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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在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畴，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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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炜舜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古典诗文与文论、文学文献学、先秦神话。著作包括《屈骚纂绪：楚辞学研究论集》、《楚辞练要》、《明代前期楚辞学史论》、《从荷马到但丁》、《寻找缪思的歌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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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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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导读
离骚
九歌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惜誓
吊屈原赋
鸟赋
招隐士
名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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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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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导读
陈炜舜
一、引言
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楚辞》作为中国诗歌两大源头之一，与《诗经》齐名。《楚辞》产生的年代晚于《诗经》，是先秦南方文学的代表，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精神。东周以降，楚国长期吸收北方中原的文化，并将之结合本土文化，到战国时代乃逐渐摆脱蛮夷之邦的形象。《楚辞》，就是两种文化成功结合后的产物。
不同于《诗经》的写实主义，《楚辞》的浪漫主义风格是由楚地广袤富饶的山川、豪迈热情的民风和神秘绚丽的巫文化所造就的。其精彩绝艳的辞章、朗丽哀志的情调、细腻高超的艺术技巧、琳琅满目的神话素材，令人爱不释手。《楚辞》不仅是汉赋的直系祖先，其辞采和精神更滋养了后世众多的作家。从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到龚自珍，他们的创作无一不受到《楚辞》的影响。民国以后，虽然包括楚辞在内的旧体诗歌不再是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但现代作家如闻一多、郭沫若诸人，依然深受《楚辞》哺育，而楚辞学也成为了“五四”以来的一门显学。
屈原（约公元前三四三年至公元前二七七年）是《楚辞》的主要作者，作为秦楚争霸及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他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屈原传世的二十五篇作品大抵为仕途失意时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斯土斯民的热爱、古圣先贤的景仰，以及追求真理、坚守正义、保持激情、拥抱理想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不以时代之更移而转变的。其次，进入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在中原地区，散文逐渐取代诗歌的地位。博学多才的屈原纵然与诸子同期，却以诗歌创作闻名于世。他不仅对楚辞这种文体起了奠定的作用，更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流派，宋玉、唐勒、景差皆能祖述屈原的从容辞令。如果说孟、庄、荀、韩的学派皆以义理为依归，屈原的流派则以辞章为核心，难怪历来都有人将屈原列为诸子之一。屈原的楚辞创作，除有发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文学意识的觉醒。在中国文学史上，他虽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诗人，却以大量精力投入诗歌创作，可说以诗歌为寄托、为志业、为生命。因此，屈原有“诗人之祖”的美誉，衣被百代，晖丽千秋。
二、楚辞的名义与风格
楚辞，就是楚人创作的诗歌。这种体裁盛行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相对于《诗经》较晚。楚国君臣多娴于辞令，他们对诗歌亦非常注重修辞技巧。因此，这种修辞华美的楚国诗歌就被称为“辞”或“楚辞”。楚辞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宋玉等，有时候楚辞甚至专指屈原的作品。 作为文体的名称，楚辞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
朱买臣、庄助皆西汉武帝时人。到了成帝即位，刘向奉旨校书，汇集屈原、宋玉、贾谊、东方朔等人的作品，编为十六卷，名曰《楚辞》。自此以后，楚辞成了专书之名。东汉后期，王逸根据刘向的本子著成《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对后世影响深远。
