该增加自己文明形态中所不具有的西方元素，但中国没有必要像日本那样与传统诀别，从头开始。
中体西用的理由在那时是充足的，中国人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充满自信，所以当日本使者19世纪70年代向中国方面传递明治维新思路和做法时，中国人并不认为日本的做法值得中国仿效。
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的洋务运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谋取发展，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能有效消化西方高科技，转化西方高科技，并成为中国发展的有效力量。根据不完全研究，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现代轮船制造业、军械制造业等，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利用西方技术，赶上西方的制造能力，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一大批具有西方元素的现代企业，发展迅猛，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
除了实业发展，洋务新政也注意与世界发展的一致性，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各国对华投资、交涉等事务；创设同文馆，培养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派遣幼童出洋留学；派遣驻外公使分布世界各大国。
应该说，中国在洋务时期对于“中体西用”的道路、理论和体制有足够理由自信，因为毕竟短短三十年使中国面貌根本改变，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集体无意识不再认同先前的一切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说来，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意思。
从现在的眼光看，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清廷如果在那个时候明白告诉知识人，中国的事情必须一步一步走，中国不会拒绝一切好东西，中国就不会因为西方而不接受西方的体制、思想和道路。中国文明之所以大，就是因为中国文明从来不拒绝外来的东西，中国从黄河一隅走到今天的四至，就是因为包容，因为吸纳，因为不拒绝外来文明。
其实，清廷当年已经这样做。清廷在宣布中体西用后，并没有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并没有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中国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也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体制，西学之用的范围有无限度扩大的趋势。等到甲午战争结束，没有人旧话重提，而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弃旧图新，从头开始。
康圣人的巴西移民计划
或许是机缘巧合，当巨野教案发生前四天即1897年10月26日，一张仿英国《泰晤士报》的中国报纸在天津紫竹林租界诞生，此即后来影响深远的《国闻报》。正是由于这张报纸的诞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胶州湾事件过程中的态度，以及改革思想是怎样酝酿的。
《国闻报》的创办人为严复、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严复此时的本职工作是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兴趣主要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海战使中国海军蒙受了巨大打击，牺牲的将士或是严复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或为留学英国的战友，或为其北洋水师学堂的门生，因此严复所受到的刺激远比一般人来得更强烈，于是他在此后一段时间奋笔疾书，探究中国失败的根源，提出中国发展的方向。在甲午战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严复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政论界的地位，与在南方鼓吹维新思想的梁启超一起被誉为“南梁北严”。
《国闻报》的创办宗旨，只有一句话：“将以求通焉耳。”怎样“求通”？只有两句话：“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
基于这样的办报宗旨，当巨野教案发生后尤其是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闻报》理所当然地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及时翻译、介绍、评论西方国家的消息与动态，发表了一系列社论，痛斥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与蚕食，批判清政府的愚昧与无知，对于稍后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思潮、运动的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先导作用。
当严复放言高论的时候，两年前在北京出尽风头的康有为虽然不知道北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离开差不多隐居讲学两年之久的故里广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后停留，于同年底至京师，无意中卷入一场历史大事变，中国历史由此改写。
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正在那里的文廷士，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士是光绪皇帝珍妃的老师，不仅师生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因光绪帝宠爱珍妃，所以爱屋及乌，皇上对文廷士自然是另眼相看，而文廷士则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惹多少显贵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文廷士是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显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宫廷内部纷争，因而在甲午战后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坐待时机，东山再起。所以，文廷士不仅对京城官场的人脉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康有为与文廷士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文廷士在甲午战后力主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并予以严惩。对于《马关条约》，文廷士痛心疾首，力主拒约、迁都、抗战，这些主张都深刻影响了此时正在京师的康有为。
稍后，文廷士为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思开风气，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加入，并逐渐成为该会领袖人物。所以说，康有为与文廷士不仅久已相识，而且政治理念也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士也就乐于为康有为写了数通密札，为康有为到了北京之后疏通与各方面的关系。
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使命是为了请求清政府准许国人移民巴西。康有为以为中国人满为患，而美国及澳洲皆禁中国人移民，遍考大地，惟巴西经纬度与中国相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百万，地广人稀，若中国人大规模移民巴西，不仅可以化解中国人满之患，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国”。据康有为自己说，他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当1895年公车上书后他似乎就已坚定了这一信念，在其当年不得不离开京师南下时，曾与友人陈炽郑重相约：“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
”广东人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传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康有为可能会成为海外移民的领袖，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
然而甲午战后，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压制更甚，心虑必亡，于是康有为“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的信念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康有为遇见葡萄牙人及曾经游历过巴西的中国人，知巴西政府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战争起。巴西使节在香港逗留数月，本计划中日战争结束后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不料中日战事久拖不决，只好空手返国。而香港、澳门的商人获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担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计划最为详尽，任雇船招工之事。何穗田是康有为的朋友，所以康有为此次赴京，其实只是为了这桩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为主要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过关系找到李鸿章，向李详细介绍了移民巴西的构想，对于这些构想，李鸿章似乎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难的是，此事并非中国政府说了算，而必须待巴西政府委派专使前来谈判乃可行。
李鸿章的表态无疑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再待在京师似乎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且腊月将至，“是时将冰河”，于是康有为预定于12月11日离开京师回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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