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中文，一样玩得起
香港人笔下的中文，娱乐性与喜剧感也许不及他们写的英文，但触目惊心的程度则犹有过之。最讽刺的，是港式中文有时比港式英文更合文法─英文的文法！比方说，我们经常读到“慢慢地走”、“静静地躺着”和“不知不觉地做了什么”，这个“地”字分明就是英文之中、加在形容词后面的字尾﹙suffix﹚─“ly的中文同义字或对应词﹙equivalent﹚。其实中文的许多叠字，例如“缓缓”、“渐渐”、“徐徐”、“淡淡”和“悠悠”，本身已经是副词，又何须加个“地”字去从中作梗、画蛇添足？
香港盛产西洋化中文
还有那个经常在你耳边响起的“们”字。在香港人心里那本字典之中，“们”这个字等于英文之中的第十九个字母、构成名词复数的那个“s”。于是“观众们”、“朋友们”、“学生们”、“老师们”和“选民们”之声，不绝于耳。你除了可以说句“阿们！”之外，
还可怎样？
当下港式中文最大的危机，是恶性西化得愈来愈似翻译体，还要是恶劣的翻译体。早已有人说过现代中文“无性不欢”─严重性、艺术性、思想性、可行性、敏感性……仿佛什么复杂艰涩的概念，给它加了个“性”字，便会马上变得明辨可懂。港式中文之中，有太多令人头昏心烦的字眼，例如“被”。即使你绝少读报和看杂志，只要留心听电视和广播，就会发现“被”这个字无处不在。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文的被动语态是无须赘言的。“钱花光了”谁都明白，偏要写成“钱被花光了”，贻笑大方。在这方面，内地
人比香港人机灵，他们发明了“被自杀”这句流行语，将“被”这只咬得动词痒痒难受的跳蚤，放入睁大眼睛说瞎话的腐败官员的衣裤，令他们丑态百出。
香港人的中文，愈来愈不像中国话，甚至不象话。香港政府不但未能拨乱反正，反而成为这种不中不英、非驴非马的“译文体”之领头羊，以一种“语文的无政府主义”来淹没中文的优美。所谓“语文的无政府主义”，就是“只要我喜欢，怎么写都可以”。随便举个例，香港民政事务局发出的《香港应否申办2023年亚洲运动会？》咨询文件﹙其实是立场书﹚，就是显例。
政府公文反映的文化自卑
香港文件往往以中文先行，英文殿后，这当然是一种九七之后的“政治正确”，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里面的中文是英文的翻译。第一句“主办2009年东亚运动会给香港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分明是英文“The hosting of the East Asian Games was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Hong Kong’s athletes, for the games organizers and for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的劣译。如果改为“香港主办2009年东亚运动会，获益良多”，就会像中国话得多。
这份由真翻译体写成的假咨询文件，毛病当然不止这个。顿号当逗号用；分不清“不同”与“多个”、“巩固”与“建立”的分别；消化不良的字句；生涩含混的文理；以及气急败坏、毫无节奏感的语气，都是翻译体随处可见的毛病。这类写作建基于一种英文与中文的从属，甚至主仆关系，完全反映了作者的文化自卑感。所以我常常说，要了解香港人的殖民历史和殖民情结，以及他们对其殖民统治者的依依不舍，又何须看天星和皇后码头，只要读一读政府的公文马上就一目了然。
从这一点可见，英国撤出香港多年，香港早已晋身为后殖民社会，却仍然无法摆脱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英国统治香港150年，不仅制定了为世人称许的自由经济体系和法治制度，还成功建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文化价值等级体系。在这个等级体系内占据最高层的是英文—英文重要，因为它是殖民统治者的语言。作为一种施展权力、实施控制和彰显精英身份的工具，英文在英国管治下的香港根本无可取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的学生家长千方百计要让孩子读英文中学，校长和办学团体挖空心思要保住英文中学的地位，都可视之为帝国主义产生的“文化后果”。英文跃升为“超级语言”﹙super language﹚，甚至是语言中的王者﹙king of languages﹚，这不再是殖民者的幻想，而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智慧，甚至不辩自明的常识。
要学好中文，首先要扬弃“重英轻中”的殖民统治子民心态。英文落在王尔德、马克?吐温和莎士比亚等“表演艺术家”手上，光芒四射，颠倒众生；曹雪芹、张爱玲、余光中、钱锺书和林语堂等笔下的中文，又何尝不是每一寸都是活的表演语言﹙performing language﹚？英文好玩，但中文一样玩得起。
将英文“洋为中用”
