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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动真格——中国历代肃贪廉政得失（阐发古代廉政思想，分析各种举措得失。一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不可多得的优秀读本 ）

書城自編碼： 238872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迟双明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64085223
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08/32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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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4月19日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而本书就是对“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的系统概括与总结。
2. 配合当下廉政建设需要，同时本书主要讲历史，不涉及当下任何政治及敏感话题，这就是本书最大的特色。
目錄：
第一章道德教化：用“官德”教育筑起一道思想防线
1.以“性善论”出发的道德教化
2.廉政道德的第一要义是“廉耻”二字
3.义利之辨对廉政建设的意义
4.取之有道之外的淡泊名利教化
5.勤政意识与廉洁奉公的关系
6.克俭节用、限欲绝奢的道德观
7.传统廉政文化对修身自省的强调
8.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廉政教材
9.多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反腐宣传
第二章严把入口：设定合理的官场“准入”制度
1.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2.把正直之人放在邪恶之人的上面
3.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任标准
4.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察举制
5.充实察举制的“九品中正制”
6.从“相马”到“赛马”的科举制
7.防止徇私舞弊的保任连坐制
8.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9.笔试与面试二者不可偏废
第三章平衡制约：建立相互制衡的刚性约束机制
1.分权而治，使多个臣下互相牵制
2.皇权与相权之争对廉政的影响
3.纠举贪腐的监督机制必不可少
4.明朝之前的古代御史制度
5.明清的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
6.与御史互为补充的“给事中”
7.古代谏官制度对皇权的制约
8.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与机构
9.古代回避制度对官吏的制约
10.授权有度，防止大权旁落
11.对宦官必须严加管理和制约
第四章强化考核：考核是廉政建设的有效方法之一
1.整肃官员队伍先要严格考核
2.以“试职”的方式对人进行考察
3.秦汉官员考核的主要方法：上计
4.隋唐时期考课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5.宋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利弊得失
6.明朝前半期的考满制和考察制
7.加强官吏政绩考核的“考成法”
8.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清代考核制度
9.通过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


第五章建立峻法：运用明确的法律管束各级官员
1.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廉政立法
2.先秦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3.秦汉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4.隋唐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5.宋元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6.明清时期的廉政惩贪法律
7.历代司法机构的变革和发展
8.加强法律教育，使官员知法懂法
9.有法必依才能实现依法治国
第六章严厉惩治：对贪腐分子绝不能“心太软”
1.对贪腐者宽仁不断，则必受其乱
2.惩治奸佞是平息众怒的良药
3.过度柔仁，将会让国家陷入混乱
4.对贪官必须发现一个处理一个
5.敢动真格，使贪官污吏望而止步
6.严防贪官偷桃换李逃避重罚
7.对违规的有功者也不能留情
8.执法如山，不管其人是谁
9.切实做到执法严明、不徇私情
10.诛恶前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七章养廉奖廉：不要把人往贪腐的路上“逼”
1.官德不能脱离物质基础而存在
2.俸禄过低是官员腐败的催化剂
3.宋代官员禄制的“益俸”政策
4.“不误公、不累民”的养廉银制度
5.古代的退休、住房和工作餐保障
6.被历史所忽视的胥吏待遇问题
7.表彰清官以倡导政治清明
8.对清官廉吏大张旗鼓地宣传
第八章言传身教：统治者要修身养德并以身作则
1.“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
2.“德”与“仁”有强大的感召力
3.君主往往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国风
4.自己做到，就不怕别人做不到
5.时刻自省，克服享乐的欲望
6.以自身的勤勉来影响和督促臣下
7.适时“罪己”以提升自己的形象
8.管好家人是以身作则的延伸
第九章另类肃贪：中国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
1.在酒色的幌子下调查忠与奸
2.“耳目”可发挥特殊的监察作用
3.用“告密”洞察下情、明辨忠奸
4.依据传闻立案纠劾的“风闻言事”
5.设置举报箱，查处问题官员
6.中国古代越级告状的信访制度
7.实施残忍的酷刑惩戒贪官污吏
8.用酷吏“打黑除恶，强化治安”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廉政道德的第一要义是“廉耻”二字
廉政思想
传统廉政思想中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能廉”的说法，认为廉政道德的第一要义是“廉耻”二字。由羞耻心而自律，人的行为即可符合道德，事事合宜。
我国从西周以来的历代伟大的思想家都把“礼义廉耻”四字作为治国的大纲，视其为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在“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是至为重要的，孔子曾说“行己有耻”；孟子也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认为“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康有为则讲“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风俗，要从知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个人都有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墨家也认为，廉者知耻，也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所不当，内心会感到惭愧，也就是墨家所说的“廉，作非也”。廉，不在于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有过错，而在于有了过错就能有所畏惧，知耻即改。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又特别在两种情况下讲“廉”。其一是认为贫穷的时候要知廉；其二是认为当官吏的时候要知廉。《墨子?修身》告诫“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