楚辞作品独有的地方特色，一直为人们所注意，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诵读的方法。《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 所谓赋乃合骚体而言之。骚、赋共同的诵读方法，就是纯粹的朗读，不必配上音乐旋律来唱诵。而楚辞诵读的声调也富于特色，西汉被公、朱买臣等皆是能以楚声来诵读楚辞者。除了声调外，楚辞还有不少其他特色，北宋末年学者黄伯思便做过一番归纳：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黄氏之言可分为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他认为，楚辞作品在形式方面采用了楚地方言词汇（楚语）和音韵（楚声），内容方面记录了楚地的地理环境（楚地）和土特产（楚物）。黄伯思的说法虽然不错，但尚可斟酌补充。先秦时代的楚声早已不传，如何根据楚辞文本来感受楚声的悲壮顿挫？更何况楚语、楚地、楚物，并不一定只在楚辞作品中才会出现。比如说楚辞的“兮”字，每在《诗经》和赋中出现。而赋的句式，有不少也十分接近楚辞。因此，楚辞必然还有一些判然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国的文化背景。楚文化与北方的诸夏文化颇有差异，楚人信巫觋、重淫祠，虽君主亦不例外。据桓谭《新论．言体论》的记载：
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神，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已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
吴军压境的关头，楚灵王却仍在“鼓舞自若”地祭神。尽管灵王的祭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历代楚王对于鬼神之事的兴趣却丝毫没有减退。《汉书．郊祀志》指出，屈原时代的楚怀王同样采用过这种方式，冀图退却秦军：
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
所谓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楚国巫风之盛，可想而知。而重想象、重抒情、斑斓陆离、恢诡奇绝、充满神话色彩的楚辞作品，就是这种文化风俗影响下的产物。《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篇章中关于宗教活动的记载，往往可见。
其次，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对于楚辞风格的塑造，也是一个关键。屈原忠君爱国，却遭谗害而被疏远、放逐，眼见君昏国危、民生困苦，屈原于是创作了《离骚》等一系列的作品来讽谏君王，一篇之中，再三致意。明代吴讷《文章辨体》说：
采摭事物、摛华布体谓之赋……幽忧愤悱、寓之比兴谓之骚；伤感事物、托于文章谓之辞。
吴讷虽然将辞、骚并列，但“伤感事物”是概言辞体，“幽忧愤悱”是专论屈作，因此将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归在辞这一类，毋庸置疑。整体而言，吴讷认为辞这种文体表达的心情大多是哀怨的。进而言之，楚辞（以及其所渊源的楚歌）所表达的哀怨心情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感，如《九歌．大司命》云：“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项羽《垓下歌》：“骓不逝兮可奈何？”刘邦《鸿鹄歌》：“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还有《越人歌》的无奈是不为鄂君所知，《离骚》的无奈是怀王不能任贤，《大风歌》的无奈是猛士难求……这种无可奈何之感，是人类面对不如人意的世事却又无能为力时所滋生的悲剧情愫。
《史记．屈原列传》曰：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司马迁在此处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宋玉、唐勒、景差虽在辞令上祖述屈原，但他们的作品就文体而言已由辞发展为赋。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已十不存一。而从宋玉现有的作品来看，除了收入《楚辞》的《九辨》为辞体外，其余《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皆是赋体，可见宋玉的创作兴趣逐渐从辞趋向于赋。吴讷指出赋的特色在于“采摭事物、摛华布体”，可见辞强调感伤的情调，赋偏重铺的手法。而明代胡应麟《诗薮》则说：
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
这段文字显示，要辨别文体的异同，不能只注意句式，更要看章法和情调。试想屈原行吟泽畔时，心烦虑乱，情思恍惚。故发而为辞，文义或许层次繁复，但伤事感物、幽忧愤悱的情调则一以贯之。至于宋玉等人身为文学侍从，作品虽也带有讽谏的性质，但主要还是为了娱乐楚王。如《高唐赋》对楚地山川的铺叙、《神女赋》对神女意态的形容，皆脉络分明，以极尽描摹为能事，而章法、情调却与《离骚》大相径庭。赋是从辞发展而来的，在两汉蔚为大宗。由于楚辞哀怨的情调与西汉盛世的时代精神已有不符，故不得不演变为藻饰承平的赋。与赋以及后世其他文体相比，楚辞体过早的转化与衰落，回过头来又烙上屈原的印记。一种文体的塑造取决于单一作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三、楚辞体的起源与形式
古代学者认为《诗经》是《楚辞》的直系祖先，如东汉王逸就提出屈原是“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 宋代朱熹也将《楚辞》称为“变风变雅之末流”。 现、当代的学者大多肯定《诗经》与《楚辞》之间的传承关系，但也认为楚辞体的来源具有多元性，如楚歌（即楚地民歌）就是直接源头之一。《吕氏春秋．音初》记载：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兮”、“猗”二字皆从“丂”得声，古代大约念成“呵”音。这首短短四字的《候人歌》中，感叹词竟占去了一半的篇幅，把涂山氏等待丈夫归来的那种焦灼、烦乱而又带期盼的心境表露无遗。在《吕氏春秋》的作者看来，南方歌谣（南音）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抒情、感叹，这种特色在《诗经》的《周南》、《召南》里多有继承。如《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泳矣，不可方思。
