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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实用主义哲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書城自編碼: 295880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理查德·罗蒂
國際書號(ISBN): 9787532773510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59页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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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罗蒂生前亲自挑选的代表性作品。
※大多数论文是*次在国内出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內容簡介:
本书由美国当代著名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所发表过的论文集结而成,内容涵盖了作者对实用主义的源起和发展历程、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实用主义与神学以及实用主义与存在哲学和真理理论的关系等的详尽考察。全书不但全面展现了罗蒂自身哲学立场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了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观与美国经典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彰显了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传统之生生不息,同时也贯穿了作者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一贯关切。
關於作者: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罗蒂在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罗蒂的主要著作在国内出版的有:《哲学和自然之镜》《真理与进步》《偶然、反讽与团结》《筑就我们的国家》等。
目錄
1实用主义
1.1经典实用主义
1.2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实用主义
1.3作为反表象主义的实用主义
1.4实用主义和人类的自身形象
2实用主义和浪漫主义
3克服传统:海德格尔和杜威
3.1海德格尔与传统
3.2从海德格尔到杜威
3.3杜威与海德格尔
3.4小结
4杜威的形而上学
4.1杜威思想的种种当代诠释
4.2杜威的经验哲学
4.3小结
5团结,还是客观性?
5.1团结或者客观性
5.2普特南与相对主义
5.3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
6热爱真理值得吗?
6.1实用主义与智慧的发展历程
6.2真理值得热爱吗?
7普遍性和真理
7.1真理是否和民主政治相关?
7.2哈贝马斯论交往理性
7.3真理与辩护
7.4普遍有效性和超越语境性
7.5没有会聚的文本独立性
7.6实用主义者必定是相对主义者吗?
7.7理性被诸普遍主义预设统一了吗?
7.8交往,还是教育?
7.9我们需要一种理性理论吗?
8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语言的具体化
8.1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8.2维特根斯坦与戴维森
8.3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
8.4小结
9反教权主义和无神论
9.1导言
9.2瓦蒂莫的宗教和哲学观点
9.3瓦蒂莫与我的分歧
10普特南、实用主义和巴门尼德
10.1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
10.2普特南和超越之物
10.3知觉
10.4语言学唯心主义
11作为硬件的大脑,作为软件的文化
11.1乔姆斯基与戴维森
11.2福多一布兰顿
11.3确定的存在者
11.4德孔布论心灵的定位
11.5作为硬件的大脑,作为软件的文化
11.6语义学整体论、历史主义和语言学唯心主义
11.7小结
12杜威:在黑格尔和达尔文之间
12.1杜威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与唯心主义
12.2黑格尔、达尔文与实用主义
12.3杜威:在黑格尔与达尔文之间
附录1访谈:说服是件好事情
附录2访谈:最好可能是更好的敌人
內容試閱
毫无疑问,罗蒂是今日美国最重要的、其观点也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卡维尔甚至称罗蒂为自詹姆斯和杜威以来最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泰勒虽然不同意罗蒂的看法,但也指出,罗蒂总是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出人意料的视角来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这可能是人们对他的哲学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可能如卡维尔所指出的﹕罗蒂从学院哲学走向了世界哲学(基于康德对这两种哲学的区分)。我们知道,当罗蒂离开了作为学院哲学之象征的普林斯顿哲学系而出任弗吉尼亚大学凯南人文讲座教授以后,他主要是在文学系和法学院上课,在他从弗吉尼亚大学提前退休以后,更是去了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系任教。可是他所讲的实际上还是正宗的哲学问题。这使得真正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仍然不能不读他的著作,而从事政治和法律哲学、文学和文化问题研究的人也对他的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下面,我将对罗蒂的主要著作、他与一些当代哲学家的主要争论以及他的主要哲学立场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主要著作
