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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个自称为“游击战士”的青年学者，用自己的炽热激情和坚实脚步，丈量出自己丰硕的人生。
这是我编辑此书时，用一句话对孙伟平先生这本书的概括。透过全书，让我们看到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农村孩子的成长经历。这些经历浸透着各种艰辛和困苦，更写满了坚持、信念和成功。透过伟平先生的经历，见证了那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也为我们国家的历史刻下了这一代人的印迹和荣光——这一群“特别”之人，他们推动了时代的变革，也一直被时代改变着。他们集体将人生中的黄金二三十年，化成了国家发展需要的土地；他们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又秉承了“红军精神”，成为中国*有担当、*能吃苦耐劳、*有奉献精神的一代。他们，就是所有“50后”和一部分“60后”。
伟平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有一种抱负、一种信念，并有身体力行的执着精神，就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机会，就在那里，但却属于那些不怕吃苦，勇于探索前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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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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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依据自身的成长经历，依托自身的哲学和文化素养，创作的有关学习、读书、研究、写作、游学、生活等方面的人生感悟、哲学思考。作为一位哲学学者，特别注重将人生经历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并通俗而生动地加以表述，令人在岁月的流逝中，感受到思考的乐趣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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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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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平，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哲学》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及文化建设与评价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及价值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韩国成均馆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13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从事价值论、伦理学、社会历史观和文化问题研究。主持承担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在内的20多项课题，主持编写年度性的中国生态城市发展报告、中国文化建设发展报告等。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约3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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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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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想（代序言）
上篇 “我”是怎样炼成的？
004 民办小学
010 小学的政治
017 公开的日记
022 半工半读
028 缺粮户心态
032 白跑的战士
038 成绩调包了
043 跑学之难
046 书的诱惑
051 出人意料奖
055 选择的代价
059 玩物必丧志
062 好人有好报
066 一百单八将排座次
069 死亡体验
073 恐怖的预考
076 长腿的课本
079 吃错药了
083 被分配的“志愿”
087 “志愿”被篡改
091 逃课标兵
095 “孙逻辑”
100 天生我才谁来用？
104 “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之争
109 逃离公共课
114 结缘价值论
119 “让思想站起来”
下篇 人生与幸福
128 闲话“读书”
135 影响人生的几本书
141 哲学之“大用”
146 对“学术批评”的批评
152 “向西”还是“向中”？
156 治学的“门径”
160 职称“经济学”
165 职称悲喜剧
172 当不得真的职称
178 故乡入梦来
183 灾难中毁灭的价值
190 童趣可待成追忆
194 苍凉的废墟边，思绪轻飏