《汉广》篇用“思”不用“兮”，而其内容描述的江汉一带，正在楚国境内。此篇纵然未必是楚人所作，但嗟叹的声韵、幽婉的情调，却很接近楚辞的特色。二“南”以外的诗歌，也时时可见带有“兮”字的句式。如《郑风．野有蔓草》的第一章，就与《楚辞》中《橘颂》的句式几乎一样：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至于句式不尽相同而一样运用“兮”字的，为数更多，兹不赘。
从现有的数据看来，楚康王时代（前五五九至前五二九）已有比较成熟的楚歌产生了。西汉刘向《说苑．善说》记载，楚康王的弟子皙受封为鄂君，泛舟于新波之中。掌橹的越女以越语（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唱了一首歌曲。鄂君请人翻译成楚语，其文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首《越人歌》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首译诗，产生时代较屈原早了二百多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二句，以山木起兴，带出不为鄂君所知的忧愁。其结构与情调，与《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非常相似，二诗被誉为“同一婉至”。 由于《越人歌》原文的汉字记音尚保留于《说苑》，引发后代许多学者重新译解其越语原文。汉字记音的最后五字“渗惿随河湖”被解读为“隐藏心里在不断思恋”，对应“山有木”两句；然尚嫌质朴，并无楚译本的比兴之义。可见《越人歌》在转译的过程中，必然经过了文学加工。而这位楚译者的造诣，也展现了当时楚国的文学水平。
游国恩指出，楚辞所以独立于《诗经》之外而成为一种新文体，全在它运用所谓“骚体”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它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个助词——“兮”字。 由于楚辞的风格以抒情为主，在句式上富于感叹，是很自然的。据明代张之象《楚范》的统计，《楚辞》中有“兮”的句式共三十六种，从“一兮一”式（坱兮轧）、“一兮二”式（眴兮杳杳）、“二兮二”（吉日兮辰良）到“九兮六”式（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应有尽有。 此外，《招魂》的“些”、《大招》的“只”，在篇中的功用也与“兮”字近似。若论屈原作品中带“兮”的典型句式，粗略而言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九歌型”，如《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以及《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九歌型”的句式中，“兮”字一般居于句子的中间，形式多为“二兮二”、“三兮二”以及“三兮三”型。这种句式主要见于《九歌》诸篇，亦偶见于《九章》。
第二种是“离骚型”。若以两句为一个单位，“兮”字一般出现在第一句的末尾。如：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
这种句式主要见于《离骚》、《九章》（《橘颂》除外）、《远游》、《招魂》小引、《九辩》等篇章。很明显，“离骚型”是由“九歌型”发展而来的，故张之象《楚范》仍以“离骚型”的两句为一句。此外，还有一种句型略短的变体，如《渔父》中的《沧浪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以及《招魂》乱词：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只是这种句式更接近四言体，似乎恰是第三种“橘颂型”的倒置形式。《橘颂》云：
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除《橘颂》外，在《九章》的乱词中也常常看到这种句式，如《怀沙》乱词云：
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
二《招》的招辞部分虽然不用“兮”字，但形式也非常相近。如《招魂》：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又如《大招》：
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物遽只。
这种句式与《诗经．郑风．野有蔓草》第一章几乎完全相同，可见《诗经》与《楚辞》之间的联系。至于《楚辞》的其他作品，如《天问》以四言为主，《卜居》每句用“乎”字，《渔父》的散文性颇强。这些篇章的句式虽然不是典型，但却可以让我们看到《楚辞》在体式和内容上的多样性。
四、楚国文化与屈原
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古帝颛顼是一个神奇的人物。他有上帝的神格，尝命其子重黎绝断了天地之间的通道，曾造《承云》之乐，死后还化为“鱼妇”。重黎就是著名的火神祝融，相传他兽面人身，乘坐两龙，能够光融天下。楚人的这些先祖，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与上古宗教巫术的关系密切。周成王时，楚人的领袖熊绎受封为子爵，带领人民在南方筚路蓝缕、开发山林。从此以后，楚地疆土日扩，成为南方大国。由于楚国与周天子没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又僻处南方，所以一直被注重宗法制度的中原国家视为蛮夷，受到排斥。正因如此，楚国保存了许多上古、夏、商时代的宗教巫术文化。屈原是楚国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职，熟悉这些宗教活动。因此，他的作品朗丽绮靡、志哀情深，既善于铺陈，又富于联想，这与楚国巫风的熏浸是分不开的。