除了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与怀特海哲学特别是其潜能概念有关)和1951年的一篇文章外,罗蒂主要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作品。这些文章,除了怀特海以外,还涉及杜威、罗伊斯、奥斯丁和塞拉斯等,涉及身心问题、物事问题、语言问题和他自始至终都关心的元哲学问题。在他所编辑的《语言学转向﹕近来哲学方法论论文集》(1967)的导言中,罗蒂概括了其当时的元哲学思想﹕我们只有通过改良语言(理想语言哲学学派),或者通过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日常语言哲学学派),才能解决或者消解所有哲学问题。在随后的一些论文中,罗蒂在心灵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方面,都以其独到的见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毫无疑问,真正使罗蒂一举成名的乃是他那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一书。支配着近现代哲学关于心灵和认识的讨论的,乃是表象这个概念。心灵就好像是一面映照实在的镜子,认识就是对实在的映照,而哲学的功能就是检查、修理和摩擦这面镜子,使其对实在的映照尽可能精确。罗蒂则想拋弃这样的镜子说。在他看来,哲学的功能不是认识,而是教化(edifying)。就是说,哲学的功能乃是不断去寻找更新、更好、更有趣和更有成效的说话方式,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和与我们不同的人,即生活于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领域的人进行对话。而这种教化的结果就是使我们不断地重新创造我们自己,使我们变得更好、更有趣和更有效的人。
不过罗蒂自己不无讥讽地承认,虽然《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在非哲学家那里获得的成功使他具有了他先前缺乏的自信,该书并没有涉及他在童年时就产生的问题﹕托洛茨基与野兰花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关怀与个人爱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偶然、反讽与团结》(1988)一书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之前,罗蒂一直试图找到一种统一的观点来整合这两个方面,无论是通过柏拉图还是通过黑格尔。而现在他则认为,想寻找这样一种统一的观点乃是自欺欺人。事实上根本没有必要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相反,真正恰当的态度是将这两者看作公与私两个不同的东西区分开来。我在下面介绍罗蒂的主要哲学立场时,还将进一步讨论他这方面的观点。
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将罗蒂引回其童年时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之关怀的,乃是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筑就我们的国家》(1998)。该书的基础是罗蒂在哈佛大学所作的马西系列讲座。该书的一个核心主题乃是作为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之间的合作。正是这样的合作才使得左派曾经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现在,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合作,左派变得完全软弱无力,以致像克林顿这样的自由主义总统也不得不向保守主义屈服。因此,在罗蒂看来,现在是重新实现这种合作的时候了。左派知识分子不能口头上头头是道,而要行动的时候只愿做看戏人,不想当演戏人。他所设想的、由左派力量强化了的美国将是一个世俗的共和国(尽管其外公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改革者),其所追求的乃是社会公正、经济平等、消除所有人为的等级划分。
除了这几本书以外,罗蒂还写了约300篇论文。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被收入其6部论文集中。《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是最早的一部,主要收集的是其在70年代写的论文。就在该书出版的时候,罗蒂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他已经不完全同意收集于该书中的所有观点。不过他认为所有这些文章所表达的一个主要论点仍然是他所赞成的。这个主要论点就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根据这样一种观点,真理并不是我们哲学家可以对之提出一种重要理论的东西;真理不过是所有我们看作是真的句子所具有的某种特性的名字,这种性质就是其能够使我们成功地得到我们所想得到的东西,而避免我们所想避免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卷哲学论文集。其中前两卷收集的是其80年代的论文,第三卷所收集主要是其90年代前半叶的论文,而第四卷所收的乃是其最后10年所发表的一些论文。第一卷的书名是《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1991)。这一卷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其实用主义的反表象主义,认为科学并不是要发现真实和客观的、独立于心灵和语言的实在,而是要获得与世界打交道的行为习惯。