203 大海的记忆
208 韩国“去中国化”观察
214 日本资源印象
221 与狼共舞的墨西哥
230 生死与幸福
238 说不尽的钱
242 财富与幸福感
250 “官本位”与人的异化
257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261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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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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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民办小学
1973年春，我揣着5角钱的学费，背着母亲自制的布书包，“正式”上学堂了。为什么说是“正式”呢？这是因为，1972年春，我已年满6周岁，在年长我近70岁的小脚奶奶陪同下，曾经试着上过几天学。不过，那时的我性格内向，胆小怕生，从不敢独自待在陌生的环境中。奶奶大字不识一个，耳朵也比较背，耐心地陪着我上了两天学。一天课后，她起身要走，我也随即跑出了教室，不理会身后的老师苦口婆心的挽留，远远地跟在奶奶后面溜回了家。父母见状，一时哭笑不得，也有些无可奈何。当时，知识分子还是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读书在农民们看来根本不知有什么用处，所以，父母也就顺水推舟，“大方”地应允，“那就再玩一年吧！”于是，我立马扔下书包，去找那些比我更小的伙伴们，稀里糊涂地又玩了一年泥巴。
在当时积贫积弱、百废待举的中国，农村教育着实“欠账”太多，远未走上正轨。与绝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当年我们就读的小学都是“土法上马”、不太正规的“民办小学”。当时我家居住地名唤常德县黄土店公社回龙桥大队，小学名叫“回龙小学”。毛泽东主席统帅的那个革命英雄主义年代，推崇“人多力量大”，狠批马寅初教授的人口论，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孩子多得不得了。别的地方我不知详情，仅仅我们第四生产队的情况就可见一斑：全队一共17户人家，一般的家庭生四五个，居然有两家生育了“八妹”“九弟”。每个大队都设有“民办小学”，有些甚至还有初中部，其盛况应该是空前的，估计也是绝后的。每逢上学的日子，简陋得连围墙也没有的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拥挤不堪，嘈杂极了。当然，“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学生娃多了，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校园里也总是一片欢声笑语，即便是愁肠百结的人，待久了可能也会受到感染。
“民办小学”最为稀缺的，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合格教师。由于当时取消了中考、高考，中高等教育陷入混乱与停滞状态，加之原有的一些教师被“打倒”，受过专业训练的“科班”教师实在太少了。在广袤而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教师的需求量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只能靠“因地制宜”“土法上马”来解决。我们的小学教师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民办教师”，不少还是“民办”的“代课教师”。教师的来源十分复杂，主要是一些上过初中或高中、多少有点儿文化或者与大队干部有点儿关系的农民。教师上岗无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也不必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只要大队领导首肯了，一声令下，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传道授业解惑”。因为缺乏必要的“规矩”，“民办教师”换得太勤，教师上任像走马灯似的，有时刚刚熟悉了一位，转眼又换成了另一位。至今，我怎么也算不清曾经受过多少老师的谆谆教导，貌似好些亲戚、乡邻都正儿八经地教过我。
我生性胆小怕事，更怕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老师。但老师常年换来换去，我越来越不适应了：昨天还在生产队“修理地球”的“泥腿子”，一眨眼之间，穿戴得干干净净，拿着课本一本正经地给我们现炒现卖了。我禁不住有些恍惚，面对这些老师，是应该“怕”好，还是“不怕”好？至于这些“代课老师”或“民办教师”真懂假懂，教学质量如何，反正学生们都糊涂着呢，根本无从判断。当然，在当时批判“白专”道路的形势下，完全没有教学质量的要求，也无须作什么评判，无须对师生进行考核。—今天，若见某个孩子的数学、英语等成绩一塌糊涂，常常会听到朋友们调侃：“是体育老师教的吧！”而当年的我们呢，千真万确是“农民工”教的，而且还是未经培训的“农民工”教的！
