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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著名企业家 冯仑 及其领导的世界未来联合顶针智库，倾力打造！冯仑本人承诺不遗余力的宣传！
2.新加坡有75%的华人，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也是一党执政的威权国家。但新加坡的社会矛盾烈度远低于中国，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的社会治理成功经验！
3. 移民国家绝非一团散沙，新加坡人也有共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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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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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建立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增强国民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显得至关重要。本稿展示了新加坡通过熔铸共同价值观的方式增强国民凝聚力、助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为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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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路曲，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比较政治学研究》主编，兼任教育部政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作者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新加坡政治的研究，先后出版《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和文化选择》、《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比较政治学解析》、《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其论著先后获得全国第一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西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曾多次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访学和合作研究。2013年出席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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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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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第一章 共同价值观的萌芽
第一节 社会情势的变化
第二节 社会思潮的变迁
第二章 共同价值观的出台
第一节 领袖提倡
第二节 国会批准
第三章 共同价值观的述评
第一节 共同价值观的解读
第二节 共同价值观的评论
第四章 共同价值观的培植
第一节 政府行动：软硬兼施
第二节 政府策略：虚实结合
第五章 共同价值观的践行
第一节 领袖示范：身体力行引领
第二节 国民响应：积极参与践行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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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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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共同价值观的解读
我们宁可拥有纪律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是李光耀所维护的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正如李光耀所说：许多亚洲国家不接受西方过分尊重个人而牺牲社会利益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将导致社会混乱，我们宁可拥有纪律。因此，在处理国家、社会、社区、社团和个人之间利益关系时，意味着应该将国家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特别是个人应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也意味着当国家利益和社会（社区）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社区）利益要让位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在每次经济危机面前，新加坡政府和人民都能够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克服重重困难，使新加坡经济社会走上正常的轨道。
这一条的确立首先是由政治传统所致。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国家利益先于个人利益，是新加坡过去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坚持这一原则，才使国家克服了以往的艰难险阻。例如，20世纪70年代英军从新加坡撤军，1985年出现全国性的经济衰退，前者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23，后者使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近20年后突然出现了负增长，使政府不得不宣布两年内全国雇员不得增长工资。在这两次困难中，新加坡人以国家利益为重，上下同舟共济，尤其是工人表现出了很强的自制力，才使国家安然渡过了这两次危机。在儒家社会中，除了极端贫困和反对外国统治者的原因之外，很少会出现民众与政府激烈对抗的行动。相对来说，新加坡人没有十分贫困的时期，因此，他们也没有与政府对抗的传统，没有激烈的斗争习惯，表现出比其他种族更强的自制力，从而表现出对国家的服从。
文化背景也是选择这一价值观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华人还是马来人，其传统文化中都强调国家和社会的中心地位，面对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价值观的急速转变和对政府传统权威的挑战，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应战。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以随意塑造的，它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长期经受挑战和应战的结果，是根植于社会大众心灵深处的。政府要想对新的价值观做出应战，可资利用的武器也只能是传统的价值观。儒家思想强调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家庭和个人的观念，成为新加坡社会有效的黏合剂，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的关系。从实践上来看，亚洲还没有哪一个社会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文化，像西方那样确立了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判断，新加坡政府才把这条原则拿来并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家庭是力量的源泉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是指家庭是社会的根，要重视家庭的作用，通过维持一个传统而健全的家庭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同时社会是本，比家庭更为重要，两者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家庭和睦幸福，社会才能够团结稳定，而只有社会稳定，家庭的幸福安康才能够真正实现。