在这方面,当代哲学家戴维森对客观性和真理的说明最符合他的实用主义,虽然戴维森不时地表明罗蒂没有搞清他的原意。该书最后的几篇文章则将这样一种反表象主义的观点运用到其关于民主政治的讨论中。第二卷的书名是《论海德格尔及其他》(1991)。该书所收集的论文的主题与第一卷类似,不过与第一卷中的论文侧重分析哲学家不同,这一卷主要涉及的是欧洲大陆哲学家。其中一开始的4篇关于海德格尔的文章是其原来计划而后来放弃的关于海德格尔专著的一部分;紧接着的4篇则讨论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理论;最后的一部分看起来比较杂,涉及弗洛伊德、福柯、哈贝马斯和其他一些人,但其核心,同第一卷的最后几篇文章一样,也涉及其社会政治思想。较晚出的第三卷论文集的书名是《真理与进步》(1998)。该书所收集的主要文章都是其与当代哲学家的争论文章,包括哈贝马斯、普特南、德里达、泰勒、戴维森、塞尔、丹尼特、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等。我们在后文将择要讨论其中的几个重要争论。虽然该书涉及的面比较广,但其核心主题仍然是,人类研究的目标不是发现真理,而是解决问题。第四卷的书名是《作为文化政治的哲学》(2007)。在收入这一卷的论文中,罗蒂反对将哲学专业化、技术化、学科化。他要求哲学家在讨论专门的哲学问题时考虑其对于社会、文化变迁的意义﹕我们在哲学争论中采取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哲学立场,对于改造我们的社会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哲学家就是白白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如果有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其对社会进步所发生的不同影响,而决定采取这样一种而不是那样一种哲学立场。
除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这四卷论文集外,企鹅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卷罗蒂的社会政治哲学论文集:《哲学和社会希望》(1999)。由于该书所收的论文基本上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前三卷论文集所收的论文属于同一时期,所以其基本论点大体一致。所不同的是,前三卷论文集中所收的文章的主要对象是哲学教授,而该书中所收集的论文则针对一般读者。罗蒂所谓的希望,就是对一个全球性的、民主的、平等的、无阶级的、无种姓的社会之希望;而所谓的哲学则主要是其主要的英雄人物杜威的哲学,因为杜威的哲学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希望。除此之外,该书还收有介绍其一生经历的自传体文章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本文第一部分的资料大多来自该文。
罗蒂不仅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而且还接受了大量访谈,其中较为重要的12篇收录在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好了自由,真理就会迎刃而解》(2006)。在这些访谈中,罗蒂用非常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说明他不易理解的哲学观点。因此在这5卷本的罗蒂自选集的每一卷中,我们也选择了两篇与该卷主题接近的访谈。
二、主要哲学争论
我们提到,罗蒂的哲学主要是在他与其他哲学家的争论中提出和发展的。在这里,我们只介绍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争论。
与哈贝马斯的争论。罗蒂认为,哈贝马斯的一个最重要贡献就是以其交谈理性替代了以主体为核心的理性,因为这种交谈理性使我们摆脱了实在论的真理观。但哈贝马斯的交谈理性却假定了一种无条件性,一种无限的交谈共同体。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无条件性,这种无限的对话共同体,那么所谓的合理性就只是对于我们、对于某个特定共同体的合理性。而这样一种合理性就会导致相对主义,因为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并不一定对别人合理。罗蒂与哈贝马斯的分歧并不在于他反对哈贝马斯称作无条件性和无限的对话共同体的东西,而在于他认为这些东西并非如哈贝马斯所以为的那样是无条件的、无限的。相反,这只是哈贝马斯(或其所代表的当代西方自由主义者)所想象的无条件性和无限共同体。一个具有很不相同的文化、宗教或意识形态背景的人所想象的无条件性和无限共同体可能与哈贝马斯所想象的很不相同。罗蒂认为他与哈贝马斯的这个分歧非常重要,因为一个真理主张如果为这样的无条件性和无限的对话共同体证明是合理的,那么在哈贝马斯那里,它就变成了一种绝对真理,而在罗蒂那里它仍有可能被发展、被完善,也有可能被修正甚至抛弃。因为这个真理主张只是为我们想象中的无条件性和无限对话共同体所证明,而我们想象中的这种无条件性和无限对话共同体,随着我们与具有很不相同视野的他们的对话,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与普特南的争论。普特南的一个重要哲学立场是他所谓的内在实在论。这样一种内在实在论与外在实在论不同,因为他拒绝关于独立于、外在于我们的实在的概念。在他看来,只有上帝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实在,也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的认识是否与这样的实在符合。在这一点上,罗蒂与普特南完全一致。但是为了避免相对论,普特南强调其内在论是一种实在论,因为他强调对于理想化的理性之可接受性。换言之,一个命题之为真并不只是在于其根据我们的理性是可接受的,还在于根据这种理想化的理性是可接受的。这样一种主张与哈贝马斯的无限对话共同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很显然,罗蒂反对这样一种实在论。在他看来,所有我们可以想象的理想化之理性只是我们所理想化的理性,它不一定与别人所理想化的理性相同。事实上,一方面,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即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理想化的理性;另一方面,即使真的有这样的理性,我们也无法断定我们的任何命题是否可以为这样的理性所接受,或比别的命题更能为这样的理性所接受,这就好像如果我们根据一个无限的数字,就无法断定是3比4大还是4比3大。