“民办小学”中最具“民办”特色的，当属司空见惯的简陋校舍，以及各式各样“流动的教室”。因为极度的贫穷，加之教育不受重视，农村小学的校舍是普遍的老大难问题。我们大队破旧的校舍一直不够用，除了经常办复式班（两个甚至多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里，轮流听老师讲课），还曾常年到农民简陋的家里“打游击”。我家距离学校只有区区几百米，在盖新房子以前，有一间与邻居共有的厅堂。厅堂前后都没有装板壁，角落里也只放了少量杂物，空空荡荡的。平时，特别是雨雪天，这里便是我和邻居家孩子玩耍的好地方。将杂物挪走，厅堂变得更加敞亮，学校便经常借来做教室。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我无所事事，只能待在自己家里玩儿。而厅堂借给学校做了教室，教学需要肃静的环境，所以我的活动空间和玩耍项目便大受限制，至少，不能任由我发脾气、大吵大闹了。我有些憋屈，又无处讲理。有时实在百无聊赖了，便静静地躲在某个角落里，似懂非懂地听老师讲课，听哥哥姐姐们读书，瞧哥哥姐姐们玩耍打闹。虽然说起来我也算是在读书声中成长的，但是，这种过早接受规矩教育的经历，或许也助长了我的内向与胆怯，特别是养成了“怕老师”“躲老师”的毛病。
我入学时，校舍是大队部的一所老旧的木结构房子。凑合着用了两年后，这栋唯一的校舍更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大队干部不敢冒险再拖下去，决定异地重建小学校。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一个大队的财力十分有限，盖所新校舍是一个大工程，可不容易了。而且，审批、立项、筹款、选址、烧砖、烧瓦、打地基、搬建材、建房、粗装修、搬家都需要时间。那时以“抓革命”为主业，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因而建校的时间不会短。但是，学生不能长时间放羊，需要找个地方做课堂。这时，我家已经新盖了房子—由于邻居家翻盖新房，拆除了公共的厅堂，我家的房子便没有完整模样了，于是不得不咬紧牙关、节衣缩食盖了新房。因为家里人多，新房子不算小，而且还有一间被我母亲收拾得比较整洁的堂屋。于是，在等待新校舍建成的漫长日子里，我们班三十多人就挤进了我的家，堂屋就成了我们班的课堂。我的爷爷奶奶早早为自己预备了“千年屋”（棺材），爷爷走后，奶奶的那口体积硕大的黑漆寿材赫然占据着堂屋一角。每天，老师就若无其事地站在棺材旁传道授业，孩子们则面向棺材正襟危坐，以一种“向死而生”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自己家里上学，那可真是一种悠然、得意、奇妙的感觉。我有时想，老师算不算我请的家教？同学们算不算我的陪读？每一天，我都算是第一个到校，而且家即是校，校即是家。上学路上，风吹日晒、雨淋路滑、毒蛇野兽偷袭之类的问题，对我而言就可以不用顾忌了。清晨，我大可睡到同学们叽叽喳喳来上学，甚至听见上课铃响才悄悄溜进“教室”。一般都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才踱进厨房，不慌不忙地吃早餐—农村的早饭时间本来就晚，以往的日子我怕迟到，常常因为早饭开得晚而急得抹眼泪，跟家里人发脾气。有时放学了，还可以淘气地巡视一遍“教室”，“检查”一下老师留在讲台里的作业本，或者“浏览”一下同学们的精彩作文。特别是，因为我是“小主人”，老师和同学们似乎对我都多了份客气，我也乐得给大家提供点儿小帮助，例如为同学弄点儿水喝，雨天借个蓑衣、斗笠（农村的雨具）什么的，于是乎，内向的我感觉朋友越来越多了。至于学习任务，少得不值一提，这么多伙伴就像是来陪我玩儿似的，令我感觉像是置身“新式私塾”的时代。慢慢地，我有些盼着上学了，每逢星期天，呆望着空旷的堂屋、几排简陋的课桌，还感觉心里缺少了一点儿什么。想想班级搬到家里后自己心态的微妙变化，以及自己学习态度上的改变，我不由得感叹，人真是“环境的产物”。
天生我才谁来用？
1990年，硕士研究生期满，我终于要结束读书生涯、走上社会了。可面临毕业的时候，受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国际形势的影响，找工作那可真叫难。原本向大学生、研究生敞开的大门不少都关上了，有些即使留了一道缝儿，但有形和无形的门槛往往也很高。可出身寒门的我没有退路。我已经上了17年半的学，不能再靠年近六旬的老父亲务农养活了。我需要工作，需要挣钱，需要生活独立。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毕业前找到工作，无论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我知道绝不能等待，绝不能坐以待毙。虽然我的学业比较优秀，发表的成果相对较多，但是，学校推荐、留校之类的机会，对于我来说是渺茫的。我对这类事情迟钝，似乎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想过。谁叫我出身寒门、缺乏“关系”呢？谁叫我不善交际、没有进入“领导的法眼”呢？我必须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到更广阔的天地“自己拯救自己”。
我表现出了湖南农村孩子天生的倔强，抖擞精神，疯了一样满大街到处乱窜。北京寒风凛冽的冬天，动辄摄氏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不少同学都躲在温暖的被窝里，通过“卧谈会”调侃时事的艰难，抱怨命运的不公。我则打起十二分精神，骑着一辆借来的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一家家单位投送简历，鼓起勇气厚着脸皮敲门，满脸虔诚地卖力推销自己，竭尽全力争取每一次面试、试讲的机会。因为“南方人不怕冷”，也因为贫穷而缺少冬装，我平时穿着比较单薄，骑行在瑟瑟寒风中，用不了多久，感觉骨头都冻得冰凉了。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似乎还能忆起当时那种寒风扑面、全身冰凉刺骨的感觉