在新加坡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婚外恋蔓延、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多以及孤寡老人处境艰难等家庭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甚至影响到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使每个新加坡人树立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家庭理念，促成每个家庭的稳固和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稳定了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新加坡政府指出，近几十年来，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家庭日趋解体，家庭的传统功能日益衰败，离婚率上升，两性关系放纵，单亲家庭增多，子女独居盛行，老人处境悲惨，新加坡正受到这股西风的侵蚀，家庭问题越来越严重，势必要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下一代的成长。因此，有必要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就新加坡的社会现实来看，家庭的解体是一种超常的现象，它应该受到抑制；而家庭的核心化虽然速度略显过快，其势头也应有所抑制，但其主流和发展方向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新加坡人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对它进行何种限制，而是如何对与其有关的社会机制进行调整。在新加坡，人民推崇的夫妻相处之道不仅要以正确的婚姻观为基础，而且要求大家都能为家和做出调整、改变、配合，这样即使夫妻之间出了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其中的秘诀在于他们在婚姻关系中提倡一种委身（Commitment）精神。所谓的委身于彼此，是指个性成熟的男女双方，在婚前承诺将彼此一生托付给对方，对彼此负责。维持委身精神、守住婚约最基本的要素是对婚姻的忠诚和责任心，此外还要在教养孩子方面达成共识，寻找夫妻之间的共同兴趣，举办一些纪念仪式或活动，比如庆祝结婚周年或定期重新宣誓婚约等，这些都体现了夫妻双方对维系夫妻关系和家庭完整所做出的努力。
家庭可以说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人类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在西方社会家庭观念日趋淡化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坚持儒家文化传统，大力宣传家庭的价值，强调家庭的意义，促进家庭的功能，这些做法依然值得借鉴。
亚洲人权观
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是指关注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个人与国家或个人与社会永远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个人的权利经常与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个人与国家、社会的边界，各自应分享多大的权利，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很大的不同。在现代西方社会，个人的权利主要是指人的自由权与政治参与权，而在新加坡，则主要是指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在对这一点进行解释时，新加坡政府指出，在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至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个人的应有权利，因为它体现了人的价值。在新加坡社会中，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是受到尊重的，是不容侵犯的。在自由市场机制下，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在这种情况下，既有通过刻苦勤奋获得财富的成功者，也有一些时运不济的失败者。作为好人政府的新加坡政府，不仅要肯定竞争中的优胜者，也要照顾到被淘汰出局的一群人，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迫切的需要，这样才能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那么，要以何种方式对他们进行帮助呢？新加坡政府认为，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以保障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基本的生活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解决发展的需要，例如就业培训，用现代技术装备他们，使他们能够自立，重新投入到竞争中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其原则就是社会要向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保证比较公平的分配。
关于现代社会中个人应该享有哪些基本权利的问题，东西方近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李光耀是较早提倡亚洲人权观而且影响较大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在当今180多个国家中，推行英美式以个人自由、自主、放任发展为主轴的法治国家实在屈指可数，不过20多个国家，如欧洲部分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其余大多数国家仍挣扎在脱贫、创业、治安、教育和免于饥饿的基本任务之上。对于这些国家的百姓而言，如何获取生存权、劳动权，比什么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更重要。因此硬把西方的人权和自由价值观套在东方人的身上，是两三百年来西方政治宰割、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延长。?李光耀还说，或许，西方必须自我承认，居住在其他大陆的人民和具有牢固文化传统的其他文化群体，即使没有欧美人认为必须具备的民主结构，也可活得非常快乐。
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涉及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东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差异是社会发展水平所致，还是文化差异所致，抑或兼而有之？如果是发展水平所致，那么发展水平与自由人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是文化差异所致，那么是否亚洲人永远都不会享有西方式的人权？有趣的是，李光耀并不曾把话讲得绝对，他在一些场合也谈到，将来亚洲的人权也会发展到西方的水平，只不过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如果解决了生存和发展问题，自由会随之而来；如果经济发展了，民主迟早也会来到。实际上，东西方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不是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对人权和民主的认识的不同，而是在亚洲现有的发展水平上，人民到底应该享有多大人权的问题。新加坡人不可谓没有民主，也不可谓没有自由，实际上近十几年来，它在这方面仍然有明显的发展。