周朝得天下后，大封同姓诸侯，发展出宗法制度来统治国家。然而在南方的楚国，宗法观念尚未形成。楚人的国家民族意识中，还遗留很多氏族社会的痕迹。因此，屈原更多地用氏族社会的观念来看问题。如屈原对于伍子胥的态度，就是一个极佳的证明。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尸。在儒家看来，这种行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为楚王宗亲，却高度赞扬伍子胥，还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导致吴国入侵、楚国破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尸之举虽出于个人恩怨，但却向国人昭示国家民族与君主的地位孰轻孰重。屈原这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也是他始终不愿离开楚国的思想基础。其实，屈原在仕途失意之时，考虑过前往他国追求理想：
“思九州岛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
纵然如此，他至死都没有背弃自己所眷恋的楚国。战国时期，与君主同族而另去他国谋职的人并不罕见。如商鞅是卫国公子，韩非是韩国公子，却皆曾出仕于秦。假如对楚国独有的文化缺乏认识，的确会觉得屈原不愿去国的决定在当时是个异数。然而，了解屈原这种置国家民族于君主之上的意识后，我们会发现：他留在楚国、以身殉国是必然之事。
抑有进者，楚国在文化上虽然视周为落后，却能不断地学习中原文化。故此，楚国文化既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又具备了广博的襟怀。屈原熟悉中原的思想礼仪、历史掌故。如在《天问》篇中，屈原历数唐、虞、夏、商、周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过楚国史事，可见他不仅了解，而且认同中原的历史文化。这正是楚国文化开放自由、有容乃大之气象的体现。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与楚王同宗。屈原的远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帝颛顼高阳氏，颛顼的后裔季连相传为楚人的始祖。季连之后鬻熊，曾经服侍周文王。到了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瑕于屈，后代遂以屈为氏。现存有关屈原生平的材料，除了屈原作品本身之外，比较可信的只有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和刘向《新序．节士》两处。我们依据这些材料，参酌历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尚可勾勒出屈原生平的概况。
屈原大约出生于楚宣王（前三六九至前三四○在位）时代的一个寅年寅月寅日，去世于顷襄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时期，而主要活动时期则在怀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朝。他出身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故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早年深受怀王信任，官至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令尹相当于北方诸国的宰相之职）。他辅佐怀王改革内政，主张联齐抗秦，力求楚国在七雄间取得领导地位。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招致同列上官大夫的忌妒，他的改革内容也引起既得利益阶层的不满。怀王使屈原拟定宪令，上官大夫看到草稿后意欲夺去，遭到屈原拒绝，于是向怀王进谗。一怒之下，怀王疏远了屈原，屈原于是来到了汉北。其后，屈原转任三闾大夫之职，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即位之初，颇思变法图强，曾经担任“合纵长”，联合魏、赵、韩、燕攻秦。为了除去楚国的威胁，秦惠王于怀王十五年（前三○四）命张仪至楚，买通佞臣靳尚等人，在怀王面前毁谤屈原。怀王中计，屈原被逐出郢都，来到汉北。张仪趁机诱骗怀王与齐国断交，并允诺割商于之地六百里作为报酬。等到楚、齐绝交后，张仪却反口说当初允诺的只有六里。怀王受骗后大怒，先后两度举发兵攻秦（史称丹阳、蓝田之战），却皆败北，还丧失了汉中之地。这时，怀王想起了屈原，令他出使齐国寻求援助，但屈原的努力似乎没有结果。不久，亲秦派势力再次抬头。怀王二十四年（前二九五），秦楚盟于黄棘，约为婚姻，怀王还一度遣太子入质秦国。怀王三十年（前二八九），秦昭王约怀王于武关相会。屈原极力劝阻，而公子兰等人却不愿绝秦之欢，力主怀王入秦。怀王最终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秦国。
怀王入秦后，长子顷襄王接位，以公子兰为令尹。顷襄王七年，与秦结为婚姻，以求苟安。屈原再次被逐，流放江南，沿长江、夏水向东南走，经过洞庭湖和夏浦，到达陵阳（在今安徽境内）。顷襄王二十一年（前二七八），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迁都至陈。这时，屈原心系故都，又循原路西还，经鄂渚，穿洞庭，入沅江，来到了辰阳、溆浦一带。次年，秦国攻占了楚国的巫郡、黔中郡，屈原悲愤莫名，遂自沉于汨罗江。相传屈原自尽的日子为农历五月初五，后来人们在这一天包粽子、赛龙舟，就是为了纪念屈原。