和今天社会的高度信息化不同，当时在求职过程中，既没有什么招聘会，也没有媒体提供招聘信息，学校、系里更没有人提供就业指导，因而一切只能靠自己，靠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在这种前路迷茫、极度困难的时刻，我骨子里那种湖南人“霸得蛮”的精神张扬了出来，全北京，甚至全国到处打听，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瞎闯、硬闯。后来统计了一下，在短短三四个月时间里，我前前后后“亲自光临”过的单位，大约有80多家。这还不算托人打听过的，或者请人推荐过的。不少从前闻所未闻的中高等学校，都被我“发现”并在京城里找到了。地域方面，除了北京，我还“不惜血本”去了广东、湖南。要知道，那个时候是公认的“精英教育”啊，大学生、研究生算是“天之骄子”啊！特别是研究生，在欠发达的中国还是一种比较稀缺的“动物”，本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可是，时运不济，命运弄人，有什么办法呢？又与谁去讲道理呢？你总不能捡块石头去打天吧？
苍天不负苦心人。几个月不间断地折腾下来，终于有北京、湖南的四家单位同意接受我：一所工科大学，一所专科学校，还有两所省（部）党校。毫不夸张地说，类似这样的学校，至少因为专业不是太对口，上一年级的师兄师姐们根本都不会考虑的。但时过境迁，好光景早已不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而且，只有我自己知道，就是“拿下”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单位，过程都颇为坎坷、心酸，几乎都藏着各种曲折的故事。最为常见的，是与一些素昧平生的同学以及其身后的支持者进行残忍的“淘汰赛”。我虽然是当事人，但属于“被选择”的对象，根本说不清其间隐秘的原委，因而这里公平起见，就不多费笔墨进行描述了。
我犹豫再三，挑选了京郊那所还算“正规”的工科大学，成了社科部的一名公共政治课教师。这个职位虽然得来不易，并令我无意中卷入了几派旷日持久的纷争，但与我的择业兴趣和人生理想相差太远了。当然，相比与我同届一起奋斗的同学们，我的结局并不算悲惨的，甚至还可以说马马虎虎。那一年，凡是没有找到单位的研究生都被“发配”原籍了，据说有的去了乡村中小学教书，有的成了乡镇基层干事，有的成了中小企业职员，有的甚至喂猪去了不用说，更有一些长期失业，浪迹江湖，最后不知所终。我总算没有让家人彻底失望，在乡亲们只是从书本上、电影电视里见过的北京，顽强地扎下根来。在北京待得久了，我慢慢地恍惚觉得，自己已经是“北京人”了，甚至一度成了国安足球队的球迷。只是我一张口，亮出“刺耳”的“常德普通话”，“纯种”北京人就会敏感地投来异样的目光，国营商店的售货员经常懒得搭理我，嫌我耽误了她们扎堆儿聊天。我挤进京城前可从来没有想过，口音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成为售货员、售票员等歧视，乃至咒骂我的理由
下篇 人生与幸福
影响人生的几本书
我应该也可以算是一位读书人吧？套用某种“吹牛体”自我吹嘘一下：迄今为止，读过的书不可胜数，有博士文凭和教授职称，长期以读书和写作为业，甚至自己“码”出来的文字，如果不论质量的话，几乎已经奔“等身”而去了盘点自己几十年有时局促、有时奢侈的阅读史，我常常不禁感慨万端，有失误，也有欣喜。细细咀嚼、品味，自然也会想起一些自己喜欢并影响了人生的书。
屈指算来，世界上的书籍真是太多了，多到你根本数不过来，多到任何一座建筑都装不下。如果兼顾不同视角、不同领域的话，其中的好书甚至也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数不胜数的好书中，其实还可以筛选出更好的，甚至是必读的“经典”。在今天的我看来，如下几本中国人写的书，读它如饮甘露，又如醍醐灌顶，令自己的人生着实受益匪浅。当然，为什么仅仅提出这七本，或者说，只提及中国人写的这几本，应该坦诚地说，这没有太多的道理，在相当程度上是个人偏爱甚至当下心理活动的结果。如果不嫌麻烦的话，这个数字本来可以是十七本，乃至七十多本
孔子的《论语》。孔子弟子记载孔子言行的这本小册子，虽不成体系，但仍然可谓奠定了中华文化之基础。少不更事时，倾心西学的我鹦鹉学舌，曾经认为它不够系统，不够深刻，对之大不以为然，但后来，当我在中日韩等国转了几圈，特别是视角重新转向中国之后，我蓦然发现，《论语》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东亚文化典籍，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从价值论的角度说，儒家价值观甚至中国和东亚价值观，都是以之为基础和核心的。中国乃至东亚的家庭、社会和国家架构以及治理模式，中国乃至东亚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建筑在《论语》的“孝”“忠”观念和“仁义礼智信”等价值取向之上。《论语》的影响是深沉而又宽广的，有心人可以在东亚社会中发现它的无所不在，在东亚人身上发现它的如影随形；《论语》的影响又是超时空的，这种影响特别执着，也很有趣，后来“《论语》加算盘”的“儒家资本主义”，就颇令人玩味。
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是一部大气磅礴、充满玄机和智慧的旷世奇书。全文虽然仅仅五千言，然则包罗万象，博大精深，深奥难解，令无数思想者为之沉醉，为之痴迷，流连忘返。《道德经》阐述了道家对宇宙本原和基本存在方式，事物的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及社会观、人生观的基本思想，奠定了中国乃至东亚哲学的基础。它的核心概念是形而上的“道”，核心思想是“道法自然”，要求人们顺应自然，柔弱处世，“清静”“无为”，通过“无为”而实现“无不为”。每位认真研读过《道德经》的人，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学识，虽可能得出自己不尽相同的诠释，但几乎无一例外，都能有所收获，有所感悟，受到深刻的启迪。