团结就是力量
协商共识，避免冲突是指在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时，应该通过广泛讨论来达成共识，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是各讲各的理，各行其是，尤其是不能采取对抗的形式激化矛盾。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团结是新加坡的珍贵资产，要十分珍惜；而要团结，首先必须具有忍让精神，如果缺乏忍让与求同存异的精神，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危及国家的稳定。这条共同价值观强调的是政府在处理问题时不要唯我独尊，而要以和为贵，特别是在处理涉及全社会重大利益的问题时，政府要尽量容纳不同种族、宗教和阶层的意见，并尽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当分歧不可避免时，有关方面要互谅互让，通过协商对话消弭分歧，把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社会才能团结一致，国家才能和谐统一，经济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1996年8月，吴作栋在发表国庆献词时指出：进入21世纪，我们面对一个比经济发展更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要使全民达成共识，决定我们要一个怎样的新加坡，然后共同努力达到目标。他强调，政府的使命不能只是为人民制造舒适的生活条件，以及让创业者得到致富的机会，还必须不断培养、加强和重申新加坡人以一个种族为整体的意识，对国家做出承诺。新加坡不是供人寄宿的旅馆，也不只是让人们赚钱的地方，新加坡是我们的家园。他说：假设新加坡人的心目中，只知道各种房地产的价格，却不知道共同家园的价值，每个人就会各走各的路，新加坡大家庭将四分五裂。他强调，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完整的国家，需要有团结合作的国民，假使我们不团结，其他一切都会失去。成语说国破家亡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当年，新加坡从来没想过能离开马来西亚而独立，因此，如何成功地保持一个国家的特征，一直是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他指出，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在语言、文化、历史、价值观等方面，条件仍不是很足够。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完成比发展经济和创造美好生活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养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建立国家的特质。
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是处理种族和宗教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新加坡，种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一般来说，不同的种族都信仰不同的宗教。在新加坡，宗教问题主要是尊重少数种族的宗教信仰问题，尤其是尊重马来族的伊斯兰教信仰的问题。因此，政府曾经出巨资修建富丽堂皇的伊斯兰教堂。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基督教会和佛教会也加入了进来。在八九十年代，宗教介入政治生活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政府一方面划定严格的界限，不允许宗教干预政治，另一方面提倡宗教宽容，不仅要求各教之间和谐相处，而且要求它们不要与政府争夺权利。
种族和宗教和谐被认为是新加坡的基本财富，因为政府认为种族和宗教问题就像一块布，撕破容易缝合难，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不仅社会稳定难以为继，就是国家统一也无法维持，后果不堪设想。所幸的是，由于新加坡政府多年来苦心经营，新加坡的种族和宗教问题得到较为成功的解决，1969年以来再也没有发生过种族冲突和社会动乱，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称道。这一方面说明新加坡政府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加坡这块社会织布已有较大的滚合力。新加坡领导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非常自豪地承认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也指出，新加坡非常注重从具体政策措施入手，把种族、宗教的平等与和谐渗入到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中。正因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从政府到普通百姓，对种族和宗教和谐都倍加珍惜。
新加坡的宪法、内部安全法令、煽动法令、诽谤法令等对各种族权益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与宗教和谐的问题都做出了明文规定，以确保不发生宗教冲突。此外，新加坡政府还成立了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以确保政府的任何法令不对少数种族不利。为了预防激进的宗教界领袖和信徒忽视新加坡维护多元宗教社会的现实，1989年，政府发表了一份《维护宗教和谐白皮书》，确保各宗教不得互相斗争，不得涉及宗教以外的世俗事物。
新加坡政府认为，解决种族矛盾的根本关键在于消除种族间的经济差距，特别是消除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为此，新加坡政府对马来人实施优惠的经济政策，提供他们上学、就业的机会，让他们尽快富裕起来。为了各种族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新加坡政府还消除语言障碍。政府规定：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除拥有自己的种族语言外，还要以英语作为各种族共同语言，推行两种语言政策，而且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均为官方语言，英语则为行政用语。这种语言政策对于维护各种族的团结和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混合学校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过去的新加坡学校是按种族建设的，华人有华人的学校，马来人有马来人的学校，印度人有印度人的学校，学校教的也是各种族的语言。这样一来，种族之间的交往就很少。后来，政府出台政策，把所有的学校进行调整，按区域划分，各种族学生到同一学校就读，统一以英语教育教学为主，同时也进行本种族语言教育。这样，就促进了种族之间的融合。
新加坡的移民特质使得包括马来人在内的各种族在很长一个时期中都难以建立起对新加坡国家的广泛认同。正如李光耀所言，我们有的是广府人、福建人、客家人、马来人、印尼
人，大家混乱地生活在一起，唯一的共同点是受英国统治了140年。我们突然独立，但是不是一个种族。?而且在移民背景下，人民与土地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很难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缺少浓厚的爱国主义感情。