五、屈原的思想与《楚辞》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学术思想空前自由发达的时代，诸子百家，竞起争鸣。屈原生活于战国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庄子，而比荀子、韩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于北方诸夏文化的经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内容融入自己的诗篇。如《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与《尚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与《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与《诗经．商颂．玄鸟》“禹敷下土方”，内容文字都两两相近。非仅如此，从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张的仁义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种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继承：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齐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怀王变法，可谓继轨吴起的法治观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离愤懑的放逐之际，屈原的思想一度倾向于道家，希望能够抛开俗世，超然高举：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远游》）
综而观之，屈原对诸子的思想，无疑是有足够的认知、理解和接纳，但与各家的主张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说，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从未提及，这与儒家经典如《孟子》、《荀子》等颇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实，也证明他不像商鞅、吴起等法家中人拥有高明的干君之术。至于《渔父》一篇，更说明屈原的思想与道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詹安泰说得好：“一个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在某一个时代里，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该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因之，各种思想都可能起相互关联的作用。” 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然而屈原毕竟是诗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强把他划入某一学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实不相宜。
屈原的巨制《离骚》中，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据王逸《楚辞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贤大夫，因谏君不听，投水而死。 屈原意欲取法彭咸，并非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国实现，理想破灭之故。何谓“美政”？王逸的解释是“行美德，施善政”。 “美德”、“善政”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圣君贤臣之治。
儒家主张“君为臣纲”，认为一位国君的道德操守应该是臣下效法的榜样。国君只有学习尧、舜、文、武这样的有德先王，施政才会有成效。屈原继承了儒家这种思想，他的作品对于先王的称扬，重点就在于他们的德行：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只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王逸说：“耿，光也。介，大也。” 又云：“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论议道德，无有过差，故能获夫神人之助，子孙蒙其福佑也。” 光明正大、畏天敬贤，就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相反，对于古代的暴君，屈原则毫不留情地加以贬责：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而图后兮，五子用失夫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离骚》）
夏启自纵、后羿淫游、寒浞阴狠、夏桀违道、商纣诛杀忠臣，他们的作为不仅导致家国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恶名。这些沉重的历史教训，屈原也念兹在兹。
屈原推崇的古代君主除了儒家宪章祖述的圣王外，还有齐桓公、秦穆公等法家尊尚的霸主。然而整体而言，屈原政治抱负的基础还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举例来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来，禅让制度大概真的在上古时代存在过，而尧舜禹的传说却无疑经过儒家的美化、理想化。相反，战国后期，由于法家思想的盛行，人们逐渐怀疑尧舜禅让的真实性。如《庄子．盗跖》云：“尧不慈，舜不孝。” 《竹书纪年》则谓尧晚年德衰而为舜幽囚，舜晚年又被禹流放至南方。 对于这些意见，屈原持反对的态度：
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在屈原心目中，尧、舜圣贤之名是不容玷污的。换言之，法家权谋是因时制宜、作为儒家德政之补充的一种举措。