作为一个君子，人穷志不穷，不能妄取，生财要有道。《墨子?明鬼下》批评“吏
治官府之不洁廉”。官吏应该廉洁奉公，是墨家所强调的。
史海镜鉴
廉政建设，需要从教化官民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如果官民的廉耻之心淡薄，腐败现象将会蔓延。
康雍两朝时，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中后期，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仅仅十余年，乾隆时期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甘肃冒赈案就是典型的代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因不满清朝政府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率撒拉人、回民起事反清，进逼兰州。乾隆皇帝惟恐兰州不保，急调连城、凉州、陕西等地援军进剿。数万官军会聚省城，军费兵饷成了大问题。由于官军不能速胜，乾隆震怒，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一时甘肃地方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甘肃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不久，乾隆又从来自甘肃的奏报中得知当地并无旱灾。
乾隆在布置战事的同时，派人密查王延赞的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清代在甘肃曾实行过“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后来“捐监”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济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但这次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豆麦折为白银，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这样，粮米变成了白银，为王亶望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王亶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办理“捐监”事务。蒋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蒋全迪与王亶望商议，为各县预定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衙门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令各县照单开赈，这就是“冒赈”。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地上奏朝廷，说甘肃又发生了天灾，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
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后，虽然发现了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他也曾与总督商议，欲请停捐，但终究经不起利益的诱惑，非但不据实陈奏，他反而继承并发展了前任的实践经验，统一规定在报捐时，各州县每名监生折收白银55两，除办公费4两外，再加2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到了无人不贪、无人不腐的地步。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乾隆四十六（1781年）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人花钱捐为监生（国子监学生），收银15094750两。在这笔巨款中，确实有一小部分被拿出来采买粮食作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
乾隆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捐监粮”一事。这时，乾隆开始对王亶望有了怀疑。王亶望在任浙江巡抚时曾经个人捐银50万两资助浙江海塘工程，这种官员捐钱用于民生工程的行为，曾让乾隆认为王亶望的政治觉悟很高。如今乾隆将“捐监粮”之事与50万两银子联系起来，再也坐不住了。50万两银子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浙江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也不过1万两。
能够捐出50万两银子的官员，他的家资必是一个天文数字。案情很快真相大白，自王亶望被授命担任甘肃布政使以来，他利欲熏心，使尽伎俩，设置骗局，捞取名利，导致全省上下各级官员联手作案，冒赈贪赃的现象泛滥成灾。查实在案中侵吞白银1000两以下者102人，1000~10000两者30人，10000~20000两者11人，20000~100000两者20人，100000两以上者10人。甘肃全省官吏无不染指。
甘肃腐败窝案越查越大，越查越深。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又审查出官员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得失点评
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廉耻教化的缺失。“寡廉鲜耻”是腐败深层次的思想道德根源，如果不注意廉耻教育，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危机。规范社会秩序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却是精神意义上的刑律，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对其一
定不能忽视，应把培养为官者知廉耻之心作为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轶闻遗事
王廷赞任甘肃布政使之前，曾做过安定县知县，也曾廉洁奉公，为安定县百姓做过不少好事，至今在定西地区还有一座残留的“王公桥”，这是老百姓对架桥修路，造福一方的县官的赞誉。
王公桥又叫定西王公桥或水定桥，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东北的西巩释乡宋家沟。明清以来为东大路必经桥梁。万历十三年（1585年）以前，此处已建有永济桥，取“永远济民”之意。王廷赞任安定知县时，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主持重建，故称“王公桥”。也有人认为，王廷赞重修此桥前其已名王公桥。王公桥是当时甘肃省境内建筑高度最高的公路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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