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 - 翟玉忠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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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

書城自編碼： 226612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评述
作者：翟玉忠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720597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3-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28/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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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编辑推荐】中国古典学术相对于西方现代学术，具有精深、动态、统一的特点。从形式到内容，它都是统一的。从内容上讲，中国的知识系统分为两个互相贯通的层次。一是由道至名而至于法，分别由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学派组成，即道家、名家、法家，其集大成是兴盛于战国至西汉的黄老之学；二是儒家最高“密法”，性命与天道之学，它由孔子所传，子思氏之儒发扬光大，但孟子之后已经鲜为人知。性命与天道之学是由理至性而至于命，也就是《易经?说卦传》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本书梳理了中华文化的流变，作者认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经历了五次大的变迁：
从河图洛书时代漫长的文化草创期到西周王官学的形成，一变；
东周礼崩乐坏，由王官学流变为诸子百家之学，二变；
战国、秦汉中国走向大一统，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三变；
汉以后，佛学大兴，道家流于道教，儒家通过改造吸收王官学、排斥诸子学逐步取得独尊地位，四变；
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西学取代儒学的独尊地位，中国本土学术不绝如缕，五变。.
今天我们复兴中华文明，主要是复兴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并在黄老之学

內容簡介：

物质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人类需要一种更高的智慧去控制这把双刃剑。这种智慧是单纯的西方文化所不能胜任的，需要汲取主要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就是要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在国家危难，全盘西化的滔滔浪潮冲击之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如何复兴中华文化，如何将之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在科技力量迅猛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也是本书的旨意所在。

關於作者：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产业创意研究所研究员，国学专家，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主要著作：《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2008年）；《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2010年，该书韩文版由韩国The SOUP Publishing Co.于同年出版）；《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年）；《正名：中国人的逻辑》（2013年）；《国富新论》（2013年）。译著：《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编著：《中国商道：中国商人的长生久富之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目录
根源篇
河图、洛书是一万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四时太阳历图示，是中华文化之根。这种上古中国先民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历法，其优美、简洁、精确的理论构建令人惊叹。在数千年的应用过程中，河图、洛书所表征的五行、四时历锁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文化品格和科学范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万年之久的文化基因，对于21世纪人类科学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章河图、洛书图说考
一、图亡数存：北宋以前的河图、洛书
二、图现义乱：宋代以后的河图、洛书
三、河图图说：上古阴阳五行历概说
四、洛书图说：上古四时八节历概说
第二章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考
一、从阴阳观念到阴阳符号
二、从四时八节到四象八卦
三、从河洛数理到易经数理
第三章银雀山汉简与河图、洛书五行四时历
一、《禁》篇揭示的五行本义
二、《三十时》当是齐地遗存的河图阴阳五行历
三、《迎四时》所见洛书四时八节历
四、《四时令》当为“五行令”
五、《五令》中隐含的五行生克关系
流变篇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经历了五次大的变迁：从河图、洛书时代漫长的文化草创期到西周王官学的形成，一变也；东周礼崩乐坏，由王官学流变为诸子百家之学，二变也；战国、秦汉中国走向大一统，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三变也；汉以后，佛学大兴，道家流于道教，儒家通过改造吸收王官学、排斥诸子学逐步取得独尊地位，四变也；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西学取代儒学的独尊地位，中国本土学术不绝如缕，五变也——今天，我们复兴中华文明，主要是复兴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并在黄老之学的基础上，理智融会庞杂的西方文?化——?这是21世纪中国学人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第一章重新评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家针对《尚书》“下刀子”