与查尔斯泰勒的争论。泰勒常常被看作是社群主义者。但是同其他一些社群主义者(特别是麦金泰尔)不同。他同意由罗尔斯这样的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提倡的一些近代价值,如个性、自由、自主等。所不同的是,他想为这样的近代价值寻找一些本体论的证明。这就是他所谓的自我之源泉﹕上帝、抽象的理性、浪漫主义的自然。在泰勒看来,离开了这样的本体论的源泉,那些近代的价值观念不仅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本身也会变得自相矛盾。罗蒂当然也赞成泰勒所讨论的那些近代价值,但反对泰勒的这样一种本体论证明,特别是把这种本体论证明看作是这些近代价值的基础。罗蒂认为,如果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本体论基础才能接受那些现代价值,那么我们就必须成为基督徒、或者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家、或者浪漫主义者。但如果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具有其现在所具有的多元性,而多元性本身也是一个近代价值。当然,作为个人爱好,罗蒂并不反对人们对近代价值作类似泰勒所作的那种本体论证明。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无神论者等等,各自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体系为近代价值提供证明,而这也就是罗尔斯所谓的交叉共识概念。
与戴维森的争论。罗蒂与戴维森的关系非常奇特。罗蒂一直把戴维森看作是其英雄。在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卷论文集的序言中,罗蒂甚至说,他所做的实际上就是把戴维森的观点解释清楚,在各种可能和实际的反对声中为戴维森的观点辩护,并将其观点拓展到戴维森自己没有涉及的地方。但戴维森却从来没有明确赞成罗蒂对自己观点的解释。在他几次对罗蒂的解释表示了异议以后,罗蒂也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一些主要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真理问题。在戴维森看来,真理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因为它对说明思想、语言和行动主体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罗蒂虽然就真理问题写的东西可能比就任何别的哲学问题写的更多,但他的一个核心论题则是认为我们对真理没有什么好说。真理只是我们用来称赞那些使我们成功地与世界打交道的命题的一个词。因此如果有什么真理理论的话,那就是描述我们与世界打交道之行为的理论。因此当戴维森说,一个句子之所以具有某种用法是因为其具有某种真值条件,而其具有某种真值条件是因为其具有某种用法时,罗蒂就问,除了其用法以外,还有什么真值条件呢?在这方面,罗蒂称自己是个更彻底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
三、主要哲学立场
人们常说罗蒂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事实。罗蒂非常乐于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特别是在与别的哲学家的争论中,并从而修正自己的哲学立场。但他不仅对有些哲学问题始终具有兴趣,而且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也保持着基本的一致。
反符合论的真理观。自从发表其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以来,罗蒂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其哲学主张,但在反对符合论的真理观方面,他的立场却一直坚持下来。符合论的真理观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认为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实在;第二是认为真理乃是认识与这个实在的符合。关于第一点,即本体论的实在论观点,当代哲学中的反实在论认为,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实在。罗蒂反对这样的实在论,但他同样反对那种反实在论,因为两者同样假定,我们可以离开自己去看看在我们之外是否有这样的实在,其差别只是在于其答案相反而已。而在罗蒂看来,独立于我们的实在,至少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如果我们可以对这样的实在作任何断定,那么它就不是独立于我们的实在。关于第二点,即认识论的实在论,在罗蒂看来更加荒唐。即使真的存在着独立于我们的实在,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认识是否与这样一个实在相符合呢?只有将我们与实在同时置于其视野中的上帝才能作这样的比较。因此说我们的认识是真理因为我们的认识与实在相符合,在罗蒂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同义反复﹕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认识是真理,我们怎么能知道其与实在相符合呢?作为这样一种真理观的替代物,罗蒂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地指导我们与世界打交道,我们的认识就是真的。