春秋以来，随权臣执政（如晋六卿、齐田氏等）、诸侯兼并，贵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没落贵族将王官的知识带入民间，而平民因有机会学习知识而得以晋身士大夫阶层。战国以后，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齐威王、燕昭王、赵武灵王等先后变法成功，称雄一方。南方的楚国虽早在楚悼王时就任用吴起变法，但却功亏一篑。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楚国独有的文化传统。很早开始，楚国的军政大权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内的贵族宗室所把持。虽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如孙叔敖以布衣而为令尹），但为数极少。吴起的变法削减了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强烈的反对。屈原虽身为贵族，却欲踵武吴起，继续变法。而变法初期是颇有成效的（参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这些贵族中的贤能之士，但他更强调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屈原看重傅说、吕望、宁戚这些平民贤才，无疑就是希望在楚国建设北方那种“处士横议”的政治生态。进而言之，对于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认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
正如明人钱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亲。杂字着眼，惟杂而后可以得纯粹也。” 无论亢直还是芳馥可亲的贤士，屈原对于他们的基本要求乃是一个“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贞”、“忠诚”、“忠信”等词语每每可见，而屈原自己就是一个忠臣的典范。总而观之，屈原的贤臣观念与楚国传统贵族相去何啻霄壤。而上官大夫要夺取屈原的改革宪令文稿，不但出于个人的忌妒，更是为了保障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国后，随神权思想的消退，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们都反复强调民本思想。如《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左传》曰：“夫民，神之主也。” 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终极目的乃是在于民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
在屈原看来，为人君、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乐业，就能成其圣、成其贤。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负虽然远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与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轻易令怀王疏远屈原，除了贵族势力影响、怀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于慷慨激昂、抗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剧不在于其个人之浮沉起落，而在于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与实际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屈原留下的作品有多少？《史记．屈原列传》提到《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著录是“二十五篇”，但却未有详言这二十五篇的篇目。 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皆是屈原所作，《招魂》为宋玉所作，《大招》则谓：“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代朱熹亦以《招魂》为宋玉所作，又将《大招》的著作权归于景差，恰成二十五篇之数。自此以后，明清两代对于屈原作品篇目的认知，每有争议。如周用认为《九歌》中的《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各自应合成一篇，而焦竑认为《九辩》为屈原所作，陈深、黄文焕、林云铭认为二“招”皆为屈原作品。到了近代，则有人怀疑《九章》中《橘颂》、《惜往日》、《悲回风》等作品乃后人伪造。不过，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屈原手笔的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大招》。至于《远游》、《卜居》、《渔父》三篇是否屈原所作，则争议较大。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而同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之属”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之属”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赋之属”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杂赋之属”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由于汉人辞、赋名称混用，这些篇章中有不少是楚辞作品，可惜今日大都亡佚了。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及朱熹《楚辞集注》所收录的篇章看来，今日仍有作品流传的楚辞作家除了屈原之外，尚有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九位。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除屈原外，仅涉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四家。
六、《楚辞》要籍简介
黄伯思《校订楚词序》以诗歌作品但凡“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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