二、儒家拿礼、乐“戴帽子”
三、儒家以《易》、《春秋》“掺沙子”
第二章黄老之学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
一、中国学人——迷途的文化羔羊
二、黄老之学——集诸子百家之大成
三、文明复兴——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三章黄老道统与儒家道统
一、黄老道统——中华文化的根柢
二、儒家道统——中华文化的异化
三、复兴中华道统、行人间大道
第四章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与西学的中国化
一、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
二、中国本土学术被送入历史垃圾堆
三、移植西学过程中鄙名与伪名之灾
总论篇
中国古典学术相对于西方现代学术，具有精深、动态、统一的特点。从形式到内容，它都是统一的。从内容上讲，中国的知识系统分为两个互相贯通的层次。一是由道至名而至于法，分别由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学派组成，即道家、名家、法家，其集大成是兴盛于战国至西汉的黄老之学；二是儒家最高“密法”，性命与天道之学，它由孔子所传，子思氏之儒发扬光大，但孟子之后已经鲜为人知。性命与天道之学是由理至性而至于命，也就是《易经?说卦传》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第一章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不是落后而是先进
一、重意象而轻抽象
二、重事变而轻言理
三、重统一而轻支离
第二章中国有通天人之际的大学问
一、道、名、法三者的本质及其间的辩证关系
二、穷理、尽性、至于命，修养做功夫的三个步骤
第三章中华文化在形式上一以贯之
一、名学与汉字同样基于意象思维
二、从名学的角度审视汉语语法单位分级
三、比类取象——类与象的关系是汉语结构的基础
第四章修习中国文化须原道、征圣、宗经
一、原道——本乎道
二、征圣——师乎圣
三、宗经——体乎经
附录一蓝田书院，斯文在焉
附录二名学与中医（答王明华）
附录三节制权力?节制资本?节制欲望（答乐由）
后记八年学术远征反思录

內容試閱：

一、人性的解放早已蜕变为物欲的放纵
先说生活方式。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高举人性解放的大旗，将人类物质文明推向了极致。人们发现，人性的解放早已蜕变为物欲的放纵，20世纪兴起的消费主义不过是物欲放纵的最高形态。在那里，物质上的成功，而非道德的成就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唯一标准——广告、信贷、艺?术……?社会中的一切都为刺激人类的物欲，满足人类的物欲而存在，而人的本性，生命需要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被严重忽略了。
当物质世界塑造了人，人也被物化了——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符号化的生产要素。
这种生活方式被称为先进、时髦、现代，但它却与人的本性相违背。因为人本性清静，复归这种清静本性，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美德与快乐，人类若跌入“刺激物欲—满足物欲”的陷井不能自拔，其结果只能是战争和毁灭。这不是耸人听闻的说教，两千多年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上面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通?智——?笔者注）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通智——笔者注）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通智——笔者注）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人类清静的本性因为外物的刺激才起作用，形成善恶美丑诸观念。若人不能节制这种外物的刺激，最终将不断追求声色犬马，成为外物的奴隶，即上文所说的“人化物”、“灭天理而穷人欲”。于是人们就会互相欺骗，互相竞争，互相剥削，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大乱。
读者诸君试想，这不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现实吗！竞争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美德，欺骗已经渗透入学术本身，剥削则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了，且多以金融这种温情脉脉的形式……
那么人类该如何正确地生活呢？就是遵循礼义之道。《礼记?乐记》的作者接着写道：“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文意：所以先王要制定礼乐，让人们有所节制。披麻戴孝的哭泣，是为了节制丧礼；钟鼓干戚的歌舞，是为了享受到适当的快乐；关于婚姻和冠笄的规定，是为了使男女有所区别；定期举行射箭比赛和宴会，是为了实现正当的社交活动。用礼来节制民众的心志，用乐调和民众的情感，通过政令使民众遵行礼乐，运用刑法防止违背礼乐的行为。礼、乐、刑、政，四者互相通达而不违逆，就具备了治理天下的王道。）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礼乐来节制民心，使之不致为物所化，重归天性、天理——这是王道政治的基础，是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
传统中国社会是用礼义之道来调节公私生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传统西方社会则是用宗教达到同样的目的。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所有这一切都被物欲主义吞没了，物化的人类犹如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它只能最终失控，自身毁灭。
在中国文化中，先贤称不遵循礼义之道的社会为夷——那不是一种文明的社会，而是一种野蛮的社会形态——与古代蛮夷相比，除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西方文明与之有何区别！
二、“典型的欧洲痴呆症”