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对各族实施隔离管辖，造成了马来人和以华人为代表的外来种族在经济地位和职业上的明显差别；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大肆挑拨种族关系，其优待马来人的政策为日后马华两族在政治上的冲突埋下了更大的隐患。1950年、1964年、1969年的种族骚乱表明，除非各种族与宗教和谐相处，否则无论是占人口多数的华族还是任何少数种族，都无法取得繁荣和进步。
尤其是1964年的马华种族冲突，这不只是二者仇恨情绪的偶然爆发，也是在新加坡两大种族矛盾长期积累的情况下和外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发生的，成为一年后新加坡被迫独立的直接因素，并对独立后新加坡的马华种族和谐和马来人种族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独立之初的新加坡国内满目疮痍，国外强敌环伺，形势错综复杂。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多元文化在促进新加坡繁荣的同时，也给这个历史短暂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各种族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各异，思维方式迥异，价值观更是五花八门，多种族构成的国家具有政治上的统一性与种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政治统一与种族及文化的多元每每构成种族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基本矛盾。
然而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们领导人民摒弃他们本身的种族、语言和宗教成见，朝着一个更容忍、更合理和更有结合力的社会迈进?，始终坚持种族和谐这个核心价值理念不动摇。在这种和谐价值理念的指引下，新加坡政府认真地进行实践，因而它没有像东南亚其他多种族多宗教国家那样出现种族和宗教冲突，而是各种族、各宗教、各阶层之间和平共处、相互宽容、共同兴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采取了刻意淡化华人意识、在各方面优待马来人的种族政策，以此来抚慰作为少数种族的马来人，让他们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从而尽可能避免因种族问题而影响国内的稳定局面，也通过这一政策来缓和与周边的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关系，避免它们对新加坡采取敌视态度。
到了80年代，又对以前的政策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在方针指向上又偏向华人，回归华人本位，这体现为政府开始用华人的传统思想儒家哲学伦理作为官方主流思想，对包括马来人在内的各个种族进行思想上的灌输。不过当然，为了稳妥起见，政府还是在一些领域对马来人继续实行优待。90年代不再像80年代那么大张旗鼓地宣扬儒家伦理了，政府在隐蔽的语境下推出共同价值观，强调马来人和其他种族的共同参与感，潜移默化地改造着马来人，使他们能够在精神上真正与新加坡融为一 体。
2001年发生于美国的9?11事件也对新加坡的种族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加坡政府逮捕伊斯兰祈祷团成员的行动引发了国内马来人的不安，但政府积极应对，出台一系列专门针对马来人的政策，再次稳住了局势，成功化解了这次自新加坡独立以来国家稳定和种族团结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多种族的国家重现和睦景象。
新加坡享有数十年的和平与和谐，并非偶然，而是宗教领袖凭着强烈的献身精神与决心努力维护的结果。一个国家的成功靠的不是经济实力，而是人民的品德和价值观。我国社会价值观与各宗教倡导的美德有许多共通之处，在政府积极推广这些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宗教团体也需肩负重任，协助人们内化这些价值观，塑造社会品德。
新加坡的宗教非常复杂多元，但举国上下有共识，加上宪法的明文规定，学校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教育，新加坡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全国教会理事会、族群互信圈、新加坡宗教联谊会等组织的共同努力，各宗教团体互相宽容尊重、和谐共处，已成为世界上闻名遐迩的典范。更令世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新加坡清真寺挨着华人寺庙而建，兴都教和基督教堂比邻而立，近年来更有华人宗教与兴都教共用一个庙宇的情况，这不可说不是奇迹。
新加坡伊斯兰教理事会理事长阿拉米?慕沙（Mohammad Alami Musa）透露，调查显示73％的穆斯林支持和赞成和谐中心模式，积极参与跨宗教活动。我国有十大宗教，还有许多其他小教派，所有宗教领袖随时准备聚在一起，通过对话解决任何问题，哪怕是很敏感的课题。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们必须好好维持这个宗教和谐的绿洲。
新加坡全国教会理事会会长纪木和会督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了解彼此很重要。建立桥梁这个平台可以让不同宗教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认识彼此的信仰和传统。新加坡人文协会会长关文玮没有宗教信仰，他受访时说：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17.1％的新加坡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参加跨宗教活动，因为我们秉持的价值观与宗教团体倡导的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也支持建立桥梁研讨 会。
政府将积极推广这些共同价值观，尤其是通过学校的品德教育课，但宗教领袖和团体也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特别是协助人们内化这些价值观，从而塑造我国社会的道德品格。
长期以来，政府在处理种族和宗教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易于操作的方法和原则。通过让马来人免费上学来提高马来人的文化水平，以使他们与华人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在选拔官员时保证马来人和印度人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实行多种族杂居政策，鼓励人们交异族朋友等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种族关系的和谐。然而，新加坡的种族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发达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之间可以公开地进行批评和表扬，就像对待本种族的人一样，没有多少顾忌。由于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因此，这种批评和表扬是正常甚至必要的。但是在新加坡，政府是不允许不同种族之间进行公开批评的，包括个人行为也被禁止，唯恐会激化种族矛盾。这样做在过去50年来确实稳定了种族关系，不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个种族都不应拒绝来自异族的善意批评，而应该做到宽宏大量、兼容并蓄，这样才能发展自己。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指出，种族与宗教和谐是新加坡得以稳定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鉴于历史的教训和经验，以及现今仍然存在着的各种族在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政府把这一条作为各族人民的生活准则提出来，这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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