反相对主义。由于罗蒂不但否认实在作为检验我们的认识的尺度,而且也否认哈贝马斯和普特南用来替代这种实在概念的无限的对话共同体和理想化的合理性,他常常被看作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事实上,在大学的哲学导论教科书中讲到相对主义时,人们也常常把罗蒂看作是其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但罗蒂却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在他看来,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所有不同的观点都同样地真或者同样地假。


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他们三位常常被称为经典实用主义者具有非常不同的哲学关怀。要不是共同反对符合论的真理观和关于知识的复制论的话,他们的学说就没有广泛的重叠了。尽管[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了解并尊重其他两位,他们却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同一种组织化、学科化的哲学运动。皮尔士认为自己是康德的信徒之一,改进了康德的范畴学说和逻辑概念。作为一个实践数学家和实验科学家,相对詹姆斯和杜威而言,他对文化的这些领域更有兴趣。詹姆斯并没有十分认真地对待康德或者黑格尔,相对皮尔士和杜威而言,他对宗教更有兴趣。杜威深受黑格尔影响,是一个激进的反康德主义者。教育和政治而不是科学或宗教是杜威思想的核心。
皮尔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神秘而多产的博学者,他的著作很难构成一个连贯的体系。现今他作为符号理论的一位先驱,并因为在逻辑学和语义学方面与弗雷格的相关著作同时代的、部分平行的著作而广为人知。皮尔士将探究解释成一种实践性的解决问题的活动,这一做法由他对笛卡儿(以及经验主义者)关于直接知识以及在自明的基础上建造知识大厦的计划(不管是理性主义类型的,还是经验主义类型的)的种种批判加以补充了。
皮尔士出于与他那晦涩怪异的司各脱主义实在论(Scotistic realism)共相的实在性被认为就是潜在性或命题相关的一些复杂理由,抗议詹姆斯盗用他的观点。皮尔士比詹姆斯对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更为同情,而且发现詹姆斯版本的实用主义过于简单化,有还原论的倾向。然而,詹姆斯本人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避免所有类型还原论的方式,是宽容的辩护士。尤其是在他著名的文章信仰意志(1896年)中,他试图将科学和宗教都视作有助于实现各种殊异而又不互相冲突的目标的工具,以此来调和两者。
尽管詹姆斯将许多形而上学和神学上的争论至多视作是人类性情之多样性的展现,他还是希望构造一种可以替代他那个时代反宗教的、崇拜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替代物。他颇为赞许地引用了乔瓦尼帕皮尼对实用主义的描述,后者认为[实用主义]就像旅馆里的一条走廊,连着无数的房间。在其中一间,你可能发现一个人在写一卷无神论的书;在下一间,有某个人出于信仰而跪下祷告;在第三间,一个化学家正在考察一个物体的属性他们都拥有走廊,而且所有人都得从走廊穿过。他的看法是,对于实践信念的种种含义的留心,提供了在泾渭分明的各种性情、学院学科和哲学学派之间进行交流的惟一方式。
杜威在其早期曾尝试融合黑格尔和福音派基督教。尽管对基督教的提及在他1900年之后的著作中几近消失,在1903年一篇论爱默生的文章里,他仍然期待一种不受宗教斥责、也明知[自身]与科学和艺术之友情的哲学的发展。在经典实用主义中,反实用主义的张力至少就像其反形而上学的张力那么强,这样一来,詹姆斯和杜威就发现自己同时从左翼受到经验主义者、从右翼受到唯心主义者的攻击既受伯特兰罗素[的攻击],又受布拉德雷[的攻击]。两位批评者都认为实用主义者是含糊而不成熟的思想家。这种批评在该世纪晚些时候由卡尔纳普的追随者们加以重申,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经典实用主义者们缺乏精确性和论证上的严格性。
詹姆斯写过许多有名的论伦理学的文章尤其是道德哲学家和道德生活(1891年),其中他重复着密尔的《功利主义》一书中的思想,说任何欲望和需求都有一种得到满足的显见(prima facie)权利,只有某些竞争性的欲望或需求才提供其不获满足的理由。但詹姆斯和皮尔士都不曾试过对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进行系统的讨论。然而,杜威终其一生在这个领域里进行过广泛的写作从《批判性伦理学理论纲要》到《人性与行为》,以及《评价理论》。
杜威敦促道,我们不要在道德研究和对社会政治机构或教育方面之改革(后一方面是他曾在一些对许多国家的教育实践产生过可观影响的著作中广泛地讨论过的一个论题)的建言之间,作出任何明显的区分。他将个人态度、公共政策和文化移入策略方面的变化看作更为自由、更为民主的共同体以及在这共同体内部发展起来的更优良的人类之渐进的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杜威的所有著作都弥漫着一种典型的19世纪的信念人类历史是一部扩展人类自由的故事,以及一种希望以一种关于哲学家任务的不那么职业化、更加以政治为导向的观念,来代替柏拉图将哲学家视作时间和永恒的观众的那种观念。
在《哲学的改造》中他写道,在与终极现实打交道的伪装下,哲学关注的是嵌入诸社会传统中的那些珍贵价值[哲学]诞生于诸社会目的之间的碰撞中,[诞生]于继承下来的诸多制度与互不相容的当代诸种趋势之间产生的某种冲突中。对于他来说,未来哲学的任务不是为那些传统的问题赢获解答,而是就人们同时代的那些社会和道德冲突来澄清人们的观念。这种关于哲学的看法从黑格尔的[这方面看法]发展而来,与马克思的思想也很相似(见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卡尔马克思词条),[却]使杜威(尤其是在分析哲学兴起之后)与同事们隔离开来,他们认为自己的学科是对一些更狭窄和更精确的问题在实质上贯穿人类历史之始终都不发生改变的那些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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