除了与人类本性相违背的生活方式，西方社会还流行一种有严重缺陷的世界观，即将世界截然两分，分为二元对立的两部分：或分为理念世界、现象世界，或分为人的世界、神的世界，或分为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李约瑟称之为“典型的欧洲痴呆症”
［比］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
中国人整体的、有机的世界观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欠缺。李约瑟总结道：依照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概念，宇宙是在自发的和谐之中，现象的规则性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当权者，相反，自然、社会和天国中的这个和谐发源于这些过程中存在的平衡，这些过程是稳定的、互相依存的，并在非一致的和谐中彼此共鸣。
［比］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5页。
西方的世界观与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现实是相违背的，这会导致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西方文明的排他性和狭隘性。
投射到国际政治领域，就是西方社会长期缺乏天下观念，地方、民族本位主义盛行，政治上始终没有实现大统一，也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直到今天，西方大国仍然主要采取联邦制的组织形式。
而中国早在四千年前的大禹时代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大统一。据记禹的功绩《尚书?禹贡》载，当时的礼乐之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从北方到南方——笔者注），声教讫于四海”，这里的四海也包括夷狄。《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当时维系天下秩序的不是西方排他性的殖民统治，而是包容性的“五服制”。《尚书?禹贡》描述说：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国都以外五百里叫做甸服。离国都最近的一百里缴纳连秆的禾；二百里的，缴纳禾穗；三百里的，缴纳带稃的谷；四百里的缴纳粗米；五百里的缴纳精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离甸服最近的一百里替天子服差役；二百里的，担任国家的差役；三百里的，担任侦察工作。）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绥服。三百里的，考虑推行天子的政教；二百里的，奋扬武威保卫天子。）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三百里的，要和平相处；二百里的，要遵守王法。）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三百里的，维持隶属关系；二百里的，进贡与否流动不定。）
西周祭（音zhài）公谋父在谏穆王征犬戎时总结道：“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此处《尚书?禹贡》为“绥服”——笔者注），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
祭公谋父还指出，欲维系天下的五服制，首先要“增修于德”，只有这样才能使“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单凭武力是不行的，所谓：“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他接着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属甸服的供日祭，属侯服的供月祀，属宾服的供时享，属要服的供岁贡，属荒服的有终生一朝王的义务。每天一次的祭、每月一次的祀、每季一次的享、每年一次的贡和一生一次的朝见天子之礼都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如果甸服有不履行日祭义务的，天子就应内省自己的心态；侯服有不履行月祀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号令；宾服有不履行时享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法律规章；要服有不履行岁贡义务的，天子就要检查名号尊卑；荒服有不履行朝见天子义务的，天子就要内省自己的德行，依次做了上述的内省检查后如还有不履行义务的才可以依法处置。因此，才有惩罚不祭、攻伐不祀、征讨不享、谴责不贡、告谕不朝的各种措施，才有惩罚的刑法、攻伐的军队、征讨的武备、谴责的严令、晓谕的文辞。如果颁布了法令、文告后还有不履行义务的，那就再一次内省自己的德行但不轻易劳民远征。正因为如此，近处的族群才没有不听从的，远处的族群也没有不信服的。
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国际政治，中国文化皆以内省、内养为本，这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品格。表现为，其在国际政治上讲求协和万邦，反对侵略。所以中国版图数千年来的扩大，大体皆是由于抵御强敌，自然形成的，而非出于主动侵略。
西方政治品格与此相反，他们常常站在一己私利的基础上（比如为了石油资源），将对方说成异端，招集盟友，党同伐异，这是当代国际政治极其危险的主流——我们不得不警惕！
“典型的欧洲痴呆症”投射到学术领域，主要表现为西方学界随意以自己的标准衡量其他文明，只要与之不同，就会被加上传统、落后、异端的标签。19世纪是西方现代人文学术形成的时期，这种思想是殖民者的普遍心态，早已融入了西方学术的基因——后又被移值到中国学林。
中国以礼乐教化节人欲，西方以宗教节人欲，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只有习俗不同，但在许多西方人眼里，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却成了他们拯救的异端民族。
中医与西医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尽管有数千年的实践，仍被称为“不科学”的。
中国代表整体利益、中立的中央政府，因为限制利益集团和党争，就被称为东方专制或军政权独裁下的威权主义。这些词皆具贬义。
西方狭隘的学术观念，动不动就以科学自居，视其他学术范式为异端，与中国学问之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语出《礼记?中庸》），其宽容性相差何止千里。
