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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信国学大典 管子

書城自編碼: 218705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赵善轩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42901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1-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81/119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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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人只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有能力开启精神、道德上的追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要为人类的“义”和“利”建立次序,主张先现实后理想。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别于儒家舍利取义的一套理论。
“中信国学大典”之《管子》,学者赵善轩等在撰写导读,并对精彩段落、经典语句加以赏析与点评。因此,这是一个版本权威、评点精准、特色鲜明的《管子》新注,尤其适合普通国学爱好者阅读。
關於作者:
赵善轩,现任香港明爱专上学院通识教育及语文学系助理教授,曾任新亚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兼有电台主持、专栏作家等多重身份。著有《清朝乾嘉之后国势衰颓的经济原因》、《政治与经济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盐铁经济论》等十三部专著,并于《二十一世纪》、《新亚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史、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
目錄
《管子》导读
牧民第一
形势第二
权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马第五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幼官第八
宙合第十一
八观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法法第十六
问第二十四
侈靡第三十五
轻重甲第八十
名句索引
內容試閱
《管子》导读
赵善轩
现代人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日趋淡漠,一些家长生儿育女时就已考虑子女他日的回报,某些父母从小就栽培女儿嫁入豪门,许多学生选科以前途作考虑而忽略个人志趣。套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术语,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虑,即以事件能带来利益多寡为衡量标准。反之,传统文化被视为陈义过高、不切实际,原因是我们从小所接触的传统文化乃以正统儒家为主,孔子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坚持生与义有矛盾时,“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这种倾向的传统价值理性思维,在当下社会重视追求利益的风气下显得格格不入。
传统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视为根本的考虑,这近于工具理性主义,惟法家进一步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了国家稳定,可以打压少数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书》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威权管治乃基于人民愚昧之设,古今如一,几乎没有一个高教育水平的国家,专政机器能够长期运作。专政者假设百姓无知,故须由“贤人”领导,称呼上级为领导人,就是设定了人民需要被领导,而无权参与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当低落。《管子》一书载有“贤人”一词共二十三次,并屡次提到贤人管治的好处,“贤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底蕴,其另一称呼是“臣属文化”,即人民乐于臣服于威权者之下,中国千年来皆行此政治思想,而《管子》对这一理论的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
近年来,知识界、文艺界仍然不乏人为这种思想重新造势,试图制造威权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过强大的宣传机器,渐渐成了一种主流声音。文学、影视作品为这样的历史人物塑造伟大的历史形象,秦始皇、汉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车行》里的负面人物,而成了一代伟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凶残成性的历史形象,成了用心良苦的国家领导人,为了社会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名声。至于择善固执又讲价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视为不识大体、阻碍社会发展,例如竟有电视剧把岳飞、文天祥说成妨碍民族融合的障碍。这些人往往重视效果,却轻视手段,譬如不问子女考试的方法,只关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绩;认为工作性质不重要,能养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员如何得居大位,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显。这种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人文关怀才是人类的核心价值的结果,就会导致慢慢地由“向前看”变成“向钱看”,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一、主要思想内容
(一)义利之辨
历史学家赵靖指出,先秦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认可求利是人类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确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张,即富人大量消费以造就贫民、工匠、女工的就业机会,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讨论的重点是讨论“义利”之关系,属于伦理学层面的阐述。《史记管晏列传》亦有相类的记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其实,《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义利观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弹性,它不像儒家般视道德价值凌驾于生命之上,动辄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饿死于首阳山”,而是试图把倾向价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类近于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逻辑谬误,有意建构成两者并重的思考系统。
许多人以为管仲既是现实主义者,故此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道德要在满足基本需要后进一步实现出来。当代哲学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义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和价值层。人类需要拾级而上,充实基本需要后升华至道德理想的层次,人生才活得有意义。《管子牧民篇》也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为“义利观”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实质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张先现实后理想。如此不但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满足生活文化层后,必须发展道德伦理一层,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观,有别于儒家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实,这种思想正是现代人的明灯,人们既渴望生活安稳,又想为社会出一份力,他们既不喜空谈理想,认为过高的目标犹如空中楼阁,但又希望在道德实践上有一番作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标。顺带一提,法国大革命时西方哲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至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说法,世称“孟德斯鸠命题”,认为当经济发展起来,摆脱野蛮阶段,人们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一言以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说法是对人性体察极深的洞见。在道德沦丧,几乎无所不假的社会里,在路见不平拔足而走的当代社会,较容易引起向来不关注道德的人们的反思,提升现代人的德性。
(二)经济思想
《管子》一书所提出的治国思想最为可观,历代学人多有引用,尤其体现在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两大路径,一是自由放任主义,以黄老思想为代表,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是为佼佼者;二是干预主义,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滥觞。赵靖指出,《管子》主张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干涉,此方面可见于《管子》之四民不得杂处说。士农工商的阶层说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德川幕府亦以为国策,其实《管子》是这方面的首倡者。对此,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士何事”条对此亦有所分析,其谓:
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之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
《国语齐语》亦记载了管仲与桓公的对话:“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其事易。”《管子》一书与此条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书都反对四民杂处,此乃出于政府管治的考虑,其认为易于控制各阶层,以及堵塞社会流动,实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国家稳定是其学说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径是以司马迁为首的自由主义,其主张“善者因之”,认为市场放任是最好的办法,反对政府直接干预,此与《管子》提出的轻重理论大相径庭,轻重论提倡由政府设置机构,监管市场经济。数十年来,中国奉行干预主义,造成了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诸国大讲“新自由主义”,最后令各国债台高筑,引发经济危机。可见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汉初年行黄老之术,然汉兴七十余年后因放任不管,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富悬殊,民不聊生。汉武帝时积极改革,却因与民争利而令人民生活无依,此即历史发展的规律。观乎历史,当人心思变以后,又会人心思安,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转向社会主义;反之,社会主义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来,就是不断游走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政权不断更替,政局长期不稳,就是不明白中国哲学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书
众所周知,《管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于管仲之手,而是后人集体编辑而成。部分内容是后人托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节与管仲其人没有直接关系。据陈鼓应的研究,《管子》一书的部分篇章,是战国晚期齐国稷下学者的作品,与管仲其人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书中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道家取向,并且主张道法结合,由老庄的理想主义走入现实社会,对后来的黄老思想有深远影响。
由此观之,《管子》是先秦诸子的思想集成,是众多学者共同书写的百科全书,涉及治国、经济、军事、社会、哲学、人口、农业等领域,触及法、儒、道、农、兵、阴阳诸子学说。
据现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书最早被《韩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记》也有详细记载,此书可能是司马迁的手边读物。到了晋代,学者傅玄对《管子》的作者提出异议,他说:“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为,轻重诸篇尤鄙俗。”傅玄对托名篇章的评价不高,认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曰:此传大略》云:“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其言甚详……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叶适《水心集》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当代学者一般认为,书中出现战国或后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内容非春秋时代的作品,此已成学界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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