我从小读洋书长大的，到今日，英文书和英文杂志仍然是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中文读物─不管是报章、杂志还是书籍─只是我正餐以外的杂粮和零食。是故我的写作有时难免西化，提起笔杆，不知不觉就“作为”（As…）一番或者“一种”（A…）起来。不过，话得说回来，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提高警觉，不要让自己的写作和创作沦为那些生硬、拙劣，甚至不通的翻译体；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悟出如何因势导势，借力使力，以英文特有的敏锐，去磨砺中文某些被惯性思维麻木了的触觉，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举个例，很多人以为，用“作为”来表达英文“As”的意思不对，一定要用“身为”。其实未必。“身为”强调实质和本来的“身份”；而“作为”所指的，却是复杂、暧昧、靠不住和滑不溜手得多的“角色”。所以，如果要言明角色的冲突，那么“作为”便会比“身为”更切中要害。比方说，妻子犯法被查，做律师的丈夫心急如焚，对她说：“As your lawyer, I cannot ask you to lie. As your husband, I cannot ask you not to.”用中文表达同样意思，写成“身为你的律师，我不能叫你说谎。身为你的丈夫，我不能不叫你说谎”当然可以，但总不及“作为你的律师，我不能叫你说谎。作为你的丈夫，我不能不叫你说谎”那般，将丈夫的两难表达得传神生动。早前写了篇文章，论及三位西九方案设计师的双重角色，编辑起的标题是《作为推销员的建筑师》，我觉得挺好的，如果改为《身为推销员的建筑师》，意思便会马上变得含混起来。
写中文难，因为不像写英文那样，有凶巴巴、咄咄逼人的法则可循。不管你的英文写得多好，也是要带着镣铐跳舞：就算有时给你逃得了惯用法﹙usage﹚这个和尚，到最后肯定也没能逃掉文法﹙grammar﹚这座大庙。一如西方的绘画竭力要掌握空间，英文竭力要掌握的是时间。相比之下，中文似乎潇洒而又任性、天真而又自在，并不刻意要掌握英文强调的现实、逻辑和因果关系。可是写中文，如果只是本着“潇洒而又任性、天真而又自在”的态度而为，定会章法大乱，写出“满纸荒唐言”，令读者看到“一把辛酸泪”。这就是中文写作之苦─解放了的奴隶得到了自由，但永远摆脱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和战战兢兢。
“悟”出中文人人能玩之道
学中文对我来说，是一个悟道的过程。或许因为中国是一个抒情诗﹙lyric﹚而非史诗﹙epic﹚或叙事诗﹙narrative﹚的传统，我们最伟大、最睿智的美学家和哲学家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推崇未封﹙分辨、分析﹚前的境界﹙庄子﹚，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又认为诗应该“不涉理路”﹙严羽﹚。对于什么是好文章、为什么是好文章，中国的传统批评不曾有过洋洋洒洒、娓娓万言的实用说明，评论家怕的是“封始则道亡”。我们的批评仅提供一些美学上﹙或在创作上反映出来的美学﹚的态度与观点，只求画龙点睛、点到即止。“惟陈言之务去”，是散文大家韩愈的主张，但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一套别人可以依循的修辞法可以与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或者斯托克教授﹙William Strunk﹚的《风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相提并论。难怪在今日的中文写作界，有韩愈之风者寥寥无几，但在英语世界，以斯托克倡议的简约、克己风格写作的，却比比皆是。
既然中文没有一锤定音、权威性的文法和用法可供依循，那么要学好中文，我们便要有小和尚的悟性，去领略禅师﹙第一流作家﹚的机锋。写好中文的不二法门，不是去啃最难啃的写作理论，而是把自己沉浸在中文的体验之中，让最优秀的作家做你的中文老师。这些老师不是补习班的“最强名师”或者“十优状元名师”，他们不会帮你预测考试题目，也不会教你中文写作的“必杀技”。他们传授的写作之道，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他们不会论及写作的理论，也不会提供写作问题的答案，只会透过实践，如火光一闪般使你瞥见中文写作的风姿绰约、秀美华丽。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将我阅读经验中那些“如火光一闪”的时刻剪辑起来，令读者对“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的中文写作多一层了悟。古人说妙不可言，我却认为可言更妙。
好莱坞电影《教父》中一句经典对白：“要亲近你的朋友，更要亲近你的敌人”﹙Keep your friends close and your enemies closer﹚，也是我学习中文的方法。我坚信，要读你欣赏的作者，从他们的写作学会“该做什么”﹙what to do﹚；也要读你不甚欣赏的作者，从他们的写作学会“不该做什么”﹙what not to do﹚。故此，本书也收录了我对董桥、白先勇、亦舒，以及香港填词人写作的“批评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来说，即是从鸡蛋里挑骨头，或曰报忧不报喜。
写作的神奇，其实很难说得清楚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中文的幽深处，自然有烟有雾。《中文玩家》尝试拨开烟雾，帮读者打开写作的境界之门。当然，你还需跨过门坎，才可领会个中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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