试看今日之中国，重经验知识积累的西式大学垄断一切，而重道德修养（尊德性，语出《礼记?中庸》）的中国教化不绝如缕。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电脑已经具备超强的信息存储和信息加工能力，以尊德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学术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注意到，人生修养比知识技能更为基础、重要！
三、西方无形的精神文化并不一定值得我们学习
“典型的欧洲痴呆症”投射到逻辑领域，就是两末之议在西方文化中盛行，其后果不仅浪费了大量人类智力资源，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什么是两末之议呢？就是在论述事理时采取西方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取事物的两个极端展开论述，穷诸玄辩，远离中道。比如颜色，只论黑白，而忽略宇宙间的五光十色；再比如政治，只论尧舜、桀纣两个极端典型，而忽视现实政治中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形态。《韩非子?难势》写道：“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饴糖和蜂蜜——笔者注）也，必苦莱、亭历（两种苦味的草本植?物——?笔者注）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
事实上，西方逻辑学有太大的局限性，其形式逻辑的最基础规律同一律本身就是有严重的问题，因为“甲是甲”或“甲等于甲”只有在排除了现实世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时，才是正确的，否则永远不可能成立——同样是一个人，幼年时他（她）和老年时的他（她）不可能定义为同一的。换言之，只有在时间与空间割裂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
这导致西方逻辑多适用于静态简单的事物，对于动态复杂的系统则难以适用——因为动态复杂的系统很难剥离时间一维。
中国古典逻辑名学不是这样，它特别强调概念的历时性，即“异时”。《墨子?大取篇》说：“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昔者之爱人也，非今之爱人也。”（文意：过去考虑，不等于现在考虑。过去爱人，不等于现在爱人。）
《经下》说：“察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经说下》解释说：“‘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文意：考察任一事物之所以如此，以及之所以不如此的原因，可以从“尧善治”这一命题推导出来；“尧善治”这一命题的得出，是从今天的情况出发，考察古代的情况，指尧善于治理古代；假如从古代的情况出发来考察今天的情况，就不能说“尧善治”，因为“尧善治”不是指尧善于治理现代。）
《经下》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经说下》解释说：“‘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文意：“尧是仁义的”，是今天所说的话，这句话指的实际则处于古代，古代和现代是不同的时代，论证的理由是“尧是仁义的”这一命题涉及语言和现实两个方面；“尧是仁义的”这句话是今天说的，而“尧是仁义的”这句话所指的现实则是处于古代。）
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18~619页。
关于名学与西方逻辑学的对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拙著《正名：中国人的逻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第8~10页。
西方逻辑过于不完备，特别容易陷入形式上完美自恰，本质上“积辩累辞，离理失术”的泥潭。也使建立于其上的学术理论常常远离现实，甚至直接成为西方国家攫取他国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20世纪以来，这种情况越来越突出，尤其表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
西方有形的物质文明值得学习，并不意味着西方无形的精神文化也值得学习；中国科学物质上一时落后于西方，并不意味其他一切方面皆不如人。盲目学习他人，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烺，音lǎng；1889~1951年）在1934年初版的《欧化东渐史》一书开篇就写道：“中国与欧洲文化，有形上及无形上，皆完全不同。上自政治组织，下至社会风俗，饮食起居，各自其数千年之历史展转推演，而成今日之状态。东西文化孰为高下，诚不易言。但自中欧交通以来，欧洲文化逐渐敷布东土，犹之长江、黄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东流，昼夜不息，使东方固有文化，日趋式微，而代以欧洲文化。则是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也。尤以有形之物质文明，中国与欧洲相去，何啻千里。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国灭种。至若无形之思想文明，则以东西民族性不同，各国历史互异之故，行之西洋则有效，而行之中国则大乱。各种思想与主义，无非为解决民生问题。而勉强效颦他人，使国中发生数十年或数百年长期乱事，自相屠杀，血流漂杵，人烟断绝，以至国破种灭。吾人何贵乎效法此种主义耶？依此种情形观之，欧洲之无形文明，各种思想，各种主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否优于中国固有，与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不能不使人怀疑矣。”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页。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如张星烺这样了解东西文明交流史，并理性看待此一问题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在国家危难，全盘西化的滔滔浪潮冲击之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如何复兴中华文化，如何将之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在科技力量迅猛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人类目前已经掌握太多自我毁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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