孙武的《孙子兵法》。春秋末年齐国人孙武（字长卿）所著的这部兵书，包括兵势、军形、行军、九变、谋攻、军争、虚实、作战、始计、用间、火攻、九地、地形十三篇。它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宫本武藏的《五轮书》并称为世界三大兵书。《孙子兵法》当然首先是一部兵法，但又绝不仅仅是一部兵法。在书中，孙子揭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这些规律不仅受到军事学家的推崇，而且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艺术以及社会人生等方面，令人受到深刻的启迪。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残酷、弱肉强食的社会，人们每一天都生活在无形战争的炮火中，想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既需要充满智慧的策略，也需要精明对路的战术，而这一切都可以在《孙子兵法》中发现，因而有人将《孙子兵法》奉为商战乃至人生博弈中的“圣经”。
王守仁的《传习录》。王守仁是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因筑室会稽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阐释了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重要观点。倾心推崇此书，并不仅仅因为我在韩国成均馆大学讲授过半年的阳明心学，而是因为它思想独特乃至“改变了儒学”。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反对朱熹向外穷理的格物致知说，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需向内（心）用功即可；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粹的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王阳明的传奇一生，《传习录》的要旨，都鄙视坐而论道的“腐儒”，反对知行不一的“伪君子”，对已然保守、僵化的儒家学说、“儒者做人模式”不啻是一场“革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也正因如此，《传习录》在中国或东亚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东亚、特别是日本社会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一部断代体古典小说，讲述了从东汉末年到晋朝统一期间发生的蜀、魏、吴三国纷争的故事。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世，当然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期待秩序、却缺乏规则的时代，舞台是那样的辽阔，故事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感觉是那样的荡气回肠。《三国演义》最成功的，还在于它所刻画的两百多个人物形象。一些英雄豪杰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难以忘怀，甚而影响人生：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义胆忠肝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执着忠厚的刘备、勇谋兼备的赵云、狡诈多疑的曹操、嫉贤妒能的周瑜、恃才狂傲的祢衡，等等。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有谁不被诸葛亮超人的智慧所吸引？有谁不为周瑜的心胸狭隘而惋惜？有谁不为刘备的仁义、惜才所感动？有谁不为曹操的多疑、奸诈而气愤？有谁不为关羽的重义气而感到折服？有谁不为黄盖的忠心而内心敬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心仪的偶像，并以之为精神向导，或多或少影响自己的命运。
钱锺书的《围城》。《围城》泄露了爱情与婚姻的秘密—“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内人的想出去”。当然，这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了。但我看《围城》，更多的是“看”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钱锺书作为一代鸿儒，对于自己所在的知识分子阵营，自有其观察的视角，自有其深刻的领悟，自有其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刻画，真的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同时又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例如说，透过方鸿渐的所思所想和曲折多舛的命运，我们不难深刻地体味到穷酸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自傲、卑微与辛苦、无奈与悲凉。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自己，都能够在百无一用的方鸿渐身上，在方鸿渐的经历中，在方鸿渐的命运中，找到自己孤寂、落寞、萧索、不堪的影子。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读《围城》，常常是一读三叹，愁肠百结，郁郁寡欢，即使是被锺书君逗笑了，那往往也是苦涩的笑，无奈的笑，一直笑到你咧着大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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